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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戴維森記述，自己對于“第三人效應”的發(fā)現，也是源于一個生活細節(jié)。1949或1950年，一位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在整理美國海軍陸戰(zhàn)隊二戰(zhàn)的文件時，偶然發(fā)現一個現象，這引起他強烈的好奇心。他立即穿過走廊，向一位年輕的社會學家描述他的發(fā)現：“你應該對公眾輿論有所了解吧？你怎么看待這一現象？在太平洋的硫磺島上，曾經有一個由眾多黑人士兵和白人軍官組成的美軍部隊。日本人知道了這個部隊的位置后，就派飛機過去從空中散發(fā)傳單。這些傳單都強調了這樣一個主題：這是一場白人的戰(zhàn)爭，而日本人無意與有色人種們發(fā)生糾紛。他們大概這樣說：不要盲目為白人賣命了，請在第一時間投降或放棄。不要冒險。第二天這個部隊就撤退了?！薄澳銥槭裁从X得這一現象很有趣？”社會學家問道?！耙驗槲腋菊也坏饺魏巫C據來證明那支軍隊曾受到過那些傳單的影響，但它的確影響到了白人軍官，那些傳單似乎導致了人事上的重大調整?！贝骶S森就是文中的那位年輕的社會學家，這一細節(jié)導致了他對“第三人效應”的大膽假設———“每個人都會推測：我不會受到影響，但他們（第三人）可能會被說服。在某些情況下，一種傳播行為產生效果并非由它在其直接指向的受眾中的影響造成的，而是由其他人（第三人群體）認為這種行為會對它的受眾發(fā)揮作用所導致的”。幾年后，在對西德媒體在波恩的外交政策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調查時，這位社會學家借機向眾記者詢問，想了解這些記者本身認為報紙社論對其讀者的想法有多大影響（Davison，1957）。其中一個最普遍的答復是：“社論對于你我這樣的人幾乎沒有影響，但普通讀者可能會受相當大的影響?！庇捎跓o法找出支持這種判斷的證據，這條詢問最終被廢棄，但社會學家對這種現象仍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即許多記者相信社論對其他人的態(tài)度有影響，但像他們這類人受到的影響卻很小。另外，據載“第三思潮”代表人物馬斯洛關于自我實現的研究，一開始并不是一項科學研究計劃，而只是為了滿足他自己的好奇心。盡管研究不符合科學方法的要求，但它所產生的結果卻是很重要的。正如馬斯洛所說：“精神健康和精神疾病問題是如此緊迫，以致任何一點知識都要我們可得等上一輩子了?！瘪R斯洛對自我實現的人的好奇心開始于大學時代。他當時非常希望去理解他崇敬之至的兩位教授。他們是馬斯洛獲得博士學位并來紐約后的老師。他的好奇心使他開始研究究竟是什么促使這兩位教育者如此卓爾不群。當他記錄他們的情況時，他忽然想起可以把兩人的個性加以比較，因為兩人都有某種共同之處。這個發(fā)現使年輕的馬斯洛十分振奮，于是他試圖知道這一類人物是否在其他地方也能找到。他就是這樣開始了對充分成熟的人的廣泛研究。

當然，除了這種職業(yè)性好奇之外，還要具備“日常生活學理化”的主動意識。如前所說，要創(chuàng)新，必須要有好奇心，但這種好奇心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漫無邊界的，而是要以一定的專業(yè)的準備與職業(yè)的眼光為前提的。盧因之所以能夠從主婦買牛下水烹調食品之中發(fā)現“把關人”的奧秘，是因為他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和傳播學專業(yè)研究人員，他具備一種研究者的素養(yǎng)，這種素養(yǎng)可稱之為“日常生活學理化”，它是指一種善于把日常生活上升為抽象學理的能力。我們生活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許多細節(jié)往往蘊藏著許多學理，而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突破，一般都是由于發(fā)現了掩藏在日常生活背景之中看似無關的兩種知識片斷之間的隱蔽關系，創(chuàng)造性思維對未知的認識，一般也是和識破一個處于“日常偽裝”之中的已知原則緊密聯系。試以議程設置理論作為分析對象?！叭粘Ｉ顚W理化”的素養(yǎng)之一就是時時注意自己相關研究領域的細節(jié)，試圖從中發(fā)現問題。議程設置理論是傳播學的重要理論，其要點是：新聞媒介可以為公眾的思考與討論設置議程。而“原始思維點”源于對一個日常生活中的新聞細節(jié)的觀察與思考，該理論原創(chuàng)者之一的麥庫姆斯回憶說：現今形式的議程設置思想的直接來源是1967年早期某日對《洛杉磯時報》頭版新聞報道編排的不經意觀察。那一天有三條重要新聞：國際層面，英國郡議會選舉中工黨出人意料地敗給保守黨；國內層面，一條丑聞在華盛頓浮出水面；地方層面，一項聯邦資助項目的洛杉磯市區(qū)主管被解職，那個項目是全國重點扶貧項目。毫不為奇，《洛杉磯時報》將地方新聞放在頭版頭條。由于其保守的版面設計，其他兩條新聞被迫退居次席，在頭版中以單行標題形式出現。如果沒有其他兩條新聞，這三條新聞中的任何一條都應該是頭版頭條。正是這一點引起了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幾個年輕教員的思考。在世紀飯店大廳的周五‘青年教員會議上，我們邊喝邊聊。我們猜測，如果某條新聞被安排到一個不顯眼的位置，那么這個事件的影響力會不會因此而降低？這是我們的猜測。這種猜測來自先前在大眾媒介對公眾影響力這一問題上的各種分散觀點與經驗結果，并成為議程設置理論的萌芽?！雹谝话闳丝磮蠹垼⒁獾闹皇切侣勝Y訊本身；而學者或研究者看報紙，注意的則是新聞資訊背后隱藏著的“學理”，這是因為，后者已經有了對某一問題思考的前期準備。在麥庫姆斯的議程設置理論之前，已有李普曼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理論，這一理論假設：新聞媒介設置了我們頭腦中關于外部世界的種種圖像。這一理論引起麥庫姆斯的關注，并想有所拓展和超越，正如他所說：“李普曼是現在我們簡稱為議程設置思想的學術先祖。在他的經典著作《輿論學》中，開篇第一章就叫做‘外部世界與我們頭腦中的圖畫’。雖然李普曼沒有使用議程設置這個詞語，但是在這一章中他總結了議程設置的思想。他認為，作為超越我們直接經驗認識廣闊世界的窗戶，新聞媒介決定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地圖。他認為，輿論的反應并不是針對環(huán)境的，而是針對新聞媒介創(chuàng)造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的?！F在，關于大眾媒介議程設置作用的實證證據已經證實并刻畫了李普曼粗線條的觀察。但是這種關于輿論形成的詳細描繪來得很遲?！币簿褪钦f，麥庫姆斯在看“1967年早期某日《洛杉磯時報》頭版新聞報道”時，頭腦中已經裝有李普曼關于“虛擬環(huán)境”及“新聞作為認知地圖”的知識了，但他又認為李普曼的說法是“粗線條的觀察”，還有延伸的空間和充實的余地，于是試圖在新聞媒介究竟怎樣“決定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知地圖”的細化和分層方面有所突破，具體而言，就是一種假設和猜測———“編輯與新聞主管影響我們對當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件的認識，這種影響各種話題在公眾議程上的顯要性的能力，被稱作新聞媒介的議程設置作用。

報紙?zhí)峁┐罅烤€索，體現各種話題在每日公眾議程上的相對顯要性?！瓡r間長了，新聞報道中強調的議題就成為公眾認為最重要的議題。新聞媒介的議程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公眾的議程。換句話說，新聞媒介設置了公眾議程”。再舉一個例子：梅洛維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一書。這本書在傳播學上的影響在于：它首次提出“媒介場景”或“信息場景”這一概念，以和“物理場景”或“社會場景”相區(qū)別。恰如作者所說：“戈夫曼和許多其他社會學家傾向于以行為發(fā)生地的角度思考社會角色，但是我認為電子媒介打破了物理空間和社會場景的傳統關系。電子媒介創(chuàng)造了新的場景，破除了舊的場景。許多美國人好像不再‘知道自身位置’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再擁有傳統意義上的位置，也就是行為與物理環(huán)境及其觀眾的相匹配?！痹诖耍仿寰S茨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的社會場景發(fā)生變化時，我們的行為會有新的形式和意義，而我們將會變成誰，變成什么樣呢?”于是他把自己的關注重心放在“研究一種新的社會場景觀念”，具體而言“它包括物理場景，如房間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創(chuàng)造出的信息場景。與物理場地類似，媒介可以容納和拒絕參加者。媒介亦像墻和窗一樣可以隱藏和顯示某些東西。媒介既能創(chuàng)造出共享和歸屬感，也能給出排斥和隔離感。媒介能加強‘他們與我們’的感覺，也能消除這種感覺?！雹鄱麑Α懊浇榭梢运茉?、建構不同的社會場景”這一本質的認識，卻是來自對日常生活感受的關注，一次歐洲旅行歸來之后所面對的林林總總的“場景”。此不贅。梅氏指出，在這些截然不同的“場景”中，所傳遞的內容和方式、語調都是不同的，因為不同的場景對他有不同的“期待”，而這些“期待”造成種種不同的“區(qū)隔”。同理“，不同的社會群體，不同的社會階段以及不同的權力階層，有著各不相同的傳統觀點，這種差異是由人們不同的社會經歷造成的。被分隔在不同的場景中的人們會形成不同的世界觀，人們的行為在臺前和幕后可以完全不一樣，人們可以表演補充的角色，而不是互換角色。這種場景的區(qū)分是由于文字和印刷材料的傳播而形成的。基于人們閱讀能力及文化的素養(yǎng)的差異，他們則分別屬于不同的信息社會。這種場景的區(qū)分同時也是由于不同的人群被隔離住不同的地方，且在某個具體地方有著具體而有限的經歷，這就產生了不同的社會身份”。但是，電視這種電子媒介出現之后，情況不一樣了，因為電子媒介將許多不同類型的人帶到相同的“地方”，于是許多從前不同的社會角色特點變得模糊了。

由此可見，電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過其內容來影響我們，而是通過改變社會生活的“場景地理”來產生影響。這是因為，電子媒介尤其是電視，使得曾為各不相同的社會場景相互交叉。例如，與面對面的交談及書本相比，成年人很難利用收音機和電視來“相互”交流，因為他們常常會被孩子們“偷聽”到。類似的電子媒介增加了男女異性之間社會行為的了解。收音機和電視對不同類型觀眾和場景的融合，使全國性的政治家很難對某個選區(qū)的選民說具體的事情，也很難在不同的公共場合有不同的表現。這里所提出的理論顯示，社會舞臺和社會行為的重組至少是引起近期社會潮流的部分原因，這些潮流包括兒童與成人概念的模糊，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概念的融合，政治精英與普通市民的等同。對電子媒介怎樣影響了社會行為，梅氏也是用自己的直接生活體驗———那次歐洲旅行歸來的體驗來說明的：例如，假如在我回家后，我的父母舉辦了一場出其不意的歡迎晚會，他們邀請了我所有的朋友、親戚、教授和鄰居，試想我歐洲度假的各種各樣的故事會是怎樣的。如果我不能將聽眾分開，我對旅行的描述又會是怎樣的？如果我的父母將我?guī)У竭@些人中間，在這些人都在場的時候，給我15分鐘時間來講述我的旅行，我又能說出什么呢？如果開始講私下對父母所說的“安全”故事，我的朋友會感到厭倦甚至可能會咯咯發(fā)笑。如果我講危險而浪漫的冒險。我的父母和鄰居可能會不舒服。顯然，我為特定的聽眾所準備的故事幾乎每一個都會使混合聽眾中的部分人感到厭倦，甚至會冒犯某些人。所以我可能是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也可能迅速適應這個混合場景，想出一個新的綜合故事，將每一部分聽眾感興趣的故事都說一點兒，但是毫無特色，不會冒犯任何人。不過無論我說什么，這種情景與我和孤立聽眾交往的情景大不相同。如用本篇的角度———“日常生活學理化”來觀察，梅洛維茨無疑是在“日常生活”和“學理”之間發(fā)現一種內在聯系，促使他進行思考的“原始思維點”是歐洲旅行歸來的直接生活體驗，他由此發(fā)現物理意義上的社會場景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媒介場景”或“信息場景”，恰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當不同的社會場景組合在一起后，原本恰當的行為可能就不合適了。當一個特定的私人場景與其他社會場景融為一體，變得公開時，行為方式必須隨之調整、變化。場景的組合改變了角色的行為模式并且改變了社會現實的構成。我在回家的歡迎晚會中所遇到的場景粗略地模擬了電子傳播媒介所創(chuàng)造出的場景?！边@就體現了本篇的主旨之一：要具備一種“日常生活學理化”的主動意識。

概念命名與思維延伸

有意識的概念命名，是創(chuàng)新思維的關鍵步驟。有一句話說“命名即創(chuàng)造，想象即誕生”，說明命名在學術創(chuàng)新中的重要性。它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所謂理論思維活動都是以術語、概念、范疇、命題等為基本單位來進行的，要討論、研究一個理論問題，總要圍繞著概念或范疇來進行，總要集中在某幾個甚至一個概念上。從某種意義上，是否具有創(chuàng)新性，關鍵是看作者是否提出了新穎的、重要的核心概念。這在傳播學的一些發(fā)現與原創(chuàng)中也有所體現。例如議程設置理論的提出。此前，已有李普曼的擬態(tài)環(huán)境理論，認為新聞是影響我們頭腦中形成關于外部世界圖像的一種虛擬環(huán)境。如果繼續(xù)沿襲這一概念，顯然沒有新意。麥庫姆斯和肖觀察并猜測，“如果某條新聞被安排到一個不顯眼的位置，那么這個事件的影響力會不會因此而降低？”。猜測，即假說，頭腦中有了一種假說的輪廓之后，其后重要的是概念命名，麥庫姆斯也是這樣做的，他仔細描述了這一過程：盡管遇到了這種挫折，但是理論觀點仍然具有吸引力，我們決定嘗試另外一種方法：對196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那些猶豫不決的選民進行一次小規(guī)模調查，并對這些選民經常接觸的新聞媒介如何編排選舉中的重大事件這一問題進行內容分析。選擇那些猶豫不決的選民作為樣本是基于下列假設：這些選民對選舉感興趣，但卻仍然沒有決定將選票投給誰。他們可能最容易受到媒介的影響。這就是查普希爾研究，即現存公認的議程設置理論的起源。查普希爾研究的重要貢獻在于議程設置這個詞匯本身，它使關于媒介影響的這個概念立即在學者中流傳開來。

在這本書的另一處，麥庫姆斯也指出這一概念命名的來源，“他們的中心假設是大眾媒介通過影響議題在選民中的顯要性來為政治競選設置議題議程。兩位教授，也就是肖和我，還為大眾傳播的這種假設影響力起了一個名字。我們將此叫做議程設置”。于此，“議程設置”這一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它很有利于這一新型理論的普及與傳播。麥庫姆斯說，“查菲回憶道，在1968年新聞教育協會的年會上，當我第一次向他介紹議程設置研究時，雖然這個詞很陌生，但他還是馬上理解了我們的研究重點。”在梅洛維茨的研究中，命名的意識也是十分積極主動的。對于他所發(fā)現的那種新的社會場景，究竟叫什么呢？對此，梅氏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命名———本書研究了一種新的社會場景觀念，它包括物理場景，如房間和建筑物，也包括由媒介所創(chuàng)造出的信息場景。再如“第三人效應”理論的提出，也顯示了概念命名的重要。該理論原創(chuàng)者哥倫比亞大學傳播學教授戴維森概括“第三人效應”說：置身于大眾媒介強有力的傳播中的人，通常認為這種說服力在他人身上比在他（她）自己身上產生更強的效果。每個人都會推測：我不會受到影響，但他們（第三人）可能會被說服。在某些情況下，一種傳播行為產生效果并非由它在其直接指向的受眾中的影響造成的，而是由其他人（第三人群體）認為這種行為會對它的受眾發(fā)揮作用所導致的。文中將呈現四個支持這一假說的實驗，并闡述這一假說與社會學中某些概念的互補關系。第三人效應可能會在解釋社會行為的諸多方面發(fā)揮作用，包括宗教領袖對于異教宣傳的恐懼，以及政治領袖對于異己的懼怕。一般而言，第三人效應似乎與審查現象的存在密切相關：審查者從不承認自己會受到影響，而認為受到影響的是那些“更容易受蠱惑的”他人。這種現象已經基本清晰，下面的問題是“它究竟叫什么？”只有有了足以反映其內涵的概念，這一理論才能站立、普及并被運用。于是，在《傳播中的第三人效應》一文中，戴維森仔細講述了自己對其進行概念命名的思考過程———這些個人感受（有可能其他的已經被遺忘了），導致了一個命題產生，如果想要一個更好的名字標簽，那就可以稱為“第三人效應假說”。廣義而言，這個假說預測人們趨向于過高估計大眾傳播施加于他人態(tài)度和行為的影響。更具體而言，傳播的受眾成員中的個人們都處在說服性的傳播中（無論這個傳播是否是故意的帶有說服性），他們認為這些傳播對他人的影響要遠遠大于自己。并且無論這些個人是否在信息的虛設（特定）的閱聽人（受眾）中間，他們都期望傳播行為在他人身上的影響可能導致他們采取行動。但是，一般而言，概念命名還處于假說階段，而假說是需要證據來證實的，所謂“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是也。有時，這種求證需要很長時間的思考與研究。

對此，議程設置理論的原創(chuàng)者麥庫姆斯深有感觸地說：“很少有理論剛誕生就羽翼豐滿。它們通常始自一種簡明扼要的洞見，然后經由許多人的多年探索，才逐漸清晰起來?！本妥h程設置理論而言———這個理論始自一個簡單的假設，這個假設描述大眾傳播如何影響公眾對社會與政治議題的關注。由此，這個理論逐漸擴展，又融入許多新的命題，如關于產生這些效果的偶發(fā)條件、塑造媒介議程的力量、媒介信息中具體因素的影響以及這個議程設置過程的各種結果。換言之，概念命名并不是研究的終結，在這之后，還要對已經命名的學理進行合理性論證和深化延伸。在此方面，麥庫姆斯在論及議程設置理論時，無意中也提供了一個這方面的分析個案。據他回憶，提出了議程設置這一概念后，并不意味著創(chuàng)新的完成，而是經歷了許多坎坷———我們嘗試根據實際報紙進行一次實驗，這些報紙對于同一條新聞的編排方式各不相同?！断穆逄赜^察家報》是一份在北卡羅萊納州廣受尊重的報紙，它在一天中出很多版，早間版本針對外地新聞，最后版本主要報道本地新聞。這種多版設計會造成這樣一種結果，一些新聞在一天中的早二時間可能占據頭版的顯要位置，在接下來的版中可能退居頭版的次要位置，有時會完全退出頭版。我們最初打算利用這些版之間的差異作為實驗的基礎。但是后來發(fā)現新聞編排上的這些變化(無論是話題上，還是在位置變化上)毫無規(guī)律可循，因而我們無法系統地比較它們對公眾感知產生的影響。戴維森研究“第三人效應”的過程也是如此，在確立了第三人效應的概念之后，他的研究工作并沒有停止，而是將其延伸到各個領域。在進行了四個小實驗之后，戴維森并未止步，而是試圖對第三人效應進行全方位的驗證，據《傳播中的第三人效應》所述，該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么傳播對他人的影響被如此普遍地夸大了？是所有類型的說服性傳播都會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還是只有某些特定類型的傳播才會導致這種現象？或者，我們有沒有可能不再一方面高估他人受到的影響，另一方面又低估自己受到的影響？”④為驗證其普遍存在的程度，戴維森將其延伸到三個領域去研究：一是電影、民意調查等眾多社會科學文本；二是選舉等政治生活中的其他現象；三是生活中第三人效應。

在這些“延伸”中，所涉及的社會事物與現象林林總總，有電影效果、種族民意調查、核能領域的決策、馬里蘭的初選、廣告營銷、沉默的螺旋理論、股票市場、新聞與電影審查制度、對異端人士的排斥等，堪稱五花八門、包羅百態(tài)。在此，對于新聞傳播人頗具啟發(fā)意義的是：戴維森在深化與延伸自己研究成果的同時，特別注意使自己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影響與意義，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使自己的研究與重大社會問題和事件掛鉤，例如電影審查制度：在電影審查機制中出現的現象，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思索第三人效應所扮演角色的也許是最有意思的一個領域。在重視信仰和道德的人群里，至少，你很難找到一個承認自己曾經受過禁止傳播的信息的不良影響的審查員。在他們的理解中，必須要受到保護的應當是普通大眾，要不然就是那些普通大眾中的年輕人，或者是那些心志不堅定的人們。當馬里蘭州審查委員會在1981年6月壽終正寢時，這個從1916年起就開始過濾電影中污言穢語的組織里的一些成員，對未來的馬里蘭州，甚至是整個國家的道德做出了悲觀的預言（《紐約時報》，1981年6月29日）。但這些審查員卻認為自己的身心健康顯然不會受到損傷。其中的一個成員聲明，在這21年的時間里她曾經“看過的裸體比50000個醫(yī)生看過的還多”，但顯然，這種體驗對她道德上的影響似乎還不如飲食上的多。又比如對異端的態(tài)度：古往今來，異教教義和政治異議總能引起教士們和統治者們的憂慮，有些時候甚至是恐懼。這種見解及其導致的血腥鎮(zhèn)壓里，有多少要歸因于第三者效應的影響呢？毫無疑問，它在其中占據了一席之地，并且很有可能在全世界的痛苦和恐懼中占有一個很可怕的比例。這種對于不同意見的影響過于夸大的預期，導致了不計其數的人身陷牢獄，遭受酷刑，甚至殞命。即便是在今天，在那些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國家的監(jiān)獄里，依然關押著大量被宣稱犯有“煽動對抗政府”或者“散布有害流言”罪名的人們。在此，第三人效應的研究已經延伸到嚴肅的政治領域，涉及到民主與專制、政治制度設計等重大問題，這不僅擴大了該概念的研究范圍，還使其具有重要的社會認知價值。

中觀思維：兩個已知與一個未知

所謂中觀思維，是指一種善于融會貫通研究對象的兩端，在兩個已知的學術觀點、學術視角的中間地帶發(fā)現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特視角和學術切入點的思維方式。它有著自己的內在邏輯和規(guī)律，具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煞Q之為“兩個已知與一個未知”。作為一種思考方式和思維素養(yǎng)，中觀思維具有普遍性，這在傳播學的研究領域也有所體現。試以著名的傳播學研究者梅洛維茨和他的《消失的地域：電子媒介對社會行為的影響》為例。這是一部主要以電視為對象、論述媒介場景的著作。仔細剖解其學術思想形成之際的一個個思想萌芽，會發(fā)現梅洛維茨的思想方法也有中觀思維的影子，即善于在兩個已知的思想范疇之間發(fā)現一個新的視角和切入點。梅洛維茨曾對麥克盧漢和戈夫曼十分崇拜，前者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是研究新媒介的大師；后者前文已經提及，是“角色理論”或“擬劇論”的代表性人物。梅洛維茨這樣描述他對二位學者的感受：當我還是大學生時，曾試圖將我所學過的和所經歷的綜合成一個整體，我對這兩種理論的不完整感到不安，但對他們對社會秩序的看法感到好奇。戈夫曼和麥克盧漢為理解社會行為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戈夫曼提出了影響行為的一個因素：“環(huán)境的限定”，它是由特定的交往地點以及觀眾所決定的。戈夫曼顯然忽略了角色和社會秩序的變化；而另一方面，麥克盧漢指出了電子媒介的應用所產生的社會角色的普遍變化，但是沒有清楚地解釋電子媒介“怎樣”和“為什么”會引起這些變化。這種想法一致延續(xù)到梅洛維茨攻讀博士學位，并決定以此作為自己的學術突破方向。于是，他把麥克盧漢和戈夫曼各自的不足，即二者學說的中間地帶作為自己突破點，最終形成了自己的學術興趣。

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學術歷程：“將這兩種理論流派合二為一的興趣，以及經過10多年的努力，終于形成了這本書。我認為戈夫曼和麥克盧漢二人的優(yōu)勢和劣勢是互補的。戈夫曼側重研究了面對面的交往，而忽視了媒介對于他所描述變量的影響和作用；而麥克盧漢側重媒介的效果，卻忽略了面對面交往的結構特征。面對面的行為和有中介的傳播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交往，即現實生活和媒介場景的差異?！薄断У牡赜颍弘娮用浇閷ι鐣袨榈挠绊憽诽岢鲆粋€新的概念———一種能夠將面對面交往與媒介的研究聯系起來的共同基礎，即“社會場景”的結構。他指出：“我認為電子媒介影響社會行為的原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感官平衡，而是我們表演的社會舞臺的重新組合，以及所帶來的我們對‘恰當行為’認識的變化。這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觀眾變化的同時，社會行為也會變化?！庇谑牵诖苏J識的基礎上，他實現了媒介分析與社會場景的結合，在兩個前輩的“已知”之上，他成功地發(fā)現并論證了一個“未知”。另以傳播學的批判學派學者之一弗洛姆的《逃避自由》為例。弗洛姆指出：“除了理解產生法西斯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之外，還有一個人性的問題需要探討。本書目的就是分析現代人性格結構中的一些動態(tài)因素，正是這些因素使法西斯國家的人們甘愿放棄自由，并如此廣泛地充斥于我們數百萬同胞的心靈中?！雹菟倪@種把心理性格和社會政治文化結合起來的思路，是受到兩個人的啟發(fā)，一是馬克思，二是弗洛伊德。在對馬克思主義、弗洛伊德主義的研究、“綜合”中闡發(fā)的，關于人的存在、本性、異化與解放的理論構成弗洛姆學說的核心。一方面，弗洛姆認真研究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著作，認為其異化勞動理論具有合理性，但過分強調經濟、政治因素，雖提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概念和關系，但并未說明二者是如何實現轉化的；另一方面，弗洛姆深受弗洛伊德的影響，認為其較前人高明之處在于：他引導人們注意觀察和分析決定人類若干行為的非理性和無意識力量，但尚缺乏科學論證，其性本能說也過于偏頗。于是，弗洛姆在二者的學說中發(fā)現一個中間地帶———“我也試圖找出弗洛伊德學說中哪些仍然閃耀著真理光輝的思想和哪些需要修正的論斷；對于馬克思的理論，我也是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評這兩位思想家后，我最終找到了一種綜合”。換言之，在吸取了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學說的精華之后，他同時看到二者的缺陷：馬克思過分強調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弗洛伊德則過分強調純粹生理和本能對人的影響作用。于是他試圖“綜合”二者。

弗洛姆認為，“懷疑一切”的理論出發(fā)點、相信真理的力量、強調人道主義和運用辯證法的動力學研究方法，是實現二者結合的基礎。他用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性格”補充馬克思之不足，提出“社會無意識”和“社會性格”，作為聯結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紐帶，實現了二者的“綜合”。如果考慮到傳播學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學科，其中新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構成其架構主體，那么，社會心理學的個案也可視為本篇分析的對象。例如馬斯洛在本能主義和行為主義之外的第三思潮心理學，也體現出中觀思維的特征。馬斯洛的心理學素有第三思潮之稱，所謂第三思潮，是指在以弗洛伊德為代表的本能主義和以華生為代表的行為主義之外的一種角度，馬斯洛指出：“我發(fā)現很難向別人表達清楚我對這兩種普遍的心理學既尊重又不耐煩的心理。那么多人堅持認為不贊成弗洛伊德就是反對弗洛伊德，不贊成科學心理學（即行為主義學說）就是反對科學心理學等等。我以為所有這些忠誠不渝的態(tài)度都是愚蠢的。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把這些各種各樣的真理匯集起來，使它們成為統一完整的真理。只有對這樣一種真理，我們才應該是始終不渝的?！焙苊黠@，馬斯洛的學術出發(fā)點是試圖對二者進行綜合。于是，他對這兩種在心理學界影響最大的學派進行利弊分析，從而找出自己的“第三條道路”。對弗洛伊德主義，馬斯洛認為，一個人如果不理解精神健康，也就無法理解精神病態(tài)。然而不僅是弗洛伊德，而且漢密爾頓、霍布斯、叔本華等都是通過觀察人類中的渣滓而不是精英才得出他們的結論的?？茖W家們對諸如幸福、歡樂、滿意、寧靜、滿足、風趣、游戲、健康、欣喜與入迷等這些人類行為的積極方面視而不見，而且還忽視了仁慈、慷慨、友誼等好的秉性?？茖W研究的重點，被放到人的缺陷上，而對人的力量和潛力卻很少或根本不加考慮。馬斯洛指出：“如果一個人只潛心研究精神錯亂者、神經癥患者、心理變態(tài)者、罪犯、越軌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對人類的信心勢必越來越小，他會變得越來越‘現實’，尺度越放越低，對人的指望也越來越小……因此對畸形的、發(fā)育不全的、不成熟的和不健康的人進行研究，就只能產生畸形的心理學和哲學。這一點已經是日益明顯了。一個更普遍的心理科學應該建筑在對自我實現的人的研究上?！雹迣χ饕趧游镄睦砼c行為的行為主義學說，馬斯洛認為，人類行為與動物行為之間有極大不同，而且他對動物本能就一定是壞的這一點也持有懷疑態(tài)度。他認為我們即使接受了人是從動物發(fā)展而來并與動物有相同的本能這一前提，那也不一定就意味著這些本能是壞的。我們說對人類繁衍必不可少的性沖動就一定是壞的嗎？我們能無視動物王國里好的行為與壞的行為一樣多這一事實嗎？動物中的破壞性的侵略行為可能還不如在人類中普遍。動物王國里決不乏合作的事例；事實上種類的合作與其說是例外，倒不如說是規(guī)律。再說，如果我們認為人只是動物的一種高級進化形式，那么我們也必須認為與他關系最近的是猿。馬斯洛通過對猿和猴的廣泛研究，知道它們通常是友愛合作的，而不像弗洛伊德所描繪的那樣小氣、自私、侵犯成性?！案ヂ逡恋轮髁x者認為人類本能有著惡劣的動物性，因而他們必然會期待這種本能會再清楚不過地出現在瘋子、神經癥患者、罪犯、精神脆弱者或鋌而走險者身上，從這一信念出發(fā)，人們自然會說良心、理性、倫理觀念僅僅只是后天獲得的假象，與被掩藏在下面的真實有著本質的不同?！啊边_爾文的觀點與這種觀點如出一轍，以致他只看見動物界的競爭，而對于與競爭同樣普遍的合作卻視而不見?！笨傊?，弗洛伊德主義者與行為主義者都強調或側重人與動物的相似性，而卻完全無視或否認使人類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種類的獨一無二的特征。馬斯洛問道，如果說各種動物都有區(qū)別于其他動物的獨特本能，那么為什么人類也具有這種獨特之處就是不合理的呢？“用動物（本能）來進行研究一開始就注定要忽視（排斥）只有人類才有的那些能力，如殉道、自我犧牲、羞辱、愛情、幽默、藝術、美、良心、負疚、愛國、理想、詩情、哲學、音樂和科學。要認識人類與所有靈長類動物所共有的特征，那么動物心理學是十分必要的?？墒?，要研究人類所獨具的或者使人類大大優(yōu)于其他動物的特性(如潛存的學習過程)，那么動物心理學就用不上了?！?/p>

馬斯洛發(fā)現，已知的研究都有其缺失，簡言之：本能主義研究精神病患者是有價值的，然而是不夠的；行為主義研究動物是有價值的，然而也是不夠的，而其研究一般人的普遍情況又難以說清楚一些現象和問題。他認為，要了解精神不健全的人，應該首先了解精神健全的人，在這兩者之外的第三種現象，于是，在兩個“已知”之外，他找到自己要研究的“未知”。馬斯洛建議把這一重要的新的知識來源引入心理學與精神病學中去。馬斯洛認為一種綜合性的行為理論必須既包括行為的內在的、固定的決定因素，又包括外在的、環(huán)境的決定因素。弗洛伊德學派只注重第一點，而行為主義者只注重第二點。這兩種觀點需要結合在一起。僅僅客觀地研究人的行為是不夠的，為求完整的認識，也必須研究人的主觀。我們必須考慮人的感情、欲望、希求和理想，從而理解他們的行為。

盡管梅洛維茨、弗洛姆和馬斯洛的研究領域不同，研究對象各異，但他們在“善于在兩個已知的學術觀點、學術視角的中間地帶發(fā)現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特視角和學術切入點”這一點上，有著相通之處。這對傳播研究者思考問題時，或許不無借鑒的價值。心緒無跡，思路有痕。時代呼喚創(chuàng)新，社會學需要想象力，傳播學亦需要培養(yǎng)創(chuàng)新思維的素養(yǎng)。思維素養(yǎng)不是憑空產生的，不是高不可及的，而是體現出一定的規(guī)律性。驗之傳播學史，許多發(fā)現和創(chuàng)新不無規(guī)律可循，重要一點就是其發(fā)現者都體現出良好的思維素養(yǎng)。可大概總結為：發(fā)現者或創(chuàng)新者都具備職業(yè)性好奇與“日常生活學理化”的能力，他們都認識到概念命名的重要性，并善于使自己的思維深化或延伸。另外，有的學者還善于在兩個已知的學術觀點、學術視角的中間地帶發(fā)現問題，形成自己的獨特視角和學術切入點的思維方式，是為中觀思維。認真模仿、領會、學習這些素養(yǎng)，對培養(yǎng)我們自己的創(chuàng)新能力、提高中國傳播學的理論水平和思辨能力或許不無借鑒和啟發(fā)意義。

作者：劉暢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