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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代際差別是微觀國際政治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個性與心理特點而言,代溝代表著政治上的共生代。歷史經(jīng)歷對于人的個性和心理的形成至關重要。代內群體特點首先就是指這些人閱歷上的共性,指他們政治上或業(yè)務上的成功與受挫的類同,以及世界觀、價值觀和政策觀上的相似。代溝也是社會精英制度演進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個政治制度與國際背景變化中的重要里程碑。考察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解讀異同出現(xiàn)的方式及其根源,不僅對分析精英的思想十分必要,而且對了解它們賴以存在的制度和文化背景很有助益。

[主題詞]代溝,制度和文化背景,外交轉型。

代際差別,是研究政治領導人和外交家的個性及國際政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如果說,制度與角色是觀察不同社會不同發(fā)達程度國家的人的個性能否和如何發(fā)揮的一個角度,那么,代際差別則是分析同一問題的又一扇有意思的窗口。眾所周知,由于歷史方面的原因,新中國外交最早的一批外交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批高級將領擔任的,他們在軍隊的資深履歷和在戰(zhàn)場上的輝煌戰(zhàn)績,成為其無人比肩的“學歷”。而改革開放以來派遣的多數(shù)大使,則是從外交學院、國際關系學院、外國語大學等培養(yǎng)高級外交官和翻譯官的院校畢業(yè)的。不用說,這兩代外交家從語言能力到風格氣質都有明顯的差別。國外情況亦是如此,雖然具體的構成內容不一樣。80年代后期,一位丹麥外交官這樣形容他的國家在外交決策方面的變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經(jīng)濟持續(xù)發(fā)展,當時人們普通認為世界前途在于經(jīng)濟學,遂有一批經(jīng)濟學家躋身政界。新一代的大使來自經(jīng)濟學界”;“現(xiàn)在經(jīng)濟方面已經(jīng)政治化了。我們知道經(jīng)濟不能象抹足了潤滑油的機器那樣順暢運轉?，F(xiàn)在許多國際經(jīng)濟問題不是由外交大臣,而是由首相來決定了。這在外交家中間造成了極大的不安?！盵1]曾任英國外交部秘書長的尤德勛爵說得更直白:“從前曾有過一個時期,那時外交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它處理王室的婚禮,邊界及戰(zhàn)爭等問題。現(xiàn)在的外交政策管的是卡車的噸位問題?！盵2]這些例子都證明,外交也有它的“年輪”,這種“年輪”直接受制于人的代際差別。代際差別制約著人的個性,在一定程度上,它也使外交和國際關系受到“代溝”的影響。人與人不同,不僅同齡人之間存在差別,不同年齡的人之間更有個性與觀念的區(qū)分,這種區(qū)分有時會形成人們通常講的“代溝”。

讓我們以外交官為例。盡管現(xiàn)在的外交官與過去有本質的相同點,也有許多重要的區(qū)別。看出上去,過去和現(xiàn)在各國所派大使都是國家元首的正式代表,他們體現(xiàn)著對外交往時本國的重大利益。然而,仔細觀察就不難發(fā)現(xiàn),現(xiàn)在的人與過去是有許多差別的。他們的差別首先取決于大背景的差別。中世紀歐洲的大使(也叫“圣使”)基本上是一個傳話人,他只是背誦君主要求他說的話,完整準確卻又不能使用母語,“這種背誦所使用的語言當然是拉丁語,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17世紀”。外交生活的全部構成,似乎就是典禮儀式、宮廷盛會、慶祝剪彩和各種招待會等豪奢活動。稱號、座次、位次、特權及排場等等,幾乎是大使生活的全部內容。大使更多的是代表一種禮儀,一種象征。使節(jié)享受他主人所應享受的尊榮,象教皇格雷戈里七世所要求的那樣,“見教皇使節(jié)之面如見教皇之面,聞教皇使節(jié)之聲如聞教皇之聲”。但是從法律上講,大使沒有自己的人格:他不能控訴別人,也不能被控訴;他隨身帶有主人的豁免權證書,任何人對他施行傷害,即等于直接傷害了他的君主。在允許他自行決定的少數(shù)事項中,包括傳達元首間的問候,以及選擇對東道國哪些人行賄及行賄多少。“大使”的尊銜不是輕易封贈的。據(jù)說這個名詞在愷撒關于高盧戰(zhàn)爭的記載中曾使用過,之后就消失了。14世紀時意大利和一些歐洲王國開始出現(xiàn)“大使”和大使館。至1860年止,英國一共只派出三位大使,即駐巴黎、圣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的三位;法國派出的大使稍多一些;而美國則直至1893年還未曾派出一位大使,而是使用“公使”頭銜給那些為數(shù)不多的駐外代表。[3]可以說,最早的外交家從事的,是一種奢華的、小規(guī)模的、沒有個性的事務。不過,在上述大環(huán)境下面,仍有摩根索、基辛格等人所喜愛的時期和人物,那是18-19世紀列強爭鋒的歐洲和“勢力均衡”的創(chuàng)造者們,他們多半不是上面所說的“大使”和職業(yè)外交家,而是真正的政治家和國務活動家。眾所周知,面對神圣羅馬帝國的崩潰和教皇權勢的式微,歐洲的少數(shù)大國和杰出政治家開展了爭奪勢力范圍和實現(xiàn)權力均衡的多年多輪角逐。例如,法國的路易十四,德國的威廉一世,俄羅斯的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奧地國首相梅特涅,尤其是后來的拿破侖三世和“鐵血宰相”俾斯麥等一批人物,設計和推行了現(xiàn)代權力政治外交,不僅締造了強勢的歐洲,也創(chuàng)造了各具特色的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故事”里面,最關鍵的有兩點:第一,外交成為少數(shù)強權者和所謂智慧人物的“小圈子內交易”,國家間事務決不是什么可以公開談論和探討的東西,而是真正那種屬于在密室策劃、“穿梭訪問”的結果;第二,類似俾斯麥這樣的外交大師有了發(fā)揮個性的機會,“外交是一門藝術”的格言只有在這些杰出人物那里才能得到最好的體現(xiàn)。

20世紀、尤其是二戰(zhàn)結束以來的外交與國際關系,與18、19世紀有了重大差別?，F(xiàn)在的外交,從程序上看更加細密與多層,從涉及領域上講更加廣泛與多元;外交不象從前那樣是一種純粹個人的密室謀劃,而是更加程序化和官僚化的“事務”,與此同時外交人員可能更加專業(yè)化,外交不僅是面向社會招收的一門職業(yè),而且算得上是年輕人向往追求的一門顯赫職業(yè)。尤其重要的是,外交過程既產(chǎn)生更大影響、也受到更大的關注,外交決策同時受到更廣泛的、來自社會和國際的各個方面的制約,同時受到各個部門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影響。一位外交官分析說:“二戰(zhàn)后膨脹起來的各個部門和機構,對外交事務有不同的興趣。為了協(xié)調這些不同興趣而建立的各種機制迅速感到某些新的效忠路線的問題。對國家利益的客觀考慮,現(xiàn)在很少成為大家首先關心的問題。相反,最高的贊揚得留給那些成功地把本部門本單位的觀點強加于其他部門和單位的人。如果不能取得這種最高的成就,角逐之道就是用拒絕表示同意的辦法,阻撓一切行動。”[4]哈佛大學著名國際關系理論家霍夫曼(S.Hoffmann),則從積極角度看待這種變化,他指出:托克維爾分析過的“現(xiàn)時代”的重要特點――民主化,亦適用于分析國際政治的“前史”與“今天”的區(qū)別。在舊式的國際政治里,外交事務從一開始便是少數(shù)權勢者的專利,“外交圈子完全是高貴身份者的排他性俱樂部”。從信息獲取到?jīng)Q策制訂,不僅非普通百姓可望可及,連非外交領域的專業(yè)人士和政治家也難有作為?！皟H僅是到了20世紀,外交政策才出現(xiàn)了民主化。外交事務也從少數(shù)人的考慮,變成了許多人的熱忱追求,這一方面是由于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了國際關系,另一方面(很可能更加重要的是)政黨和利益集團與國外建立了日益廣泛的聯(lián)系?！痹诖龠M民主化的因素里,霍夫曼教授提到的有:政黨注重和討好社會市民,各國普選權的擴大,全球統(tǒng)一市場的形成,發(fā)達國家議會民主的建立,各種社會公民投票技巧的改進,以及地理障礙的減少等等。[5]曾經(jīng)擔任過法新社總經(jīng)理的著名記者莫伊西(ClaudeMoisy),雖然不完全同意說外交已由過去的“自上而下”變成了現(xiàn)在的“自下而上”,但他強調,黎巴嫩和索馬里的經(jīng)歷證明,“輿論的大幅度變化促使美國政府作出了外交政策上的重大決定。其它國家的政府對輿論的變化可能同樣敏感”;信息時代的外交決策過程,精英階層和平民階層都能起到重要作用,“公眾輿論與管理國際關系的交界面仍將象現(xiàn)在這樣發(fā)生在上述兩個層次上”。[6]一般而言,20世紀的外交家與舊式的外交家(如18世紀、19世紀的那些大人物),有著多種微妙的、程度不等的區(qū)別:前者更多受程序、角色與龐大官僚制度制約,后者多半以國務活動家身份施展個人才華而不必過多考慮“制度限制”;前者更多受到信息時代的影響,社會輿論或利益集團了解到更多情況也有更大的發(fā)言權(尤其以選票語言和院外游說方式表達出來),而后者屬于君主專制時代的大權在握者,雖然亦須以“國家利益”為考慮出發(fā)點,卻不必受社會聲音和各種勢力的羈絆;前者把國家利益當作前提,但這種利益經(jīng)常是零碎利益的集合,實際的部門的利益推動甚至決定整體利益的形成(所謂“平行四邊形的合力”),先有“小我利益”后有“大我利益”,后者的“國家利益”通常簡單等于“民族利益”,在民族國家形成的時代、尤其在西歐民族對外擴張的年代兩者是重合的,“小我利益”要么無法存在,要么不顯著。對于基辛格這樣的外交大師來說,不無諷刺意味的是,當代的政治民主化設計及決策的復雜程序,可能是對那種特立獨行、敢有“大手筆”的奔放個性的某種抑制與扼殺,至少是約束和降低了類似他這樣的“外交天才”一展身手的機會。這也許不是通常人們所說意義上的“代溝”,但我們不妨算它為一種不同世紀的“大代溝”。

講到代際差別,不能不回到本文開始時提到的事例,即一、兩代人之間由于外部因素和自身條件所形成的不同,他們可能分別體現(xiàn)著不同的時代外交內涵。它與歷史上的“大代溝”有聯(lián)系也有差異。

我們都知道,新中國建立之初,出于各方面的考慮,提出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另起爐灶”和“一邊倒”的外交方針。[7]總理兼外交部長據(jù)此提出了創(chuàng)建新中國自己的外交人員隊伍的具體要求與做法,即新中國的外交官應當同人民解放軍一樣,立場堅定

,紀律嚴明,忠實執(zhí)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方針政策,它應當是一支“文裝的解放軍”,“不打武仗打文仗”。[8]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根據(jù)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令,50年代初一批高級將領和地方政府的高級黨政官員匯集京城。除前政治局委員王稼祥任首任駐蘇大使外,從1950年5月到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先后任命了14位大使作為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jié)。由于他們多數(shù)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所以被稱為“將軍大使”。為了使這批“將軍大使”盡快了解掌握外交的一些基本知識,外交部為他們舉辦了速成培訓班,請專家講國際法、外交文書和禮節(jié),請某些友好國家的駐華大使介紹各國情況,請出國人員講留學見聞,還組織他們參觀蘇聯(lián)大使館,學習跳舞、穿西裝打領帶,甚至到北京飯店學吃西餐和擺臺常識。雖然不懂外文,也缺少國際活動的基本知識,這批“將軍大使”以特有的姿態(tài),堅定地執(zhí)行了、的反對帝國主義、聯(lián)合弱小國家、保護新中國的國際空間和主權的基本方針,他們風格與身份反映出建立之初的中國在對外交往方面的特殊定位。意識到專業(yè)人才的缺乏,新中國開始依照國際慣例,建立自己外交官培養(yǎng)基地:1950年9月,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了外交系,55年9月在此基礎上創(chuàng)建了外交學院;1959年原北京外語學校和北京俄語學院合并成為北京外國語學院。這兩所學院加上國際關系學院和其他一些分布在上海西安等地的外國語大學,成為后來的中國外交官的主要培養(yǎng)基地;現(xiàn)在的外交部的多數(shù)部級領導、多數(shù)大使和高官都有正式的高校畢業(yè)文憑,屬于真正的“職業(yè)外交家”。他們精通外語,熟悉國際慣例,了解外交和國際關系的歷史,并且構成當代、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交的主力。[9]撇開外語方面的差異不談,單從工作內容和風格上看,新中國的這兩代外交家的特點很不一樣:“將軍大使”總數(shù)上有限,他們工作的年代處于“推進世界范圍的革命和階級斗爭”的大環(huán)境,其中多數(shù)人被配備到為數(shù)不多的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因此階級斗爭觀念明確,胸中時刻有“敵、我、友”的不同界限,在對“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時易于取強硬立場,對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則傾向于講“同志間”友誼而不太算經(jīng)濟賬,他們適合了50年代新中國的外交定位、特別是60-70年代的外交路線。職業(yè)外交官們從學校起就被告之外交工作要與“國際接軌”的道理,他們“生逢其時”,恰好是在改革開放年代接受高等教育或從事外交工作,國家的政治大背景是強調中國要向世界,尤其是先進國家學習,外交工作要服從于國家的經(jīng)濟建設,促進有利于有利于中國發(fā)展的良好環(huán)境的建立;鄧小平的“三個面向”即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和面向現(xiàn)代化,是他們工作的基本指南。所以,這批職業(yè)外交官們更重視歐美日而不是蘇聯(lián)“老大哥”的慣例和經(jīng)驗,懂得在所在國交朋友的各種辦法;他們在外交場合幾乎從來不使用國內政治中有時不得不使用和遵循的政治術語,他們個人也很少用傳統(tǒng)的意識形態(tài)束縛自己,對他們來說,國家利益而不是政黨界限才是第一位的,因而既要講政治原則,也要算經(jīng)濟賬,兩者沒有簡單的高下之分。單從性質和風格上講,現(xiàn)在的中國職業(yè)外交官與外國并無大的不同。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的個性屬于典型的“外交官性格”,他們的個人間差異很可能遠遠小于類型學意義上的差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動態(tài)研究所所長比亞勒(SewerynBialer)教授,曾以20世紀60-70年代為背景,專門研究過斯大林體制和后斯大林體制下(主要指勃列日涅夫政權時期)蘇聯(lián)領導階層之間的同異。我們不難看出,他所研究的問題與上面提到的中國外交官的情況雖有很大不同,但同樣能夠看出重要的“代溝”。他發(fā)現(xiàn):“這一代人(指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lián)高中級領導人)是在斯大林去世后馬上進入蘇聯(lián)政界的,因而他們既沒經(jīng)歷過恐怖造成的癱瘓和破壞性的過程,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有直接卷入其中,因而不懂得蘇聯(lián)的成就是用多么巨大的代價換來的。關于這新的一代,有一件事看來是完全肯定的。他們的關鍵性政治成長經(jīng)歷之一,是在赫魯曉夫反斯大林運動的長期騷動和震蕩中獲得的。這個運動坦率地承認了迄今為止誰都不敢點明的一些大怪物的存在,這個運動對權威和既定的真理提出了疑問,從而激發(fā)了批判的思想。”[10]這一代仍是蘇聯(lián)人堅持國家崇拜和社會主義目標的典型,忠于蘇聯(lián)政治組織的基本形式。如果說他們同自己的前輩有共同愛國主義忠誠的話,那么他們沒有多少前人那種恐外排外思想,他們對外界有一種好奇心,這種好奇心反映出他們對蘇聯(lián)制度運轉中固有的功能不全之弊端的關切。這一代領導人較少受到民粹主義和平均主義傳統(tǒng)的影響,在需求和渴望方面非常實用主義,有高度事業(yè)心、崇拜專業(yè)化和自我優(yōu)越感;這一代人看上去可能是矛盾的:他們覺得自己強大,有一種安全感和自信,這與老一代不大一樣,但同時他們面對外部的批評采取的是守勢;他們比前輩更能感覺到蘇聯(lián)社會和政體的缺點,更不愿忽視這些問題。他們中的許多人同他們的前輩不同,更愿意同外界坦率地、嚴肅地交換意見。他們的前輩具有“老式現(xiàn)代型”的心理,即要么把現(xiàn)代化看成是達到革命目標的手段,要么有一種不惜任何代價、以狂熱動員和原始積累方式實現(xiàn)現(xiàn)代性的心態(tài);新一代領導集團則不同,后者既希望逐步提高物質福利和經(jīng)濟發(fā)展,又想完全保存現(xiàn)存的社會政治關系和組織結構,這是一種想把現(xiàn)代化過程分成幾個部分、逐步加以實現(xiàn)的心理;“它是一種植根于過去的心理,又是一種安于下述事實的心理:即蘇聯(lián)在不發(fā)達國家中是最發(fā)達的國家,在發(fā)達國家中是最不發(fā)達的國家”。比亞勒概括道:就是這一代人,感覺到近年來勃列日涅夫政府不可能為蘇聯(lián)的發(fā)展制定方向;就是這一代人,不滿意蘇聯(lián)的落后,制度職能上的缺陷,認為現(xiàn)政府無法在整頓局面方面取得進展。與此同時,他們有信心,認為自己這一代能做到這一點;他們可能愿意為政治和社會改革付出更高的代價,只要他們能相信,這種代價能保證生產(chǎn)和分配過程中的效率獲得實質性的改善。在國際事務中,由于這一代新領導層對建立蘇聯(lián)強權付出的代價沒有親身經(jīng)歷,他們習慣于蘇聯(lián)的世界大國地位,不會容忍外部世界任何貶低這種地位的言詞和舉動,可能不太怕冒險,坦然面對重大挑戰(zhàn),與此同時他們比較不受傳統(tǒng)教條的束縛,在堅守意識形態(tài)方面更加靈活。這一代人在政治上并不是整齊劃一的,最好把他們看成一個經(jīng)歷相似、態(tài)度相似的集團,內部的政治派別則可能分成從自由到保守的形形色色。[11]另外一位西方研究蘇聯(lián)問題的專家,《戈爾巴喬夫傳記》的作者,美國人伯特森(T.G.Butson)在探索這位前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的個性時,也發(fā)現(xiàn)了類似的群體特點。伯特森指出,戈氏(以及他的具有“改革新思維”的同僚們和追隨者們),與過去的大多數(shù)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是不大相同的:他比較年輕,因而不可能有關于革命或內戰(zhàn)的記憶;他也從未卷入斯大林或赫魯曉夫的計劃,極端意識形態(tài)的標準對于他來講是次要的,相反他更樂于談論經(jīng)濟和社會問題(不管他是否真有能力解決它們);他把電視機、汽車和較舒適的住房等物質享受視為正常;他樂于在國外、尤其是發(fā)達的西方國家旅行,在那里他的好奇心得到滿足,學到不少令他覺得對自己國家有用的東西;他缺少軍隊的經(jīng)歷,因而對高級將領缺少制約力和聲望,對他來說與軍方保持良好關系至關重要;這并不是說他無所作為,“在可以稱為意識形態(tài)的偽裝下,他控制著整個軍隊和安全機關的政治機構”。在國際事務中,他不是容易對付的談判伙伴,他傾向于使他的外交政策來適應和服務于他的商業(yè)目標。[12]戈爾巴喬夫的事例,很好地體現(xiàn)了蘇聯(lián)(俄羅斯)新舊領導人交替過程中出現(xiàn)的各種問題及其特征。

這里涉及到“一代人”的問題。有時這種概念看上去比較模糊和難于界定,但確有這么一種特征存在。就它的解釋性價值,其重要性和應用范圍而言,這個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難以解答的課題;然而,如果我們撇開枝梢末節(jié),直接進入關鍵性內涵,就不難發(fā)現(xiàn)有意義的成分。首先,可以肯定,這類概念主要是政治上的,但同時也有重要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基礎。如各種研究已經(jīng)揭示的那樣[13],所謂“一代人”在個性與心理特點上,至少有這樣一些共性:首先,他們代表著一種政治上的共生代,這種共生代雖然直接與年齡有關,但與年齡學意義上的“同代人”并不完全等同,很可能政治上的共生代在范圍上遠遠大于狹義的“同代人”或“同齡人”。列寧與斯大林的交接屬于同代人的更替,而斯大林與赫魯曉夫之間的更迭則是兩代人之間的更替;葉利欽屬于與他年齡相仿的那一代蘇聯(lián)政治領袖中的“叛逆”,同時可以算作普京、列別德和盧日科夫等新一代俄羅斯政治家行列中的“老兵”。其次,他們的歷史經(jīng)歷,包括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的閱歷,也包括政治上業(yè)務上成功或失敗的經(jīng)歷,對于這些人的個性、心理(或者說“代共性”)的形成至關重要;代內群體特點首先就是指這些人閱歷上的共性,指他們政治上或業(yè)務上的成功與受挫的類同,以及(相應地)指他們世界觀、價值觀和政策觀上的相似。再次,“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分歧,具體地說是該社會骨干之間的差異,是社會精英制度演進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整個政治制度與國際背景變化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考察一代人與一代人之間的連續(xù)性與非連續(xù)性,解讀異同出現(xiàn)的方式及其根源,不僅對于了解作為精英的這些人的思想與政策十分必要,而且對于了解精英賴以存在的制度背景和文化背景是很有助益的。比如,亨廷頓在討論新獨立國家的政治發(fā)展問題時認為,發(fā)展中國家政治上的進展主要是以制度化程度來衡量的,而制度化程度的具體衡量標準之一,是政治組織的領導層換代速度?！爸灰獎?chuàng)建組織的第一代領袖還在掌權,只要最初遵循程序的那些人還在循規(guī)蹈矩,該組織的適應性就值得懷疑。一個組織越是能夠不時地克服和平接班的問題,領導層越是能夠不斷更新,其制度化的程度就越高?！彼赋?一個組織的領導層當然可能換人不換代。一代人和另一代人的不同之處,在于各自早期的成長經(jīng)歷。同一代領導人內部相互取代(例如為了克服接班危機時就這么做),能在制度的適應性上有所作為,但這比起前后兩代領導人的更替,即一班人被另一班具有明顯不同的組織經(jīng)驗的人所取代,意義就不怎么明顯。[14]有趣的是,組織制度與領導者個人在適應變革的累積能力上有其顯著的區(qū)別。一般地講,組織制度常常是為了履行某些具體職能而創(chuàng)建的。當組織面臨變化的環(huán)境時,它若想生存和發(fā)展,繼續(xù)充當導航的角色,就必須減弱它對最初職責的承諾。當組織趨于成熟時,它會不拘泥現(xiàn)有的一切。個人情況剛好相反。一般地講,個人在從童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中,通常對特定的職責不作肯定的承諾,承諾的過程始于壯年,即他成名成家之后。當一個人越來越感到自己負有履行某些特定職責的義務時,他會發(fā)現(xiàn),要改變這些職責和忘卻自己業(yè)已掌握的對付環(huán)境變化的手段,放棄某些他已習慣和喜歡的既得利益,也越來越困難。他已形成自己的個性,習慣現(xiàn)有的一切(包括自身采取的全套策略)。[15]了解到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各種制度化指標中,政治學家們會給“組織人事的換代速度”以更大的權重。

“代溝”的意義在于,它可能預示著外交和國際關系的歷史性轉型。人們無法忽略這種變化。21世紀的國際政治更要求研究者注重這種變化。

[1]梅耶:《外交官》,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25頁。

[2]《外交官》,第4-5頁。

[3]《外交官》,第33-39頁。

[4]《外交官》,出處同前,第261頁。

[5]StanleyHoffmann,“AnAmericanSocialSciences:InternationalRelations”,inJamesDerDerian(ed.),InternationalTheory,CriticalInvestigations,NewYorkUniversityPress,1995,P215.

[6]見《交流》雜志1998年第1-2期,第63頁。

[7]見魯毅等著:《外交學概論》,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10頁。

[8]徐京利:《另起爐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90頁,269頁。

[9]《外交學概論》,第327-329頁。

[10]比亞勒:《蘇聯(lián)的穩(wěn)定和變遷》,新華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2頁。

[11]同上書,第47-58頁。

[12]伯特森:《戈爾巴喬夫傳記》,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1版,尤其是第1章“一個新型的蘇聯(lián)領導人”和最后一章“把各種力量聯(lián)合起來”,分別見第1-14頁和第119-137頁。

[13]比如,可見《蘇聯(lián)的穩(wěn)定和變遷》中有關“一代骨干”的若干重要結論,出處同前,第46-49頁。

[14]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lián)書店1989年第1版,第13-14頁。

[15]《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