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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轉型期的爭鳴

山雨欲來風滿樓。從一元世界向多元世界轉型，舊的秩序讓位給新的秩序，這一歷史的內(nèi)在趨勢，是通過人來體現(xiàn)或實現(xiàn)的。于是它不僅要引發(fā)種種物質力量的抗衡，也會造成許多思想觀念方面的困惑，這是很自然的事。世界范圍內(nèi)的情景暫且不說，單以中國大陸學界的一些爭論為例，便已相當可觀。

一個是“河東河西”論。多元世界來臨的最鮮明兆頭之一是，西方文明越來越暴露出許多難以克服的痼疾，而東亞經(jīng)濟正方興未艾。于是有人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回說，認為世界中心的下一驛站將轉到東方尤其是中國，而中華文明將澤被世界。這無疑是一個大長國人志氣、高揚民族信心的說法，而且還隱約可感其中含有某種一伸百年屈辱的痛快。我們大家都能記得，早在本世紀的三四十年代，梁漱溟的文化類型說和湯因比的文明興衰史，都已作過類似預測；今天西方也有人預言，未來東方的趨勢之一是“由西方回到東方“。所以河東河西論不需更做過多的理論論證，大家也都能心領神會，甚至會覺得它比起那種“站在天安門，望見全世界”的中國革命中心論來，更為現(xiàn)實也更為理性得多。

但是，有人不贊成這種論調(diào)。因為它依舊是文化一元主義，只不過換了一副招貼。如果不算以暴易暴，至少也是以羊易牛。人類是否必須有個中心，以及，歐洲中心論不對，換成中國中心論，你方唱罷我登場，難道就跳出了歐洲中心論的陰影了嗎?而且，既然是中華文化來做中心，那就該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不欲別人以中心主義凌我，怎能以中心主義施人！

一個是“思想與學術”之爭。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大陸學術研究重點有一點明顯的轉移，即從思想性的批判轉向學術性的探討，從學理引進轉向學術整理。于是有人認為，這是從現(xiàn)代向傳統(tǒng)的復歸，從批判向保守的退縮，從全球化向民族化的逆轉；為此而憂心忡忡。

但是，有人不贊成這種分析。因為，對于民族如何自強的研究，實際上包含著兩個方面，即我們向何處去，以及。我們從哪兒來。前者是放眼未來，后者是追憶過去，其實都落在現(xiàn)在。為了放眼未來，不免要左顧右盼，更多地注意別人的經(jīng)驗和學理；為了追憶過去，多半是埋下頭來，對祖宗的遺產(chǎn)加以清點和整理。用胡適的話來說，前者是“輸入學理”，后者是“整理國故”，都是為了也都要落腳在“再造文明”上。這里只有手段之分，沒有目的差異，更沒有性質上的對立。何況，任何現(xiàn)代化的思想都不是憑空出現(xiàn)的，它本是某些傳統(tǒng)學術的現(xiàn)代化表現(xiàn)或演進；許多所謂的全球化價值，也往往帶有非全球的民族性印章。在這個意義上，搞清自己從哪兒來，比起匆匆忙忙地尾隨別人跟著去，要更為首要更為穩(wěn)健得多。所以，在八十年代的急劇轉變之后，出現(xiàn)了九十年代的冷靜反思局面，應該說，是順理成章的一頁。

一個是“后現(xiàn)代與前現(xiàn)代”之爭。西方學者的后結構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東方主義”之類論述，八十年代便已被陸續(xù)介紹到大陸來了，但它們真正引起人們的注視，卻在九十年代中期，不同人群出于不同需要，做出了自己的反應。學界的贊同者，多半是欣賞“后學”對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批判和“東方主義”所持的“第三世界批評”立場，因為它證明了西方一元主義的偏頗，呼喚著多元世界的誕生。

但是有人認為中國目前仍屬前現(xiàn)代社會，那些針對西方的“后學”用于中國，只能起到阻止現(xiàn)代化和延長封建余毒的效果；至于所謂“第三世界批評”，亦非中國當務之急，反而足以誤導出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他們擔心，這些在西方是激進主義的玩藝，逾淮到了中國，必將變成保守主義的虎皮。因此他們強調(diào)，“后學”之類對于中國，只可供書生研究，不能向社會落實，歷史需要一步一步走，次序無法隨意打亂。

一個是“人文精神失落”問題。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隨著意識形態(tài)的崩解和商品大潮的激蕩，道德堤防險象叢生，“理想”“英雄”紛紛落馬。于是有人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與重振問題。但也有人反問∶中國果否有過人文精神，有無資格談論失落?也有人相信，道德萎縮是經(jīng)濟增長的痛苦前提；衣食足方能知榮辱，填飽了大家的肚皮，精神自然到來；如果有“失落”之感，那首先因為我們經(jīng)濟仍在“失落”之中。

這里也有一元與多元的問題。如果以為只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提倡的那一套才算人文精神，別的都不算數(shù)，那么中國當然沒有什么可失落的，所有的只是人文精神的缺乏。至于道德和經(jīng)濟的二元對立，以及“衣食”決定“榮辱”這種否認教化的唯物一元論，是不是也到了讓位給多元的時候了?

一個是“多元世界與普遍真理”問題。一元世界的終結與多元世界的出現(xiàn)，對于身處廟堂之外的知識分子來說，最關心的也許還不在于政府應該如何調(diào)整行動策略之類，而往往落在他們時刻關懷的精神領域∶究竟是否還有全人類的普遍真理，以及真理憑誰發(fā)現(xiàn)。所以有人擔心，隨著多元世界與文化相對主義的勃興，人類可能會陷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無正義無普遍價值的混亂。有人則更關心適用于中國的相對真理將何從發(fā)現(xiàn)，而有所謂“洋涇浜學風”和“認識論特權”的爭論。

春江水暖鴨先知。所有這一些發(fā)生在知識分子中的論爭與憂慮，都是中國在新世紀面前所無可回避的重大課題。與此同時，西方世界的有識之士，也從他們的感受并以他們的方式，提出過類似的甚至更為尖銳的問題，譬如“文明的沖突”問題，“全球精神危機”問題等等。所有這些問題，都昭示著∶一種歷史真的已經(jīng)終結也應該終結，一個新的秩序真的將要開始和如何開始。與之相應的，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式，也面臨著一個巨大的考驗。

20世紀是一元世界一去不返的世紀

人是群居的動物。人群的環(huán)境和應付這種環(huán)境的生活方式，形成著一群人的共性。共性對于群中人而言，是不學而能不言而喻的，具有天經(jīng)地義的性質；對于群外人而言，則成為相互區(qū)別的依據(jù)和標志。不同群人具有不同的共性，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個心，可以名之曰民族性。

但是不同群的不同民族性中，也有共同之處，因為彼此同為人類，具有共同的頭腦結構，而且同處于一個更廣義的共同環(huán)境之中，具有共同的應付環(huán)境的生活方式。于是有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說法；這個心，則應稱之為人類性。

同是一顆心，既有民族性，又有人類性；人類性就存在于民族性之中，普遍性就寓于特殊性之內(nèi)。當今學界的一個熱點問題，亞洲價值與全球價值、西方標準和世界標準的的爭論，其最初的發(fā)源地和最后的根據(jù)地，都在這個民族性與人類性的分合之中。此類爭論，可以說，自從東西交通以來，便已存在了，開始了；而20世紀，尤其是它的最后一個十年，則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事情說來原很簡單，既然大家都是人，自然便會有人類共有的人類性，以及與之相應的全球共同的全球價值。這一點，可說是不證自明的公理；但待到要把它落實下來，指明人類性的內(nèi)容與全球價值的標準，才知道其難度之大，有超乎想象者。古往今來，無數(shù)個智慧的頭腦為尋找人類的共同品性共同價值和共同道路而上下求索，其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尊敬。但是其成果，則應該說是，微乎其微。原因無它，只因為，有兩個長期存在著的時代性的局限，是前人所無力超越的，一個叫自我中心，一個是一元主義。

自我中心者習慣于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而一元主義則追求單純的完滿。這些認識方式，來源于封閉的環(huán)境和變化不大的生活方式，直至本世紀以前，早就成為人們的一種思維定勢。所以無論是維科的神權時代、英雄時代、人權時代，還是孔德的神學階段、玄學階段、實證階段，乃至社會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發(fā)展史，無不這樣那樣地主張世界按著他們的發(fā)展道路而發(fā)展，并在他們那里抵達終點，于是他們的價值正是也應是全球的價值，必須為全人類所奉行。我們有充分的根據(jù)相信這些理論家的真誠，也真誠感謝他們做出了人類認識所無法繞開的貢獻。但我們也看到了，這種理論推至極端，甚至會主張世界的種種文化乃至人種，本就來自一個源頭，因而只能奉行一種模式；而它們一旦為野心家所利用，甚至會宣布某些人種和文化為沒有存在價值，從而導致殘酷的殺戮和無盡的災難。

思維定勢是一種頑固的勢力。史實表明，東西交通以后，自我中心和一元主義不僅不曾隨著封閉世界的結束而結束，相反，它竟博得強者的武力和野心的贊助，乘風破浪，獲得了世界性的實驗空間。至于弱者那里，他的自我中心意識雖然蒙受極大損傷，他的一元觀念卻在新的一元內(nèi)容內(nèi)得到更新和滿足，并給前者的損傷提供了足夠的補償。

20世紀是人類這種認識方式和思維定勢的頂點和終點。它既在世界范圍內(nèi)進行了實驗，也就在全人類面前受到了檢驗，并且通過兩種不同內(nèi)容的一元主義的生死較量，和一些游離于一元之外的民族的勤奮努力，到了20世紀臨近結束之際，多數(shù)人們終于能夠冷靜下來，比較清楚地看出，任何一元主義的圖畫，只不過是一些排斥個性的共性虛幻。而自我中心，則是否認他性的自性獨白，是強者的利己邏輯。現(xiàn)在。從理論到實際，一切都已暴露無余了。我們應該感謝20世紀，它給我們帶來了新的歷史的開端。

當然也有人得出相反的結論，他們以為20世紀的事變表明某種一元和某種中心結束了，而另種一元和另種中心恰好大行其道，真正的一元世界即將到來，歷史將不會再像過去那樣行進；因此他們說，20世紀意味著“歷史的終結”和“世界新秩序”的開始。

我則相信，歷史是不會終結的。真正終結的是一元世界。盡管一元主義思想一時仍難絕跡，甚至短暫地局部地有所囂張，但它的時代，是一去永不復返了。世界新秩序也即將開始，不過這個新秩序不是某一文化秩序的彌漫和擴張，盡管它會趁機擴張。一個多元的全新世界，正向我們迎面走來。

多元時代與儒學精神

在新的歷史和秩序面前，人們首先要做的事，看來不是枝枝節(jié)節(jié)地去回答上述那些難題，而是應該認真地重新審視一下自己。

人類在征討別人和征服自然方面，做得可謂相當出色了。結果是，那些精于此道的西方人們終于發(fā)現(xiàn)，他們并未以此筑成人間樂園，反而頻臨文明沖突的前夜和精神深淵的邊緣。中國人哩，從追求船堅炮利到仿效維新共和到服膺民主科學，幾經(jīng)曲折，雖然學得不太像樣，總算走出亡國滅種的陰影了，這種師夷制夷的步子，是不是還要亦步亦趨地繼續(xù)邁下去?

試管生育的發(fā)明，向倫理觀念提出了強烈挑戰(zhàn)；而基因工程繼改變物種之后，正試探著改變?nèi)祟愖约?當然首先是有錢享受此等改變的人)的品質。于是有人驚呼，人究竟是什么?人的本質到底是什么?

其實諸如此類的因人而起的問題，人和自然、人和他人、人和自己的關系問題，或者說人的本質問題，不必待到現(xiàn)在方才值得我們注視。這種由于污染才發(fā)覺人和自然的關系，由于沖突才考慮人和他人的關系，由于基因才提出人和自己的關系的覺悟，這種千慮之一得，這種明顯帶有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的發(fā)現(xiàn)，雖然還算不上悔之晚矣的憾事，也應該說是人類的羞恥，至少，也是害了嚴重的健忘癥。

因為早在公元前四五百年，中國儒家已經(jīng)提出過一套明智的人學，并在今天以前的三四百年間，介紹到了西方。這個人學的最主要的特點，就在于它不是把人當做獨立對象物，從種種關系中剝離出來研究；不是把人當做有機自然物，從功能上區(qū)別于他物來研究；也不把人當做世界的主宰、天神的奴仆、造孽的罪囚來驕傲來謙卑來求解脫。它稱自己為仁學，人在種種關系中所以成其為人、所應成為其人之學。因此，它沒有人是萬物的尺度、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苦難的化身這樣一些或傲慢或悔恨的說法；它只是樸素地指出，人是天人關系、人人關系、自我關系中不可或離的能動的一方，是價值的載體，

按照儒家的人學，人和人之間，雖然是各居其位，卻不應有以誰為主的中心和單方面的向心，一切關系都是互相的，整個社會就像一面網(wǎng)，各人都是網(wǎng)上的一個結點。按照儒家的人學，人類和自然之間乃至超自然之間，也是一種相互的關系，是一面更大的網(wǎng)，上帝不是時空的中心人類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如果真能按照儒家的入學去做，人類便不致因征服自然而面臨生態(tài)失衡的危機，也不致為追求無底的物質而顛覆著自己的精神了。

儒家人學的宇宙觀根據(jù)是中庸之道。中庸就是用中，但用中決不是在社會交往中用我為中心，也不是在宇宙交往中以人類作中心；因為這種中心，實際上是以自我為一端，以所有其他為另一端的兩極劃分，是一種由人力造成靠人力維持的極不穩(wěn)定的二分局面。如此的兩極和二分，全都不是中，但它們呼喚著中并趨向于中；中在二分之外，兩極之上，但又與兩極同在，因二分成三，世界于是五彩繽紛，千姿百態(tài)。

簡單看來，人和自然是二分的，人和他人是二分的，人和自我也是二分的；但又是不可分的?？煞侄植豢煞?，于是有了中，于是見出中的重要和用中的可貴。儒家的這些精神，歸結為一句話，就叫人與天地參。

西方和東方、中國和世界、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物質和精神、科技和人文，這些困繞著我們的時代性難題，答案也許早已具在儒家精神之中了。

這當然并不是說，應該用儒家精神去一統(tǒng)天下，中國或東方應該成為世界中心。那樣恰恰便有違于儒家精神。而且，儒家精神也有一個現(xiàn)代化的問題。

值得我們欣喜的是，一些有識的政治家們，近來終于在結盟和抗爭之外，發(fā)現(xiàn)了還有一種伙伴關系，一種超越于兩極之上的關系；正在小心翼翼地進行著試驗。這不能不說是政治家們的覺醒，民族的轉機，人類的慶幸，真理的勝利。新世紀的曙光，看來正從這里開始。

在這舉世都在迎接21世紀的歡樂氣氛中，冷靜地思考一下，20世紀對于人類，或者說，人類在第20世紀中，最有標志性的或最值得稱道的一點，究竟是什么，以便我們更好地邁步前進，也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悲觀主義者于此會說，20世紀是苦難深重的世紀，兩次世界性大戰(zhàn)帶來的損失，超過了過去一切戰(zhàn)爭的總和；由此導致的心靈創(chuàng)傷，恐怕永遠也無法平復。樂觀主義者則常愛說，20世紀是成就最大的世紀，人們在人工智能生物工程宇宙空間等方面的成果，遠非以往任何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所可比擬；20世紀的成就，超過了過去一切成就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