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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關于東北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宏觀意識
20世紀的東北文學也被人為地“斷裂”為“東北現代文學”和“東北當代文學”。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識之士就提出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觀問題以及“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構想,并力圖貫通曾被政治意識形態(tài)“阻隔”的現代與當代文學的歷史,試圖以現代宏觀意識重新構筑這段歷史,讓文學回歸本體。盡管關于“貫通”的具體效果的爭議之聲不絕于耳,但我們認為,不管怎樣,“它的宏觀視野和整體的審視角度,促進和深化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因此,“貫通”是非常必要的,這個觀點對于東北文學的研究同樣適用。東北文學也不能只是滿足于分階段研究,因為“東北現代文學研究的進步與發(fā)展,必然要求尋求東北現代文學的歷史孕育過程,探源東北現代文學的延續(xù)性,打通近代、現代、當代文學的格局”,把20世紀東北文學視作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深度一體化,“系統(tǒng)研究20世紀文學的規(guī)律性特征,揭示歷史的連接與影響,必將會導致東北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研究者要著眼于全局,以東北現代文學為起點和基點,從文學現象、文學觀念、主題演變、創(chuàng)作方法、文體消長和文化意識等方面,對20世紀東北文學做總體性流動性開放性的考察與書寫,有效地勾勒出東北文學在那樣一個時代的整體精神流變。還要溝通融合近代與現代,搞清東北社會系統(tǒng)轉型過程中文學子系統(tǒng)所呈現出的狀態(tài)與特征,探尋新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內在動因和地域特色形成的深層原因,新舊文學的轉換境況以及轉換變遷中知識分子的精神激蕩變動過程。這些都有待研究者進一步深入開掘。以上屬于縱向的考察。橫向來看,有必要考察東北新文學與“他域”文學的相關性。首先與關內“五四”以后的新文學之間所存在的內在深刻聯(lián)系。
眾所周知,從總體上看東北新文學是在“五四”文學的召引下誕生并迅速成長起來的,對關內新文學,有吸收,有融匯,也必然會有自覺和不自覺的“拿來”與創(chuàng)造。這方面的研究不乏豐盈厚重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如高翔的《現代東北的文學世界》,既有文學發(fā)展歷史的縱向書寫,又有文學發(fā)展特征的橫向剖析,使人們能夠清晰地看到東北現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作為個別與整體二者之間所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矛盾統(tǒng)一的發(fā)展關系。然而,該項課題在史料挖掘和學理探討方面的工作仍需繼續(xù),在已有學術資源和學術積淀的基礎上做更高層次的理論審視和進一步的歷史還原。其次,東北新文學尤其淪陷時期文學所受“外來”影響的途徑是多向的,除“五四”新文學,還有日本文學、俄蘇文學、歐美文學等,這些互動關系有必要一一梳理,從宏觀上做冷靜細致的研討與剖析。尤其要以淪陷時期“滯守”作家甚至所謂的“附逆”作家為中心來梳理文學關系,以批判的眼光和開闊的視野對東北新文學做出更為客觀和動態(tài)的判斷與評價,在科學辨析中揭示出歷史真相。另外,與東北新文學并存的舊文學的發(fā)展狀況,東北新文學與民俗文化的關系,東北新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的關系,現代東北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等等,都需要在宏觀意識的引領下做整體的鳥瞰、建構與掘進。
宏觀意識主要表現為開放的姿態(tài),以新文學為基點,既在一個時間段上做整體考察,又要在時間性上向兩端延伸,在視線上做內外變換與流動,“把研究對象放在文學史的長流中,對文學的整體進行歷史的、能動的分析。”走出封閉型的研究道路,不斷調整自己的研究視野,在中國文學和東北文學整體格局中勾勒東北現代文學的歷史演變,在更為廣闊的時空中尋找多元對話,發(fā)現現代東北社會和東北現代文學發(fā)生發(fā)展的特殊性和獨特意義之所在。
二、關于東北現代文學研究中的微觀意識
東北現代文學研究是從微觀開始的,在對作家作品的評述和史料的整理中使得東北現代文學的整體脈絡得到日益清晰的梳理。然而在走向宏觀之后,微觀意識似乎淡弱了許多。由于與關內相比東北現代文學總體水平并不太高,所以導致了許多研究者習慣于做文學元素和作家作品的整體研究與考察,微觀的觀照力度不夠,很多作家總是作為集體的一員而出現,許多作品則只聞其名不見其貌,缺乏鞭辟入里細致獨到的分析闡釋文章,一些研究空疏浮淺,缺少客觀性與科學性,有些甚至屬于歷史的誤讀,或真相的遮蔽,研究中有整體美而無個體形狀。人們往往習慣于關注那些在全國范圍內產生影響的知名作家及其作品,如東北流亡作家群,尤其蕭紅等人,對在本地有一定影響的作家作品或置之不理,或淺嘗輒止,或似乎認為找不到可以切入深層的文本。筆者認為,既然是地域文學,那么大多數作家作品也只能是具有地方影響的,對他們的關注恰恰是地域文學研究的基本任務和重中之重,對有特色者不能忽略遺忘或者置若罔聞,應該以微觀意識燭照之,作出客觀的剖析和實事求是的評價。那么,東北現代文學是否存在可以切入深層的文本?答案是肯定的。比如淪陷時期作家爵青的作品。拋開敏感的政治身份不談,作為“藝文志派”中藝術思維最為復雜的一個,爵青習慣于在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思考生命的議題和展示精神的困惑,他的小說“追求問題意識和思辨色彩,由觀念或問題意識來營造小說,小說中具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同時,“爵青的作品還具有極強的文體意識,……他推崇文體創(chuàng)新,進行各種文體實驗”,企圖展現文學的高度的藝術性,并努力在文學的場域中執(zhí)守著“生活之本義”。爵青是一個不能僅僅遠觀也不是一個讓人輕松近視的“天才”作家。爵青的創(chuàng)作是真誠的,爵青本人及其作品卻是孤獨的。
目前學界對爵青作品的解讀是不透徹的,甚至是簡單而無力的,“作為偽滿洲國時期的重要作家,爵青及其作品不該被忽視?!弊鳛閭€體,在宏觀視野下,經過微觀考察,在不斷的解讀與審視中,爵青的作品一定會獲得具有超越自身時空局限的永恒性質。當然,對爵青的研究要采取一分為二的態(tài)度,充分認識其人其文的復雜性,辨?zhèn)未嬲?,對其發(fā)表的不當言論必須要有清醒的認知。微觀意識不僅僅關注單一的文學元素或某一個作家及其某一部作品,還包含著一種對于作家作品的解讀的姿態(tài)和態(tài)度,要建構微觀的“小語境”話語模式,做好微觀的文本細讀,并且要把社會時代的宏大背景與文本的微觀研究結合起來。文學史基點下的文學研究最根本的在于文學作品的閱讀闡釋,回到文本自身,文本細讀引發(fā)的必然是多種解讀視角,多維認知取向。因為一個文學文本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自足的系統(tǒng)和獨立的存在,包含各種不同闡釋的可能性。作為文學批評語境下的文本細讀,一方面要重視語境對語義分析的影響,一方面要將解讀重點聚焦到文本內部的組織結構上,對一些重要文本切切實實地實現研究方法上的“內部”和“外部”的相互結合,相輔相成,互為補充。大而化之草草而談的文學研究不能探尋到文學作品的豐富性和深邃性,這種局面必須改觀了。
目前,有學者提出,東北現代文學須向細部開掘,筆者認為這種開掘既包含著對一些“不被入流”的作家的關注,也應該體現為文學研究的微觀意識,因為做細才能做足,見微方能知廣。微觀研究是宏觀研究的基礎,對“許多課題來說,倘若微觀研究還不充分,宏觀研究所得的成果就含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笨偟膩砜?,“從事宏觀研究必須尊重微觀研究的成果,并不斷據以修正自己的看法?!笨偠灾?,東北現代文學的研究不能趨于兩端。既不能一味注重史料發(fā)掘或微觀呈現,更不能一味注重理論探討或宏觀論述,兩方面的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宏偉而扎實的論著和健康的學術風氣應是兩者的并存共榮和有機結合。各執(zhí)一偏,必然去之甚遠。
作者:周青民單位:吉林師范大學文學院
第二篇:現代文學研究中的現象
一、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中產生“空洞化“的表現形式
就當前來講,研究對象的個性與特點是進行文學研究的主要落腳點,具體而言,相關研究者不僅注重對象本身的個別性質,與此同時,對于藝術創(chuàng)造而產生的差異性也是非常注重的。就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而言,二者也存在顯著差異,一般來講,文學研究側重于作品本身所融入的創(chuàng)造性,而文化研究則對藝術創(chuàng)造的一般性與共性較為重視。這點于當代文學研究而言,則外化為對文字個性化的追求之上,而片面的個性化追求往往導致研究出現空洞化。
二、導致文學研究空洞化因由以及
改善這一現象的措施分析如前所述,現當代文學研究當中存在著某些因素導致了文學研究空洞化現象的產生,而究竟是何因由導致的這一現象?又如何對這一問題加以解決?筆者認為,其大致可包括以下幾點:首先,審美情感的忽視,導致的空洞化現象。我們知道,隨著當代文學熱現象的產生與發(fā)展,廣大文學研究者他們注重將研究目標置于作品自身的相關理論之上,而對情感體驗有所忽視。在研究方法層出不窮之時,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其中的局限性所在,比如對文學的理解與感悟等,特別是許多文學研究者在對作品進行研究之時,并未從審美角度出發(fā),因而文學作品的效用被大打折扣。一般來講,文學作品本身即為一種有效的情感體驗,其情感不僅包含作者自身對于事物與人生的看法,同時,對于廣大讀者而言,其也是他們情感寄托的一種有效工具。因此,對于現代當文學研究而言,必須從情感審美出發(fā),只有如此,才能切實體會作品當中所傳達的各類情感體驗,以拓寬文學研究橫向及縱向兩個層面,避免文學研究產生空洞化現象。其次,對理論操作的過度重視,加深了文學研究的空洞化。隨著當前對于文學研究的不斷深入,就文學界來講,對于理論操作的過度重視已然產生了詞窮現象。
當前許多傳統(tǒng)的理論資源與不斷變化與發(fā)展的文學研究相比,早已無法對其中的文學現象加以解釋了。我們知道,在進行當代文學研究之時,適當的理論分析不僅有助于理解作品本身而且也有助于掌握現代文學普遍,但如若對其過度重視,反而對文學自身的文學形式與表達方式有所忽視,那么勢必出現唯理論是從的現象,最終反作用于文學研究本身。基于此點出發(fā),筆者認為,廣大文學研究者必須對理論研究的這個度進行有效掌握,除了對個別熱點現象加以研究之外,個體之外的普遍性與共同性也要加以重視。從理論出發(fā),進行發(fā)散式思維,不唯理論是從,尊重個性化、多樣性結果,唯其如此,才能盡可能降低文學研究的“空洞化”,提高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最后,筆者認為,避免文學研究“空洞化”現象的產生,還是要從源頭抓起,特別是對文學出版要強化限制管理,從根源處阻斷不良作品流通到市場當中來,不能讓廣大讀者來進行作品優(yōu)劣的區(qū)分。相關部門以及出版商必須強化管理,在不影響文學自由的情況下嚴把質量關,給文學作品搭建一個兼具開放、包容與嚴格的出版平臺,從根本上提高受眾及作者本身的文學素養(yǎng),以最終服務于當代文學研究。
作者:周暢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第三篇:現代沖繩音樂文學研究
一、何為“沖繩文學”
中國關于沖繩的研究起步其實并不晚,國內知識界自1960年代起,便開始了有關中琉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隨著中日邦交關系的正?;瓦\動的終結,論及沖繩的國際關系、政治、軍事、經濟、民族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都日漸增多。但是,關于沖繩文學方面的研究卻直到80年代后期才開始少量出現,且僅限于“民族音樂”、“鄉(xiāng)土歌謠”這一范疇。1995年以后,關于琉球漢詩的研究才零星出現,此后逐漸形成國內以琉球古典文學研究為主的沖繩文學研究傾向。其中,涉及到沖繩近現代文學(例如小說等)的相關研究,即將琉球變?yōu)闆_繩縣后,由本土“普通話”創(chuàng)作而成的文學作品作為考察對象的相關研究,直到進入21世紀,才漸有屈指可數的研究。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沖繩文學定義難,卻絕不代表其研究不可行。若以日本的研究狀況為參照來進行觀察,日本的沖繩文學研究其實起步很早,并且一直貫穿于日本自明治維新到沖繩經歷“本土化”的整個進程中?;厮輾v史,1879年首里城被交付日本政府管轄,琉球王國衰敗;1880年,日本本土普通話課本《沖繩對話》出版,曾經以琉球方言作為日常用語的琉球王國,從此開始了用“普通話”敘述的新的歷史。正如沖繩文學研究者仲程昌德所言,“沖繩”的出發(fā),正是與“普通話”的習得這一課題同步開始的。這種通過需要后天習得普通話才能寫就的沖繩人的文學作品,第一次在日本文學界內獲得好評的,是1911年山城正忠發(fā)表于《杜鵑》上的小說———《九年母》。然而,自柳田國男于1921年正月第一次踏上沖繩土地,并且折口信夫也在同年7月渡島沖繩之后,沖繩土地和沖繩文學更多地是被廣泛視作為一塊支持日本民俗學研究、日本民族文學研究的特色鄉(xiāng)土土壤。直至今日,雖然有越來越多的沖繩知識分子、日本本土的知識分子,乃至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一些持批判態(tài)度的知識人,都在致力于積極地傾聽沖繩,不斷揭示出沖繩文學的言說話語和沖繩人的社會實踐中內含的諸如“加害與被害”、“曖昧的獨立性與特殊性”等問題,試圖“通過沖繩體會日本本土所沒有經歷過的自由精神和頑強的生活意志,學習不局限于國民國家這一單位的感覺”。然而,單就目前的沖繩文學研究現狀而言,沖繩文學之于日本文學的研究意義,還依然更多地停留在將其視為充實日本民族文學研究的一部分這一層次上。
二、中國的沖繩音樂文學研究
(一)研究類別中潛在的階級性
中國最早給予沖繩音樂文學以關注,并以“三弦歌(琉歌)”為切入口進行文學研究的,是福建師范大學的王耀華教授。1984年,他在《人民音樂》上發(fā)表了《琉舞和三味線———沖繩之行散記二則》;1985年在《樂府新聲》上發(fā)表了《日本琉球“工工四”譜溯源》;1987年,在日本東洋音樂學會研究會上,以《琉球三線“一揚調子”考》為題演講,并由日本那霸出版社出版了論文集《琉球、中國音樂比較論———琉球音樂源流探究》;1991年,出版了著作《三弦藝術論》(海峽文藝出版社),該著作在當時引起了較大的社會反響,被譽為“中國琉球音樂研究的集大成”;2000年以后,以《琉球御座樂〈福壽歌〉》(2001)和《琉球音樂對中國音樂受容的兩種樣式及其規(guī)律》(2004)等為題發(fā)表了較多的研究成果。當然,對“三弦”和“琉歌”的研究并非僅限于王氏,還有諸如載于《音樂研究》1992年第4期的孫星群的《三弦的地位———讀王耀華著〈三弦藝術論〉》和載于《福建藝術》2003年第9期的王州的《中琉音樂文化交流之花———日本琉球的三線》等研究成果。只是從研究范圍和視角來說,該部分研究都受到了來自王氏研究的較大影響,而其他的從不同視角來研究琉球音樂的論述則十分罕見,大多局限在與“琉歌”具有相同階級意義的“組踴”方面,即停留在“宮廷音樂藝術”這一意義中。具體研究可見《福建外語》2002年第3期上余秋萍的《琉球“組踴”名劇〈執(zhí)心鍾入〉的創(chuàng)作特色》,以及《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10年第12期上的劉富琳的《從〈使琉球錄〉看琉球宮廷舞蹈的發(fā)展變化》等。從以上的狀況不難看出,中國目前對于沖繩音樂文學的研究,并非致力于琉球、沖繩音樂藝術的全貌把握,而是側重于“為了款待中國冊封使”的“宮廷音樂”和“國劇”等,即傾向于被視為“王宮侍從和貴族子弟”、“士族階層”等此類“身份較高”的“傳統(tǒng)型”音樂藝術形式的研究。某種意義上也可認為,其主要的研究對象,實際上只屬于當時被“階級化”的政治表演類的音樂文學形式,若將此類文學類別重新置于琉球音樂文學的發(fā)展背景中去考察的話,必須認識到這實際上是在王權確立后才得以形成的比較新的音樂文學,在很大程度上疏離于更豐富的沖繩民間音樂文學,研究焦點存在著局限性和片面性。
(二)研究中隱含的歷史認識斷絕問題
這也可以說是潛藏在目前中國其他類別的沖繩文學研究中所共通的問題。在此,以沖繩音樂文學的代表論者王耀華教授的論述為例,展開具體分析。圍繞“三弦歌(琉歌)”的成立與發(fā)展,王氏闡述如下:“沖繩歷史上出現過這樣的轉變,即曾經作為主流的神事祭祀音樂(祝女音樂),被宮廷禮儀音樂(士族男子音樂)所取代?!痹谶@個轉換期即“尚真王(1477-1526)的時代”,“音樂方面的特征體現為,在神歌的變革過程中,伴隨著三弦的傳播,三弦歌也應運產生這一點”。此后,“三弦歌(琉歌)”作為宮廷音樂,其“形式”、“構造”、“流派”、“記譜法”、“三弦制作技術”等各方面都有所“發(fā)展”,迎來“興盛期”。另外,以“廢藩置縣”為契機,“三弦歌也迎來一次轉換期”?!斑@個時期里沖繩的三弦音樂,由原來占據主流的宮廷三弦音樂,轉變?yōu)榇蟊姲傩盏娜乙魳贰?。此后,在大正時期時,“日本的民族學者柳田國男、折口信夫等”“相繼訪問沖繩,對其開展學術考察,其研究成果揭示提高了沖繩文化、藝能、三弦音樂的重要性”;并且,戰(zhàn)后沖繩人“得以從曾經輕視方言和鄉(xiāng)土文化的錯誤思想中解放出來”,“變得能夠深入思考固有的傳統(tǒng)文化”,“當時雖說沖繩還處于美軍支配下,但是介于當時由美軍方面制定的法律和行政機構的存在,對民族文化、三弦音樂的維持、保護方面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972年,沖繩復歸日本以后,日本的《文化財產保護法》得以適用”,“沖繩的鄉(xiāng)土藝能、三弦音樂”迎來了“最繁盛期”。
在這些論述中,首先不容忽視的是,沖繩在變遷過程中所經歷的多次“琉球處分”已被巧妙地擱置這一事實。雖說“廢藩置縣”后“宮廷音樂”向“大眾民間普及開去”,然而在整個普及過程中,宮廷和民間有過怎樣的對立和連結,作為敘述和記錄方式的音樂文學背后有過怎樣的內容變遷,此外,在經歷了甲午戰(zhàn)爭和日俄戰(zhàn)爭后,當沖繩開始大規(guī)模地實施日本普通話政策時,那些置身于日本的異化與同化沖擊中的沖繩人,究竟是如何采用自己的藝能演劇和文學形式,來表達和聲張自我的獨立意識的,諸如此類的追問和討論,都尚未能在研究中得到展開。相反,當研究者把沉淀了無數歷史感覺的音樂文學形式簡單地歸結和回收為一種得到了美國法律保護的“民族文化”,或是一種在復歸日本后適用于本土法律的“文化財產”時,我們是否應該反思,對于沖繩至今尚未受到保護的那些部分的關注,有沒有被就此擱置和故意忘卻呢?正因如此,筆者認為,在中國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將精力側重于對“宮廷音樂”和“國劇”等進行討論時,若不同時留意到這樣的研究有可能同時忽略和隱蔽掉沖繩民眾在他們更多形式的“歌”中所傳達的歷史敘述的話;若不深入情境去分析在沖繩的音樂文學演變過程中、在沖繩的各種“琉球處分”和沖繩人自己的斗爭過程中,“宮廷音樂”和“民間音樂”、“古典藝能”和“大眾藝能”之間到底有過怎樣的對立和對抗關系的話;并且當研究者試圖用“民族文化”和“傳統(tǒng)藝術”去褒揚和回收琉歌等音樂文學時,若不主動警覺到這樣的敘述方式實際上是以試圖表象作為“特有的鄉(xiāng)土文學”]的沖繩文學這一目的而作為前提的話,就會直接導致我們對沖繩理解的簡單化,造成對于沖繩認識的政治性的消逝以及歷史感的斷絕。
(三)于美學價值中被表象和消費的沖繩藝能文學
閱讀各位研究者針對沖繩音樂文學的論述,還發(fā)現:有的研究者擅長把話題自然關聯(lián)到當下沖繩的旅游觀光表演中,把沖繩的各種音樂、舞蹈、演劇等藝術形態(tài)用作實例,以此來佐證沖繩民眾的“能歌善舞”;或是采用一種以沖繩的藍天和音樂為表征,旨在將其塑造為“具有較高藝術性的”“治愈之島”的論述視角。在這樣的論述方式中,研究者往往側重于對沖繩美學價值的強調,用審美消費的方式來接近沖繩的文學藝術,而對于“治愈”和“觀光之島”這些概念背后有著怎樣的權力關系構圖等問題卻不作深入追問和考察。誠然,正如諸位研究者所述,沖繩島自古以來形成了多彩的文學藝術形式,這與島民們的日常生活和藝術品位息息相關。但是,沖繩今日形成的以旅游觀光客為對象的藝術“舞臺”,是否還能等同于昔日屬于島民自己的藝術“現場”?當沖繩被理所應當地消費為“治愈之島”時,如果研究者們不致力于走進歷史,去分析島民在島嶼發(fā)展的過程中有過怎樣的自我主張,島嶼本身承擔了哪些復數性質的區(qū)域意義的話,表面上已漸漸開啟的沖繩文學研究入口,實際上只是借助藝術性這一美學價值來消解了沖繩歷史社會的政治意義,最終重復地生產出去歷史化的沖繩認識。
三、從何探尋沖繩理解的可能性
如上所述,關于中國沖繩音樂文學研究尚未得以展開的原因,一方面,的確可以關聯(lián)到沖繩文學概念本身的定義困難去思考。當我們遵循著當下某些有規(guī)可循的外國文學研究方法去面對沖繩文學時,既往的討論框架如果不能真正適用于和反映出該地域歷史經驗的多重性和復雜性的話,我們首先應該反思如何克服既往的定義和研究框架。另一方面,除了歸因于現代學科機制本身的局限問題,當我們面對來自沖繩的敘述和沖繩人自近代以來的諸多歷史經驗時,很多認識上的失之交臂和理解上的絕緣不通,更大程度上不如說是受制于中國社會自身這幾十年發(fā)展變革中所遭遇的自身經驗束縛。因此,應該把目前沖繩文學研究中存在的種種局限,看做在各種錯綜復雜的歷史背景綜合作用之下而最終導致的結果。例如,不僅要考慮到由于日本(本土)文學研究長期以來占據的中心性敘述位置而導致的沖繩文學研究的周邊化的問題,同時也必須考慮中日邦交正?;透母镩_放以來,在中國社會內部形成的某種對于沖繩和沖繩文學認識的去歷史化、去政治化傾向等問題。在我們已經習慣了基于國民國家敘述的認識框架,和日本本土文學研究長期以來形成的中心性敘述方式之后,當我們終結了“革命”的年代并試圖用新的經濟和政治邏輯來處理地區(qū)乃至全球關系時,最直接的結果,必然是失去傾聽沖繩敘述時的某種切膚之感,也很難得到契機去反思自身的認識框架中存在何種瓶頸,進而導致在面對沖繩歷史,以及在思考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種地區(qū)關系時,無法通過有效的思考論證,去深入走進那些被權力話語所隱蔽和排除的歷史場域,因此也存在著失去與沖繩歷史進行真正對話的可能性的危險,并失去了解和反思自我過往經驗的可能。
對于今后的沖繩音樂文學研究者而言,到底該如何重拾起那些迄今為止遺漏疏忽的言語斷片,去盡量細膩地呈現出沖繩文學的更多容顏,筆者也無法提供一種有效的解決方案,但相信,只有我們在真正意識到以上種種研究局限和約束因素的前提下,在努力克服既往研究中固有的那種把沖繩文學視作日本鄉(xiāng)土文學一部分的傳統(tǒng)敘述方式的基礎上,更多地發(fā)揮出自身的文學想象力并不斷堅持進行主體性思考,才有可能打開新的研究局面和收獲多樣的研究成果。另外,除了沖繩音樂文學的研究,目前中國的沖繩漢文學研究、近現代文學研究等其他方面的研究,還呈現著什么狀況和存在著哪些問題,筆者將在日后的研究中繼續(xù)考察,以希能夠在呈現沖繩文學研究全貌的過程中,提供給今后的研究者們一些通向沖繩理解的有效視角和途徑,更好地傾聽來自沖繩的聲音。
作者:朱奇瑩單位:天津職業(yè)技術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