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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見國學網嘆息：“蓋五四比年以來，文化為之斷層，道統為之不傳。且夫遺老幾去，后繼難期，縱人心向背，惜前路數奇。借武侯一語，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p>

嘆息是可以的。筆者也深有同感，并著文《中國傳統武術文化的失落》、《當代武術之批判》等等，至今為中國失落了的傳統武術文化嗚不平，而抗爭。

但是，在如何繼承國學上筆者倒有一言相進：問題是，回過頭來看看，在文化還沒有斷層之前的一大段的封建專制主義社會中難道說就沒有了“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沒有，中國就不會淪落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如果沒有，中國在五四時期就不會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因此，應該說，“遺老幾去”尚不是大的問題，而導致危急存亡之秋的主要原因，乃是根深蒂固的在“抑老尊孔”、“唯孔獨尊”基礎上的以“孔孟之道”、“四書五經”為代表的儒教正統文化的統治。

筆者認為，以所謂孔子“半部論語治中國”的歷史已成過去，它導致了中國歷史的落敗，這是不爭的事實。故今天倡導“國學”，重新審視和繼承中國優(yōu)秀的先秦文明成果就成了當務之急。而其中，復蘇并發(fā)揚老子的“道”、“德”思想就無疑的成了重中之重。

其根本原因何在？

就在于老子的“道”、“德”思想充分體現出了創(chuàng)新的精神和民主的思想。

概括的說，老子的創(chuàng)新精神表現何在？

因為，老子的“道”，是在“道法自然”的基礎上揭示出了與“剛強勝柔弱”相反相成、針鋒相對的“柔弱勝剛強”之道，其應用于“武打”，即表現為“武術”、“武學”之道。老子這個思想，重在揭示出了“剛強”與“柔弱”相互轉化的內在條件，而且徹底打破了武打中的“不可知論”、“不可變論”、“不可為論”，從而表現出了積極進取的精神[1]，即創(chuàng)新精神。

老子的民主思想表現何在？

老子的“民主”思想集中表現為“德治”政治的思想。

如果對此有人心存懷疑，那么不妨對老子的“德治”思想稍作如下分析，便可明白。

老子認為“道、德一統”、“道中有德”，即，在“得道”之中要講“德”，同時，在“治道”之中也要講“德”，從而體現出了老子的“以德治道”及其“德高道高”的思想。而正是在“治道”方面講“以德治道”，則充分表現出了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即“民主”思想。

具體說，老子的“治道”思想包含了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忘我”觀。在《道德經》中，老子說：“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他認為，道{即“武術”、“武學”所蘊含的“武力”，這里抽象為“權力”、“統治”}生長養(yǎng)育出來，不把它據為已有，不為個人所依賴，不以個人的意志去主宰它，這就是極其高尚的品德。這就表現出了老子的“忘我”思想。正是因為“忘我”，方能無私無畏、克已奉公，這樣才能真正做到“身先”、“身存”，才能成就大事，也才能成為圣人。因此，老子說“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二是“民心”觀。老子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他認為，將個人的利害得失與天下蒼生的命運連在一起的人，方才能夠得到百姓的愛戴和擁護；以愛天下蒼生為已念的人，百姓才會相信他，并靠他為百姓辦事，百姓方才放心。故老子說：“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在老子看來，只有做到把百姓的心思作為自己的心思，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一心一意為百姓辦事，這樣才會得到民心，并治理好天下。

三是“契約”觀。老子說：“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為善？是以圣人執(zhí)左契而不責于人”。他認為，靠“和解”、“調解”等辦法，可以了結大怨，不能了結余怨、小怨。這是不好的辦法。因此圣人要憑借“契約”來調解，這樣一來，既不會責備于人，當事雙方也不會互相指責，而“怨”也就會順利的徹底的得到解決了。故老子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即認為，“德”是憑借契約辦事表現出來的，高尚的品德總是屬于按照契約辦事的人，而“無德”才會憑借諸如法令等等這些東西。故“德”的根本，是在“契”和“法”之間做到“重契抑法”。只有這樣，靠“契約”辦事，方才能夠做到“對等”和“公平”，做到“以德服人”，從而實現“以契彰德”，和“德善”、“德信”。

四是“正義”觀。老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中的“道”，從老子“道、德一統”的思想去看，就是指的“德”。故這句話也可以視為：以“德”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而老子“忘我”、“民心”、“契約”觀正是“德”的本質內容和基礎。由此，劃分“正義”與否的標準，就是以“忘我”、“民心”、“契約”觀來界定的。以此，并表現在對戰(zhàn)爭的態(tài)度上。故老子說：“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又說：“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同時，老子說：“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后，必有兇年”。即使發(fā)生了戰(zhàn)爭，出現了戰(zhàn)禍，也要做到“殺人之眾，以哀悲蒞之，戰(zhàn)勝以喪禮處之”。由此，表現出了老子堅持正義戰(zhàn)爭和反對非正義戰(zhàn)爭的“正義”觀。

五是“無畏”觀。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在老子看來，只要有了“不怕死”的這種膽量和氣魄，必然會無私無畏，“置于死地而后生”而表現出“道高”來，這就可以戰(zhàn)勝困難并取得勝利。

其中，老子的“以百姓心為心”和“有德司契”思想，即“愛民”和“民心”、“契約”和“平等”的思想，無疑的，是老子“治道”思想的根本。

“治道”思想出發(fā)，可以勾畫出來一幅“民主”政治蘭圖。

從“忘我”思想出發(fā)，要求社會的統治者不能把“道”據為已有，而必須要不唯名利，克已奉公，勤于職守，身先士卒；從“民心”思想出發(fā)，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做到“絕圣棄智”，要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為是而為是，以民心為非而為非，并一心一意帶領百姓去謀利益，同時，各級官員是受到百姓愛戴而被推選出來的人；從“契約”思想出發(fā)，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重契抑法”、“以契彰德”，按照“契約”原則去辦事，以此來體現出社會的平等和公平；從“正義”思想出發(fā)，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必須堅持正義戰(zhàn)爭，反對侵略戰(zhàn)爭及一切非正義戰(zhàn)爭；從“無畏”思想出發(fā)，要求社會的統治者和百姓要發(fā)揚不怕死的精神，這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就能夠爭取到勝利。

千年前就會出現首開人類先河的老子民主思想？

究其原因，正是老子批判“霸道”所賴以的“剛強勝柔弱”的“統治思想基礎”使然。由此，也正是老子揭示的“霸道”與“民主”這一相反相成、針鋒相對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辨證法使然。故老子的民主思想是無可辨駁的強大的邏輯力量之題中應有之義[2]。

老子的民主思想絕非空想。它以“無為而治”的“德治”政治曾出現于中國歷史。漢初的“反秦之弊，與民休息”的政治，就是老子“德治”政治的表現，這就是歷史的證明。

可見，老子的道、德觀，其所蘊含的“民主”思想，是與今天中國社會的“人民當家作主人”的政治是完全相統一的。故將老子的道、德思想做到古為今用，正逢其時。

但是，歷史的看，老子的道、德思想已經被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了，故今天繼承老子思想必須要劃清三個界線。

第一、劃清老子道、德觀與孔子道德觀的界線。

老子的道、德觀，以其“柔弱勝剛強”的大哲學、大思想、大智慧，敢于直面階級社會的“武”、“戈”問題，而且，理性的、邏輯的回答了如何才能“止武”、“止戈”的問題，故老子及其《道德經》思想的本質，在于揭示了社會“以武制武”的真締，并締造了中國“武學文化”。

然而，孔子的道德觀是怎樣的呢？

孔子篡改了老子的道、德思想。一方面，孔子將老子的“道”和“德”這具有單個意義的概念合二為一，籠統為“道德”，即單單指的是人的思想、行為規(guī)范，故表現為“倫理道德”；另一方面，孔子以“仁者愛人”和“克已復禮”，即“仁”、“愛”的思想，偷換了老子的“道”、“德”概念，即，孔子以“有教無類”、“愛人”取代了老子的“以百姓心為心”的“愛民”、“民心”思想，以“禮制”、“忠孝”取代了老子的“有德司契”的“契約”、“平等”思想，而講“齊家、治國、平天下”，故又形成了“宗法倫理道德”[3]。

從中，孔子便徹底抹殺了老子“道”、“德”觀的“武術”思想、“武學”思想，和“民主”思想。正是如此，孔子提出了“仁政”政治思想來與老子的“德治”政治思想相對，主張“教化”，由此，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學文化”之先河。

孔子及其“孔孟之道”的道德觀成了“正統”思想后，便將老子思想湮滅了。

第二、要劃清老子道學與莊子道學的界線。

老子系中國“修行道學”的開山鼻祖。其《道德經》本質上就是一部“兵書”[4]。故老子道學注重“主觀能動性”及其“條件”，揭示出了“可知”、“可變”、“可為”的一系列的哲學范疇，即，諸如“無極太極”、“有無”、“動靜”、“虛實”、“正奇”、“攻守”、“進退”等等，及其“變化”法則，締造出了“武術”、“武學”，以之充分表現出了人對“社會”、人對“自然”的積極進取精神，充分表現出了老子的“入世”思想。

然而，莊子的道學是怎樣的呢？

莊子將老子道學曲解了、玄化了。莊子也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觀，并無視老子“柔弱勝剛強”思想及其“條件”，而片面的對“道”作出了“任自然”、“任逍遙”的解釋。即，莊子的“道”，是在“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基礎上，揭示出了人要“順其自然”，即“任自然”、“任逍遙”之道。這個“道”，認為做事順應自然，“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yǎng)親，可以盡年”，認為做事順應自然，對一切生死、榮辱、壽夭等等都會看成是無所謂的事了，表現出了對現實及在人生處世上的消極態(tài)度，充分反映出了莊子的“出世”思想[5]。

莊子的道學，正所謂“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從而使人們看不見老子這座“高山”，而看見的是老子這座“丘陵”。

第三、要劃清老子思想與現代“法家”思想的界線。

所謂“現代法家思想”，就是指的“”期間在極左路線的高壓政策之下的打著“法家”旗號的文化思想。

現代“法家”強加給老子種種不實之辭，并在老子頭上扣上了幾頂嚇人的政治帽子：一是從老子說的“小國寡民”，就說老子是“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二是從老子說的“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就說老子思想是“唯心主義先驗論”；三是從老子說的“法令滋張、盜賊多有”，就說老子希望的是“無政府主義”；四是從老子說的“絕圣棄智”，就說老子宣揚的是“愚民政策”等等。

這些政治帽子必須摘去。

關于老子“沒落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問題。

老子說的“小國寡民”，乃是一個比喻。老子是在把它與“柔弱勝剛強”思想相類比，是說明“柔弱勝剛強”規(guī)律的一個例證。老子不是在于說“小國寡民”這種生活狀況有多么的好，或者不好，而是在于說它只要安于“柔弱”而“不爭”，就將會保持得更加長久一些，從而體現出了老子“無為而無不為”的“柔弱勝剛強”的思想。

關于老子“唯心主義先驗論”問題。

老子說：“執(zhí)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老子又說：“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xiāng)觀鄉(xiāng)，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故在老子看來，對“道”的認識，一方面要歷史的去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則要從現實中，即從身邊的事中去了解和把握。這樣，就會做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而能很好的了解、把握“道”。這種認識事物的方法，今天我們的學生、學者仍然在做，這哪有一絲的“唯心主義先驗論”的影子？

關于老子“無政府主義”問題。

有人認為，老子反對“法令滋張”，這不就是在主張“無政府主義”嗎？此說差矣。老子說“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在“契”和“法”的權衡上，老子更重于“契”，這充分表現出了老子“重契抑法”的思想。而社會以“契約”為基礎來進行管理，這哪里又有半點無政府主義的影子？

在老子看來，“法”，畢竟是統治者，或者極少數人通過自上而下制定出來的，法的解釋權在上而不在下，故“法”帶來的利益只有解釋者自己才知道。而它遠遠沒有“契約”，即與老百姓直接見面的“約定”來得清楚和明白。而且，“契約”的制定是自下而上的，更易于老百姓監(jiān)督。同時，從實際情況看，“法令滋張”的結果，必然“言出法隨”，必然“政出多門”，必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樣，必然就會造成給各級官紳貪污、勒索之可乘之機，而增加百姓的負擔和壓力，這時就會出現官逼民反、“盜賊多有”的狀況。這正是老子反對“法令滋張”的深刻原因。

關于老子“愚民政策”問題。

老子基于“以百姓心為心”和“有德司契”這兩大根本思想出發(fā)，邏輯的得出了“絕圣棄智”這一結論。這是老子“德治”政治思想的題中應有之義，即認為，“圣”和“智”寓于百姓之中，只有百姓認同的“圣”和“智”，方才是“圣”和“智”，這才是老子思想的真締。因此，“絕圣棄智”這不是表現為老子的“愚民政策”問題，而是深刻的反映為“民主”思想和“民主”潮流的問題。

現代“法家”思想，其流弊所及，至今束縛了人們的手足，限制了人們的思想，使得在老學研究上尚無建樹。

通過比較，顯而易見，老子不僅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偉大武術家、偉大武術理論家，而且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偉大哲學家、偉大思想家、偉大政治理論家。老子的道、德思想無疑的是中華先秦文明的瑰寶，是中華“國學”的源泉。因此，唯有老子的思想和文化，方才真正是中國思想和文化的根基和脊梁，也才真正是中國“國學”的根基和脊梁。

所以，今天倡導的國學，不應該如某些人說的“是要使人‘內函’一些”，而應該是在古為今用基礎上的一種“治世”之學。即今天的國學，應該是在摒棄“抑老尊孔”及儒教正統文化和“老莊之說”的前提下，而在“尊老抑孔”的基礎上倡導的“國學”，無疑的，它應繼承老子光輝的哲學、思想，及其“武學文化”，包括“國術”，即老子締造的“武術”、“武學”；也應繼承有益的，比如孔子的“文化”和“教育”思想、莊子的“天人合一”思想，等等。同時，也要以中國文化為根基，吸收世界先進思想和文化，以之形成薈集了各種有益文化精華的獨具中國傳統特色的文化，以之形成具有創(chuàng)新精神的、民主精神的，和具有蓬勃朝氣、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學。唯此，方可避免中華“危急存亡之秋”也。

注釋：

[1]姚文俊、徐家明，《老子是中國武學及武術散打和文化的締造者》，韋燕，《中國黨政企干部優(yōu)秀論文選》{卷四}，北京，中國新聞出版社，2004

[2]姚文俊，《破譯“道德經”秘密的一把鑰匙》，載于2005年“中評網”、“老子文化網”等等

[3]姚文俊，《中國壓根就沒有過真正的國學大師》，載于2006年“學術交流網”、“天益社區(qū)”、“中國報道周刊”等等

[4]姚文俊，《“道德經”本質上是一部“兵書”》載于2006年人民網理論“網絡論文”等等

[5]姚文俊著《“老莊之說”失之偏頗》，發(fā)表于2005年“中評網”、“先秦史研究室”、“中國學術認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