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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第1篇

中圖分類號：B844．1、B848．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08)001-0024-0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SES）是家庭經濟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結合，主要包括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職業(yè)和家庭收入幾個關鍵性指標[1]。它與兒童自我概念的關系已經得到了多項研究的證明[2,3]，但國內對該問題的關注不夠。本文以父母職業(yè)、父母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收入為指標，考察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

1 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從武漢市全部城區(qū)小學隨機抽取5所小學4-6年級的全部班級，每班隨機抽取15名學生。發(fā)放問卷735份，回收有效問卷721份。其中，男生338人，女生383人；四年級270人，五年級255人，六年級196人。

1．2 工具 小學生自我概念量表[4]共76個項目，分學業(yè)自我(包括閱讀、數學、一般學校表現(xiàn))、非學業(yè)自我(包括運動能力、生理外貌、同伴關系、親子關系)、一般自我三個維度。采用5級記分，分數越高表明兒童自我概念水平越高。各分量表的信度在0．80以上，整個量表的結構符合預期[4]。

1．3 統(tǒng)計方法 多因素方差分析。

2 結果

2．1父母職業(yè)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職業(yè)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1)，僅在學業(yè)自我上存在著父母職業(yè)與學生性別的交互作用(F=3．15，P=0．025)，其余之間均不存在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fā)現(xiàn)：在學業(yè)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工人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0、0．020)；在非學業(yè)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學生高于商人家庭的學生(P=0．004)；在一般自我上，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學生高于工人家庭和商人家庭的學生(P=0．030、0．000)，工人家庭學生高于商人家庭學生(P=0．009)。對交互作用的簡單效應分析表明：父母職業(yè)在女生中的效應顯著，知識分子與干部家庭的女生高于工人家庭、商人家庭的女生(P=0．003，P=0．000)。

父母職業(yè)不為以上三者或不同的界定為其他，參與統(tǒng)計但不予分析

2．2父母受教育程度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父母受教育程度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2)，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進一步兩兩比較發(fā)現(xiàn)：學業(yè)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非學業(yè)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與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3，P=0．000)，父母高中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13)；一般自我上，父母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和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0、0．000)，父母高中的學生高于父母高中以下的學生(P=0．001)。

2．3家庭月收入與不同性別、年級小學生自我概念差異比較

家庭月收入在小學生自我概念三個維度上的主效應顯著（見表3），不存在與性別、年級的交互作用。學業(yè)自我上，家庭月收入5千元的學生低于月收入2千-5千的學生(P=0．025)；非學業(yè)自我上，月收入

3 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各方面都有影響，這一結論與國外的研究結果基本一致[2,3]。其中，父母受教育程度對小學生自我概念的影響更大。在對交互作用的分析中，本研究發(fā)現(xiàn)女生明顯受到父母職業(yè)的影響，男生未受影響，可能與男生生理與心理成熟較女生晚有關。低收入家庭的小學生一般自我概念較易受到父母職業(yè)的影響，這一結果提示盡管家庭的經濟狀況會對小學生的一般自我概念產生影響，但父母職業(yè)會對二者之間的關系產生調節(jié)性作用，即在小學生一般自我要領的形成中，家庭經濟狀況與父母職業(yè)兩個因素彼此影響，相互滲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影響小學生自我概念可能通過三種方式實現(xiàn)：直接影響；通過父母教養(yǎng)方式、親子關系、家庭功能等因素影響小學生的自我概念[5]；通過影響兒童發(fā)展進而影響兒童對自身的評價[6]。

參考文獻

1 White K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Psychol Bull, 1982,91(3): 61-81．

2 Orr E, Dinur B． Actual and perceived parental social status effects on adolescent self-concept． Adolescence, 1995,30(119): 603-617．

3 Trust J． Achievement,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elf-concept of fourth-grade students． Child Study J, 1994,24(4): 281-299．

4 董奇，夏勇，王艷萍，等．再婚家庭兒童自我概念發(fā)展的特點．心理發(fā)展與教育，1993,(2):1-6．

5 Song IS，Hattie J． Home environment, self-concept，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causal modeling approach． J Educ Psychol，1984，76(6)，1269-128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第2篇

【關鍵詞】家長;小學生;音樂

結合國內外的研究數據，以及我近八年對小學生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實踐研究，現(xiàn)得出以下結論：

一、家長社會經濟地位中家庭收入對小學生音樂學習的影響

在實際生活中，家庭的社會經濟收入越高，親子溝通越好，業(yè)余專業(yè)學習樂器、舞蹈、聲樂的小學生音樂學習成就越優(yōu)異。家庭收入越高，家長更主動聯(lián)系學校老師，經濟收較低的家長則較少參加學?；顒樱议L會為主）。社會經濟收入不影響家長期望，而家長期望間接影響小學生音樂學習成就。社會經濟地位通過家庭中的親子溝通對家庭督導產生間接影響。

低家庭收入兒童比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兒童經歷更多的各種壓力，產生消極情緒和不良行為，這些情緒與行為如果在學校，不僅對自己造成困擾，而且會影響其他兒童的情緒和行為。幫助在情緒和行為上產生問題的學生，使他們走出學業(yè)困擾，需要學校全面推進心理健康教育，積極開展心理輔導活動，并開展。在精神層面上，幫助他們樹立自尊、自信、自強、自立意識，讓他們擺脫自己是學?！斑吘壢恕钡男膽B(tài)。在小學學業(yè)發(fā)展上，幫助他們正確認識自己學業(yè)音樂困難的表現(xiàn)和影響因素，有效地評估自己學業(yè)上的優(yōu)勢和劣勢，知道應對學業(yè)困難的方法和策略，應用自己的合法權利獲得他人幫助和社會支持。

事實證明：家庭收入高的家庭的學生音樂成績通常也會比較好。社會經濟地位是衡量成功的一項重要指標。如果父母是成功人士，他們的子女成為成功人士的機會也較多。相反，社區(qū)環(huán)境的影響倒不大。

二、家長的經濟地位中父母的教育程度對小學生音樂學習的影響

多年小學工作中，我逐漸發(fā)現(xiàn)父母文化教育程度高的學生學習成績顯著高于父母文化程度低的學生，有良好考試方式的學生，那是肯定有影響了，家長受教育程度的高低，音樂知識結構的不一樣，看問題的方法就不一樣，這會耳濡目染的影響到自己的孩子。孩子都是喜歡模仿的，家長平時的興趣愛好，處事方法都會直接的影響到孩子。

父母受的教育程度越高，學生的成績越好。這并不令人奇怪。智商高的父母，其子女智商也往往較高。這是遺傳的影響。而家庭結構和狀況則不見得有什么影響，雖然人們往往想法相異。父母學歷、家庭教育水平對不同年級不同學科的影響程度不一。在孩子小學成長過程中。我們是提倡父母給孩子制定中、長期發(fā)展規(guī)劃的，我們之所以提倡兒童發(fā)展計劃，雖然意圖極好，卻沒有實際的效果。也許是因為當那些教育程度不高，工作強度大的母親把自己的孩子送去發(fā)展計劃的項目活動時，所教育她孩子的，可能也是一位教育程度不高，工作強度大的母親（還有一大群同樣背景的孩子們）。因此也證明了教育程度低的家長又一次影響了小學生音樂學習的影響。

在這里，作為一名多年從事小學音樂教育的工作者，我并不是在詆毀教育文化低的家長，其實教育程度并不是單指學歷，學歷只不過是一張紙，學歷高的家長不一定就教育出優(yōu)秀的孩子，但作為父母，我們應該不斷的去學習，為了孩子，必須努力的提高自己的文化教育程度，不要被信息時代所淘汰，從而能積極的影響和幫助寶貝的學業(yè)及以后的人生發(fā)展！

三、家長的經濟地位中父母職業(yè)對小學生音樂學習的影響

在實際生活中，父母的職業(yè)想必也影響著小學生的音樂學習的發(fā)展。全職媽媽未必能教育好子女，反而對小學生的學業(yè)發(fā)展有負效應。例如：對于一個30歲或30歲以后才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女性來說，她往往因自己的職業(yè)發(fā)展，而且，比那些未成年的母親有更加充分的時間做母親的準備。再例如：沒有適合的職業(yè)，職業(yè)強度大，沒有時間陪同孩子、關心孩子音樂學習和生活，那就勢必影響了孩子的學業(yè)和身心健康！畢竟小學生還不能自我約束、控制自已，更多的還需要成人的幫助。反之如果父母的職業(yè)輕松，有充足的時間陪同孩子成長，陪孩子練琴、舞蹈、唱歌或多去聽鋼琴演奏會、童話劇場、國際交響樂團，則潛意識里就能提高孩子的音樂感悟力！

如果父母的職業(yè)穩(wěn)定，那么家庭想必也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能為小學生創(chuàng)造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促進他們音樂學業(yè)的發(fā)展。

四、緩救措施、方法

針對以上綜述：家長的社會經濟地位確實影響著小學生音樂學習的發(fā)展，那么我們教育者則應該引導家長正確的做好家校共育工作。

1.家長要增強自身參與意識，關心子女成長，不斷與之交流溝通。樹立家校合作的意識，多與老師溝通，共同推動孩子學習和發(fā)展。

2.除了正常的音樂課，學校還要建立各種音樂教育社團，教師要根據學生的愛好有計劃、有組織的去開展音樂教學活動，共同為他們營造良好的音樂學習氛圍。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第3篇

【關鍵詞】紊亂型依戀；行為指針；成因；社會經濟地位

依戀是指兒童（特別是嬰兒）與成人（父母或其他看護者）之間所形成的持久的情感連聯(lián)結。Main 等提出紊亂型依戀,也被稱為混亂的依戀、混亂/無法定向型依戀。

紊亂型依戀的兒童人數不多，大約只有5%―10%的兒童屬于這個類型（O’Connor，Sigman，& Brill，1987；Mayseless，1996）。紊亂型依戀風格的兒童通常表現(xiàn)出不一致的，相互矛盾的行為。當母親離開后回來時，他們會跑到母親身邊，卻不看她，或最初顯得很平靜，后來卻爆發(fā)出憤怒的哭泣。與陌生人交往少,不友好，在陌生情境中行為雜亂無章。他們的行為難以理解，經常表現(xiàn)出具有安全型、回避型、矛盾型三類型兒童的混合特點。有研究表明紊亂型兒童在內隱和外顯問題行為上得分都較高。

嬰兒自身特點、父母無助或懼怕行為表現(xiàn)特征、母親精神健康、家庭環(huán)境和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都對形成紊亂型依戀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一、嬰兒自身特點

嬰兒最初表現(xiàn)出來的行為特點制約了看護者與嬰兒相互作用的模式，從而影響嬰兒依戀風格的形成。Kagan 提出了氣質假說：嬰兒的依戀行為反應的是嬰兒自己的氣質。研究發(fā)現(xiàn)，嬰兒易表達消極情感的氣質維度會影響母嬰互動的質量。有研究表明，氣質和依戀安全感之間沒有穩(wěn)定直接的關系[2]。氣質雖不是依戀類型的決定因素，但兒童氣質會影響到養(yǎng)育行為和兒童依戀行為的表達及其強度。

對嬰兒的其他特征研究發(fā)現(xiàn)，低體重嬰兒行動遲緩、易激惹等特征使撫養(yǎng)者疏遠了他們，并采取不敏感的撫養(yǎng)方式，因而這些嬰兒比其他嬰兒形成紊亂型依戀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早產、發(fā)育遲緩、慢性疾病、畸形也會成為紊亂型依戀的誘因。

二、 父母的撫養(yǎng)方式

（一）父母無助或懼怕行為的表現(xiàn)特征

父母的依戀模式和嬰兒的依戀模式有一定的相關，父代的依戀模式對子代的依戀模式有一定的預測性。Fonagy和Steel等(1991)研究發(fā)現(xiàn)，在AAI中被評定為不安全依戀的父母，其子女也常常表現(xiàn)出對父母的不安全依戀模式。JosePh(2004)研究發(fā)現(xiàn)，母親的依戀類型無論是類別上還是維度上，都可以預測女兒的依戀類型。此外，父母依戀的回避維度是女兒依戀最有力的預測變量，母親的回避分數越高，女兒的回避也越高。

（二）母親的精神健康

母親的抑郁和精神障礙能明顯地預測嬰兒的紊亂型依戀,而且母親的精神病史也和紊亂依戀有著較高的相關。患有抑郁癥的母親，通常焦慮、沮喪、易怒, 對孩子消極的觀點多, 批評多, 并且撫養(yǎng)的一致性、敏感性、警覺性比非抑郁母親要差，因此對兒童的看護不連貫，不規(guī)律，致使兒童情感矛盾，行為混亂。當孩子長期受母親抑郁情緒的影響, 自身產生抑郁或難過時就會產生混亂的親近、抗拒和回避行為，成為了誘發(fā)兒童發(fā)展成紊亂型依戀的原因。

三、家庭環(huán)境

有研究表明，母親對婚姻的滿意度與嬰兒依戀的安全性成正比。[5]婚姻質量既可能通過影響母親的依戀工作模型間接影響母親對女子看護的敏感性，也可通過影響父母雙方的心理狀態(tài)和應激水平, 進而影響父母和子女的互動過程。兒童如果在成長過程中遭受虐待，會促使兒童形成消極的自我和他人表征，被虐待兒童會擔心失去少有的愛，于是更加小心地維護與父母的關系，與父母之間出現(xiàn)角色顛倒現(xiàn)象,導致紊亂型依戀風格的形成。

四、社會經濟地位

社會經濟地位，是結合經濟學和社會學關于某個人工作經歷和個體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職業(yè)等因素相對于其他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總體衡量?；靵y型兒童的母親一般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收入低,撫養(yǎng)壓力較大,因此她們一般對兒童嚴厲、應答性低、教育要求不連貫。家庭壓力模型認為, 家庭內部的貧困或經濟損失通過增加父母的壓力、父母對精神疾患的易感性以及負面的教養(yǎng)行為間接導致兒童的異常行為。Yoder等( 2005)發(fā)現(xiàn),[6]家庭經濟壓力與父母的抑郁癥狀有關, 進而與父母的敵意行為以及身體虐待有關。Mistry等( 2002)發(fā)現(xiàn) , 較低水平的經濟幸福與感知到較高的經濟壓力通過對父母的心理幸福感產生消極影響，來間接影響父母的教養(yǎng)行為。

據現(xiàn)有研究來看，紊亂型依戀風格的嬰在四種依戀風格中所占比例不大，但隨著紊亂型依戀風格的嬰兒的成長，其紊亂的依戀風格將對其社會性發(fā)展及適應造成很多不良的影響。對紊亂型依戀，目前研究較多的是來自于母親的教養(yǎng)方式中的不良方式，對父親或其他照看者的研究較少。

參考文獻:

[1]丘永華.兒童的依戀類型與其行為問題的關系.心理科學 2010 33（2）：318-320

[2]Ross A T.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Volume). John Wiley & Sons Inc,2006:55-56.

[3]陳琳，桑標 依戀模式的代際傳遞性，心理科學進展，2005 13（3）：267―275

[4]鐘鑫琪, 劉建安, 李秀紅. 兒童與母親的交往及依戀[ J] . 華南預防醫(yī)學, 2004, 30( 1) .24-28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第4篇

【關鍵詞】知識分子社會經濟流動知識與社會自主意識

一 知識分子社會經濟流動的宏觀動力

關于“知識分子”的界定，不論是西方的精英論、泛化論還是中國大眾普遍承認的以受教育程度為標準的劃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必須是掌握并運用一定文化知識并以此為生存基礎的人，因此知識文化是知識分子賴以存在、生存和發(fā)展的基礎。知識本身的狀況、掌權者對它的態(tài)度傾向及現(xiàn)實社會對它的需要和依賴，決定了知識在社會生活實際中的地位、發(fā)揮的作用，進而決定這個時期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命運。因此，知識分子社會經濟流動的宏觀動力是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區(qū)別于農民社會經濟流動的主要動力機制是城市的聚集效應。

在當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正處于從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中國也必將卷入這場從現(xiàn)代社會向后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全球化趨勢，中國社會將出現(xiàn)兩次科技革命相互交融的局面。因此不管是復雜社會發(fā)展本身，還是這一轉型的結果，知識分子的經濟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社會權威影響等方面將更加明顯，即社會更加需要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相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時期，這一關系的變化決定著知識分子整體性向上社會經濟流動。

在知識分子整體上升流動的同時，人文知識分子和科技知識分子發(fā)生了中心地位的互換。這一中心地位位移不是孤立發(fā)生的，它同時涉及社會結構、社會價值觀念，尤其是政治權力的合法化機制、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轉換以及知識分子與權力關系的變化。

二 知識分子社會經濟流動的制度性渠道：教育機制和職業(yè)提升制度

從現(xiàn)代知識分子群體形成狀況的視角分析，正是教育機制使社會成員擁有知識和技術，這是社會成員改變其先賦地位的基礎。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認為“在后工業(yè)社會中，技術是社會分層的基礎，教育是社會分層的途徑”，而技術程度的高低，很大程度上是以受教育程度為基礎的。在當今學歷社會的中國，通過教育機制達到的不同學歷程度事實上成為個體居于不同社會地位的依據，社會生活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如就業(yè)、晉升、流動、社會聲望等主要受受教育程度高低的影響。而在知識越來越成為社會“中軸”的發(fā)展趨勢下，受教育程度與職業(yè)層次、收入、聲望成正相關的趨勢日益明顯。教育是實現(xiàn)社會經濟流動（垂直流動）的主要機制，而社會成員通過教育機制達到的不同教育程度也構成了社會分化的基礎，這同樣也是知識分子群體形成和內部分化的基礎。

三 知識分子社會經濟流動的微觀動力

知識分子的社會經濟流動不僅僅是社會整體變遷和制度性安排的阻礙或推動，也并非只是簡單地個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理性選擇，而是主體與結構二重化的過程。相對農民社會經濟流動為求生存的被動性，知識分子作為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群體，在整體結構性向上流動的同時，在職業(yè)提升機制提供流動可能性途徑的基礎上，其社會經濟流動更多的是在自我意識指導下的社會選擇。

在當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市場已經滲入社會的核心層，世俗社會的功利主義、工具理性大規(guī)模侵入學界。知識分子個體面對社會現(xiàn)代化產生的個人發(fā)展途徑多元化，在價值選擇過程中首先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分化，這種分化在社會結構中的具體表現(xiàn)就是在與社會體制關系中的分化：或選擇“下海”經商，或依舊留在社會體制內，或選擇游離于社會主流體制和經濟市場之外。

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文化體系高度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化，國家統(tǒng)一控制調配知識分子的流動。幾乎所有知識分子被納入主流文化體制，自由職業(yè)知識分子無法生存。因此當國家統(tǒng)一控制體系逐步松弛，一些激進知識分子便獲得社會制度的夾縫自由空間，從國家中心體制自主流出而成為反體制知識分子。他們站在文化批評的邊緣，始終保持清醒的理性，提供一些以后會傳播到大眾和公共決策者那里的重要的批判性觀念，并且可能幫助確定標準和影響意識形態(tài)的發(fā)展方向。他們處于一種特殊的地位，較少受到制度的壓力，比起其它類型的知識分子較少受到正規(guī)要求和日常事務，因而具有較多的可變性。沒有固定的社會職位，使他們得以從各種不同的角度觀察世界，更自由地擺脫服從傳統(tǒng)的壓力。但中國社會轉型的速度如此迅速，使剛獲得夾縫自由空間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面臨接踵而來的專業(yè)化、制度化分工產生的夾縫空間的不斷縮小。在社會文化生活逐漸科層化的當代中國，專業(yè)知識分子逐漸取代普遍知識分子而成為社會文化的話語霸權，而自由職業(yè)知識分子由于缺乏那種社會大部分領域越來越需要的專門知識，而隱藏著一種對“技術性失業(yè)的內心焦慮”。他們通?？砍鰰憰u等獲取不固定的有限收入。生活條件和社會制度夾縫一起惡化，使他們在仍然處于文化批評邊緣的同時，難以抵制制度帶來的穩(wěn)定性誘惑。于是，剛脫離主體制度的自由職業(yè)知識分子面對社會的巨變，其中一部分又重新流動到學院體制、行政體制、大眾媒體等其它機構，或者直接流動至自由市場中。他們在被社會成功制度化的同時，可能依然保持著很高的創(chuàng)造性和批判精神。

而隨著中國社會體制結構的深刻變化，地區(qū)之間、部門之間的人才競爭愈演愈烈。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相對“優(yōu)秀人才”成為社會各部門競爭的主要對象。面對這種社會背景，知識分子群體出現(xiàn)了大規(guī)模的流動，具體主要表現(xiàn)是中青年知識分子從國家控制體制向自由市場流動，從低收入地區(qū)部門向高收入和更多發(fā)展機會的方向流動。他們之所以做出這種社會行動，更多的是在自我價值觀的指導下，衡量人生追求、職業(yè)生涯發(fā)展、工作滿足感、工作發(fā)展機會、家庭生活、自身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量等方面后所做的社會理性選擇。

參考文獻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范文第5篇

關鍵詞：初婚年齡 教育程度 職業(yè) 家庭社會經濟特征

一、引言

初婚年齡的變化不僅反映了一個社會中婚姻和家庭的變遷，而且會對國家的人口再生產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研究其變化趨勢并尋求其社會經濟根源具有重要的社會學意義。

許多工業(yè)化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近幾十年來，初婚年齡呈現(xiàn)了明顯的上升趨勢（Manning，1995；Raymo，2003），與此相對應，女性在勞動力市場的參與和收入迅速增長（Sweeney，2002）。這種現(xiàn)象引發(fā)了學者們的極大興趣，即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是否可以解釋初婚年齡的變化？對此，學界存在下列三種觀點。（1）將初婚年齡的推遲歸因于女性經濟的獨立（Becket，1973；Teachman，et al，1987），假定性別角色分工所帶來的男女兩性的相互需求是結婚的主要動力，職業(yè)前景較好和經濟資源較豐富的女性從婚姻中所獲得的收益相對減少，從而導致了結婚年齡的延遲。該觀點在一些跨國的經驗研究（Blossfeld，1995；Ono，2003）中得到了修正，即認為在性別角色嚴重分化的社會中，女性很難平衡工作和家庭，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提高，女性更有可能推遲結婚年齡。（2）強調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在校就讀時間的延長在客觀上推遲了初婚年齡（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al，1995；Sweeney，2002；Raymo，2003）。（3）強調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有顯著的影響。許多經驗研究表明，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齡越晚（Gierveld，et al，1991；Axinn and Thornton，1992；South，2001）?？梢?，除了少數研究（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Oppenheimer，et al，1997；Sweeney，2002），大多數研究對男性的婚姻行為是忽視的，而對婚姻行為中性別差異的關注則更少。

國內關于初婚年齡的研究主要圍繞女性初婚年齡的變化趨勢而展開（王躍生，2005；趙旋，1993；陳友華，1991），少數研究則基于局部地區(qū)的數據資料，從宏觀因素（如人口政策、社會經濟發(fā)展、婚姻觀念等）或微觀因素（如外出經歷、社會網絡等）探討初婚年齡變化的原因（王躍生，2005；葉文振，1995；鄭真真，2002；靳小恰等，2005；劉利鴿、靳小怡，2011）。

當前中國正經歷著經濟與社會的巨大變遷，在此過程中，女性的教育程度和職業(yè)地位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這是否會影響其初婚行為，尚缺乏相應的經驗研究；其次，按照現(xiàn)代化理論的假設，家庭背景對個人婚姻行為的影響日趨式微，這能否得到中國經驗的證明？再者，上述因素對初婚年齡的影響是否存在結構性差異？由于城鄉(xiāng)分割的戶籍制度的長期作用，中國的城市和鄉(xiāng)村在社會經濟發(fā)展上存在巨大差異，城鄉(xiāng)戶籍居民的個人生活，如教育、職業(yè)、婚姻等方面也深受影響，因此，有必要從城鄉(xiāng)戶籍兩個層面對初婚時間進行研究。另外，已有研究表明，農村男性在婚姻市場上面臨著更大的劣勢（劉利鴿、靳小怡，2011；齊亞強、牛建林，2012）。這種婚姻擠壓現(xiàn)象，是否關乎人口性別比，尚需結合上述自致性和先賦性因素對男性和女性初婚行為的影響機制作深入研究。

因此，本研究利用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運用事件史分析方法，試考察三個方面的問題，即個人教育和職業(yè)對初婚年齡有何作用，家庭背景對個人初婚年齡有何影響，以及上述自致性和先賦性因素對初婚年齡的作用是否存在性別差異和戶籍差異。

二、理論與研究假設

（一）個人教育與初婚年齡

個人教育對初婚年齡的影響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第一，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校就讀時間的延長客觀上推遲了結婚年齡（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Thornton，et al，1995；Sweeney，2002）。如果說，完成學校教育是向成年人轉變的一個重要標志（Marini，1985），那么，婚姻則通常被看做是正式進入成年狀態(tài)?；橐鼋巧坏髠€人在經濟上獨立，而且要與另一個人保持親密關系，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學生在經濟上大多依賴父母，而且學業(yè)要求較高，學生角色與婚姻角色存在不相容性，加之倘若退學結婚所帶來的高昂的機會成本，使得人們期望學生先完成學業(yè)，再去承擔婚姻和家庭的責任（Thornton，et al，1995）?；谏鲜隼碚撏评恚疚奶岢觯?/p>

假設1a：總體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齡越大。

第二，從人力資本的角度，教育程度的增加意味著信息、技能的積累和學歷的提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益就越高。

根據“性別角色專業(yè)化假設”（assumption of gender role specialization）（Becker，1973；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Preston and Richards，1975），女性主要從事家庭內部的生產與再生產，男性則致力于勞動力市場的工作，具有不同相對優(yōu)勢的、收入差異較大的男性和女性通過婚姻的形式可以使自身及雙方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婚姻的主要收益就來自于性別角色分工所導致的配偶之間的相互依賴。

因此，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著在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益越高，獨立支撐一個家庭的能力越強，從而增加他在婚姻市場上的吸引力。許多研究表明，男性潛在收入對其進入婚姻有著顯著的正面效應（Cooney and Hogan，1991；Goldscheider and Waite，1986；Lloyd andSouth，1996；Oooenheimer，et al，1997；Sassler and Schoen，1999；Sweeney，2002；Xie，et al，2003）。而隨著女性教育地位的提高，她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力增強，從婚姻中所獲得的收益相對減少，這就推遲了女性的初婚年齡。

國內關于教育回報率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城鎮(zhèn)不同學歷層次上，大學以上的教育收益率是最高的（李實、丁賽，2003）。教育回報率的性別差異研究表明，女性明顯高于男性（郝大海、李路路，2006）。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勞動力市場的預期收益越高，退出勞動力市場的機會成本越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遲結婚年齡。由此得出：

假設1b：教育程度對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效應要大于男性。

第三，在婚姻匹配的經驗研究中，教育是一個常用變量，因為它同時反映了個人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文化資本。許多研究表明，在工業(yè)化國家，教育的同類婚現(xiàn)象相當普遍（Kalmijin，1991；Qian and Preston，1993；Raymo and Xie，2000）。中國關于婚姻匹配的研究也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初婚夫婦教育的同質性呈現(xiàn)了不斷增強的特征（張翼，2003；李煜，2008，2011；齊亞強、牛建林，2012）。結構理論（Blau，et al，1982）對這種現(xiàn)象做了解釋，即在婚姻市場上具有相似社會地位的男女相遇的機會更大，而在生命歷程中遇到具有同等資歷的潛在配偶的機會又與教育程度密切相關（Blossfeld，2009）。

但是，教育的同類婚又因性別而呈現(xiàn)差異。根據性別角色專業(yè)化模型，男性是家庭經濟的支撐者，而女性主要承擔家庭內部的勞動。因此，在性別分工更為傳統(tǒng)的社會中，女性傾向于尋找教育程度和社會經濟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而男性恰恰相反。這已經得到許多國家的經驗證明（Kalmijin，1998；Blossfeld，2009）。

在中國，男性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女性，城市戶籍居民的平均教育水平高于農村戶籍居民，這種性別差異和戶籍差異在高等教育的層次上尤為明顯（下文的表1說明了這點）。從婚姻匹配的角度來看，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尋找配偶的范圍小于男性，這可從另一個側面推論——高等教育對女性的推遲效應要大于男性。農村戶籍男性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明顯低于城市戶籍男性，盡管農村戶籍女性的擇偶對象并不局限于農村戶籍男性，但已有的研究表明，戶籍匹配在婚姻匹配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尤其是在戶籍制度松動之前（齊亞強、牛建林，2012）。因此，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農村戶籍女性遇到同等或更高資歷男性的機會要低于城市戶籍女性。由此得出：

假設1c：高等教育對農村戶籍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效應大于城市戶籍女性。

（二）職業(yè)與初婚年齡

穩(wěn)定的職業(yè)生涯對初婚年齡有著重要的影響。奧芬海默（Oppenheimer，1988，1997）認為，性別的專業(yè)化角色通過影響婚姻匹配過程而造成了結婚時間的性別差異。

對于女性而言，穩(wěn)定的職業(yè)使其在經濟上更加獨立，工作不僅減少了女性對未來配偶的依賴，使其不必為了尋找經濟依靠而不得不早結婚，而且還降低了對父母的依賴，從而減少了父母對女兒施加早婚的壓力。同時，如前所述，由于女性傾向于尋找社會經濟地位高于自己的配偶，因此，女性的職業(yè)地位越高，對未來配偶在教育背景、經濟能力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期望會越高，擇偶的范圍可能會越小，尋找配偶的過程也會更長。

對于男性來說，幾乎所有的研究都支持，男性在勞動力市場的位置對其結婚年齡有重要的影響（Bennett，et al，1989；Lichter，et al，1992；Qian and Preston，1993；South and Lioyd，1992）。男性職業(yè)發(fā)展越困難，發(fā)展過程越拖延，結婚年齡越可能推遲；相反，男性職業(yè)發(fā)展越順利，結婚年齡越可能提前（Oppenheimer，et al，1997）。由此得出：

假設2：職業(yè)地位對初婚年齡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即對男性的初婚年齡有提前效應，對女性的初婚年齡有推遲效應，且同時適用于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居民。

（三）家庭社會經濟特征與初婚年齡

第三種理論解釋強調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的影響。本文將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簡單劃分為父母受教育程度、職業(yè)地位和兄弟姐妹數目。許多研究發(fā)現(xiàn)，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齡越晚（Axinn and Thornton，1992 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South，2001）。

父母受教育程度經常被作為衡量家庭文化資本的一個重要指標。家庭文化資本會影響子女的教育獲得，這由布迪厄和帕斯隆（Bourdieu and Passeron，1977）的文化再生產理論提出，也得到了許多經驗研究的證實（李煜，2006；Wu，2008），即父母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也越高，則子女在教育獲得上越享有優(yōu)勢。在上文的討論中，我們認為教育程度對初婚年齡有著推遲的作用?；诖耍改傅慕逃潭葧ㄟ^影響子女的教育獲得而間接地對子女的初婚年齡產生推遲效應。由此得出：

假設3a：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齡越大。

父輩職業(yè)地位對子女初婚年齡的影響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1）父母的經濟資源可幫助子女建立新家，即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子女所獲得的經濟幫助越多，在婚姻市場越處于有利的位置，結婚年齡可能會越?。∕ulder and Smits，1999；Kalmijn，2004）。（2）父母職業(yè)會影響代際關系的價值觀和實踐模式。經驗研究表明，一個人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職業(yè)位置和經驗的影響，這可用受教育程度和職業(yè)經驗來解釋。受教育程度越高，觀念越開放，看問題的視角也多元化；職業(yè)經驗越自由，越傾向于自我引導（Kuhn and Schooler，1969）。這種價值觀的區(qū)分又會被帶人家庭生活，即如果父母職業(yè)主要是自我指導的，那么他們與子女的相處更加平等，更尊重孩子的自我導引；如果父母職業(yè)更看重遵從權威，那么與孩子相處時往往更傾向于運用父母的權威（Kuhn，1976）。

在已有的關于父母職業(yè)與子女初婚年齡之間關系的研究中，技術類與管理類是作為同一類職業(yè)與其他職業(yè)進行比較的（Sweeney，2002；Raymo，2003）。但是，根據父母職業(yè)與代際關系的研究，我們認為，管理類和技術類的職業(yè)經驗會有所不同，并進一步影響與子女的關系；另外，關于中國社會分層的經驗研究表明，在再分配體制和市場體制中，管理人員（包括政府機關、事業(yè)、企業(yè)、社會團體單位負責人）比技術人員（包括科學研究、工程技術、醫(yī)療、文化、教育、商業(yè)、政法等專業(yè)人員）享有更大的利益（邊燕杰、劉勇利，2005）。因此，本研究將父親的職業(yè)劃分為管理類、技術類和非技術非管理類。其中，技術類職業(yè)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職業(yè)經驗的自由度也最高；管理類職業(yè)者的經驗更強調對權威的服從，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最豐富。我們認為，從事技術類職業(yè)的父母更傾向于對子女的尊重和自我引導，而從事管理類職業(yè)的父母對子女更偏向于控制和支配。由此得出：

假設3b：父親的職業(yè)會對子女的初婚年齡產生不同的效應，即管理類職業(yè)對子女的初婚年齡產生提前效應，技術類職業(yè)對子女的初婚年齡產生推遲效應。

另外，相比城市而言，中國農村中的傳統(tǒng)家庭文化對代際關系的影響更為深刻，掌握家庭財產權的父親更愿意使用權威，讓子女處于依附和服從的狀態(tài)。并且，中國傳統(tǒng)的代際關系有著強烈的性別傾向，即對兒子的偏好，要求兒子早日成婚并完成傳宗接代的任務。盡管城鄉(xiāng)居住地與戶籍并非完全吻合，但由于居住在農村的居民絕大多數屬于農村戶籍，由此推斷：

假設3c：父親職業(yè)對子女初婚年齡的影響存在性別差異和戶籍差異，即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對子女初婚年齡有提前效應，農村戶籍大于城市戶籍，男性高于女性。

盡管在以往研究中，兄弟姐妹數目與初婚年齡之間的關系沒有得到證實（Blossfeld，1991），但是兄弟姐妹數目與教育獲得之間的關系得到了許多研究者的關注，共同的發(fā)現(xiàn)是兄弟姐妹數與兒童的教育獲得呈反向關系（Blake，1981；Downey，1995）。資源稀釋假設（the resourcedilution hypothesis）經常被用于解釋這種現(xiàn)象。該假設認為，家庭的資源是有限的，子女數目越多，分配到每一位子女的資源就越少，因而子女的教育獲得就越差（Blake，1981）。根據這一假設，我們認為，在中國，家庭資源直接與家庭住房空間相關聯(lián)。在城市戶籍居民中，無論是在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時代，住房都是社會經濟分層的重要指標之一，人們所擁有的權力、收入和職業(yè)會影響住房的面積和質量（邊燕杰、劉勇利，2005）。特別是在計劃經濟時代，住房是稀缺性資源，普通職工的住房面積相當小，只有少數有權力、有資歷、有技術或社會資本充裕的人才能分配到面積大的住房，所以，年輕人分配到住房的可能性較小，男性在結婚后與父母同住的情況很常見。住房商品化改革之后，城市住房緊缺的情況有所改善，但是住房面積與質量直接與收系在一起，城市中大多數的普通家庭，如果沒有充裕的購買能力，住房空間仍然緊張。因此，對于城市戶籍居民而言，兄弟姐妹越多，家庭成員的住房空間就越小，達到結婚年齡的成員，尤其是女性就有可能被要求盡早結婚，離開父母家庭。在農村戶籍居民中，住房幾乎沒有受到再分配體制的影響，兒子結婚是可以通過自建房屋來拓展家庭住房空間的，住房商品化改革對農村戶籍居民的影響也遠不及城市戶籍居民，兄弟姐妹數目對初婚年齡的影響可能不太明顯。據此得出：

假設3d：兄弟姐妹數目對初婚年齡的影響存在戶籍差異，即城市戶籍家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齡越??；對于農村戶籍家庭，該變量的影響則不明顯。

三、數據、方法與變量

（一）數據

本研究使用2006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6）的數據。該調查采用多階段分層隨機抽樣的方法，樣本覆蓋了中國內地28個省、自治區(qū)、直轄市，調查對象的年齡介于18-69歲之間，樣本量為10151個。該調查收集了大量關于受訪者及其家庭成員的教育經歷、職業(yè)經歷與婚姻經歷的信息，比如，包括受訪者第一份工作或勞動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受訪者18歲時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第一次結婚時本人與父親的戶籍及職業(yè)情況等。由于本研究關注研究對象的教育、職業(yè)和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的影響，上述發(fā)生在初婚前的信息是很有意義的，因此是一個合適的數據資料。慮及1949年以前出生者的初婚事件相對發(fā)生較早，本文主要選取1950-1988年的出生者作為研究對象，得到有效樣本量為8342個。

（二）統(tǒng)計模型與分析策略

本研究數據分析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描述統(tǒng)計分析，旨在描述平均初婚年齡的變化趨勢，以及不同性別、出生年代、教育程度和城鄉(xiāng)戶籍之間進入初婚的風險函數的差異；第二部分使用事件史的分析方法（event history analysis model，簡稱EHA模型），估計教育、職業(yè)和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的影響。EHA模型不僅估計事件（event）發(fā)生與否，而且將事件發(fā)生前的時間也考慮在內，同時這種方法可以有效處理數據的截刪問題（Blossfeld，et al，2007），因此，它在對初婚年齡的研究中被廣泛應用。在本研究中，事件指是否進入初婚，而事件發(fā)生前的時間指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具體地說，我們將分析的初始時間設定為16歲，截止時間為第一次結婚時間，直至2006年仍未進入婚姻的個案則被右截刪（right-censored）。赫恩（Hernes，1972）對進入初婚過程與進入初婚時間的風險函數做了理論解釋，他認為，進入婚姻的過程是一個時間依賴（time-dependence）過程，進入初婚時間（年齡）的風險函數是一個鐘形曲線（bell-shaped curve），或者說近似于正態(tài)曲線。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某一特定年齡之前，隨著年齡的增長，當同齡人中已婚者比例越來越大時，未婚者的結婚壓力也會隨之增加，因此結婚的風險率會上升；另一方面，超過一定年齡之后，隨著年齡的增加，社會吸引力逐漸下降，未婚的同輩人也越來越少，結婚風險率開始逐漸下降。國外許多的經驗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Coale，1971；Blossfeld and Huinink，1991）。本研究使用的數據顯示（見圖1），在中國，進入婚姻的風險函數也是一個近似于鐘形曲線的分布?；谝陨显?，本研究使用EHA模型中的一種參數模log-normal模型來估計影響進入婚姻的因素，該模型就是為估計風險函數分布為鐘形曲線的數據而設定的（Blossfeld and Rohwer，2002；Blossfeld，et al，2007）。該模型的方程是：

其中，r（t）是lognormal風險函數，φ（z1）是標準正態(tài)密度函數，φ（z1）是標準正態(tài)累積分布函數。t是指對某個特定的個體而言，事件發(fā)生（此處指初婚）前的時間，x1…xk是指所有的解釋變量，β1…βk則是指每個解釋變量所對應的回歸系數。

（三）變量

1.因變量 由于lognormal模型是加速失敗時間模型（accelerated failure time model）中的一種，該模型估計的是事件發(fā)生前的時間，根據上述模型設定，本研究因變量是初婚前時間的自然對數。

2.性別和戶籍 性別和戶籍狀況是虛擬變量（男性=1，農村戶口=1），它們反映了不同性別、戶籍之間的差異。分為未婚樣本（包括未婚和同居）與已婚樣本（包括已婚、分居、離異和喪偶），其中未婚樣本是目前戶籍，已婚樣本是初婚時的戶籍。

3.教育程度 教育在工業(yè)化社會中是職業(yè)成功最重要的決定因素，且反映了影響個體擇偶傾向的文化資本（Blossfeld，2009）。本文使用被訪者最高學歷作為操作化指標，即小學或以下（參照類）、初中、高中（或中專、技校）、大學?？苹蛞陨瞎菜念?。其中，未婚樣本是目前最高教育程度；已婚樣本中如果最高學歷是在參加工作或勞動之后獲得的，則使用第一份工作或勞動前的最高教育程度，因為大多數人是在獲得第一份工作之后結婚的，僅少數人（在讀碩士或博士）先結婚后工作，這一部分人在CGSS2006的樣本中所占比例極低。

4.職業(yè) 一個人獲得的職業(yè)等級經常被用于測量其社會地位的高低。本研究中，職業(yè)作化為三類：非管理人員和無技術職稱人員、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以非管理人員和無技術職稱人員為參照類。其中，未婚樣本是目前職業(yè)，已婚樣本是初婚時的職業(yè)。

5.家庭特征變量 由于父輩的教育程度相對較低，本研究用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來測量（高中及以上=1，高中以下=0），即該變量是被訪者18歲時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父親職業(yè)反映了一個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包括非管理人員和無技術職稱人員（參照類）、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三類。其中，未婚樣本是父親目前職業(yè)，已婚樣本是初婚時父親職業(yè)；兄弟姐妹數反映了家庭規(guī)模，是連續(xù)變量。

6.控制變量 本文控制可能會影響初婚年齡的結構性因素，即民族和出生年代。其中，民族為虛擬變量（漢族=1），反映了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差異；出生年代是一個類別變量（1950-1959年=1，1960-1969年=2，1970-1979年=3，1980-1988年=4，模型中1950-1959年為參照組），它反映了影響初婚年齡的世代效應，同時也能部分控制因國家婚姻政策改變（如1973年的晚婚晚育政策，以及1980年的《婚姻法》對法定婚齡的調整）對進入初婚年齡所造成的影響。

四、分析結果

雖然本研究的核心是教育、職業(yè)與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的影響，但對于其他影響因素也會報告并作相應討論。

（一）描述統(tǒng)計分析

圖2展示了城鄉(xiāng)戶籍居民在不同時期的平均初婚年齡趨勢?？傮w而言，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齡要大于女性，城市戶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齡要大于農村戶籍居民。1967-2006年，已婚男性和女性，無論戶籍在城市還是農村，平均初婚年齡都呈現(xiàn)了上升的趨勢。平均初婚年齡的趨勢在不同時代也發(fā)生著變化，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城鄉(xiāng)戶籍居民的平均初婚年齡持續(xù)上升；80年代與70年代末相比，城鄉(xiāng)戶籍居民平均初婚年齡呈下降趨勢；90年代后，城鄉(xiāng)戶籍居民平均初婚年齡總體趨勢是在波動中上升。

城鄉(xiāng)戶籍居民在教育和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等方面存在顯著的差別。城市戶籍居民的教育程度、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比例，以及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的比例明顯高于農村戶籍居民。

圖3顯示了16歲至初婚年齡不同性別、戶籍、出生年代和教育程度進入婚姻的風險函數差異?？梢?，女性進入婚姻的風險率高于男性，即女性初婚年齡小于男性；農村戶籍居民進入婚姻的風險率高于城市戶籍居民，即農村戶籍居民初婚年齡會更?。淮髮＜耙陨辖逃潭鹊娘L險率明顯低于其他教育程度，即受過高等教育的初婚年齡會更大；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口進入婚姻的風險率低于其他年代，表明該出生年代人口初婚年齡最大，而50年代出生人口進入婚姻的風險率略低于60年代，可能是受到了婚齡政策的影響。

（二）初婚年齡的決定因素

通過事件史分析lognormal模型所估計的初婚年齡決定因素，報告分城鄉(xiāng)戶籍，各自包括三個模型：所有樣本模型、男性樣本模型和女性樣本模型。由此可以估計各因素對總體初婚年齡效應并比較它們對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齡作用的差別（見表2）。

城市戶籍和農村戶籍的性別系數分別是0.208和0.241，且均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男性比女性16歲至第一次婚姻的時間（即生存時間）更長，即初婚年齡更大。

漢族與其他民族居民相比，進入初婚前的時間有顯著差異；漢族居民進入初婚前的時間更長，初婚年齡更大。

以“1980-1988年”為參照群體，“1960-1969年”的回歸系數為負數且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在男性居民中，“1970-1979年”的回歸系數為負數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上述數據表明，與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口相比，60、70年代出生的人口進入初婚前的時間更短，即初婚年齡更??；在城市戶籍居民中，“1950-1959年”的回歸系數為正數，表明50年代出生的人比80年代出生的人的初婚年齡更大。

在控制民族、地區(qū)特征和出生年代等變量后，教育、職業(yè)和家庭社會經濟特征對城鄉(xiāng)戶籍的效應呈現(xiàn)如下特征：初中、高中、大專以上學歷的回歸系數均為正數且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且學歷越高，回歸系數越大，說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年齡越大，假設1a成立。在城市戶籍女性中，高中（中專、技校）學歷者相比小學學歷者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延長了56%；在城市戶籍男性中，高中學歷者相比小學學歷者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延長了23%。農村戶籍女性的學歷越高，初婚年齡越晚，如高中學歷者相比小學學歷的農村戶籍女性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延長了49%；在農村戶籍男性中，初中學歷者的回歸系數為負數且在0.0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初中學歷者比小學學歷者的初婚年齡更小。而高中學歷的效應是正的，表明高中學歷者的初婚年齡比小學學歷者要大，但統(tǒng)計不顯著。以上分析顯示，無論是城市戶籍還是農村戶籍，教育程度對初婚年齡的推遲效應是存在性別差異的，該效應對女性的影響要大大高于男性，假設1b成立。

大專及以上學歷對男性（包括城市和農村戶籍）的回歸系數為正數且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高等教育對男性的初婚年齡有著顯著延長的作用。城市女性中的大專及以上學歷者進入初婚前的時間與小學學歷者相比推遲了97%，而農村女性中的大專及以上學歷者相比小學學歷者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則延長了151%，可見，高等教育對女性婚齡的推遲效應存在戶籍差異，農村戶籍女性婚齡的推遲效應要大于城市戶籍女性，假設1c成立。

在控制其他變量后，在城市戶籍居民中，技術類職業(yè)的效應是負的，管理類職業(yè)的效應是正的，但在統(tǒng)計上不顯著。農村戶籍男性的技術類職業(yè)的回歸系數是負數且在統(tǒng)計上顯著，說明男性從事技術類職業(yè)者相比非技術非管理類職業(yè)者，進入初婚前的時間縮短了7%，即提前了初婚年齡，假設2部分成立，即職業(yè)地位的提高對男性的初婚年齡有提前效應。

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中，父母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以上的，對城市戶籍，尤其是對男性的初婚年齡有著顯著的推遲效應，但在農村戶籍中不顯著，這很可能是父母具有高中以上學歷的比例低（在表1中，約為0.4%）所導致的。因此，假設3a部分成立，即在城市戶籍居民中，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初婚年齡越大。

技術類職業(yè)者對子女初婚年齡的效應在總體上均為正數，且在統(tǒng)計上顯著，表明父親從事技術類職業(yè)者相比對子女的初婚年齡有推遲效應。管理類職業(yè)對男性初婚年齡效應為負數且在0.05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相比非技術非管理類職業(yè)者會縮短兒子進入初婚前的時間，即對兒子的初婚年齡有明顯的提前效應，假設3b部分證明。分性別看，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對男性的效應是顯著的，對女性則不顯著，表明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對子女初婚年齡的影響是存在性別差異的。分城鄉(xiāng)戶籍看，該變量對城市男性的回歸系數是-0.063，意味著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使得兒子進入初婚前的時間縮短了約6%；該變量對農村戶籍男性的回歸系數是-0.100，意味著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使得兒子進入初婚前的時間減少了10%，因此，父親從事管理類職業(yè)者對農村戶籍男性的提前效應要大于城市戶籍男性，假設3d成立。

兄弟姐妹數對于城市戶籍樣本的效應為-0.016且在0.00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每增加一個兄弟姐妹，進入初婚前的時間縮減2%，即在城市戶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齡越小，特別是對女性初婚年齡的影響更為顯著；但對農村戶籍不顯著，表明在農村戶籍居民中，兄弟姐妹數對初婚年齡沒有影響。因此，兄弟姐妹的數目對初婚年齡的影響是存在戶籍差異的，假設3d成立。

五、總結與討論

基于CGSS2006數據的統(tǒng)計分析，本文著重探討了教育、職業(yè)、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與初婚年齡之間的關系。總體而言，本研究的結果部分支持了目前許多工業(yè)化國家關于教育、家庭背景與初婚年齡之間關系的主要假設，同時基于中國的數據也有新的研究發(fā)現(xiàn)。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初婚年齡存在性別差異，女性的初婚年齡普遍小于男性，用性別角色專業(yè)化的視角解釋，即男性作為家庭的主要供養(yǎng)者，其結婚時間與職業(yè)生涯密切相關，較早結婚會影響他完成教育、職業(yè)訓練與社會經濟地位的向上流動。而作為一個承擔傳統(tǒng)家庭角色的女性，婚姻匹配所需要的各種女性特征在年輕時的優(yōu)勢更為明顯，而且家庭生產技能在父母家庭中也能夠習得（Oppenheimer，1988）。

初婚年齡也根據出生年代而表現(xiàn)出差異。20世紀80年代出生人口比60年代和70年代的初婚年齡更大，這驗證了已有的經驗研究，即隨著現(xiàn)代化和工業(yè)化的發(fā)展，初婚年齡是逐步上升的（Manning，1995）；50年代出生人口的初婚年齡較大，與人口政策的變化有很大關系。1973年，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明確提出了“晚、稀、少”的計劃生育政策，其中“晚”是指男25周歲以后、女23周歲以后結婚，女24周歲以后生育（湯兆云，2008）。因此，在這一時期（正值20世紀50年代出生者的婚齡期）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有所提高，這與已有的研究結論是一致的（張翼，2006）。1980年，修改后的《婚姻法》規(guī)定了法定結婚年齡，男為22周歲、女為20周歲，這一年齡相比“晚、稀、少”政策所提倡的婚齡有所降低，因此，60年代的出生者相比50年代的出生者平均初婚年齡有所提前。

教育獲得和職業(yè)地位對初婚年齡的影響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和戶籍差異。首先，無論在城市戶籍還是農村戶籍居民中，教育程度對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效應均大于男性。該結果與大多數工業(yè)化國家的經驗研究結果是一致的。較高的教育程度與在校就讀時間的延長聯(lián)系在一起，這在客觀上推遲了初婚年齡；教育程度的提高還意味著人力資本和在勞動力市場預期收益的增加，據已有研究顯示，女性的教育回報率明顯高于男性，因此，受高教育的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推遲結婚年齡。其次，高等教育對農村戶籍女性初婚年齡的推遲效應大于城市戶籍女性。這可能是在城市化和工業(yè)化的進程中，農村男性精英紛紛從農村流向城市，農村婚姻市場上的高教育程度的男性比較稀缺。盡管農村戶籍女性的擇偶對象并不局限于農村戶籍的男性，但是戶籍匹配在婚姻匹配過程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特別是在現(xiàn)有戶籍松動之前，導致農村高教育程度的女性很難找到教育匹配的配偶。在本研究中，技術類職業(yè)者相比非技術非管理類職業(yè)者，對于農村戶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齡有著顯著的提前效應，這表明，在農村，職業(yè)地位的提高會增加男性在婚姻市場的吸引力。

家庭的社會經濟特征對初婚年齡的影響也有著顯著的性別差異和戶籍差異。在城市戶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齡越大，這與多數工業(yè)化國家的經驗研究一致。父母的教育程度代表了家庭的文化資本，通過影響子女的教育獲得、價值觀和信仰等間接地對其初婚年齡產生推遲的效應。該變量在農村戶籍居民中沒有表現(xiàn)出顯著的效應，這可能是在我們的農村戶籍樣本中，父母接受過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很低所導致的。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鄉(xiāng)戶籍之間不均衡的受教育狀況。另外，在城市戶籍居民中，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齡越小，這可能與城市家庭住房資源相對稀缺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