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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主義范文第1篇

資本主義正在進行又一次變異。

20年前制度上的現象——顯眼的國內商業(yè)精英、對企業(yè)的穩(wěn)定管理控制以及與金融機構的長期關系——很大程度上正消失在經濟歷史的長河中。在另一方面，我們見證了全球對地方、投機者對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對制造商的勝利。我們正見證著20世紀中葉的管理資本主義向全球金融資本主義的轉變。

金融業(yè)“松綁”

金融資產爆炸式增長、交易活躍、“衍生品”問世、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資本全球化，金融業(yè)“松綁”讓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既體現在參與者身上，也體現在所持有的資產性質方面

最主要的是，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后飽受遏制的金融行業(yè)再次擺脫了束縛。許多新的進展源于美國。但它們正越來越全球化。隨之而來的不僅僅有新的經濟活動和新財富，還有新的社會和政治現象。

首先，金融資產出現了爆炸式增長。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稱，全球金融資產占全球年度產出的比例，已從1980年的109%飆升至316%。2005年，全球核心資產存量已達140萬億美元。

金融資產的大幅增長在歐元區(qū)表現得尤為明顯：該地區(qū)金融資產占該地區(qū)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已從1995年的180%升至2005年的303%。同期內，英國也從278%升至359%，美國則從303%升至405%。

其次，金融資產的交易驅動型特征遠為明顯。1980年，銀行存款占全部金融資產的42%。到2005年前，這一比例已降至27%。在銀行體系中，資本市場越來越多地發(fā)揮著中介作用。而憑借其向客戶的長期貸款和與客戶的持久關系，銀行業(yè)已從商業(yè)銀行向投資銀行轉變。

第三，大量復雜的新型金融產品從傳統(tǒng)債券、股票、大宗商品和外匯中衍生出來。“衍生品”由此誕生，其中以期權、期貨和互換最為知名。國際互換和衍生工具協(xié)會的數據顯示，到2006年底，利率互換、匯率互換和利率期權交易的發(fā)行在面價值達到286萬億美元（約為全球GDP的6倍），遠高于1990年的3.45萬億美元。這些衍生品改變了管理風險的機會。

第四，出現了新的市場參與者，特別是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據估計，對沖基金的數量已從1990年的610家，激增至2007年第一季度的9575家，其管理下的資產價值約為1.6萬億美元。對沖基金扮演著典型的投機和套利角色，這與共同基金等“只做長倉”的傳統(tǒng)基金形成鮮明對比，這些傳統(tǒng)基金一般投資于股票和債券。2006年，私人股本籌資總額達到創(chuàng)紀錄水平：私人股本情報的數據顯示，684家私人股本基金的籌資總額高達4320億美元。

第五，新資本主義越來越具全球性。高收入國家居民擁有（或欠下）的國際金融資產和負債總額占累計GDP的比例，從1970年的50%，躍升至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100%，并在2004年達到330%。

金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既體現在參與者身上，也體現在所持有的資產性質方面。大型銀行在全球范圍內開展業(yè)務。對沖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也日益向這個方向發(fā)展。例如，2005年，北美地區(qū)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資的40%（低于2000年的68%），占全球籌資總額的52%（低于2000年的69%）。同時，2000年至2005年，歐洲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資的比例從17%升至43%，該地區(qū)占全球籌資總額的比例從17%升至38%。同期，亞太地區(qū)占全球私人股本投資的比例從6%升至11%。

金融業(yè)地位上升的解讀

自由化（監(jiān)管的取消或放松）和技術進步（電腦和通訊革命），讓金融業(yè)地位上升

如何解釋金融行業(yè)金融中介作用的增強和該行業(yè)活動的上升？答案與經濟活動全球化大致相同：自由化和技術進步。

20世紀中葉以前，全球各國的金融行業(yè)都一直受到嚴格管制。在美國，《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將商業(yè)銀行和投資銀行區(qū)別開來。幾乎所有國家都對居民持有外匯以及外國資產實行嚴格控制。對貸款利率設定上限是相當平常的事情。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美國的利率上限規(guī)定(Regulation Q)。該規(guī)定禁止對活期存款支付利息，這個規(guī)定還推動了戰(zhàn)后第一個離岸金融市場的發(fā)展：倫敦的歐洲美元市場。

然而，在過去的25年，幾乎所有這些監(jiān)管規(guī)定都被取消了。商業(yè)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界限逐漸消失。外匯管制從高收入國家消失，在許多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大部分（甚至完全）放開。1999年歐元的誕生加速了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歐元區(qū)的金融市場一體化。如今，全球許多國家的金融行業(yè)開放程度已達到了100年前——就在一戰(zhàn)前——的水平。

電腦和通信革命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視。它創(chuàng)造出了一系列復雜交易，特別是衍生品交易，使我們能夠為其定價。這也成就了巨量金融資產的24小時不間斷交易?；陔娔X的新風險管理模型在整個金融行業(yè)得到了運用。如今的金融行業(yè)，是電腦革命一個極其活躍的產物。

另外兩個長期進展有助于解釋所發(fā)生的一切。首先是金融經濟學的革命，特別是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和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在上世紀70年代初設計出的期權定價模型，該模型成為如今龐大期權市場的技術基礎。其次是各國央行在為全球經濟、同時也是為全球金融體系創(chuàng)建一個穩(wěn)定的貨幣體系方面取得的成功。法定貨幣（Fiat money，指政府創(chuàng)造的貨幣）如今已良好運轉逾四分之一世紀，提供復雜金融體系一向依賴的貨幣體系穩(wěn)定性。

短期理由

資本主義范文第2篇

就其現實性而言，烏爾里希?布蘭德教授的分析無疑是正確的，即綠色資本主義已經是一種擴展中的事實，而不再只是一種理論觀點。但作為一個來自巴西的發(fā)展中國家學者，筆者想強調的是，綠色經濟及其所支撐的綠色資本主義還是歐美世界維持霸權秩序或戰(zhàn)略的一部分，很難說反映了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

在筆者看來，作為綠色經濟核心概念的“氣候友好”或“低碳”，其實都是服務于歐美國家的上述戰(zhàn)略的。自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圍繞著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國際氣候談判已經在世界環(huán)境政治話語和經濟政治關系結構的層面上，構建了一種更多體現西方發(fā)達國家利益或偏好的“架構”，即：歐美國家在經濟社會發(fā)展現實和倫理道德層面上都被描述為一種“綠色先驅”或“綠色領導者”的形象，而包括中國、巴西在內的所謂新興經濟體國家，雖然也許實現了經濟體量的迅速膨脹或崛起，但卻存在著“高碳化”或“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友好”的結構性缺陷。也就是說，一旦采取“低碳”“循環(huán)”和“綠色”這樣的新標準，新興經濟體實際上是缺乏競爭力或落后的?？梢韵胍?，無論是《京都議定書》所確定的“2005―2020”兩個執(zhí)行期，還是目前正在討論談判中的《巴黎議定書》所針對的“2020―2050”新階段，它們都是處在上述框架之內的，也即是說，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發(fā)展中國家，將長期是一種“追趕者”的角色。筆者并不否認全球氣候變化的真實性和國際社會認真應對的必要性，而是想指出如下事實：對全球氣候變化議題或節(jié)能減排（而不是其他生態(tài)環(huán)境問題）重要性的過分看重，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綠色經濟”或“氣候經濟”發(fā)展的重要性，顯然更符合歐美工業(yè)化國家的利益。

實際上，類似的話語或戰(zhàn)略窘境對于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來說并不陌生。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西方國家不得不結束其世界范圍內的殖民統(tǒng)治時，它們所采取的戰(zhàn)略正是引入“發(fā)展”這樣一個看起來很中性的概念。結果，本來是種族與經濟社會剝奪意義上的殖民關系，在一夜之間被詮釋成為一種發(fā)達與不發(fā)達的客觀性關系。相應地，不僅原來存在著的歐美國家的很多殖民機構得以重新包裝為對外援助機構，而且當初不平等的殖民關系被以一種同樣不平等的發(fā)展依賴關系的形式得以保持延續(xù)。稍有不同的是，當年的殖民宗主國變成后來的所謂發(fā)達國家及其集團，殖民地則變成了后來的發(fā)展中或不發(fā)達國家，但前者對后者的自然資源掠奪與社會破壞關系并未改變。也正因為如此，作為“綠色經濟”及其“綠色資本主義”先聲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概念，事實上也是以歐美西方國家為中心的，或者對于發(fā)展中國家來說是歧視性的。因為，無論是發(fā)展還是不發(fā)展，可持續(xù)還是不可持續(xù)，都是依據歐美國家的發(fā)展階段或理念來確定的。因此，對于廣大發(fā)展中國家來說，首要的問題不是解決發(fā)展程度的高低，而是能夠主動選擇一種替代性的發(fā)展觀念。這也就是為什么包括筆者在內的安第斯地區(qū)的“綠色左翼”學者，自2011年起成立了一個“超越發(fā)展”研究小組，目標就是探索不同于歐美國家主導的發(fā)展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話語的新理念或模式。

毫無疑問，綠色資本主義秩序與話語主導下的超越會是困難重重的。除了資本主義經濟（“綠色經濟”）及其運行邏輯本身力量的強大，最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是，如何造就一種全球性的綠色左翼或新左翼團結。在這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正在形成中的巴西或拉美與中國之間的新型關系。一方面，巴西或拉美的自然資源出口和基礎設施建設需要與中國的商品出口與投資需求之間，已經結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種關系有助于巴西或拉美左翼政府的上臺執(zhí)政，并嘗試一些社會主義性質的公共政策；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其中的經濟合作和自然資源開發(fā)項目或多或少是存在著損害自然生態(tài)系統(tǒng)或地方社區(qū)的負面效果的，因而時常引發(fā)部分民眾或團體的不滿與抗議。而筆者更關心的是，這方面的事實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可以成為我們重構一種南方之間的，進而全球性的社會生態(tài)轉型政治的基礎呢？

[作者簡介：卡米拉?莫雷諾（Camila Moreno），巴西里約熱內盧農業(yè)發(fā)展大學博士，主要從事政治生態(tài)學和綠色左翼理論與政策研究，著有《中國制造的巴西：思考當代資本主義的重構》（2015）等。]

資本主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資本主義；解讀；費爾南·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

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今天，已經走過了幾百年的發(fā)展歷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動力是什么?資本主義的性質是否已經改變?資本主義將走向何方?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對我們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征，把握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

費爾南·布羅代爾(FeranandBraudel)是法國年鑒歷史學派的杰出代表?！斗评斩罆r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和《法蘭西特征》是他的三部代表作。其“長時段理論”連同年鑒學派一起，對20世紀末的中國學術界有較大影響。本文主要是對布羅代爾《資本主義的動力》一書進行解讀。該書是1976年布羅代爾應美國霍普金斯大學邀請所作的三次學術報告演講，并附錄了布羅代爾在生前最后一次研討會上的言談。布羅代爾在他的這本小冊子中既給讀者提供了一些關于資本主義發(fā)展動因的新解釋，對資本主義的一些基本范疇作了不同于其他學者的新界說，例如對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競爭與壟斷、中心與之間的關系等都提出了其獨特的見解。布羅代爾重視從生活世界人手進行觀察和研究，他的這些見解本身就是在資本主義生活世界的范圍之內對資本主義所作歷史考察和現實分析的結果，從而為我們這些外部讀者深入了解資本主義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視角。作為20世紀西方史學界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布羅代爾是一位追求真實歷史并對于人類前途有著熱忱企盼的學者。他對資本主義的剝削特質持有一種批判的態(tài)度并期盼實現人類的自由、平等與博愛。然而，布羅代爾在闡述資本主義的動力、本質與特征時有不少觀點是經不起推敲或存在自相矛盾之處的，對這些觀點的批判與反思能夠使我們更深刻地了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困惑。

在該書中，布羅代爾首先對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動力源泉進行了探索。布羅代爾關注的是日常生活，在他看來，“積年累世的，非常古老的并依然存活的往昔注入了當今的時代，就像亞馬遜河將其渾濁的洪流瀉入大西洋一樣”?！皩τ谌藖碚f，過去獲得的經驗和受到的毒害都變成了日常生活的需要，變成了平庸之物。而對于這些東西，沒有人去細心觀察”。布羅代爾堅持認為，正是在日常生活中存在著推動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各種力量，這些力量包括人口、技術與市場。在對資本主義發(fā)展動力的分析方面，布羅代爾與馬克斯·舍勒以及馬克斯·韋伯存在著根本的歧異。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的動力歸因于物質生活中的人口、技術與市場等客觀因素，而馬克斯·舍勒與馬克斯·韋伯均把資本主義的動力在本質上歸因于一種資本主義精神。其中馬克斯·舍勒把資本主義精神歸結為一種“怨恨”，而馬克斯·韋伯則認為資本主義動力根源于新教倫理精神。

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聯(lián)系給出了自己獨特的判斷，并對資本主義的特征與本質進行了分析。布羅代爾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使用這兩種叫法表明我們意欲將這兩個領域區(qū)別開來，在我們眼中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市場經濟是由商品交換引發(fā)的，是資本主義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他堅持對市場經濟作出某種區(qū)分，“至少有兩種形式的所謂市場經濟(甲與乙)，只要稍加注意，哪怕只從它們建立的人際、經濟和社會關系來看，這兩種形式即可識別”。在他看來，第一種形式的交換包括市場的每日交換、當地的或者近距離的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沒有出其不意的因素，是“透明”的。第二種形式的交換主要是遠程貿易。這種形式的交換容易避開規(guī)則和慣常的控制。布羅代爾總結道，兩種形式的交換，“一種是普通的、競爭性的、幾乎是透明的；另一種是高級的、復雜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兩類活動的機理不同，約束的因素也不同，資本主義的領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類活動，而是第二類活動”。在物質生活、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三者之間的關系與發(fā)展歷程方面，布羅代爾正確地指出物質生活是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共同基礎，他以一種唯物主義的方式認為，“其實，一切都駝在物質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質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進了，市場經濟也就籍此迅速地充盈起來，擴張其關系網。資本主義一貫是這種擴充的受益者”。這種觀點與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程是相符合的，與的唯物史觀也有著很好的吻合。

二

與以往的資本主義研究將資本主義的形成定位在封建主義末期的傳統(tǒng)不同，布羅代爾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長時期的歷史發(fā)展過程，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fā)展離不開穩(wěn)定的社會結構，資本主義也不是在舊的封建土地貴族階級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社會財產關系，而是寄生在封建等級制內，利用它的奢侈、閑散和缺乏遠見，攫取它的財產。在論述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時，他指出：“資本主義的推進與成功需要一定的社會條件。它要求社會秩序有某種安定，要求國家政權的某種中立，或某種寬容，或某種殷勤?！辈⑶?，他以歐洲、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不同社會條件令人信服地說明了資本主義發(fā)展命運迥異的原因。與我們傳統(tǒng)認為東方社會的高度封閉性與穩(wěn)定性不同，布羅代爾認為中國與伊斯蘭社會的構成遠遠不如歐洲封閉與穩(wěn)定。在布羅代爾眼中，中國的科舉是敞開的大門、開放的等級；晉升至頂峰的官位從來都是暫時的，弄得好，最多也不過是終生受用。布羅代爾對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關系也有著非同一般的洞察，覺察到了那些過分富有、勢力過大的家族將受到國家的懷疑，而在法律上國家是土地的唯一擁有者，只有國家有權向農民征稅，對于礦、工、商、企業(yè)看得很緊。這就使得在中國，“每當資本主義在有利的條件下成長之時，它最終被可以稱為極權的國家所制服”。在廣闊的伊斯蘭國家，尤其在18世紀之前，土地的擁有是臨時的，領由國家分配。因此，社會的頂峰經常更新，大家族不可能牢嵌不動。而大家族正是布羅代爾所相信的初始資本主義鋪展、顯示力量并呈現于我們面前的地方。通過比較，布羅代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代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等級是開放的、流動的，而歐洲的社會構成顯得遠為封閉與穩(wěn)定。這樣，他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了他的論證。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而是在歐洲，“財富得以積累，家系得以成長與維持。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資本主義最終得以浮現，所需要的正是這種平靜的或相對平靜的社會之水”。資本主義并沒有從根本上觸動舊的財產關系：“財產和社會特權相對地受到保護，名門世家還能相對平靜地坐享其成。由于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各人基本上仍留在原來的位置上，……必須確立這種平靜或相對平靜的局面，才能使資本得以積累，使名門世家得以綿延長存，使資本主義在貨幣經濟的幫助下降臨人間?！边^去流傳下來的財產繼承制度、封建地產、世襲家族的財富，為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fā)展提供了基礎。盡管布羅代爾是在全面考察資本主義長時段歷史結構的基礎上提出了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概念，其論述包含了深刻的理論探索意義。但對他的某些觀點還是應該作具體的分析、辯證的對待。例如，布羅代爾此處論證的符合邏輯并不能消除與文中其他地方的矛盾，尤其是與他對壟斷與資本主義關系看法之間的矛盾。他認為，資本主義從來都是壟斷的，一切壟斷皆具有政治性?！安挥谜f，在伊斯蘭國家也好，在基督教國家也好，這些資本家都是君王的朋友，是國家的同盟者或者是不擇手段利用國家的人?！蔽掷账固乖诳偨Y布羅代爾的思想時也指出：“如果沒有一種政治保證你就永遠不能支配經濟，永遠不能扼殺或限制住市場的力量，要想設立非經濟性的壁壘，不讓人家涉足經濟交易，要想將非分的價格強加于人，要想保證非優(yōu)先性的采購，不依靠某個政治當局的力量是做不到的。認為沒有國家的支持、甚至在反對國家的情況下也能成為一個(布羅代爾定義下的)資本家，那簡直是一個荒誕的想法?！钡?，即使我們承認上述說法，也不能消除布羅代爾的一個悖論。因為，如果國家對資本家是支持的話，那么顯然國家就不是處于中立的狀態(tài)之中，這與布羅代爾關于資本主義發(fā)展所需要的社會條件的判斷是矛盾的。

另外，在闡述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關系時，布羅代爾指出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是兩種不同的層面，競爭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市場經濟的特征，壟斷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誠然，在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程中，壟斷的程度越來越高，由私人壟斷發(fā)展到國家壟斷，再發(fā)展到跨國壟斷，但是，競爭始終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特征。否認了競爭，也就等于取消了資本主義。

最后，在關于專業(yè)化即勞動分工問題的闡述上，布羅代爾的觀點也容易引起爭論。布羅代爾認為：“勞動分工隨著市場經濟的進展，迅速增強，波及整個商業(yè)社會，但處于頂層的批發(fā)商——資本家卻是例外?！睂Υ?，布羅代爾作出了三項判斷：(1)商人不實行專業(yè)化，因為在他所能觸及的范圍內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全部的活動攏固；(2)大商人經常要更換經營活動，因為高利潤不斷地從一部門向另一部門轉移；(3)大商人的經營活動只有一種有時具有專業(yè)化的傾向，那就是金錢交易。但是，對他的三項判斷都不難予以駁斥：第一，他所謂的商人即資本家在現實經濟活動中由于競爭的存在以及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確實沒有一個行當有足夠的油水可以將其完全吸引住，而是傾向于將各行當的利潤平均化，然而，由于競爭與市場規(guī)律的作用，資本家要在部門利潤趨向平均化的市場中生存或取勝，就必須實行專業(yè)化，取得競爭優(yōu)勢。第二，高利潤確實不斷地從一個部門向另一個部門轉移，直至競爭使得其利潤向社會平均利潤靠近。然而，如果布羅代爾承認壟斷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的話，則大資本家并不能隨心所欲地進入已為別的資本家所壟斷的高利潤部門；如果壟斷并非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而競爭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的話，那么大資本家還是會選擇自己具有競爭優(yōu)勢的產業(yè)部門，則專業(yè)化乃是其必然的結果。布羅代爾的第三個判斷，事實上是對其關于專業(yè)化問題的自我反駁。金錢交易即金融產業(yè)本身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個部門，其走向專業(yè)化與其他資本主義部門的專業(yè)化一樣，具有必然性。因此，上述質疑不僅了布羅代爾關于資本家專業(yè)化的命題，并且又一次對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競爭與壟斷關系的觀點作出了有力的反駁。

三

布羅代爾對資本主義及其進程的認識是與世界總體歷史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通過區(qū)分世界經濟與經濟世界兩個概念，布羅代爾詳細地闡述了經濟世界、經濟世界的中心與的關系以及經濟世界中心轉移的規(guī)律。布羅代爾將世界經濟界定為整個世界的經濟，即西第蒙斯所說的“全球市場”，經濟世界則指的是在全球形成一個經濟整體的情況下，地球上一個部分的經濟。一個經濟世界總要有一個極，一個中心，并且分解為中心地區(qū)、中間地區(qū)和地區(qū)。與沃勒斯坦提出的在從16世紀才建立起來的歐洲經濟世界之外不存在其他的經濟世界的觀點不同，布羅代爾認為遠在歐洲認識整個世界之前，自中世紀，甚至自古代起，世界就已經分成幾個經濟世界。這種觀點現在基本上得到學界的認同。在闡述各經濟世界中心變換即中心偏移規(guī)律的時候，布羅代爾也不自覺地流露出了一種“霸權穩(wěn)定論”的觀點傾向。他認為，每當出現一個中心失落的情況時，一個新中心的重組過程就開始了。一個經濟世界若沒有一個重心，若沒有一個極，就不能生存下去。這種傾向隨著他將歐洲的經濟世界歸結為世界的資本主義的模子，就自然而然地顯示了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特征。這也是西方學者慣常流露出來的一種神態(tài)。然而，布羅代爾畢竟是一位具有唯物主義傾向，追求歷史真實，關心人類前途的學者，在指出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心變換規(guī)律之后，布羅代爾認為資本主義性質并未發(fā)生改變，資本主義仍然建立在剝削國際資源、利用國際機遇的基礎之上；并且，它一貫地、頑固地依靠法理上的和事實上的壟斷，不顧在這方面反對它的激勵行動。這實際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世界中心國家對國家的剝削以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和制度的不公正。從布羅代爾把這兩方面看作是資本主義性質并未改變的證據可以認為，布羅代爾正是把剝削當作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之一。沃勒斯坦在總結布羅代爾的思想時強調說：“在我看來，參與布羅代爾所理解的市場世界就是意味著為世界的平等化而斗爭，即為人類的自由與博愛而斗爭，因為，這樣一場斗爭的邏輯不允許世界上存在著人下人。這是一個(對于傳統(tǒng)觀念的)扭曲：布羅代爾定義下的市場所取得的勝利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表征，反而是世界社會主義的表征?！辈剂_代爾的上述觀點不僅說明了其作為一名史學家治學的科學性，也說明了他對人類前途的關注，并在一定程度上與“人的全面而自由的解放”觀相呼應。

資本主義范文第4篇

但是，當今的學術論壇上出現了新的見解，或者說，出現了重新認識的要求。1973年，

一位以執(zhí)著追求真理著稱的經濟學者，在他歐洲城市史以后所寫的筆記中說道：淵源于希臘、羅馬傳統(tǒng)的“城邦國家，商業(yè)城邦”是“歐洲中世紀產生城市、產生市民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條件。這種“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fā)生的?！?“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yè)本位的實體。”

因此說“中國的中世紀也有資本主義的萌芽，倘若不是意外的歷史打斷客觀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國社會自己也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云云，”這是“非歷史的觀點?！保?） 應該說，這是新的見解之一例。（2） 這個見解，在以后的論壇上，也時有出現。（3）

另一位在80年代中期主編了一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著名學者，在該書中不但承認中國的明清，已有資本主義的萌芽，而且強調資本主義萌芽對近代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歷史作用，認為“資本主義萌芽是封建社會內部的一種新的生產關系，它具有新事物的生命力，它既然產生，除非有不可抗的力量，是不會夭折的，而是導向新的生產方式，我們在考察資本主義萌芽時，就應該考察它的延續(xù)性和導向性。”（4） 這里所說的延續(xù)性和導向性，是指資本主義的導向和延續(xù)，這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這一巨著出版十年之際，著者“在進行了更深入、更周密的思改之后，”在多次學術會議上“提出了與自己過去觀點完全不同的新見?！保?） 在《中國經濟史研究》雜志最近一次的“筆談” 中，著者進一步明白宣示：在中國的“歷史研究上，不要提研究資本主義萌芽了?！保?） 既然不提資本主義萌芽，那么“它的延續(xù)性和導向性，”自然更加無從談起。

而在最近的一次關于中國社會形態(tài)及相關的學術討論中，有些學者進一步認為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只能是一種假設”，是一個“假問題”。（7）

因此，如果說前者代表一種創(chuàng)新見解的提出，那么，這后者就代表一種重新認識的要求。

無論是新的見解的提出還是重新認識的要求，都令人耳目一新，無疑會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興趣。就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而言，它富有啟發(fā)的意義，這也是毫無疑問的。

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城市和古希臘、羅馬以至中世紀以后歐洲城市的不同，是否就能引出“中國社會自己不能生長出資本主義來”的結論，這也許還需要進一步討論。但是，中國封建社會中資本主義萌芽過程的緩慢、延續(xù)的遲滯和向資本主義導向的乏力，卻是確定不移的現實。這里的篇幅不容作全方位的宏觀估量。下面僅提供兩個具體實例，附帶作一點解說，看看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注釋：

（1） 顧準：《顧準文集》，1994年版，第312～316頁。

（2） 應該同時指出的是，在國外，這又是一個相當古老的觀點。中國社會停滯論，在18世紀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和德國的古典著作中，就已經出現過。

（3） 參閱《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版，第353頁；《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第71頁。

（4） 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述略》，載《中華學術論文集》，1981年版，參閱許滌新、吳承明主編《資本主義的萌芽》，1985年版，第6頁。

（5） 李伯重：《吳承明先生學術小傳》，見吳承明著：《市場近代化.經濟史論》1996年版 ，第300頁。

資本主義范文第5篇

從推行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到確認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為什么改革的實踐總顯得步履艱難？為什么理論常常落在實踐后面，甚至抑制創(chuàng)造性的社會主義實踐？原因之一就是要承受“是不是在搞資本主義”的巨大壓力。這就有必要正確認識什么是資本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利于我們理直氣壯地搞經濟體制改革，發(fā)揮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

應該把資本主義國家許多符合商品經濟和現代社會發(fā)展要求的具體方法、形式及部分思想文化觀念與資本主義制度區(qū)別開來。盡管這些東西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形成的，盡管資本主義制度給它們帶上了特殊的社會性質，但是，它們卻不一定是這一制度所特有的。比如發(fā)展商品經濟的一些具體做法，社會化的現代工業(yè)管理方法等等，就是整個人類歷史進程中的現代文明的成果。如果我們把它與資本主義制度混為一談，實際上就是將社會主義與現代文明對立了起來。

要把資本主義國家在現代社會發(fā)展中的某些問題與資本主義制度區(qū)別開來。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導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很多弊病。然而，如果不加區(qū)別地把一切問題都歸因于資本主義制度，那是不準確的。必須看到，發(fā)生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問題，有的是現代工業(yè)社會所共有的問題，也可能是我們或遲或早將要面臨的問題。例如環(huán)境污染，我們曾經把它看作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無法治愈的痼疾，可是，隨著現代工業(yè)的發(fā)展，我們也遇到了嚴重的環(huán)境污染問題。雖然我們同樣能夠對它進行有效的治理，但這一事例說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某些問題的片面認識和簡單化批判應當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