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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相位范文第1篇

王安石出生于公元1021年，從小天資聰穎，少有才名，22歲中進士第四名。與那位長他兩歲、聰明絕頂、從小就知砸缸救人、晚年撰寫《資治通鑒》、也是進士出身的司馬光同朝為官。宋朝是個尊重讀書人的朝代，想必那時的科考競爭也是十分激烈的，他能夠脫穎而出，一定是時代的精英。

年輕的王安石懷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凌云壯志，要為國家貢獻出聰明才智。他的信條是：“不做大官，但做大事”。他是那種少有的能夠?qū)⑺枷肜碚搼?yīng)用到濟世救民實踐的杰出人物?，F(xiàn)在人們不僅記著他的詩文，也在研究探討他的變革思想。王安石的一生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早期的“政績”觀：為民辦事

年輕時代的王安石認為自己在地方干最能發(fā)揮所長，所以他在地方一干就是18年，39歲他才不得不離開地方，開始京官生涯。這期間多次有人推薦他進京，都被他婉言謝絕了。王安石立志要做出點“政績”，這是他的人生主線。他早期的“政績”觀是為民辦事，這是他工作的出發(fā)點，也是落腳點。他下定決心到地方上去考察時弊，尋求改革之道，充實他的治國良策，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而做出“政績”并不是為了給皇帝看。正因為他樸素的為民辦事的“政績”觀，使他在基層工作時，在朝廷上下的口碑甚好。

王安石的第一個官職是到揚州知府負責審理案件。他勤奮好學，有時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王安石第二個官職是到寧波當知縣。他在這里施展了才藝，將理論應(yīng)用到實際，取得突出業(yè)績。史書記載，當他看到農(nóng)田水利生產(chǎn)受到破壞，百姓窮困饑寒，而官員豪紳魚肉鄉(xiāng)民后，立即開始著手興利除弊，興修水利，儲糧惠貸。在勸課農(nóng)桑的同時，還興辦學校，勸民入學。這是王安石跨入社會實施改革的第一步嘗試。以王安石干事業(yè)的精神，親自抓一個小縣城的改革是綽綽有余的。后來他又擔任過安徽通判以及常州知州。每到一地，他都銳意改革，惠民為國，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績”。

性格：執(zhí)著且特立獨行

從王安石干事業(yè)的勁頭，我們可以看出王安石這個人很執(zhí)著，就是不達目的決不回頭。執(zhí)著的性格對做小事的人是優(yōu)點，對一心要做大事的人就未必了。一位哲學家這樣說：“作為一個政治家要非常大氣，這種大氣是建立在他對人情世故爛熟于心、對宏觀大勢與人的微觀心理都具有極強的洞察力上，因而顯出一種特別富有人性魅力的王者風范。這種王者風范是一種恢弘大度的行為方式，不做作，很本色，有人性的味道。這種東西，只在具有正常、健康還要超凡脫俗的身心、才智的培養(yǎng)基礎(chǔ)上，才能培植、發(fā)育得起來?！?/p>

作為一個有號召力的改革者，身邊應(yīng)該有許多追求者，他們不為名不為利，只為推動改革事業(yè)的成功。反觀王安石并不是這樣。從王安石在一些小節(jié)上的做法，就會發(fā)現(xiàn)，他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奮斗目標，不近人情，這樣的人怎么好“溝通”呢?怎么能有號召力呢?

王安石與司馬光同為開封群牧司判時，他們的主管領(lǐng)導包拯借辦公樓花園牡丹盛開而置酒賞花，王安石、司馬光都不能喝酒，但司馬光在包拯的一再勸說下，還是勉強喝了幾杯，王安石卻一點面子也沒給，他滴酒未沾。還有一件事更顯示出王安石特立獨行的性格。一次宋仁宗在皇家宮苑宴請臣子，心情頗好的皇帝規(guī)定：每人都要到御池中去釣魚，然后，由御廚用釣上來的魚做每個人想吃的菜。大家都高興地拿著魚桿和魚餌去釣魚，惟獨王安石心不在焉地坐在桌前，一粒一粒地把眼前盛在金盤子里的魚餌全部吃光，而且在眾人驚訝聲中表示自己吃飽了。皇帝認定，一個人可以不喜歡釣魚，也許漫不經(jīng)心地錯吃了幾顆魚餌，但不可能吃掉整盤魚餌，此人是個虛偽矯情的偽君子。

人的性格即命運，王安石在施政初期的成功主要是通過為民謀福利而“賺”到的。王安石的志向并不在地方，雖然他也多次請辭上調(diào)中央，他是在積攢更大的資本，他的志向是為“國家”謀福祉。那么王安石是怎么達到他改革的頂峰的呢?這是由于此時王安石命運正好同“國家”的命運結(jié)合到一起，但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仁宗執(zhí)政時，王安石就將他從實踐中總結(jié)出的理論，精心撰寫成《萬言書》和《上時政疏》呈交仁宗皇帝，便杳無音信。這也許跟他在仁宗面前“錯吃”魚餌有關(guān)。

變法緣何失敗

4年后神宗即位，王安石多年的鯤鵬之志，終于有人賞識，有了一展抱負的平臺。王安石與神宗似有“神交”，神宗也要做一個年輕有為的皇帝，成就一番帝業(yè)。神宗在他當太子時已讀過王安石的《萬言書》、《上時政疏》等政論文章，感到這是個人才。因此，皇上即位不久，就開始提拔重用王安石。此時的王安石深知自己的政治抱負與政治命運緊緊地與國家的興衰聯(lián)系在一起，“士為知己者死”，王安石要為皇帝效忠，要為皇帝理財，儼然就是一位“職業(yè)經(jīng)理人”，他從一個“父母官”轉(zhuǎn)變成了“經(jīng)理人”，他要為皇帝去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

熙寧二年七月，宋廷頒布“均輸法”，均輸是指朝廷調(diào)度各地貢品及其它產(chǎn)品的手段。王安石看到物資盲目集中到京城，有的造成積壓，有的物資供應(yīng)不足，他認為不能再這樣放任物資流轉(zhuǎn)，而應(yīng)該控制商品和貨幣的流通量，調(diào)節(jié)市場價格。應(yīng)該說王安石的優(yōu)化流通領(lǐng)域的初衷是對的，但有識之士一眼就看到，王安石的變法是以利為先，不符合圣賢之道，人們不同意變法以斂錢為目的。實施新法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不少的弊病。奸吏將價低商品運到異地高價出售，謀取私利；巨賈與奸吏勾結(jié)囤積居奇，哄抬物價；貢品改納現(xiàn)錢，造成民怨沸騰；農(nóng)產(chǎn)品、手工業(yè)品、礦產(chǎn)品無法正常流通，阻礙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熬敺ā本驮诔暗姆磳β曋懈娼K。

熙寧二年九月，王安石制訂頒布“青苗法”。他在擔任地方官時，在自己治下地區(qū)實行此法時大受歡迎，因此，他有信心在全國推行。但結(jié)果卻大大出乎人們預(yù)料。應(yīng)該說青苗法肯定適合農(nóng)民的需要，特別是在青黃不接時節(jié)，更能顯示其救濟與援助的功效。有錢的人家不需要這種援助，窮人需要，但必須以田里的青苗為信用擔保。這樣一來，風調(diào)雨順時，大家自然都喜歡；而一旦出現(xiàn)天災(zāi)人禍，發(fā)放貸款的官府與使用貸款的農(nóng)戶雙方，立即同時陷入恐慌之中。官府為了減輕自己的損失，唯有逼迫農(nóng)民變賣家當，歸還貸款本息。嚴重時需要賣房賣地，甚至賣兒賣女，導致農(nóng)民流離失所，無人再敢貸款。只有官府旱澇保收。本是一件具有公德、充滿善意的良策，通過下面的具體執(zhí)行，變得面目全非，成了徹頭徹尾的殘害百姓之舉。對王安石來說更加不幸的是，變法開始后不久，全國各地就連續(xù)數(shù)年旱、澇、蝗災(zāi)不斷，使青苗法的實施雪上加霜。

熙寧二年十一月王安石頒布“農(nóng)田水利法”，接下來又推出“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等“理財創(chuàng)收”的法令。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第2篇

先說這“久”。

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中央電視臺來南昌錄了一期《東方時空》節(jié)目，節(jié)目內(nèi)景，用的是一幕墻書法――那是寫滿自陶淵明而下，差不多兩千年來江西前賢的名字。江西學術(shù)，其道也長，其任也久。

如何詮釋這個“久”字？可略舉兩點：鐘鳴鼎食，江西學人以家族為依托而“窩出”。清代有一聯(lián)：“數(shù)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還是讀書”。該聯(lián)或傳形容道光師傅許乃普學士，流傳甚廣。而筆者以為，用它來形容江右望族，則更恰如其分。僅北宋神宗年間，江西“清江三孔、臨川三王，南豐三曾”在當時就流為美談。不唯如此，江右學人父兄相繼，子孫接替者比比皆是?！澳县S三曾”之曾布（曾鞏弟，王安石變法之助手）曾有“三世文章稱大手，一門兄弟獨良眉”的詩句，雖自譽，卻是實情――自其祖曾致堯被薦為翰林，到第三代曾鞏曾布曾肇，一門“三曾”均獲此資格。徽宗繼位，曾布為參知政事（宰相），而為皇帝起草詔命的學士，就是他兄弟曾肇。接下來的故事是：曾布與蔡京不和被黜，一時間甚嚴，凡入元黨籍者及家人，流徙后不得入京。而曾布之子曾紆（號空青），偶涉都下，因歌詞出色，徽宗皇帝竟自犯禁律，將其引入大內(nèi)。他得意地指著曾紆對侍女們笑道：看見沒？我?guī)砹耍褪悄銈儫釔鄣目涨嘣~人！

山谷道人黃庭堅以詩鳴，窮極變化，世與東坡并稱“蘇黃”。而其榮譽對黃氏后人的影響，則達數(shù)百年之久。翁方綱乾隆年為四庫館臣，家中來了聲名藉甚的青年詩人黃景仁。翁寫道：仲則（黃景仁字）為文節(jié)公（黃庭堅）后裔，每來吾齋，拜文節(jié)公像，輒凝目沉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之相觀于深處，而孰知其饑寒驅(qū)迫，無晷刻發(fā)篋陳書之隙，而其精氣已長往矣。長往往何？如黃仲則之“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等為人傳誦的名句，翁方綱上文給出了靠譜的說明。

南宋金溪三陸（陸九韶、陸九齡、陸九淵），以象山陸九淵最為知名，也是江西古代最重要的哲學家。其父親生有六子，素無田產(chǎn)，蔬畦不盈十畝。但卻聚食逾千指，合灶達二百年，一門翕然。

說江西學術(shù)之“久”，我們還可以莊子所言的“美成在久”來解釋?！颁噶鞣e至滄溟水，拳石崇成太華岑?！保懴笊皆娋洌┙鲗W人的成就，無論是曾鞏文章之精嚴，黃庭堅書法之雄渾，還是湯顯祖戲文之典雅，山人繪事之簡略，皆艱難曲折，老而有成。而那種萬眾矚目、一蹴而就的天才際遇，除了極個別的，比如北宋晏殊，似與江西人無緣。

其次說這“大”。

一般而言，如果真有廣為人知，并可指稱的地域?qū)W術(shù)，它必然大，且可以化育后人。

江右學人最驚人的話語，莫過金溪陸象山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宇宙內(nèi)事是己分內(nèi)事，己分內(nèi)事是宇宙內(nèi)事”。當然，沒有后一句，可指其近禪；而有后一句則為象山之發(fā)明，見其大。黃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學案》在“述象山學案”中說：“陸象山之學，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比欢绻麑⒛抗馇昂笠妻D(zhuǎn)，如陶淵明以詩立名，自適曠達之情感，成為中國士人永久的精神家園；歐陽修、曾鞏繼韓愈之后，立一代文章之典則，天下從之；王安石以所學為政事，史稱“王氏新學”，他一面行法，一面著書立學，王安石著《三經(jīng)新義》一書，開科取士，影響兩宋達四十年之久，江右學風被于天下。即便到了異族稱皇的大元帝國，崇仁布衣吳澄與其弟子虞集，先后入國子監(jiān)與翰林院，為數(shù)十年的國師?！对贰放e吳澄弱冠之年的話說：道之大原出于天，神圣繼之……近古之統(tǒng)，周子其源，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為其貞？未之有也。然則，可以終無所歸哉！嘆息吳澄以斯文自任如此。然元朝的學術(shù)，因吳澄師生，幾可說就是江西的學術(shù)，而吳澄本人也被追謚為“文正”，實現(xiàn)了年輕時的自期，不亦“正”而且“大”乎！至于陸象山學術(shù)在浙東甬上的傳播，王陽明光大其后，思想史家將兩人并稱“陸王”，而陽明學術(shù)對近現(xiàn)代中國的影響，又豈可以言語盡之？

“為學先立乎其大，不廢改過遷善”、“嚴于律己，事必親躬”、“踐行重于問學”等，中國士人爛熟于心的警語箋言，無不是江西學人用來潤身課徒之具。南宋浙東人黃震，在言及江西詩派鼻祖黃庭堅時有一段話：涪翁（黃庭堅）之說，能垂芳百世者，實以天性之忠孝。吾儒之論說，讀其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滅求之，豈惟不足知涪翁，亦恐自誤。黃特檢出“本心正大”一語，發(fā)人深省。

接下來說這“剛”字。

江西學術(shù)不重權(quán)威，就其品性而言，可以“剛”字來形容。特點為元生自足，不傍人樊籬，真所謂“人人握龍蛇之珠，家家抱荊山之玉”。錢鍾書先生在《談藝錄》中，例朱子二語：其一，“江西士風，好為奇論，恥與人同”。其二，“大率江西人，都是硬執(zhí)他的橫說，如王介甫、陸子靜”。朱熹并舉“王陸”，可見是一種風氣。當然，朱子此語，因?qū)W見與陸相異，含微意，我們難與之計較。而在陸象山本人那邊看來卻是：今人略有些氣焰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陸象山甚至宣稱：即便陸某不識一個字，你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坡在黃庭堅岳父處初見其詩作便贊：“聳然異之，以為非今世之人?！庇终f：“觀其文以求其為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眲偨楠毩?，不與人同，非真正漢子，其孰能與于此！

江西學術(shù)“性剛”之論，還有一注腳，即江右學人各自愛重，卻并不抱團。明人茅坤首印《唐宋家文集》，“唐宋八家”之名固焉，而他批王安石文說：“荊公為人多氣岸不妄交，所交者皆天下名賢?！睔W陽修為晏殊門生，同朝為官，腳步卻未嘗到其檐下。后來歐陽修文名滿天下，修書問師座起居。晏殊看了，僅以數(shù)字相酬，連其家人都覺得簡慢。福建子呂惠卿才性堅狠，為王安石一手提拔（后也登相位）。但在王安石罷相后，呂欲陷師座不義，為神宗皇帝所警覺作罷。事過之后，呂過金陵，欲拜望老師而有所申說。然荊公拒絕，并言有所異同為國家，與公無私怨也。這應(yīng)是典型江西人身上才會發(fā)生的事。曾鞏與王安石聲氣相投數(shù)十年，當神宗問及曾鞏王安石為人，曾直答曰：吝于改過。

可以說江西人不僅師友，甚至父子兄弟，皆各學其學，術(shù)其術(shù)，未嘗少借于人也。誠然，江右學人的這種品性，不利于江右學術(shù)的被采用、傳播以及門派之壯大，但筆者以為，對于江西人砥礪學風，維持學術(shù)生態(tài)的多樣性，卻有莫大的好處。

最后，江西學術(shù)就其面貌而言，還有一“尖”字可言。然則筆者之所謂“尖”是“尖新”的“尖”―――容易辨認，一望而知之。蘇軾有一則評論黃庭堅詩文的筆記，最為形象。他說：魯直（黃庭堅）詩文如蝤蛑江瑤柱，格韻高絕，盤盡廢；然不可多食，多食則發(fā)風動氣。蘇軾說黃詩極美味，然警告沾溉既深，不免移人魂魄，反忘記自己所學。

說到“尖新”，筆者可另舉江西當代畫家黃秋園為例。20世紀80年代初，美術(shù)界清算了極“左”思潮，然而中國國畫界，卻一度陷于“失語”的狀態(tài)，人們在問：該如何畫下去？碰巧，這時江西畫家黃秋園遺作展在中國美術(shù)館展覽開幕，一時稱空谷足音。人們似乎重新看到了希望。而以銀行職員終其身的黃先生，畫作地道傳統(tǒng)。界畫不必說了，就連元明后絕跡的骷髏皴法，在他的筆下都獲得了生機。然而，黃先生決不守舊，他也畫革命圣地井岡山，至于黃賓虹的小筆頭寫意，李可染的大塊暈染，凡時人巧妙，黃畫中都能找到，且有新意。

王安石在相位范文第3篇

關(guān)鍵詞　法律文化　法律格言　中西差異

中圖分類號：D91　文獻標識碼：A

法律文化是指一個民族或國家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所認同的、相對穩(wěn)定的、與法和法律現(xiàn)象有關(guān)的制度、意識和傳統(tǒng)學說的總體。包括法律意識、法律制度、法律實踐，是法的制度、法的實施、法律教育和法學研究等活動中所積累起來的經(jīng)驗、智慧和知識，是人們從事各種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傳統(tǒng)、習慣。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過程中存在諸多差異，這從中西方對法的認識和表達上可見一斑，其中，法律格言是中西法律文化中一種新穎的比較研究路徑，本文試圖通過對中西法律格言進行比較分析，找到中西法律文化中的某些差異。

法律格言(legal maxims)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chǎn)生活實踐中，以其簡潔、精致的語言承載和表述法律規(guī)則、法律的原則，乃至法律的精神，凝聚著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的實踐智慧，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其中，法律格言還可大致分為法律人對法的認識和表達和民間智慧對法的語言濃縮。老百姓對法和法律文化的認識表達往往簡潔直白，詼諧幽默，像“國有國法，家有家規(guī)”；而知識分子特別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對法的認識和表述則很精練和深刻，往往直接是對法的本質(zhì)、功能和作用的總結(jié)，如“法者，定分止爭也”，這些在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中更具代表性。本文暫只比較從中西方著作和言論中流傳下來的法律格言。培根曾經(jīng)在其《格言集》的序言中指出：“愿拉丁格言的使用能夠……使法律論證得以體現(xiàn)更加健全和完備的法律思維、糾正粗俗的錯誤、乃至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我國法律的性質(zhì)和外觀。”希望中外法律格言能夠幫助我們認識法律文化，并在此基礎(chǔ)上更加理性地適用法律！

1　中國法律格言映射下的法律文化傳統(tǒng)

中國古代法律格言一部分都出自于當時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知識分子的著作、言論和思想之中，集中體現(xiàn)的是君臣對于法的認識和看法?！懊髦髦卫舨恢蚊瘛保环矫?，知識分子運用自己對法的理解和實踐取得君王的信任，躋身政治和官吏之列，另一方面。君王又利用知識分子產(chǎn)生對法的認識和總結(jié)進行國家的統(tǒng)治和官吏的有效管理。從古至今，我們?nèi)鐢?shù)家珍的名字有管仲、孔丘、孟子、商鞅、韓非子、司馬遷、長孫無忌、王安石、司馬光、沈家本、梁啟超等等。這些歷史名人傳流下來的格言至今影響著人們。

《管子?任法》篇有言“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即要求君主和官吏在適用法律上要“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管仲將法律稱為“公法”，認為法具有最高權(quán)威，具有普遍適用的價值功能，任何社會成員都不能置于法外，凌駕于法律之上。即使法自君出，但是法律高于意欲，君主也應(yīng)帶頭遵守法律，君主不得隨意更改法律，也應(yīng)有悟守法律的義務(wù)，并要求官吏和百姓同樣遵守。

《論語?為政》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指用政令引導人們，用刑罰整治人們，人們?yōu)榱嗣庾犹幜P而服從君主或勉力按法令去做，但他們并不知道違法犯罪是可恥的事情。在孔子看來，只有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感情和理念，才是最真、最美、最有效的。

《孟子?離婁上》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是說只有善德不足以處理國家的政務(wù)，只有法令不能夠使之自己發(fā)生效力。意謂治理國家必須把行善政與行法令結(jié)合起來。

“法者，定分止爭也”、“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則體現(xiàn)法的功能和作用，即使是對高貴的人，有權(quán)勢的人也不徇情。意指執(zhí)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禁奸止過，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日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所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其亂也”充分體現(xiàn)了古代中國法家的“重刑主義”，以此實現(xiàn)重刑懲奸，以刑去刑。

“札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懲其未犯，防其未然”、“銷惡于未萌，彌禍于未形”體現(xiàn)了中國法律文化中的“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位表里”及犯罪預(yù)防原則。

“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昔之欲抑民權(quán)，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quán)，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立國于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于20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障人權(quán)，亦所以過邪僻，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等法律格言體現(xiàn)近現(xiàn)代在受西方法律文化影響后對法的理解，開始用法去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權(quán)。

以上法律格言映射下的中國法律文化傳統(tǒng)可總結(jié)為一個國家的良好秩序和有效管理在于要有“良君、良吏和良法”、“有國家無個人”、“外禮內(nèi)法，禮法結(jié)合”、“刑治主義”等。

2　西方法律格言反映出的法律文化傳統(tǒng)

在西方法律格言的流傳方面，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是古代西方(如古希臘古羅馬等國家)很早就出現(xiàn)了法律職業(yè)家、教育家和思想家，而絕少出現(xiàn)“法自君出”的現(xiàn)象。所以，今天我們能看到的法律格言，從古希臘柏拉圖開始到近現(xiàn)代馬克思、恩格斯(雖然中間有斷代，不像中國的法律格言那樣具有歷史連續(xù)性)，他們的職業(yè)中很少是官吏，更多的是哲學家，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黑格爾、馬克思、恩格斯等；也有法律職業(yè)家、法學家，如蓋尤斯、烏爾比安、伯比尼安、保羅、莫迪斯蒂努斯、西塞羅、貝卡利亞、梅因、耶林、薩維尼、哈耶克、霍姆斯、弗里德曼、龐德等；以及政治家、教育家、改革家、法官、律師和作家；很顯然，這些不同的社會階層所代表階層利益更加廣泛，同時對法的認識和思考會更加深刻和全面。

西方法律文化傳統(tǒng)在以下西方法諺中明顯表現(xiàn)出“自由平等秩序”、“法律至上”、“權(quán)利至上”、“正義至上”、“程序至上”、“權(quán)力制約”“民主法治”等原則。

(1)“自由平等”原則：“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幣，一面寫著平等，一面寫著自由，這枚金幣叫人權(quán)”、“唯有服從人們自己為自己所規(guī)定的法律，才是自由”、“平等是一項神圣的法律，一項先于其他一切法律的法律，一項派生其他法律的法律”。

(2)“法律至上”原則：“法官除了法律就沒有別的上司”、“在民主的國家里，法律就是國王；在專制的國家里，國王就是法律”、“就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而言，不管在哪個國家中，哪兒沒有法律，哪兒就沒有自由。自由使我們免于他人的強制和暴力，而這在沒有法律的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3)“權(quán)利至上”原則：“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nèi)舾刹豢赊D(zhuǎn)讓的權(quán)利，其中包括生命權(quán)、自由權(quán)和追求幸福的權(quán)利”、“為權(quán)利而斗爭是權(quán)利人對自己的義務(wù)”，“法律沒有禁 止的，都是公民的權(quán)利”。

(4)“正義至上”原則：“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yīng)得的部分的這種堅定而恒久的愿望”、“遲到的正義是非正義”、“法律應(yīng)當與正義保持一致”。

(5)講程序、重秩序原則：“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首要問題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人類可以無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無秩序而有自由”、“正義要實現(xiàn)，而且要以人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xiàn)”。

(6)“權(quán)力制約”原則：“絕對的權(quán)力導致絕對的腐敗”。

(7)“民主法治”原則：“民主并不是什么好東西，但它是我們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種制度”、“法治應(yīng)包括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yīng)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8)“公平公正”原則：“一次不公的裁判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裁判則把水源敗壞了”。

3　中西法律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差異

語言能表達出什么內(nèi)容?法律格言能還原多少法律文化傳統(tǒng)?經(jīng)過對中西法律格言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1)在我們比較的這一部分法律格言中，比較的客體大致相同，都是中西方各個歷史時期的精英人物對法的認識和表達，具有可比性：(2)這些法律格言能夠流傳至今，它們本身就是中西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能夠充分體現(xiàn)中西法律文化傳統(tǒng)；(3)中西法律文化傳統(tǒng)的形成和發(fā)展都經(jīng)過了長期的歷史積累和沉淀，縱向來看，我們可以比較中西法律文化的整體差異，相互之間有何優(yōu)劣，取長補短；橫向來看，中西法律文化的形成和轉(zhuǎn)變都經(jīng)歷過幾次重要的歷史時期，截取同一時期的歷史人物的法律格言進行比較，可以發(fā)現(xiàn)中西之間法律文化曾經(jīng)驚人的相似，似出同源，中國法律格言“懲其末犯，防其未然”和“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則與西方法律格言“智者非因犯罪已然發(fā)生才去懲罰，實乃為了防止犯罪而施刑責”和“刑罰的威懾力不在于刑罰的嚴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相得益彰，但二者在歷史的長河中又流向不同的方向。其根由是一個值得我們繼續(xù)探索的問題。

通過以上對中西法律格言的分析，我們已經(jīng)可以發(fā)現(xiàn)二者之間的差異。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體現(xiàn)為有治人無治法、重良君良吏良法、重國家輕個人、重刑輕民、隆禮重法；西方傳統(tǒng)法律文化則體現(xiàn)為法律至上、正義至上、程序至上、權(quán)利至上、權(quán)力制約。這些差異從法律格言中體現(xiàn)出來，更反映到了中西方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4　學習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