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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特別強調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權流轉"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任何資產，無論多么龐大，都是可以流轉的，通過股票市場就是主要的流轉方式。因此，將產權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當?shù)?。國有制經濟只適合于計劃經濟，但不適合于市場經濟。如果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辦法讓國有企業(yè)獲得市場經濟所需要的獨立的經營管理權，則又容易產生"內部人控制"現(xiàn)象，因此想以"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辦法在保持企業(yè)產權的國有屬性的情況下，讓企業(yè)適應市場經濟而生存與發(fā)展，也不是很恰當?shù)霓k法。出路只有一條：通過股份制而將所有非公益性的國企產權轉制出去，變成民有民營的企業(yè)。

【關鍵詞】國有企業(yè)，民有民營，股份制，產權改制，產權流轉，公正的平臺，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國民經濟命脈，

一

中國國有企業(yè)的產權制度改革，是目前爭論得最多的問題，特別是郎咸平"炮轟"格林柯爾的顧稚軍及顧稚軍因相關問題被拘之后，更加熱鬧非常。以"產權制度改革"為基本取向的國企"改制"，是中央的決策，并非單純是某些經濟學家的主張所為，因此，所出現(xiàn)的問題并不能完全算在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頭上。中央決定對國企"抓大放小"已經充分說明：除了少數(shù)大型國有企業(yè)外，所有國企全部都要改制，由國有轉為民有，變成民有民營經濟成分。而到現(xiàn)在，中央甚至連大型國企也想進行產權改制了，通過資產上市、股份出讓的方式，銀行、石化、電信等等幾乎所有領域的大型企業(yè)轉制為社會化所有、社會化經營，已經不是什么難事，只要將股權占有量升上滑下則可。比如如果中國銀行上市，而政府又愿意將自己對中國銀行的股分占有量降低到50%或更低的程度，則中國銀行就不再是中國政府屬下的企業(yè)，已經不再是"國有企業(yè)"了；但情況也可以反過來，政府在股市上收購中國銀行股分達到50%以上，則企業(yè)重新回到政府手上而重新變成國有企業(yè)。一個典型的事例是：日本小泉政府提出議案要將被稱之為世界"巨無霸"的"日本郵政公社"股分化，首先由政府持有100%的股分，然后打算在10年間將這些股分全部出售，最終使原屬于日本政府經營的純公益性的"日本郵政公社"完全民有民營化。這個事例無論本身是否合理，是對是錯，至少告訴我們一個道理：任何資產，無論多么龐大，都是可以流轉的，通過股票市場就是主要的流轉方式。因此，將產權固定在什么"制"上，并不是很恰當?shù)摹?/p>

有人甚至對國家（政府）主辦與擁有公司企業(yè)提出質疑。如中共中央黨?！秾W習時報》最近刊登題為《當前改革的聚焦點：政府的雙重身份與雙重功能》的文章，指出政府所具有的雙重身份與雙重功能問題："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與西方國家不同，政府不僅只是政治實體，而且還受國家委托履行經濟實體的職能，擁有大批國有企業(yè)。國家所有制企業(yè)，實際是政府所有制企業(yè)。政府一身兼有’政治實體’、和’經濟實體’的兩重身份，同時履行兩種不同職能，使得政府既不能成為真正的’公共服務’者，也不能成為國有資產的有效的’所有者’。"并且進一步指出，國企改革的"重點應是政府本身的定位與職能問題，關鍵在于解決政府一身兼有雙重身份與雙重職能。只有把作為’經濟實體’的身份與職能從政府身上分離出去，政府才能充分履行’政治實體’的身份與職能，成為’公共服務型’政府。"問題在于，如果政府不能再以"經濟實體"的身份與職能，去經營管理國有企業(yè)，完全放開讓國企自行經營又擔心"內部人控制"問題，那么這些國企到底何去何從？出路只有一條：通過股份制而將所有非公益性的國企產權轉制出去，變成民有民營的企業(yè)。政府只辦那些被介定為公益性的非盈利性企業(yè)，這些企業(yè)不能賺取利潤，必要時要犧牲自身利益而維護公益產品的低價格。比如如果石化行業(yè)的企業(yè)（如中石油公司、中石化公司）被介定為政府所有，那么它不能再通過出售石油類產品而賺取利潤，它存在的目的是要維護石油產品的低價格，由此引起的虧損由政府補貼（對于當今世界石油價格迅速上漲的局面，這個問題顯得非常重大）。這才體現(xiàn)出企業(yè)的公益性質，否則，如果它變成以盈利為目的，那么它就不應再由政府主辦，應由民間通過市場競爭來主辦。

產權通過股權形式的這些動作，使我們意識到一個問題，"生產資料所有制"并非是一個很確切真實的問題，因為我們并不能將生產資料局限于某個"制"之下，從而形成公有制（實際上是國有制）與私有制之分。復雜社會之中生產資料的各種混合體制，已經是最常見的事實，因為它最適合于社會經濟的運動發(fā)展。一個企業(yè)的廠房、機器設備、原材料積累等等有形無形的資產，它們并非只局限于某種所有制之下，比如只局限于國有制、集體所有制、個人所有制等；而是充分流轉的。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并不僅僅是消費品市場的經濟形態(tài)，而且包括生產要素的市場經濟如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技術市場等等。這些市場形態(tài)的存在已經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公司企業(yè)中的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都是不固定的，都是充分流轉的；這種按經營優(yōu)勢原則通過等價交換流轉于各個所有人之手的"所有權充分流轉"，是市場經濟所必然產生的現(xiàn)實。市場經濟通過競爭而不斷優(yōu)化資源配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公司企業(yè)產權的充分流轉，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資源得到最優(yōu)配置。比如甲人有一企業(yè)但他卻對之經營不善，另外，乙人善于經營這個企業(yè)，于是，乙人想收購甲人的企業(yè)，以使企業(yè)得到更好的發(fā)展。這樣，就不應受原先框定的所有制的約束，而實現(xiàn)產權流轉。

因此，中國國企改制的核心問題并非所有制之爭，并非公有制、私有制之爭，而是國有產權改制過程中的"公正性"問題，因為，產權流轉需要一個公正的平臺。國有產權原屬于全民所有，但由于法制不健全，導致改制過程中腐敗現(xiàn)象嚴重，國有資產流失嚴重，使國企改制出售過程中全體公民感受到嚴重的利益喪失，從而引起對改制的不滿，引起對"郎咸平炮轟顧稚軍"事件的高度關注，再加上意識形態(tài)上的"私有化情結"，否定改制的呼聲日高。因此，政府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公正的平臺"，以讓國企產權改制得以公正實施；更普遍地說，讓所有社會資產都得以充分流轉，使所有資產都被配置于最優(yōu)位置、最有效用的經濟環(huán)節(jié)上。這是政府必須向全社會提供的一個基本的制度化的經濟服務。這種"公正的平臺"首先要使國企產權改制、國有企業(yè)出售獲得等價交換的條件，否則，國企將會被賤賣，全體公民就會感受到利益喪失，就會反對對國有經濟進行徹底改革。郎咸平對國企改制的"炮轟"就是反映這種存在于民意之中的意識形態(tài)的一個事件，因此很容易得到眾多民眾（包括許多左傾學者）的響應。但問題并不在于郎咸平所指責的"國企改制"，而在于改制過程中的不公正，政府未能提供"公正的平臺"以讓國有產權出售過程中得到等價交換。當然經過"郎顧事件"及其它問題的研究后，政府已經大大加強了建立"公正的平臺"的工作，比如暫時不容許國企管理層收購原國企，就是一個公正平臺還未建立起來時的杜絕非公正行為（自賣自買行為）的措施。

二

當今，公有制的主要體現(xiàn)形式仍然是"國有制"，也就是國有制經濟。雖然新出現(xiàn)的觀點主張"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但這只是一個發(fā)展方向，它仍沒有達到對"國有制"取而代之的程度。回顧國有經濟的歷史我們并不難發(fā)現(xiàn)，國有經濟是一種只適應計劃經濟條件，但卻難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生存發(fā)展的經濟形態(tài)。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經濟，已經使政府（及政府的銀行）背負沉重的債務并且再也難以承擔，所謂"吃光財政吃銀行，吃光銀行吃股市"正是這種債務問題的真實寫照，現(xiàn)在股市也已吃光，因此不得不轉制了。因此，一方面，市場經濟取向的改革使國有經濟陷于困境，國企紛紛破產，只有哪些對市場具有壟斷特權的國企才能生存（今年出爐的中國500強企業(yè)中，前15名絕大多數(shù)是壟斷型國企，其利潤占到了這500強企業(yè)的50％以上）。另一方面，國有經濟的存在使計劃經濟殘余難以清除，市場經濟體制難以完全建立。我們知道，一個企業(yè)（無論國企還是私企）內部并不采取市場的辦法來運行，而是采取行政指令的辦法來調動其中的各個生產要素，使企業(yè)運行下去。如何運行？直接由企業(yè)產權所有人指揮，或者授權于他的經理人指揮。而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所有國企實際上就是一個龐大企業(yè)的各個車間，這個龐大企業(yè)由政府部門（它代表全體公民行使公有制資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通過指令性計劃加以指揮運行，這種情況與今天每個企業(yè)內部通過行政指令而運作并沒有什么實質性差別，因此按其所有制來說是合理的。但這種將企業(yè)內部的指令性管理方式升級到一個巨大國家層面上，使國家所有經濟都按一個企業(yè)內部的方式運行，就存在著巨大的缺陷，這種缺陷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源的行政指令性配置的失效，二是經濟缺乏活力。為了既保持經濟的國有地位，又使經濟獲得更好資源配置與更有效的活力，人們就想出了"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辦法，滿以為這個辦法可以讓國有經濟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體制。但從理論上并不難預料，讓國有經濟的經營權游離于其所有權之外，必定很容易產生經營管理者對國有經濟的腐敗性侵蝕，因為，按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辦法，國企經營者（那怕他們是政府委任的人員）在他們的具體工作中具有難以監(jiān)督制約的權力，從而使他們非常容易出現(xiàn)隨便浪費、容易侵吞國有資產的行為。實際上也出現(xiàn)了這樣的問題，如所謂"審計風暴"正是因此而出。國家審計局每年對國有大型企業(yè)甚至國家部委進行審計，都程度不同地出現(xiàn)經營者不負責任、失職問題，甚至腐敗犯罪問題。因此，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并非科學的可取的辦法，政企分離所帶來的問題，比如所謂"內部人控制"及由此所引起的貪污腐敗、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與政企合一所產生的問題同樣令人煩惱。

相反，如果是民有企業(yè)，則企業(yè)產權所有者會時刻對其授權的經理人進行具體監(jiān)察，必要時自己親自經營管理企業(yè)，親自作出經營管理的具體決策，決不會讓企業(yè)出現(xiàn)任何背離產權所有人意志的事情。因此，在單一產權的民有企業(yè)中，所謂"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是毫無意義的，在此，所有權隨時授權于任何人對企業(yè)的經營權，也隨時將權力收回；這并非這兩個權力的"分離"，而是同一個權力的一個延伸出來的方面。經營權是所有權的一個體現(xiàn)形式，它并非可以游離于所有權之外而自行其是。比如，某公司老板將公司的具體經營管理事務交由某個人；這種情況不應理解成是這個人有經營管理權，相反，應該理解成是老板對自己公司進行經營管理的一個方式，即"老板設置一個經理人"這件事情只是公司產權人對自己公司的經營管理方式的體現(xiàn)，而不是什么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正象《公司法》中所說："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本額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股東的"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權所體現(xiàn)的正是他們對自己公司企業(yè)的經營管理權，盡管這個權利是通過某些經理層而實施與實現(xiàn)的。

因此，既然是國有資產，國家部門就完全有權進行經營管理，完全有權實施"國有國營"，而不是什么"國有民營"。如果國家部門未能經營好國有資產，分離出所謂的經營權于"民營"又容易出現(xiàn)不負責任、貪污腐敗、化公為私的問題，那么，國家只好放棄對國企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了。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情況，這就是當今政府致力要做的"國企產權改制"的事情。在此應該指出的是，國家放棄對企業(y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并不等于國有資產的流失，只要產權流轉過程是公正的，等價交換的，那么，通過這種產權轉制，國家仍掌握著相等價值的國有資產，對這些資產，國家可以用于資助貧困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可以用于清償歷史欠債（如安置國企老職工的欠債），可以用于形成更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等等。

三

有一個觀點是：國家將大部分國有企業(yè)產權轉制出去，但仍需掌握關鍵行業(yè)的關鍵國企，因為國家要"掌控國民經濟命脈"。實際上，國家掌控國民經濟命脈，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考究。因為，以什么方式"掌控國民經濟命脈"，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結果。一般來說，國家掌控國民經濟命脈就是政府對國民經濟要害部門與基礎性行業(yè)進行壟斷專營（獨資或控股）。比如銀行、石化、電力、電信、交通、重要礦產資源、重要設備制造行業(yè)等是國家需要掌控的國民經濟要害部門與基礎行業(yè)，因為掌握它們就等于掌握了整個國民經濟；而國家掌控國民經濟命脈，在形式上就是由政府對這些部門與行業(yè)進行行政壟斷性的經營，不容許民間資本、境外資本進入相關行業(yè)。但這種國家掌控國民經濟命脈的方式就存在很大問題，因為對基礎行業(yè)與關鍵部門進行行政壟斷性經營，從而使這些行業(yè)有效供給減少，對整個國民經濟的不利影響非常之大。比如近期汽油、柴油等缺乏，就有許多人指責是政府對石化行業(yè)壟斷經營的結果，因為壟斷經營盡管價格可能受到控制，但供給積極性會比競爭經營差很多，從而在市場需求增大時容易造成短缺。銀行業(yè)也是一個典型的"國民經濟命脈"行業(yè)，并且負有政府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所交付的重任。國家嚴格控制銀行業(yè)不容許民間資本進入，消滅了所有"個人錢莊"，于是造成金融有效供給不足，融資困難，民營經濟很難得到銀行資金支持。不過由于有需求，許多民營企業(yè)也能夠從社會上獲得一定的融資，從而使民營經濟在如此艱難困境中頑強生存與發(fā)展。

從這一點來看，國家掌控國民經濟命脈并不有利于國民經濟，相反，開放這些命脈性行業(yè)與部門，讓不同所有制資本參與經營，能夠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

但政府壟斷經營重要行業(yè)并非一無是處，比如我們經常聽說，現(xiàn)在中國市場上石化產品的價格是倒掛的，購進價比最終產品價要高。因為汽油、柴油等石化類最終產品的價格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那么，為了維持產品的低價格，政府只好花錢補貼在這些受政府高度壟斷的行業(yè)產品上。反過來說，正因為政府高度壟斷了石化市場，才使得政府有效地對之進行虧損補貼，從而使石化產品的價格上漲不至于過高到嚴重損害國民經濟的地步。

不過，一切壟斷經營，特別是對基礎行業(yè)的壟斷經營，無論來自政府還是來自私人，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發(fā)展都帶來不良影響。因此，如果沒有更適當?shù)姆绞?，更合理的目的，國家沒有必要去掌控國民經濟命脈。應該更大膽地解放思想，更大膽地開放市場，因為只有這樣，國民經濟才能發(fā)展至新的程度，否則，國民經濟會因為"瓶頸"的制約而難以再上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