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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理論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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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學理論發(fā)展

國際經濟學研究國家之間經濟的相互依存性,它也分析一國與世界其他國家間商品勞務和資金的流向,分析直接約束這個流向的政策,以及這些政策對國家的福利所產生的影響。[1]國際經濟學理論淵源久遠,對國際經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亞當?斯密、李嘉圖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說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其比較利益的思想是現(xiàn)代國際經濟分析的起點,古典經濟學說之后的“邊際革命”在一定程度上為國際經濟學形成提供了重要方法。

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tǒng)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tǒng)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xiàn)大約在本世紀四十年代,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fā)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最近幾十年來,在以克魯格曼、弗里德曼等經濟學家的推動下,國際經濟學一般理論各個方面方面均獲得了持續(xù)和富有成效的發(fā)展。

一、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

(一)國際貿易理論的新發(fā)展

1、新李嘉圖主義的國際貿易理論

在國際貿易實踐中,H-O-S理論一直占據(jù)中心地位,但是“里昂

克魯格曼又考察了規(guī)模經濟、產品差異與貿易型式的關系。競爭的經濟被允許貿易時,即使它們有著相同的偏好并從貿易中得益。克魯格曼又發(fā)表了《產業(yè)內專業(yè)化分工與得自貿易的利益》該理論模型從根本上打破了傳統(tǒng)理論中完全競爭和規(guī)模收益不變這兩個基本假定,使新貿易理論向規(guī)范化方向邁進了重要的一步。

(二)新貿易政策理論的發(fā)展

貿易政策理論是較早發(fā)展起來的國際經濟學理論之一。早在本世紀20年代末,作為“新重商主義”的凱恩斯在《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一書中就指出:“政府的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治家來看,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來看,恐怕要認為是對于個人主義之極大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一切現(xiàn)實的辦法,可以避免現(xiàn)行經濟形態(tài)的全部毀滅?!保?]在國際貿易方面凱恩斯主張政府干預對外經濟貿易活動,利用貿易順差保持國內充分就業(yè)。

本世紀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占據(jù)了經濟理論的中心位置,主張政府應該對國際貿易進行適度的干預。作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認為:“自由市場的存在當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競賽規(guī)則的制定者,又是解釋和強制執(zhí)行這些已經被決定的規(guī)則的裁判者,時常所做的是大大減少必須通過政治手段來決定的問題范圍,從而縮小政府直接參與競賽的程度?!保?]

1、貿易保護理論的新發(fā)展

9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貿易的擴大和經濟全球化的發(fā)展,各國在貿易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在這種形勢下,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紛紛出現(xiàn)。DominickSalvatore在的《國際經濟學》一書中列出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自動出口限制,技術、行政與其他法規(guī)限制、國際卡塔爾、傾銷、進出口補貼等。[5]目前較為代表性的新貿易保護主義包括:地區(qū)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保護論以及環(huán)境有限新貿易保護論。

1994年,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在《新貿易保護主義》一書中提出,地區(qū)經濟主義新貿易保護論“旨在通過減少國際貿易和對整個經濟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樣化,讓它朝向地區(qū)或國家內生產的最大化方向發(fā)展,然后以周邊地區(qū)作為依賴對象,并且只把全球貿易作為最后選擇。”[6]其代表人物是英國學者蒂姆?朗和科林?海茲。

他們認為在目前的世界環(huán)境中,自由貿易所帶來的問題比其期望解決的問題多,鑒于自由貿易無法解決貿易與發(fā)展、貿易與環(huán)境等問題,因此必須用新的貿易保護主義取代它,新貿易保護主義主張:首先要加強地區(qū)間合作,實施新型的地區(qū)主義“自力更生應該成為國家內部以及一個地區(qū)的國家之間的一個共同目標,這樣可以使他們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最大程度的滿足需要和提供服務,如果經濟活動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務,那麼他們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就會降低,經濟增長會受到無情競爭的影響也會減少,當生產和就業(yè)必須一致為了滿足地方需要而服務時,就應該重新將經濟活動定位,使其擺脫出口導向的模式?!保?]

實行地區(qū)性貿易保護主義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資源,促進經濟發(fā)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變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結構中的不利地位,同時也可以保護環(huán)境促進人類可持續(xù)發(fā)展;新貿易保護主義還主張為使地區(qū)經濟發(fā)展,來實現(xiàn)貿易平衡和保護世界環(huán)境,這就需要一國根據(jù)預期的出口量控制進口量并且要使兩者嚴格平衡,并制定高標準的進出口限制規(guī)則。

國際勞動力價格均等化新貿易保護論的基本觀點是:由于西方發(fā)達國家的工資水平遠遠超過發(fā)展中國家,如果西方國家不對發(fā)展中國家實行貿易限制,將會造成發(fā)達國家工人的工資水平向低收入國家的工資水平看齊,從而導致發(fā)達國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發(fā)達國家應該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性產品實行貿易限制。進入80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受到低增長和高失業(yè)率的困擾,增加了大工業(yè)的保護,抵制發(fā)展中國家的進口,1993年發(fā)展中國家將近1/3的出口產品受到發(fā)達國家的配額制和其他非關稅壁壘限制。

環(huán)境優(yōu)先新貿易保護論主要表現(xiàn)在借保護世界環(huán)境之名限制國外產品的進口,保護本國衰退的劣勢產業(yè),其主要論點是:由于人類生態(tài)系統(tǒng)面臨巨大威脅,在國際貿易中應該優(yōu)先考慮保護環(huán)境,減少污染產品的生產與銷售,為了保護環(huán)境任何國家都可以設置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控制污染產品進出口,同時任何產品都應將環(huán)境和資源費用計入成本,使環(huán)境和資源成本內在化。

2、國際貿易的內生性增長的新理論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增長可以帶動國內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是新觀念、新技術、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傳播媒介,國際貿易可以充分利用沒有開發(fā)的國內資源、刺激國內生產者提高效率,同時通過市場規(guī)模的擴大,貿易使勞動具有了經濟規(guī)模性,因此國際貿易可以稱為“經濟增長的動力”。

為了從國際貿易和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角度進一步揭示國際貿易產生的正面作用,經濟學家羅莫和盧卡斯提出了內生性增長理論,他們認為一國減少貿易壁壘并促進國際貿易后,將長期取得加快經濟增長和發(fā)展的效應,這主要因為國際貿易可以使該國加快技術引進、吸收、開發(fā)以及創(chuàng)新過程,擴大生產經濟規(guī)模,減少價格扭曲提高資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場競爭下的新貿易政策理論

不完全競爭的貿易政策理論認為市場結構的類型決定了行業(yè)的競爭程度和貿易形式,因此依據(jù)國內外市場結構的狀況來選擇指定貿易政策可以在貿易自由化進程中最大限度的保護國家利益。80年代初以來,以布蘭德、斯本色、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提出了以“戰(zhàn)略性貿易”為核心的新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認為,在規(guī)模收益可變和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下,政府干預的貿易政策只要使用得當能夠使一國從相對自由貿易中獲益。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家根據(jù)不同的市場結構,討論各種貿易工具如關稅、配額、進出口補貼和進出口稅等,在各種市場結構下的運用結果,得出了不同市場結構下應該運用的最佳政策工具,與此同時,他們還指出在寡頭市場結構下,貿易政策可能會使干預者獲得有利的“戰(zhàn)略效應”,并通過抽取和轉移他人經濟利潤以及獲得更大的外部經濟來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貿易理論對市場運行的優(yōu)化、干預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積極的理論意義。

(1)不同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將其研究領域集中以下兩種市場結構中貿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慮戰(zhàn)略互動作用對出口市場的影響。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在假設一國市場上的國內公司具有市場力量,并同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外公司競爭基礎上,對政府施加的貿易政策如何影響公司行為以及市場運行結果進行探討,這就是所謂“戰(zhàn)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戰(zhàn)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他們根據(jù)80年代初提出的布蘭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場下廠商進入對貿易政策選擇的影響和“一致性推測”的寡占行為,指出廠商進入的可能性進一步削弱了出口補貼促進進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強了出口稅收鼓勵進出口的作用,同時“一致性推測”這種寡占行為對于自由貿易是最佳的。

②探討國內市場上戰(zhàn)略互動的影響。

他們在假設具有市場力量的國內公司在國內市場的競爭基礎上,探討政府政策的作用,這就是所謂“戰(zhàn)略出口貿易政策”問題。對于這一問題,克魯格曼首先經過對外部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進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經濟基礎上的“出口促進型進口保護理論”,即將外部的規(guī)模經濟作為獨立的幼稚產業(yè)加以保護。另一方面,克魯格曼建立了一個存在規(guī)模經濟和寡頭壟斷市場下,以貿易保護促進出口的模型。

通過這一模型可以看出,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與國外公司的邊際成本成負相關,通過關稅保護可以提高國外公司的成本??唆敻衤€把研究與開發(fā)、學習效應與國內公司的邊際成本聯(lián)系起來,認為貿易保護會導致研究與開發(fā)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經濟效益提高。[10]

(2)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

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等在對不同市場結構下的貿易政策工具進行比較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在現(xiàn)有的不完全競爭的模型下,有關最佳貿易政策工具的選擇方式:在國內外的市場結構均為完全競爭情況下,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優(yōu)的,但是當一國商品的進口在國際市場上占有一定程度的優(yōu)勢時,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并提高福利;在國內外市場結構均為壟斷競爭的情況下,貿易形式表現(xiàn)為規(guī)模經濟與產品差異的行業(yè)內貿易,這時對差異產品征收最佳關稅可以改善貿易條件和提高福利;在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但國外市場是壟斷情況下,可以通過將國外企業(yè)的超額利潤抽取一部分作為關稅;在國內市場是壟斷但國外市場是完全競爭的情況下則可依據(jù)國內產業(yè)發(fā)展情況,采取關稅或配額政策;在國內外市場都處于壟斷時,可以依據(jù)不同的貿易模型如古諾雙頭壟斷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羅?克魯格曼則認為如果某個國家的政府能夠設法保證占領本個某一市場的企業(yè)是本國企業(yè)而非他國企業(yè),就能以犧牲他國的產業(yè)為代價,確保本國企業(yè)在這一產業(yè)領域內的發(fā)展,也能夠提高本國的國民收入與福利。他與詹姆斯?布蘭德合作發(fā)展了國際雙頭壟斷模型,在這一模型的基礎之上,他假設有一個本國廠商和國外廠商,在國內外市場中進行競爭,在本國開始征收進口關稅的情況之下,外國廠商在國內市場的交貨成本上升,其邊際成本上升,本國廠商產量上升,邊際成本下降,這將最終導致在國內外兩個市場中,本國廠商的銷售量上升,外國廠商銷售量下降,本國廠商不僅加強了在國內市場上的優(yōu)勢,也加強了在國外市場上的競爭優(yōu)勢,從而將在出口市場中獲利。[11]克魯格曼因此認為政府可以實行對每個產業(yè)加以保護的政策,直到該產業(yè)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場上的優(yōu)勢為止。

二、國際金融理論和政策

1997年發(fā)生在東亞地區(qū)并波及到整個世界的金融危機,推動國際經濟學界對國際金融一體化發(fā)展、國家貨幣政策、國際資本流動、匯率制度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國際金融和政策理論有國際金融安全、克魯格曼的貨幣匯率理論、國際貨幣一體化等。

(一)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負面影響

世界經濟的全球一體化趨勢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fā)展出一個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體化則是世界經濟一體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由于生產的社會化和國際分工的發(fā)展,經濟國際化對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出了客觀要求。隨著電訊技術的普及和在金融領域的廣泛應用、跨國銀行空前的海外擴張,國際銀行業(yè)競爭加劇發(fā)達國家積極開拓、控制新興市場等等,國際金融一體化發(fā)展迅速。此外,各國金融管制不斷放松,國際投機活動的加劇,以及為逃避各國政府種種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舉措國際金融一體化趨勢經過80年代的發(fā)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國際金融一體化一個高潮,對促進世界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一般認為,世界經濟一體化是指世界經濟活動超出了國界,使世界各國和地區(qū)之間的經濟活動相互依存、相互聯(lián)系,進而形成世界范圍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機整體?;蛘哒f,是指世界各國均參與全面的經濟合作并到任何一國或經濟領域的變動均會引起世界經濟整體動狀態(tài)。世界金融一體化是指各國或地區(qū)在金融業(yè)務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賴、影響而產生的逐步聯(lián)合成為一個整體的趨勢。國際金融一體化的表現(xiàn)是:各國金融政策傾向一體化;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重點是離岸金融市場與衍生金融工具的發(fā)展、證券投資國際化);資本流動自由化、國際化,這是世界金融一體化最突出的表現(xiàn),它包括貨幣兌換自由、資本在行業(yè)間轉移自由和資金進出自由。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fā)展對國際經濟體系構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fā)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國際主權

首先,世界金融一體化使得主權國家金融政策的獨立性受到削弱,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國際金融一體化加深了世界各國在經濟領域內的相互依存,各國所執(zhí)行的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國際收支的調節(jié)政策和國際儲備的管理營運,都將對其他國家產生較大的影響,這已經成為各國中央銀行不得不共同處理的問題。其次,國際資本力量的強大于國家主權的相對弱化,冷戰(zhàn)后,國際市場的統(tǒng)一、金融自由化的加快、技術革命的促動,使國際資本空前擴張。在特定的時期和特定的場合下,資本力量已經超越了國家力量。隨著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巨額資本高速游走,瞬息萬變,資本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改變了政府發(fā)揮作用的環(huán)境,增加了政府實施宏觀經濟政策的變數(shù),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被嚴重削弱(如國際資本流動的“溢入溢出效應”對主權國家貨幣政策獨立性的影響)。

這些巨額流動資本完全是在任何單個民族國家的管轄的范圍之外發(fā)揮作用。而民族國家,包括是最發(fā)達的國家,無論從實力、理論、法律還是從技術上都無法做到防范于未然,都無從控制國際游資的沖擊。最后世界金融一體化提升了國際金融組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權力地位,在特定的時期對于民族國家,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的主權提出了挑戰(zhàn)(如IMF亞洲金融危機中的表現(xiàn))。由于金融活動的全球化與金融監(jiān)管國別化之間的矛盾加劇,呼喚全球性的金融體制,監(jiān)管體系與風險預警系統(tǒng)的建立,這必將導致各個民族國家金融決策主權的某種弱化,必須肯定,從長遠看來,這種弱化是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這種主權的讓渡必須是相互的和對等的,不能被某種強權,尤其是金融霸權所利用和濫用。

2、國際金融一體化對國家安全威脅著安全。

首先,國際金融市場上巨額游資的存在對于民族國家,尤其是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了挑戰(zhàn)。表現(xiàn)在①巨額資本快速的流入流出對于主權國家經濟的巨大影響。②發(fā)展中國家由于經濟戰(zhàn)略上的失誤及經濟結構上的缺陷,成為易受國際游資沖擊的對象。

其次,金融創(chuàng)新促進了世界金融一體化,也對民族國家的經濟安全提出挑戰(zhàn)。①金融創(chuàng)新加劇了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由于國際金融傳導機制的存在,使得民族國家面臨著日益增大的國際金融風險。②金融衍生工具的發(fā)展不僅為國際游資對主權國家進行沖擊提供了手段,而且使得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直接掠奪一國的財富成為可能。

再次,國際金融體系內的權力分配與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隨著世界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權力分配更加有利于發(fā)達國家,發(fā)達國家操縱著國際金融體系中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發(fā)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領域內對發(fā)達國家的依賴不斷加深。在國際金融體系存在著巨大的結構性缺陷的前提下,發(fā)展中國家將始終面臨著金融風險對于經濟安全的挑戰(zhàn)。

3、國際經濟體系中的金融霸權

二戰(zhàn)結束以來,金融霸權已具有極其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在冷戰(zhàn)時期,兩彈一星,亦即核子工程、宇航工程曾是世界強國爭霸的戰(zhàn)略領域。在冷戰(zhàn)之后,特別是在實際之交的今天,信息業(yè)與金融業(yè)則成為全球戰(zhàn)略的基礎。今天,世界上所有的經濟發(fā)達國家,無不力圖搶占現(xiàn)代金融的制高點。前美國政治學會會長、哈佛大學戰(zhàn)略研究所所長亨廷頓在《文明沖突與重建世界秩序》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14個戰(zhàn)略要點,其中第一條“控制國際銀行系統(tǒng)”、第二條“控制全部硬通貨”、第五條“掌握國際資本市場”都與國際金融領域有著密切的關系。冷戰(zhàn)后,由金融霸權所主導的國際金融秩序呈現(xiàn)兩種趨勢,一是發(fā)達國家內部對金融權力的爭奪日趨激烈,另一方面,西方金融霸權又聯(lián)合起來加強對發(fā)展中國家的金融控制。

70年代末,以格拉斯為首的一批美國左派經濟學家首先提出了“金融霸權”的概念,所謂金融霸權是指以大銀行家和大機構投資者為核心的金融寡頭及其政治代表,通過控制經濟活動施以重大影響并以此牟取暴利或實現(xiàn)其他政治、經濟目的的一種社會關系。[12]金融霸權理論認為,金融霸權的權力主要在于①控制貨幣資本或其他信用工具;②利用金融衍生物;③金融行業(yè)趨于壟斷。金融霸權控制企業(yè)的兩種工具是控制資本流動并設置金融市場各種參數(shù)。金融霸權對國際關系影響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控制國際資本流動,二是進行國際金融投資,三是操縱各種國際經濟組織。

隨著國際金融一體化的發(fā)展,金融霸權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日趨凸現(xiàn)。從對國內經濟結構影響來看,金融霸權通過控制資本流動,不僅可以改變左右一國的產業(yè)結構對各個部門的經濟發(fā)展起著決定作用,還會促成泡沫經濟的形成,降低政策的效力并影響政府的行為。從對國際經濟影響看,金融霸權控制國際資本流動的直接后果是加劇國際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性,金融霸權會以通過各種形式從發(fā)展中國家抽走極為稀缺的資金,同時又會扭曲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模式,使其經濟與社會失衡加劇,最終導致南北國家經濟差距不斷擴大。

(二)克魯格曼的“蕭條經濟學回歸”

保羅?克魯格曼在最新出版的《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一書中指出,我們不應以短期的救火態(tài)度來看待1997年以來的危機,而應認識到一個國家經濟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兩難選擇的三個方面,即“三難選擇”是當今國際經濟體系的內在特性。

所謂“三難選擇”,即克魯格曼早些時候所說的“永恒的三角形”。它指的是下述三個目標中,只能達到兩個,不能三個目標同時實現(xiàn):①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②匯率的穩(wěn)定性;③資本的完全流動性。

例如,在1944年至1973年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中,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的穩(wěn)定性”得到實現(xiàn),但“資本流動”受到嚴格限制。而1973年以后,“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得以實現(xiàn),但“匯率穩(wěn)定”不復存在?!坝篮愕娜切巍钡拿钐?,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一目了然地劃分國際經濟體系各形態(tài)的方法。

克魯格曼認為歐洲貨幣聯(lián)盟和歷史上的金本位制,均選擇“匯率穩(wěn)定”和“資本自由流動”,犧牲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則是選擇“匯率穩(wěn)定”和“貨幣政策獨立性”,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即只開放“經常帳戶”,不開放“資本帳戶”。

克魯格曼認為,“三中擇二”是國際經濟體系內在的“三難選擇”的體現(xiàn),可追述到國際經濟學中著名的蒙代爾──弗萊明定理。因此,不顧其它兩個目標,單追求一個目標(如發(fā)達國家近年來向發(fā)展中國家所推銷的“資本完全自由流動”),在理論上是占不住腳的。那么,為什么西方發(fā)達國家在1973年以后選擇了“資本自由流動”和本國“貨幣政策獨立性”這兩個目標呢?克魯格曼認為,這是因為它們對“匯率不穩(wěn)定”的承受力較大,而這又是由于國際資本市場對發(fā)達國家的信心較大,使發(fā)達國家貶值幅度可以恰到好處,不至于過度。

相反,國際資本市場對發(fā)展中國家信心不足,結果造成發(fā)展中國家貶值往往在資本外逃壓力下過度。因此,克魯格曼認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三中擇二”,應是選擇本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匯率穩(wěn)定”,而放棄“資本的完全自由流動”。他高度贊賞中國中央銀行近來連續(xù)降低利率的政策,認為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是其他亞洲危機國家所不具備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國沒有開放“資本帳戶”,沒有實行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他說,中國的選擇,對于防止世界重演1930年代的大蕭條,意義重大。[13]

(三)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lián)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zhí)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lián)盟。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1)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2)要素流動的程度;(3)一國的經濟規(guī)模與開放程度;(4)商品多樣化的程度;(5)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6)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7)財政一體化程度;(8)政治因素。

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wěn)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yè)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yè)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四)國際匯率問題

與商品市場一樣,外匯市場交易也有一定的行情和價格變動,所謂匯率即外匯買賣的價格,它等于一國貨幣與另一國貨幣交換的比率,國際匯率問題在國際經濟學理論中一直處于較為重要的位置。從歷史上看,關于匯率的理論有匯率決定的貿易論或彈性論,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論、匯率決定的貨幣主義理論、匯率決定的資產組合平衡理論等。最近十幾年來,對匯率的模型與動態(tài)分析、匯率與購買力平價關系、資本帳戶研究分析等較為吸引經濟學界的關注。

1、匯率的模型分析

匯率決定理論是西方外匯匯率理論的核心,70年代以來,由于浮動匯率制取代了固定匯率制,匯率的變動幅度以及影響匯率變動的各種因素方面,出現(xiàn)了固定匯率制下從未出現(xiàn)的異?,F(xiàn)象,為了從理論上解決這一問題,西方學者構建了許多模型以分析

(1)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弗蘭克爾模型

1975年弗蘭克爾和羅德里格斯提出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該模型實際收入y,價格水平P,名義利率I(相應的外國需求等變量則標星號)。即有下列等式成立:

mt=Pt+kyt-θit(1)

mt=Pt*+k*yt*-θ*it*(2)

其中,K,K*,θ,θ*均為參數(shù)。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一個最重要的假設就是購買力平價。

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是以購買力平價說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前提假設,并且假定現(xiàn)實世界是一個能進行無阻力、無成本和瞬時調節(jié)的世界,這就保證了無論在長期或是短期,購買力評價都是成立的。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將人們的注意力重心轉向了資本市場,將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聯(lián)系起來研究。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在方法上的就是發(fā)展了一種關于匯率決定的存量分析框架。

(2)粘性價格的貨幣模型--多恩布什模型

1976年,多恩布什提出了多恩布什模型。而多恩布什則假定:資產市場價格(如利率、匯率等)是瞬時調節(jié)的,而短期內商品市場價格是粘性的,即短期內購買力平價假定并不成立。但多恩布什模型保留了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長期均衡的基本決定因素。多恩布什認為,短期內產品市場僅僅是緩慢地調整,金融市場的調整似平要快得多,事實上瞬間完成的。金融市場為了彌補商品市場價格剛性,會對擾動作出過度的調整;而在長期內,則會慢慢趨向于回到其長期均衡水平。

(3)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的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

進入80年代,羅伯特?盧卡斯以及斯托克曼于1982年提出了一般均衡的匯率決定模型,從某種意義上說,一般均衡模型是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的延伸和推廣。它把浮動價格的貨幣模型由兩個商品進行貿易推廣到充分多個商品在兩國間進行貿易。

(4)布蘭森的資產組合模型

布蘭森認為個人會將其財富配置于各種可供選擇的資產,這其中最常見的是本國貨幣和外國貨幣,以及本國證券和外國證券。各國貨幣的比價決定于各種外幣資產的增減,各種外幣資產的增件源于投資者對資產組合比例的調整,這種調整會引起國際資本的流動,從而影響外匯供求和匯率的變化,資產組合模型將貨幣只當作人們可能選擇持有的一系列資產的一種,強調了不同的資產組合對匯率的決定以及影響作用。[14]

2、保羅?克魯格曼的匯率動態(tài)研究

保羅?克魯格曼認為貿易流量對匯率變化反應遲緩,為進入一國市場,進口商和出口商必須承擔一定的沉沒成本,他們的未來收益采取一種貨幣形式,而成本則采取另一種貨幣形式,當匯率的未來變化不確定時,他們未來贏利也不確定。在短期內匯率對貿易流量沒有什麼影響,因為不確定性誘使貿易商繼續(xù)等待,但此后為回應基本沖擊,匯率必須發(fā)生大幅變動才能使市場出清,這樣,最初的波動就會對匯率變動產生放大的影響,在《目標區(qū)域與匯率動態(tài)》一文中,保羅?克魯格曼認為,當匯率接近區(qū)域上限時,由于預期未來匯率會下跌,投資者就會減少貨幣持有量,從而導致匯率迅速下降,在目標區(qū)域的下限,情況正好相反。[15]

3、南方國家的匯率風險

目前發(fā)展中國家匯率所面臨的風險極為巨大。這是因為流入發(fā)展中國家的國際資本對于發(fā)達國家的利率變化極為敏感,而后者完全處于發(fā)展中國家的控制之外。加州大學著名國際經濟學家艾其格林等人的一項最新研究成果揭示,從1975年到1992年,100個發(fā)展中國家的銀行危及的觸發(fā),與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的利率(簡稱“北方利率”)變化密切相關。“北方利率”每增長1%,“南方”銀行危及的可能性就增長3%。

這是因為國際資本(尤其是證卷資本)流入主要是在“北方利率”降落之時,一旦“北方利率”上升,國際資本就有可能掉頭回轉。不完全信息經濟學告訴我們,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市場失靈”程度不同,后者更受“道德風險”和“逆選擇”的影響。因此,“北方利率”的上升,不僅提高資本回轉的可能,而且增加了對“南方”銀行的“逆選擇”:高利率只吸引過度樂觀的“南方”借款者,從而加劇金融危機的爆發(fā)。

4、購買力評價對國際匯率的影響

目前對一個經濟發(fā)展衡量指標有計算國民生產總值(GNP)、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傳統(tǒng)計算方法以及購買力平價(PPP)方法,傳統(tǒng)計算方法是根據(jù)本國貨幣與美元的匯率,把按本國貨幣統(tǒng)計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或國民生產總值(GNP)折算成美元來計算國民經濟的規(guī)模。傳統(tǒng)計算方法的缺點是在計算一個國家國民生產總值時,把國民生產總值以美元匯率計算,而沒有把該國貨幣和購買力因素計算在內,購買力平價方法與傳統(tǒng)的匯率計算方法完全不同,購買力平價的方法,利用購買力平價作為轉換因素,將本國貨幣在國內市場上的購買力按國際市場價格折算成美元,來估算一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例如把中國每年生產的東西都按國際市場的價格計算,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比較國內價格計算大了許多。

DominickSalvatore在《國際經濟學》提出匯率決定的購買力平價理論是建立在沒有交易費用、沒有關稅及其他限制條件,貿易自由的基礎上,并認為匯率的變化與兩國的物價水平的變化率之間存在比率關系。這雖然在在短期中匯率常常與購買力平價預測存在較大差別,但是購買力平價理論在長期或純粹貨幣擾動引起的情況下,能夠給出相當不錯的均衡匯率的近似估計。[16]

彼得?林德特也認為:“從長期看,在價格水平同國際匯率之間存在一種可以預期的聯(lián)系,一種由商品和服務能夠在一國或另一國購買這種事實所造成的聯(lián)系,這便導致把國家通貨價格同匯率聯(lián)系起來的購買力平價假設”[17]彼得?林德特提出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相聯(lián)系的公式為:P=R×Pf

在這里匯率R表示以美元計算的外國通貨(比如說英鎊)的價格,而價格水平P與Pf則分別表示本國和世界其他國家以本國貨幣計算的價格水平。

如果把購買力平價方程式同本國的與世界其他國家的貨幣數(shù)量論方程式結合起來,便產生了基于貨幣供應與國民總產值的一種匯率預測。可以用公式:

r=P/Pf=(M/Mf)×(Kf/K)×(Yf/Y)

表示。

注釋:

1,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4

2,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tài)》,1997年2月,頁74

3,凱恩斯:《就業(yè)、利息與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頁323-324

4,弗雷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6

5,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11

6,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3

7,TimLangandColinHines:“TheNewProtectionism”,Eathscan,PublicationsLtd.,London,1994,Page126

8,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260-261

9,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tài)》,1999年3月。頁63-64

10,易定紅:“新貿易理論政策述評”,《經濟學動態(tài)》,1999年3月。頁65

11,劉向民:《保羅?克魯格曼及其經濟理論》,《經濟學動態(tài)》,1997年2月,頁75

12,柳永明:“論金融霸權”,《經濟學家》,1999年5月,頁68

13,參見保羅?克魯格曼:《蕭條經濟學的回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頁145-151,頁199-200,PaulKrugman:“TheReturnofDepressionEconomics”,ForeignAffairs,May/June1999

14,陳東:“西方匯率決定理論的新發(fā)展”,《經濟學動態(tài)》,1996年8月,頁46-49

15,Krugeman:“TargetZonesandExchangeRateDynamics”,QuarterlyJournolofEconomic,August1991

16,DominickSalvatore:《國際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頁380-381

17,彼得?林德特:《國際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頁454-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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