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園文化與學生管理的基本內涵

(一)校園文化的內涵

校園文化是指由全體師生員工在長期的教學實踐過程中培育形成的共同遵守的道德標準、價值觀念及行為規(guī)范。它以學生為主體，以校園為主要空間，以育人為導向，以精神文化、環(huán)境文化、行為文化、制度文化建設為主要內容。環(huán)境文化是校園文化的基礎，主要包括“硬環(huán)境”和“軟環(huán)境”;精神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靈魂，包括校風、學風、教風、作風等;行為文化具體體現在師生員工的言行舉止中，主要包括各類人際關系、道德行為規(guī)范等;制度文化是校園文化建設和學校正常運轉的保障，具體包括各類規(guī)章制度，如校規(guī)、班規(guī)、宿舍管理規(guī)定、社團規(guī)章制度等。此外，校園文化具有五個方面功能，包括導向功能、教育功能、凝聚功能、約束功能、陶冶功能。此五項功能作用于學生學習和生活的全過程，正確地引導學生健康發(fā)展。

(二)學生管理的內涵

學生管理是指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者通過各種手段，對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生活和行為進行管理和規(guī)范，旨在維護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學秩序和學生的生活秩序，保障學生身心健康，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fā)展。根據2005年9月1日起實施的《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guī)定》，高校學生管理包括學籍管理、校園秩序、課外活動、獎勵、處分。其中，學籍管理包括入學與注冊、考核與成績記載、轉專業(yè)與轉學、休學與復學、退學與畢業(yè)、結業(yè)和肄業(yè);校園秩序包括學生行為規(guī)范、寢室管理、環(huán)境衛(wèi)生維護及其他規(guī)章制度;課外活動包括各類社團活動、勤工助學及社會實踐等;獎勵主要指對在思想品德、學業(yè)成績、科技創(chuàng)造、體育文娛及社會服務等方面表現突出的學生，給予的物質或精神上的獎勵或表彰;處分是針對違反學習和生活紀律的學生實施的懲罰，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留校察看、開除學籍。此外，隨著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不斷創(chuàng)新，高等院校也越來越注重對學生的服務，綠色通道、就業(yè)服務、心理輔導等工作也成為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

(三)校園文化對學生管理的重要意義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边@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chuàng)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zhàn)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yè)）。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yè)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yōu)椤拔幕瘜W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fā)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y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边@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xiāng)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qū)，屬教養(yǎng)學部。據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yǎng)學部，而東大的教養(yǎng)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yè)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yè)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yè)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yè)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了“文化研究”在現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yè)：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yǎng)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yè)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yè)課程。每一專業(yè)都規(guī)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yè)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yè)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yè)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yè)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yè)”的結構下，專業(yè)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yè)，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yè)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yè)，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yè)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yǎng)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yè)，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zhí)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yè)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yè)，本科畢業(yè)時的專業(yè)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yǎng)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yè)研究室，學科的統(tǒng)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yè)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yè)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論文關鍵詞]規(guī)劃意識自律意識集體意識文化學習意識

[論文摘要]高校美術新生岡有其特別的性格行為，美術生輔導員在進行新生教育時要根據美術生的性格行為特點，有針對性地對新生進行以規(guī)劃意識教育，自律意識教育，集體意識培養(yǎng)，文化學習意識教育為重點的新牛養(yǎng)成教育。

新牛教育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環(huán)，應該根據新，豐類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美術新生是高校新生中特別的個群體，但是有關他們的教育研究目前并不多見。因此，筆者希望通過本文加深對新生教育的研究深度，提高高校教育工作者對新生教育的認識。

要做好美術新生教育，首先要分析他們的性格行為特點及管理難點。

美術新生，對大學存在理想化的認識，充滿好奇與迷茫；但也有著鮮明獨特的性格和行為方式。

1．充滿理想，具體目標缺失

[論文關鍵詞]規(guī)劃意識自律意識集體意識文化學習意識

[論文摘要]高校美術新生岡有其特別的性格行為，美術生輔導員在進行新生教育時要根據美術生的性格行為特點，有針對性地對新生進行以規(guī)劃意識教育，自律意識教育，集體意識培養(yǎng)，文化學習意識教育為重點的新牛養(yǎng)成教育。

新牛教育是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環(huán)，應該根據新，豐類型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美術新生是高校新生中特別的個群體，但是有關他們的教育研究目前并不多見。因此，筆者希望通過本文加深對新生教育的研究深度，提高高校教育工作者對新生教育的認識。

要做好美術新生教育，首先要分析他們的性格行為特點及管理難點。

美術新生，對大學存在理想化的認識，充滿好奇與迷茫；但也有著鮮明獨特的性格和行為方式。

1．充滿理想，具體目標缺失

[論文關鍵詞]演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遺產保護學科建設

[論文摘要]在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已成為國策的今天，現實要求我們在學術研究方面必須迎頭趕上，要在開展實地調查的基礎上發(fā)展、深化理論研究，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學理論體系。對于存在于傳統(tǒng)文化身上的種種由于歷史造成的缺陷，我們應當給予最起碼的理解和尊重，而不應習慣于以簡單的、政治化的二元對立觀去評價傳統(tǒng)文化事項。

隨著中國民間文藝家協(xié)會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及文化部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的雙雙啟動，我國知識分子與政府官員的“文化自覺”意識已有大幅提升，保護、搶救瀕危遺產已經在政府與民間社會中形成廣泛共識。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我們仍會明顯感覺到，這項涉及全民的文化遺產保護工程理論準備仍顯不足。

長期以來，在許多人眼中有這樣一個觀念：文化即政治。在這樣一種理念的支配下，我們所說的文化學理論，自然也就是政治學理論。所以盡管我們建國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但并沒有建立起獨立的文化學理論體系。改革開放以來，文化研究雖已起步，但它所介紹的基本上是一些外國人類學理論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既沒有全面研究和繼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fā)展觀和歷史唯物論原則指導下的文化理論遺產，有分析地吸收種種現代學派文化學說的有益成果，也沒有對中國文化特別是民族民間文化現狀進行深入、全面、持久的科學調查，從而建立起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在這樣一種政治背景下去反思我們自己傳統(tǒng)文化時，就很容易忽視對文化事項合理性與規(guī)律性的探討，而習慣于以簡單的、政治化的二元對立觀去評價傳統(tǒng)文化事項。所以，在我們的眼中，所謂的文化不是精華，即是糟粕；不是進步，即是落后；不是香花，即是毒草；不是有益，即是有害；不是好，即是壞。在這樣一種非此即彼的方法論的指導下，那些產生在馬克思主義之前的、產生在新中國之前的文化事項，特別是那些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文化事項，就很容易被劃入封建迷信的范疇，成為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思想的對立物，成為先進文化的對立物，成為誰也不敢碰的禁區(qū)，而這正是我們的可悲之處。

文化的發(fā)展都是通過繼承來完成的。我們不能想象有一種新文化或所謂先進文化有一天會從天上突然掉下。關于這一點，列寧同志早在1920年就在《共青團的任務》一文中從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立場進行過闡述，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認為是這樣，那完全是胡說。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chuàng)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guī)律的發(fā)展?！毖莸搅宋鞣轿幕祟悓W時代，資產階級文化學者們雖然對以進化論為基礎的文化學說采取了輕慢甚至否定的態(tài)度，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不同的原始部族文化特性及其整合的研究上，但他們同樣承認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是繼承和延續(xù)。深受弗蘭斯·博厄斯贊揚的美國當代文化人類學后起之秀本尼迪克特就說過：“我們西方文明都保持了他（指從操閃米特語、含米特語和地中海地區(qū)的亞白種人，以及后來斯堪的那維亞人——引者）的文化的延續(xù)性，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我們應該完整地把握我們人類所謂繼承的全部內涵?！毖堇^承是文化發(fā)展規(guī)律中的核心規(guī)律。事實證明，所謂先進文化，都是從它的傳統(tǒng)文化，特別是傳統(tǒng)文化中的先進文化中發(fā)展而來。沒有傳統(tǒng)文化，先進文化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當然，繼承不等于因襲，不等于沒有發(fā)展，文化的群體性也不等于不承認個人創(chuàng)造對文化發(fā)展的積極作用。

西方人類學家視野中的族群文化，并沒有中華民族那樣悠久。西方人類學家們常常樂道于西方現代文化的復雜，但卻很少有人談起過中國文化的多樣性與復雜性。與許多國家一樣，中國文化同樣是由以下兩個層面構成：一個是被稱為“精英文化”的上層文化；一個是源遠流長（可直接上溯至原始文化）、受眾極廣的民間文化。只是后者長期得不到上層文化和統(tǒng)治者階級的重視，所以盡管已有億萬民眾作為這種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數目龐大的受眾，但卻一直像“離離原上草”一樣處于自生自滅狀態(tài)。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fā)，在一批文化戰(zhàn)士的大聲疾呼下，民間文化開始受到重視。他們的最終意圖無非是要把這兩種文化整合起來，使中華文化成為億萬平民百姓所能享用的文化，但由于種種原因（當然也包括來自他們本身的原因），這個整合并沒有進行到底而中途夭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