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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把體育理解為不同水平的身體卓越表現(xiàn)，通過媒體可了解記錄體育的儀式，在學校通過測量可知曉人們在身體教育中的成績。由此，人們已經懂得體育慣例，了解體育的神話及其價值，從而也了解到體育的本質。群眾體育不是單一現(xiàn)象，這一事實早已在群眾體育比較社會學研究中得以論證[3]。另一種類似的多樣性論述經過不同國家的體育俱樂部及組織的社會學研究和現(xiàn)代福利制度內部體育的比較研究得到發(fā)現(xiàn)。在歐洲不同的國家可以從不同視角觀察群眾體育，其主要分歧表現(xiàn)在系統(tǒng)論和經驗論上。有些群眾體育組織試圖用系統(tǒng)論來論述群眾體育，這些理論經過整理歸類后，得到了發(fā)展并應用于從上到下的實踐活動。其出發(fā)點和目標是健康、國民教育及其他。源于這些目標，從而產生了不同水平的訓練和教育，證書、文憑制度得以建構，并隨之產生指南、標準化和控制。這種方法是一種心智上的認真努力，一方面與所建立的理論有關，一方面又與管理流程有關。確實，這種方法也存在政治邏輯，它遵循公權力制度——從法律、國家目標和政府政策至人民實踐活動。另一些組織則青睞用經驗論來描述群眾體育：自下而上。人們在開展體育活動時，體育領導、培訓人員和教練均可自由行事，一切取決于含蓄的性別生理周期和特殊體育的特殊傳統(tǒng)。身體動作的情景形成了一幅體育體驗的畫面：游戲和游憩，戶外生活與旅游，舞蹈和表演性體操，和平足球，健身鍛煉和流行慶典。自下而上的方法也可指“深層游戲”意識，這可以通過美國克里福特•吉爾茨的傳統(tǒng)人類學對其進行理解。自下而上也可能源于大量的流行活動。無論如何，等級制會直面聚會和交流這類平面結構，控制會直面群體的自我決定。發(fā)生在歐洲的體育活動多樣性的挑戰(zhàn)不僅源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多元選擇，其矛盾也不僅是多樣性不確定的結果，它是歷史長河中的偶發(fā)現(xiàn)象，是國家歷史和地方歷史匆匆發(fā)展產生的。在“二元”制和無限的“賭博游戲”間，可以找到它們所具有結構特征的初級水平。的確，智力方法的多樣性反映了一個普遍的結構問題：不同國家的群眾體育在國家和公民社會間有不同的地位，它的存在也與市場有關聯(lián)。

1群眾體育的相關因素：國家、公民社會與市場

國家。當群眾體育作為明確的概念第一次提上政治日程，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概念提出者身居國家管理層。管理機構和大型半公共體育組織共同啟動了一項工程，就是讓全體國民參與體育。定義群眾體育的普通價值并得到某些行政決定和資金，這遵循了公共邏輯。正如早期描述的那樣，群眾體育價值觀大部分是由公共健康和社會融合構成，在與有組織體育比賽、運動成績和奧運卓越價值觀相沖突時會得到提倡。國家管理的結果是發(fā)動群眾體育運動，建立“廣泛體育”的框架。然而，這可能在已建立的體育體系內部產生矛盾。公民社會。群眾體育概念從政治上層下傳到普通群眾，并達到現(xiàn)實社會行為的水平，不久便改變了群眾體育的形象。如果把群眾體育作為單純的自上而下的措施，來告知人們該做什么，這樣是不會成功的。它必須融入已有的社會活動和傳統(tǒng)中，最終被公民社會接納。在群眾體育概念翻譯過程中，它在有些國家得到了認可或創(chuàng)新，并與已得到發(fā)展的流行活動相并存在一些歐洲國家，群眾體操和體育產生于民主革命時代（1789—1848）的社會運動。這些運動和組織認可了群眾體育的新概念。不同的體育組織把新方法融進他們的歷史并認為：這就是我們一直做的。在丹麥的流行體育中，可以找到類似的新概念，它產生于全國民主農民運動、人民學院和流行體操。前工人體育運動也把群眾體育視為原始的團結一心的社會主義夢想的延續(xù)。荷蘭的基督教體育運動則根據(jù)自己的宗教信仰加入群眾體育。所有這些社會運動的共同點是，在不同程度地倡導公有社會和非競技體育所主張的自愿合作原則。公民社會建立在自我組織基礎上，獨立于公權力的已存結構，甚至反對這些結構。這為政府策略或部門策略提供了理解群眾體育的新視角。市場。市場是群眾體育的第三種因素。于是就出現(xiàn)了另一種體育邏輯。公民社會的體育舉措和可選擇性的身體文化有時也會在市場上建立自身的商業(yè)圈。的確，自20世紀70年代，非嬉戲體育活動就已得到發(fā)展。這些活動與群眾體育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即表現(xiàn)為非競技性。但是，當其進入體育市場時，就必須遵守支付、回報和利潤的商業(yè)邏輯。為了能在商業(yè)環(huán)境中生存，必須創(chuàng)建新的機制。這就是市場使群眾體育邊緣化的原因。商業(yè)體育是一種付費的體育，就此而言，它不是群眾體育。群眾體育的主要動力來自另外兩個社會領域：公共政治體制和公民社會。

2歐洲群眾體育的差異性與不平衡性

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存在一定的緊張關系，但這種緊張關系并不意味著歐洲群眾體育的全景會減至二元景象——公共邏輯對志愿主義，或自上而下策略對自下而上邏輯，或國家運動對社會運動。而且，群眾體育也能在國家部門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得到發(fā)展。不同的公共人物之間差異巨大，群眾體育發(fā)起人則可利用這些公共人物或受這些公共人物影響進行正確決策。以法國為例，在責任部門內部，體育部與青年及普及教育部間的關系很緊張，甚至，法國教育部內部更是如此。其根源是法國歷史。他們發(fā)展了文憑和證書制度，而且?guī)в懈偁幤?，體育公共集權制似乎出現(xiàn)了危機。還有另一公共行為領域，其選擇性有目共睹，即大學及其分權公共教育[4]。加泰羅尼亞作過類似情況的描述，但它帶有自己的地區(qū)特性。西班牙體育政策遭遇加泰羅尼亞大學的特殊情況，在大學里，學者選擇了傳統(tǒng)游戲作為地區(qū)認同的獨有特征[5]。在蘇格蘭，其過程又不同。蘇格蘭體育的出發(fā)點是基于存在單方競技活動的體育制度，這種根深蒂固的公民自我組織的傳統(tǒng)，令它很難開放并走向非競技群眾體育。然而90年代蘇格蘭政治權力下放，在此新形勢下，產生了盡力解決蘇格蘭問題的蘇格蘭方法[6]。蘇格蘭權力下放邏輯引導公眾意識走向新型的運動文化。于是，社區(qū)主義提上議事日程，并在與城市社區(qū)、公民社會的社會運動和公共機構的互動中得到發(fā)展。大學對待群眾體育的態(tài)度也不是單一化的，有些繼續(xù)保留傳統(tǒng)的競技性體育，有些則改進和發(fā)展了社區(qū)體育方法。在一些擁有源于自我組織和公民社會的大型體育組織的國家，可發(fā)現(xiàn)另一種群眾體育。國家支持和福利發(fā)展推進一些體操組織化運動建立起強大的官僚機構，并不斷地接受類似于公共機構的自上而下邏輯。這種趨勢在德國體育運動中可以得到應證。丹麥體育中也有類似趨勢。在芬蘭，部門行為已把多樣的自由體育組織整合為中央組織，并得到政府承認和資金支持。所以，介于國家與社會運動之間，形成了一個官僚混血兒——公共形式的公民社會，反之，稱為有公共訴求的公共機構。如果權力和國家邏輯在某些方面存在問題，那么公民社會和自我組織也存在問題，突出地體現(xiàn)在性別維度，因為性別是民權運動的重要方面。某些流行體育活動，如法蘭德斯1的民間游戲，北歐國家的戶外生活，都帶有超乎想象的濃厚的性別歧視。瑞典，這個力爭平等的國家，兒童卻通過體育被分隔為男女兩方，盡管兒童早期沒有明顯的身體性別差異，也不能在一起活動，男女生不存在競爭。因而，公民社會的競技體育鼓勵某種性別順序。國家公共體制可能認識到這個錯誤，并盡力運用自上而下的方法通過學校體育和群眾體育加以糾正。觀察歐洲群眾體育，卻未發(fā)現(xiàn)純粹的模式，這說明了歐洲國家體育模式的異質性。國家和公民社會因素總是混合在一起，因而必須了解其內部差異，可以說這些差異實際是政治差異。

3群眾體育與身體民主

3.1群眾體育的民主性

國家理性與公民邏輯的矛盾及其各自內部的矛盾，表明群眾體育并不是次級層次的精英體育的翻版。群眾體育不同于精英體育金字塔下的廣泛基礎。它不只是一種“正確性”體育，還能為公共制度所應用。流行體育也意味著人們根據(jù)自己的前提條件從事體育活動，與政治權力機構保持一定距離，但也保持一定的聯(lián)系。人們自愿聚集于流行體育之中。若這是事實，群眾體育則需要自己的哲學，該哲學不應發(fā)展于競技性精英體育。群眾體育哲學必須反映流行運動文化的前提和內部矛盾，即“身體活動、公民自我組織與體育認同是何種關系？”人們以自己為原則來進行體育游戲活動，這體現(xiàn)身體民主的內涵。民主不只是一套抽象的規(guī)則。民主是在人們的自我決定、自我行事的意愿下，相識于志愿者社區(qū)共同行動，必須遵守自己的原則，在此基礎上吸納和同化來自上層的某些舉措。在概念層次，“民主”一詞由兩個因素組成，即人民(demos)與統(tǒng)治(kratia)。在其它語言的相關概念中也有這種雙重結構，如丹麥語的折尺(folde-styre)和德語的統(tǒng)治(volks-herrschaft)意味權力或規(guī)則。從上看，人們能盡力將民主理解為國家或國家權力。民主介于政府與議會之間，但這失去了中心點，即民主-權力和自我決定的基礎。民主并非始于古希臘語的“state”，而是從延伸家庭、宗族、村落的自我組織開始。從人民的視角來看，民主產生于自我決定，即部落社區(qū)、現(xiàn)代社會運動或新部落的自我決定[7]。人民（demos）生活之地即是流行體育發(fā)展之地。群眾體育哲學有助于對人民生活的理解。民主產生于運動實踐中人們之間的身體際遇?！叭罕婓w育”指出體育不僅是少數(shù)專業(yè)人士的體育，而且是所有人的體育。但群眾體育中“群眾”指誰？這是個復雜的問題，因為“群眾體育”實際上不是指所有個人進行體育活動或被迫進行體育活動。體育一旦被理解為“所有個人的責任”，就會倡導強制體育，而不是流行體育。這樣體育就不會從人民中來，由人民去開展，即自下而上的開展。它寧愿是類似于全體民眾的國家體育，自上而下的開展。它甚至可以是反人民的體育，就如法西斯和其它獨裁政權的表現(xiàn)。由自我意愿組織的群眾體育情形卻是截然不同。公民社會中的“群眾”不同于國家的“群眾”。無論如何，群眾體育中的“群眾”是誰的問題與另一問題相關，即“民主之人是誰？民眾是誰？”

3.2民主之人與體育之人

若民主不只是一種統(tǒng)治、代表和政府制度，那它也是人民自我參與的一種方式。不理解“人民”是誰，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民主。人們相聚一堂處理事務，他們自愿活動，也可在代表的協(xié)調下進行活動。人們不僅是因需求而參加活動，如同工作一般。他們也為快樂而相聚，參加慶典、跳舞、競賽、娛樂游戲。人們聚集一起參與體育活動時，會產生合力，生活的民主就在團聚的氣氛中得以發(fā)展。在舞蹈和游戲中，人類獲得了體驗。當人們要把握自己的命運時，他們會在建立對他人認同的基礎上，以聚會的形式施以行動。這些自愿活動和能量聯(lián)合的整體性就是人們稱謂的公民社會。因此，人的身體實踐活動是社會生活的基礎。人們可用大腦運動、體育和游戲的方式去理解民主：它是作為一種人們一起游戲的方法。嬉戲的基本體驗就是活動內容不是單一的，亦即體育是多種多樣的。人們總是在玩某種游戲的同時還進行其他的活動。民主也是如此，沒有單一的民主，而是復數(shù)的民主。公民社會具有多元特征，那是內部矛盾問題。當盡力考慮民主的多元性時，會從早期民主革命時使用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中得到意外幫助。1789年人們思考和夢想的相互聯(lián)系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要素，其內部矛盾和建立民主的不同方法很快表現(xiàn)出來[8]。自由是理解民主的關鍵詞，它建立在個人自由基礎之上。倡導更快、更高、更強的競技體育是最卓越的自由世界。市場化競技體育也是如此。顧拜旦所強調的奧林匹克運動理念是一種夸張邏輯，他認為奧林匹克體育應無限地夸張但需合乎邏輯[9]。同樣，商業(yè)邏輯越來越走向自由——建立和購買自己的認同，人們不禁會問“這是指向‘個人’的無限自由嗎？”平等通過突出社會平等以作為民主交流中支撐相聚的前提。平等主義民主要求國家出臺公共策略，來尋求保護以免于富人、強勢群體和受過良好教育人的壓迫。國家至少作為北歐的福利國家概念是平等的保證。體育層面的平等通過體操表達出來，不同地位和行業(yè)的人們健身其中，沒有任何競爭。然而，還有一種民主思想認為缺少博愛或婦女聯(lián)誼會這個要素，自由與平等間的游戲就不會順利進行。在公民社會體系中，可發(fā)現(xiàn)社群民主的博愛。在流行體育中也能找到博愛，人們跨越多樣性和差異性，在游戲、舞蹈和慶典中歡聚一堂。因此，自由、平等、博愛經典口號展現(xiàn)了一幅理想民主的畫面，但它不能構成一個沒有內部矛盾的聯(lián)合體。事實上，它體現(xiàn)和表達了潛在的矛盾。群眾體育一如繼往地在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即自由是人們在選擇游戲和舞蹈時表達的內容。在這方面體現(xiàn)出，群眾體育是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方法。但是，市場和精英體育中的自由，是指贏者少輸者多。群眾體育傾向于把這種方式倒轉過來，即在流行體育中，“我們都是獲勝者”?；蛟S，這是群眾體育中“群眾”的更深層含義[10]。平等指所有的人在社會精神需求上都是同等的。然而，人們不僅平等，而且實際上他們是不同的，有時是非常的不同，這需要辨別。群眾體育不會使所有人平等，但可以發(fā)展文化差異，它建立在相異、博愛和手足情基礎上，通過流行體育，公民社會拓展了自己的社會網絡和聚會氛圍。協(xié)會的團結和聚會氣氛似乎是作為流行文化的群眾體育的重要成份。因此群眾體育可平衡不同價值觀的關系，類似于民主能平衡其基本思想的關系。

3.3作為物質、建構、運動的人

運動中的身體及“人”與北歐國家人的地位有關。身體運動的視角允許人們以新的眼光看待“人”，“人”其實就是民主之人和流行體育之人。傳統(tǒng)上講，學者們一直在為“人”是否為本體論述語、是否為物質性或思想的概念爭論不休，即傳統(tǒng)命題對物質的“人”和建構的“人”兩種詮釋的爭論妨礙了對“人”的進一步理解。作為物質的人。幾十年來，研究者和政治思想家盡力將一特定民族定義為某種物質或本質。人被視為物體?！拔镔|的人”通過血源、語言、歷史起源、領地、宗教、習俗、民族性格、內部心理傾向、國家憲法、普通經濟、交往社會區(qū)等進行物化。典型的物化案例來自納粹制度，它試圖通過測量頭和鼻等指數(shù)來區(qū)別基于種族和基因遺傳的“人”，這種生物物體性的探索最終仍然失敗。但是“人”的自然化是物化的系列過程中的唯一案例：丹麥人是講丹麥語的人，法國人的祖先是高盧—凱爾特人，愛爾蘭人是羅馬天主教教徒，以色列是上帝的子民，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人是接掌憲法的人。物質論觀點總是側重“人”是什么，而不強調人如何成為人的方式?！叭恕北灰暈殪o態(tài)的物體，而非動態(tài)的物體。作為建構的人。與物質論觀點相反，另一種有關人的詮釋迅速得到傳播，其觀點是把人視為一種“思想”，視為僅為建構成的物體。在古典空想主義思想中，有人認為“人”是由國家思想創(chuàng)造的。通過領導者和知識分子的宣傳，民族——人民的思想得到宣傳并最后被創(chuàng)造出來。這種建構具有典型的精英內涵：“人”沒有發(fā)現(xiàn)自我，它是由上層建成。歷史是由偉人創(chuàng)造。近來，傳統(tǒng)地自上而下的觀點隨某些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得到重生。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民族”，只有大量“個體”的存在?！皞€體”人為地并以可想象的社區(qū)形式建構成了“人民”（peoples）和民族(nations)?！叭嗣瘛保╪ation-people）通過印刷媒體、清教徒和中央集權國家、學校和普通語言（亦即人口普查、地圖和博物館）建構所成。倘若人們強調這種觀點，則“人”僅僅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思想）。這種觀點在一些已有的傳統(tǒng)幫助下得到假設。盡管這種社會建構主義可能有點像批評理論，但它與精英理想主義的古老傳統(tǒng)密切相關，它重建了“偉人”是“人”的創(chuàng)造者。在這種圖式里，權力創(chuàng)造人。而且它并未解答在民主與革命、體育、節(jié)慶和流行運動語境中人是如何走向認同的基本問題。作為運動的人。若討論“運動”，則基本物質對社會建構、客觀主義對主觀主義的雙重形式就會顯現(xiàn)出其局限性。如果“人”被理解成“人際運動”，那么既不能定義“真”人（比如丹麥人究竟是什么？），也無法體現(xiàn)一些可控制人的思想。這種概念有助于對“人”和“人口”深層差異的理解，因為有時，“人”與“人口”經?；煜！叭丝凇币造o態(tài)形式存在，而“人”總是處于動態(tài)。人是運動的身體和公民社會中社會運動的靈魂。在某些重要情況下，這些運動可找到戲劇性的身體表達，就像人們走在大街上，突然大聲呼喊：“我們是人民！”這種民主呼聲在早期革命時代（1789—1848）就有案可查，并于1989-1891年大革命時期得到重演?！拔覀兪侨嗣瘛奔任幢磉_“我們是同一血緣”或“我們是同一種族”的民族物質性，也未表達“我們是思想”或“我們是可想象的社區(qū)”的思想建構，但它表達了一種運動。通過聲稱“我們是人民”，這些革命的人陳述道：我們在運動，人民是運動的人民。群眾體育與這種觀點有關。流行體育可理解為表達諸如“我們是人民—我們在運動”的革命口號的身體方式。群眾體育表達了身體角度的民主基本內涵。

4結語

民主的核心是自我決定，同時，民主即為關系民主，它不是我與我的關系，而是我與我們的關系，是信任的關系[11]。體育能夠在民族內和民族間產生信任和認同。群眾體育是自下而上民主哲學的一種挑戰(zhàn)。我國群眾體育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參與人群,開展形式，都堪稱世界之最。群眾體育特點表現(xiàn)為以增強體質為價值取向，堅持以滿足人民群眾健身欲望和發(fā)展需求為出發(fā)點和歸宿的體育哲學理念，其根本特色為“全民健身”。90年代中期至今，群眾體育哲學表現(xiàn)出自下而上的趨勢，這可以從《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制定過程得到證明，因為它既重視了廣大群眾和利益集團的利益需求及利益表達，又重視了體育界專家的作用，充分體現(xiàn)了民主的精神，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在對話基礎上得到整合和協(xié)調。[12]

作者：梁漢平單位：華南師范大學體育科學學院賀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