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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第1篇

一、我國會計人員管理制度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現有的會計人員管理制度為會計人員委派制，即由政府有關部門（包括財政部門、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經貿委等有關部門）向社會公開招聘會計主管、財會機構負責人和一般會計人員，經考核錄用后，派到需要監(jiān)控的單位從事財務會計工作。會計人員委派制在各地試點推行過程中，逐漸顯現出一系列的問題。

（一）制度本身的問題。首先，它與現行法規(guī)相抵觸?！稌嫹ā泛汀豆痉ā访鞔_規(guī)定了企業(yè)財務負責人及各類會計人員的任免權應由董事會和經理組成的企業(yè)管理機構決定，資產所有者和其他外部集團無權直接干預，這恰好與會計人員委派制相抵觸。其次，它有悖于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我國政府在國有企業(yè)改革的進程中，已充分認識到行政干預企業(yè)的管理和協(xié)調需要花費巨大成本的問題，以及由此引起資源配置與利用的低效率，從而做出了減少對企業(yè)行政干預的重大決策，以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優(yōu)勢。轉變政府職能，把企業(yè)推向市場，使之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fā)展、自我約束的法人組織，這不僅是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我國國有企業(yè)改革的目標和方向。會計人員委派制顯然是與這一目標相違背的，它直接干預了企業(yè)的勞動用工權和人事管理權，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yè)的經營決策。第三，它不符合我國會計改革的目標。按照我國《企業(yè)會計準則》規(guī)定，會計信息不僅應當符合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要求，滿足有關各方了解企業(yè)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需要，而且還要滿足企業(yè)內部經營管理的需要。會計人員委派制強調會計作為政府代表而對企業(yè)實行監(jiān)督，并不重視會計在加強企業(yè)內部經營管理方面的作用。第四，它與國家審計構成重復監(jiān)督。國家審計是政府接受人民委托而對國有資產進行監(jiān)督，而會計人員委派制下的會計也是代表人民（政府接受人民委托）對國有企業(yè)進行監(jiān)督。

（二）適用范圍問題。集體企業(yè)和個體私營企業(yè)由于與國有資產無關，不適于實行會計委派制，而應采取稅收稽核、外部審計等方式，促使其依法經營。

（三）利益分配問題。會計人員提供會計信息的準確程度與其自身的利益直接相關，而在實行會計人員委派制的過程中，在會計人員的利益問題上，各地卻有不同的規(guī)定。由于會計人員的利益與企業(yè)有關，這樣會計就很難實現其監(jiān)督職能。

會計人員委派制作為一種新的監(jiān)督形式，隱含著巨大的合謀成本與風險。會計人員委派制作為一種過渡性管理形式，其優(yōu)點是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傳統(tǒng)管理模式所無法相比的，但它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運作?，F代企業(yè)制度的核心是政企分開、自主經營、獨立核算和依法納稅。顯然，會計人員委派制違背了現代企業(yè)制度的根本精神。

二、會計人員社會化管理制度的涵義及前提

原有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運作，所以必須有新的會計人員管理體制來替代它，會計人員社會化應運而生。

（一）會計人員社會化的涵義。會計人員社會化是指會計人員從傳統(tǒng)的財政部門的管理模式轉向民間的行業(yè)管理模式。開始時，可以在財政部門指導下建立起各省、地、市、縣的會計人才聯合會，該會對內負責建立財會人員資料庫、繼續(xù)教育和在職專業(yè)培訓，對外負責人才咨詢，出具會計人員的學歷狀況、工作資歷的證明，等等。

（二）會計人員社會化的必要前提。會計人員社會化是需要一定基礎的，要滿足以下幾點要求才會建立行之有效的會計人員社會化的新型管理制度。

1、建立高層管理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在國外，通過對企業(yè)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金實行“年薪制”或“期權制”的方法來實現對高層管理者的自我約束。我們可以借鑒這種做法，建立高層管理者的自我約束機制，將經營者的業(yè)績與經營者的權益有效地銜接起來。只有這樣，經理在挑選會計人員時才能任人唯賢。

2、建立相配套的管理體系和法律體系。首先，是資料庫的建立問題，應該充分利用電子信息技術，以法律的形式把每一個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及每一個在高校學習會計專業(yè)的學生，采用完全相同的格式、標準錄入到INTERNET網站上，由各個地區(qū)的會計人才聯合會負責管理這些數據。其次，是對會計人才聯合會所實施再教育的教學設計和考核辦法進行法律約束。第三，對會計人員競爭上崗的公平條件、執(zhí)業(yè)紀律進行法律約束。

三、會計人員社會化的必然性

會計人員社會化是順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這種新型會計人員管理制度的推廣有利于我國市場經濟的持久繁榮。

（一）實現會計人員社會化有利于加強企業(yè)財務管理。財務管理作為企業(yè)管理的重要部分，要求專業(yè)職責具有相應的獨立性，財會人員只應該對企業(yè)經理負責，至于傳統(tǒng)理論上的監(jiān)督職能大可不必照搬。按照管理學理論中的最大效益原則，唯一上級是必要的，也是高效率的。如果他們做得好，自然有經營者去獎勵；干得不好，自然有司法機構去處理，財政部門既無法替代反貪局，也無法替代司法機構，自然也就不必重復以上兩者的功能了。

（二）實現會計人員社會化對會計執(zhí)業(yè)水平提高有很大好處。會計人員的執(zhí)業(yè)技術得到進一步強化也是實現會計人員社會化的好處之一。會計人員可以自主選擇時機，針對自身業(yè)務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進行繼續(xù)學習，而一改現行會計人員的繼續(xù)教育模式，即統(tǒng)一學習時間、統(tǒng)一學習內容，注重形式而輕實質。會計人員自行決定繼續(xù)學習的時間、學習的內容，這樣既可以給國家節(jié)省大量的培訓經費，又可以克服一刀切的盲從性，對會計人員執(zhí)業(yè)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好處。

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第2篇

在幾乎所有行業(yè)都會注入社交元素的今天，以下三個案例或許可以啟發(fā)一些創(chuàng)業(yè)者。

陌陌：金字塔的平衡

縱觀整個社交流程，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點――爆點、破冰、關系鏈、社群、控質、黏性、轉化、盈利、往復，無外乎如此。

在爆點之后，可能面臨的問題就是大量用戶的涌入。有人說這是好事，可并不一定如此。

“陌陌”一開始有著非常穩(wěn)定的金字塔結構：塔基是所謂的“潘俊庇沒В潘磕小潘顆；中層有優(yōu)質用戶，尤其以女性最為珍貴（1位優(yōu)質的女性用戶可以帶來7位男性用戶）；塔尖是一些大V、高富帥等。

金字塔一開始結構是相當穩(wěn)定的，它內在的生態(tài)是平衡的，但是所有底層的潘坑沒Щ岵歡系厝ゴ鈺ê妥放踔屑淶撓胖視沒В滿足他們的虛榮心。中間的優(yōu)質用戶又可以篩選出頂層的高富帥，相當于績優(yōu)股的角色。頂層的用戶又會發(fā)現，真的有很多高顏值、好身材的妹子在身邊。緊接著一夜之間，產品的名聲傳了出去。

于是，很多潘坑沒в咳胝飧鲇τ茫不斷地對中間優(yōu)質用戶提出邀約。久了之后這種行為就從“追捧”變成了“騷擾”，優(yōu)質用戶做篩選的成本變高了，這個產品的價值就沒有那么高了，于是，優(yōu)質用戶紛紛開始逃離。同時又有特殊職業(yè)的用戶進入，社交的價值出現改變。頂端的高富帥意識到想要認識優(yōu)質女性的效率變低了，高富帥用戶開始流失。于是這個金字塔開始出現失去平衡、崩塌的局面。

當社交產品的規(guī)則約束不了它的海量用戶，將會使它的生態(tài)失去平衡。那么問題來了：如果我是當時陌陌的產品經理，我將如何解決？我可能會讓兩個不對等的階層每日限量搭訕，超出限額，可直接引導進行付費――請注意，是在不對等階層之間，比如潘看鈺ǜ咧柿坑沒В而潘看鈺潘炕故遣幌蘗康摹U庋既控制了用戶間隔一邊倒的趨勢，也進行了適當的變現測試，并且底層用戶量級也是非常大的，將風險控制在可控范圍之內來解決這個問題。

支付寶：為什么要做社交

不是支付寶為什么要做社交，而是“為什么支付寶不得不做社交”。

看似相似，實則不然。前者是主動，后者為被動。

支付寶已然變成當前手機裝機量前幾的App，并不是它黏性有多么大，而是產品屬性為剛需。在淘寶如此巨大的體量掩護之下，支付寶為唯一支付方式，它的體量已然顯而易見。

而一旦用戶僅僅只是把你作為一個工具，即使是剛需，也是存在風險的。誰能證明十年以后淘寶不會消失呢？所以伴隨淘寶的消失（百年以后？）和流量的下滑（也許就在不遠的將來）出現的直接問題就是支付寶的下滑，而為了阻止這最差的一切結果的發(fā)生，只好將大招“社交”搬到支付寶來企圖維系住用戶。

那為什么不把支付寶的社交功能放進當前的淘寶里呢？

首先淘寶已經有社交了，比如旺信、阿里旺旺，但是場景是買賣雙方的溝通，雖然也是社交，但是附加價值并不大；淘寶去年上線了問答形式的“問大家”功能，不算是即時社交所以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淘寶直播”也是社交手段，但短期內不太可能變成社交主力，在首頁的位置比較靠后；社區(qū)也是去年淘寶大力在推行的，但是圍繞的都是商品而不是人，所以依然是購物場景。

綜上，只有旺信才是用戶理解的即時社交。致命的問題是，這種社交場景其實是在商業(yè)的羽翼之下，幾乎不可能從這種場景得到能夠轉移到現實生活中的朋友。

那么為什么一定要放到支付寶里呢？從理論來說，淘寶和支付寶的裝機量應該近似1∶1這個比例，而且裝機量非常大。旺信切陌生人社交，場景是購物；支付寶里的社交切熟人社交，場景和微信類似。

假設在不可預見的將來，淘寶消失或者阿里轉型，支付寶最好還能存在于用戶的手機當中，當成日常的溝通工具也是不錯的選擇。從用戶立場來說，哪個平臺都無所謂，能用、好用、有用就好了。不過微信的優(yōu)勢實在巨大，支付寶得拿出點新貨來。年初的集五福真的是逆天的活動，讓人佩服到五體投地。

電商：為何要動社交的奶酪？

電商社交與社區(qū)，能真的有用嗎？答案顯而易見――肯定有用，不然做它干什么呢。

當下市場做得最好的有兩家，但是這兩家切入的場景和手段都不一樣。第一個是淘寶的社區(qū)模式，第二個是京東的購物圈。前者是傳統(tǒng)社區(qū)模式，以商品聚類用戶，增大App用戶黏性及活躍度，捎帶手地增加轉化、引發(fā)購買行為，這是個比較保守和傳統(tǒng)的做法。

京東則比較有意思。購物圈是京東丟在微信里的一個入口，用戶購物后可以直接從京東微店分享到購物圈當中，且分享的商品不止好友能看到，其他用戶也能看到。重點是這個“其他用戶”，微信或者是京東方面沒有人給出它是怎么篩出來的。

個人推測，京東根據用戶相同的購買行為，以及通過微信結合一般生活場景，推測出每個用戶的喜好與本質，通過算法匹配連線，也就是精選模塊。有意思或者說是可怕在哪兒呢？京東將購物社交場景和生活社交場景連到一起了，它知道你的生活喜好或者相關的標簽，可以根據你生活的想法去給你推薦。這樣的話，不管從人性來說，還是從成功率來說，都遠比淘寶獨立做的社區(qū)要可怕許多，雖然不知道微信的數據共享做到了什么地步。

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第3篇

內容提要：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是建設和諧社會的關鍵。建設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既要以和諧的理念設計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也要以和諧的行為實施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還要以和諧的績效檢驗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

關鍵詞：公共管理制度和諧理念和諧行為和諧績效

和諧社會是一個理想社會，而我國正處于人均GDP1000-3000美元這樣一個社會潛在危機風險較大的時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種種矛盾相互交織激蕩，特別是利益格局的重構使社會處于一個較長時期的動態(tài)均衡之中，社會和諧顯然面臨著挑戰(zhàn)。如何使社會的各種不和諧因素不致演變?yōu)樯鐣_突？最關鍵的是建設一套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來避免社會潛在風險的外在化。如何建設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

第一，以和諧的理念設計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的主要內容是法律法規(guī)。所以，一個社會和諧與否，其最主要的體現是社會的法律法規(guī)是否符合絕大多數人的意志，即法律法規(guī)本身的和諧性。怎樣做到法律法規(guī)的和諧？最根本的是要突破法律法規(guī)是統(tǒng)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樣一種傳統(tǒng)思維定勢，真正站在公共的立場上，以和諧的理念公正地設計作為公共管理制度的法律法規(guī)。然而，我國現行的公共管理制度制定過程存在著明顯的部門、行業(yè)、領域、階層或利益集團壟斷的現象，這導致了一些公共制度不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造成了制度本身的不和諧。譬如，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guī)的制定程序是由政府相關部門起草，然后由立法機構或政府批準，故許多法律法規(guī)在設定之初就深深地打上了某些部門或利益主體的印記。國土地法中關于土地征用的條款就是典型的社會群體利益失衡的體現。在這一制度中，農民利益受到了嚴重傷害，近年來已造成了4000多萬的失地而窮困的農民，而以極低的價格獲得土地使用權的商人或地方政府卻將數倍于原有土地價格的土地增值利潤攫為已有。面對失衡的制度，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的失地農民為維護土地權益而采取拼斗自殺等過激的抗爭表達方式。由此可見，制度設計理念的不和諧埋下了社會不同群體產生矛盾沖突的隱患。

如何以和諧的理念設計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呢？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者要具有社會角色的超脫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人一定要能夠代表公共利益，即制度的制定者要超脫于部門、行業(yè)、領域、階層和社會利益群體之外，站在公正的立場上設計制度。二是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原點要具有充分的理性。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出發(fā)點應當是社會的全體人民而不是某一階層、群體、利益集團或一部分人（哪怕這一部分人代表了社會的相當多數）。當然，全體人民也不是指國家中的每一個人，而是指國家中的公民整體，這個整體代表了社會公正、正義的公民意志或公民理性，這種公民理性就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原點的充分理性。三是公共管理制度設計程序的公正性。即制度的制定應當有一套公正科學的過程和次序。這就是西方國家所說的程序法。我國也應當有程序法。制度設計的理念和原點正義需要制度論證程序的公正加以保證，否則，制度設計的結果可能與設計的初衷大相徑庭。公共選擇理論中的投票悖論已經證明了程序在制度制定過程中的重要性。我國許多公共管理制度的設計出發(fā)點用心良苦，但由于未能遵循公正的程序，結果損害了社會相當部分人群的利益，造成了制度路徑依賴的強大后遺癥。譬如，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戶籍制度和區(qū)域封閉的多元戶籍制度剝奪了公民的自由遷徙權，結果造成了社會人力資源的巨大的浪費和區(qū)域之間社會經濟文化發(fā)展的不平衡，且如今仍然難以廢除這個制度。這不能不說是制度設計程序不公的一個沉痛教訓。因為如此一個事關人民基本權利的重大制度，竟然是在沒有經過任何法定程序的情況下以政府命令形式頒布的。可以說，這個制度的出發(fā)點也是良好的，它是為了控制過度膨脹的人口，維護國家政治、經濟秩序的穩(wěn)定。就目前的公共管理制度而言，類似于戶籍管理制度的各種國家、地方性的不和諧制度仍然大量存在。

第二，以和諧的行為實施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社會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主體是公共管理機構，即國家和政府。這表明，國家和政府不是暴力統(tǒng)治的工具，而應當是社會公民意志的體現，是國民授權的結果。因此，基于公民意志的公共管理制度的執(zhí)行也該當是一個和諧的過程。但是，我國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行為在許多方面卻很難體現這種和諧，官本民末的思想仍然主導著公共管理者的施政行為，從而致使許多制度的執(zhí)行過程充滿著官民對立。這種對立不僅僅表現在各種個案上，如湖南嘉禾折遷事件、廣東的孫志剛事件等等。而且表現在普通百姓對政府行為的各種逆反心理。如近幾年國企改革中所發(fā)生的多起就是例證。各種跡象表明，我國這公共管理制度的執(zhí)行行為還不是和諧的，這些不和諧不僅影響了制度的效率，而且從根本上制約了制度的公正性和可行性。

如何以和諧的行為實施公共管理制度呢？

一是以和諧的行為動機實施公共管理制度。人的社會行為是由動機支配的，作為公共管理主體的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同樣也是受動機的驅使。傳統(tǒng)的專制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動機是維護自身的政權地位和對人民的統(tǒng)治，所以，它必須基于強權來達到這一目的。因為專制社會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其制度也服務于少數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和諧地施行制度顯然是不可能的。現代社會應當是一個民主社會，國家和政府的行為動機是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自身利益，所以，它必須基于和諧來達到這一目的。因為，民主社會是公民選出公務人員進行社會的自我管理，其制度也是服務于公民自身。正是如此，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者就應本著為人民服務的動機來確立和諧的行為方式，而不是依據人民授予的權力去壓榨百姓。目前我國各級政府官員有一個普遍感受，即隨著公民法律制度意識的增強，政府的行政行為難度越來越大，政府的權威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zhàn)。譬如，湖南嘉禾的拆遷事件最終就是以地方官員的過錯而終結的。對此，我們的學術界和上級黨委政府將這種情況歸結為公務人員的執(zhí)政能力不強問題。其實，問題的原因不是執(zhí)政能力不強，而是執(zhí)政動機不正確。如果我們的官員抱著為民服務的行為動機，就不會將公民拋向對立面。

二是以和諧的行為需要實施公共管理制度。從心理學角度看，人的行為受動機的支配，動機的背后，則是人的需要；同樣，受行為動機驅使的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行為也是人的行為需要在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公共管理制度的實施行為之所以要基于公務人員的為人民服務的動機，其原因就是社會對公共服務的需要，即人們對社會公共品的需要。如果我們把社會公共管理制度的制定看著是社會公共品的生產過程的話，那么，公共管理制度的執(zhí)行者即政府則是公共品的經銷商或送達者，公民就是公共品的消費者。一種高質量的產品生產出來了，如果不能通過優(yōu)質的服務送到消費者手中，其滿足人們欲求的功能同樣難以實施。好的公共管理制度如果不能保質保量地滿足公民的需要，它是難以達到預期效果的。在我國，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行為的走樣已是一個常態(tài)，所謂政策執(zhí)行效果的邊際遞減效應就是如此。究其原因，就是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者缺乏制度執(zhí)行的需要行為意識，他們總是站在上級或領導者的位置去實施制度行為，而不是站在一個制度供貨商或制度產品送達者的位置去滿足公民的需求；他們不懂得公民對公共制度的需求就是自己的行為使命。所以，公共管理制度實施者應當以和諧的行為需要作為施政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

第三，以和諧的績效檢驗和諧的公共管理制度。公共管理制度是否和諧，最終得以制度實施后的績效加以衡量和檢驗，和諧的制度必然產生和諧的績效。當然，績效的衡量指標有多個方面，可以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去設計。我國是一個物質財富缺乏的社會，人們在衡量人類活動績效的過程中總是將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放在首要位置。近年來GTP的大小已經成了各級政府追求的最重要的政績目標，結果GDP增加了，而帶來的是經濟活動對自然和社會因子的過度消費。在這一過程中，相應的公共管理制度也是隨之配合的。譬如，越來越多的“礦難”看起來是一個安全生產和礦業(yè)的管理制度問題，但安全和管理的背后卻是國家公共管理制度的失衡使然。因為現在從事礦業(yè)一線生產的工人基本上是農民工，而農民工的生命價值在我國礦業(yè)礦難中的賠償標準只有國有礦業(yè)中正式職工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更低。極低的生命賠償價值使礦業(yè)企業(yè)只要支付極低的成本就可以渡過礦難，企業(yè)主當然就沒有積極性和責任心去花費大量的錢財去維護礦井的安全，這是經濟人計算成本收益結果的必然選擇。類似的情況在許多公共管理制度中都有體現。譬如，我國的公務員違規(guī)的懲誡制度，金融領域、公有單位的信貸優(yōu)先制度，壟斷領域的特殊人占有制度等等，它們都無不打上了物質與精神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公有單位與民有單位之間，壟斷行業(yè)與競爭行業(yè)之間，公務人員與人民群眾之間，城市居民與鄉(xiāng)村農民之間等等不和諧的烙印。表面看起來，這些不和諧制度似乎沒有影響經濟發(fā)展和物質財富增加的績效，但從深層次觀察，特別是站在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立場上看，它們已經透支了未來社會的生存與發(fā)展的潛力，若不對其改革，勢必造成重大的社會潛在危機。所以，以和諧的績效檢驗公共管理制度已是建立和諧社會的當務之急。

如何衡量公共管理制度的和諧績效呢？

一是公共管理制度要體現自然與人的和諧。這種和諧的核心是人不要過份地向自然索取甚至是掠奪。2004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是量的20%，鐵礦石的30%，鋁的40%、水泥的45%，GDP卻只有世界的5%左右。極不協(xié)調的投入產出關系凸顯的是政府官員的考核制度有違自然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因為一旦自然資源枯竭，人類的生存條件也將蕩然無存。所以，現在人與自然和諧的主題應當是建立一套科學的政府官員的績效考核指標，以在保持生態(tài)和環(huán)境不受破壞的條件下提高物質財富的質量和數量。只有官員的績效考核制度和諧了，整個公共管理制度做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才會有一個良好的基礎。

二是公共管理制度要體現政治與人的和諧。公共管理制度的本意應不具有政治性。但是，由于任何國家的公共管理制度都是具有政治傾向的人所制定的，所以，它就不可避免地與政治聯系在一起了。正因為如此，公共管理制度很可能被少數政治集團或人物利用而變成一種政治統(tǒng)治工具。在我國，由于公共管理制度的建立嚴重地滯后于社會發(fā)展的進程，履行社會公共職能的政府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這就使政治不可避免地滲透到了公共管理制度之中。為了不至于使政治影響公共制度的公正性，我們有必要強調政治與人的和諧，使?jié)B融于公共制度中的政治能更好地體現人的意志和權利，真正使社會主義的公共管理制度符合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利益。

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留守兒童 社會工作 學校社會工作

留守兒童是指那些父母雙方或一方長期在外地務工、留守在戶籍所在的農村家鄉(xiāng)的兒童,他們是我國社會轉型期社會快速流動催生出的一個新群體。這些兒童在身心發(fā)展和社會化的關鍵時期缺少父母的關愛和教導,容易遭受各種問題的困擾,在發(fā)展中處于一種弱勢地位,需要國家和社會給予特別的關注。留守兒童的構成主體是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齡兒童,2008年2月召開的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調查報告會上提到,處于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約為3000多萬。這些留守兒童特別需要來自學校和教育工作者的積極關愛和科學指導。

一、留守兒童的教育服務需求與學校的回應

留守兒童非正?；募彝キh(huán)境使他們的學習、身心健康和社會化容易遭受到各種障礙的困擾。研究發(fā)現留守兒童在學習方面的困擾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①委托監(jiān)護人對留守兒童難以進行有效的教育和引導;②留守兒童健康的課余生活難以得到保障;③學校和家庭之間缺乏理解和配合;④少數留守兒童出現了學習成績下降;⑤父母文化素質較高的留守兒童失去學習輔導機會;⑥相當數量的留守兒童由于失去很好的監(jiān)督,其學習態(tài)度逐漸散漫、不端正,部分出現了遲到、逃課、不交作業(yè)等不良現象。留守兒童與非留守兒童之間的最大差異主要體現在精神方面,和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普遍感覺失落和孤單,同時也感覺缺少關愛[2];孤獨感、委屈難過和敏感自卑是留守兒童的“代表性”情緒體驗,憂慮情緒主要體現在初中留守兒童中[3]。在社會化方面,一項對留守兒童社會化的實證研究[4]表明,“留守”經歷在個別社會化指標上給兒童帶來較大影響: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欠缺與同輩群體和親戚間的交往;家庭結構觀念松散,親子關系淡化;孤獨感較強;缺乏合群性,初中階段的留守兒童尤其如此。另一項關于初中留守兒童問題行為的研究[5]表明:留守兒童的違法和違紀行為高于非留守兒童,初中留守男生均比留守女生存在更多的危害健康的行為。要克服這些障礙健康發(fā)展,留守兒童需要特別的教育和社會化服務。

家庭和學校是兒童接受教育進行社會化的兩個最重要的機構,父母是自然的社會化執(zhí)行者,教育工作者是專業(yè)的社會化執(zhí)行者。父母的外出削弱了留守兒童家庭的社會化功能,造成留守兒童發(fā)展服務的缺失。削弱的功能和缺失的服務被父母期望、社會期望由學校和教育工作者來彌補。許多學校通過積極探索,采取了建立留守兒童檔案、提供寄宿服務、選派教師作留守兒童的家長等方式回應留守兒童的服務需求。但是,這些方式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時,也存在著許多困難和問題:①留守兒童主要分布在經濟落后的農村地區(qū),由于經濟條件的限制,這些地區(qū)本來就存在著教育經費緊張、教育水平落后、師資力量缺乏等障礙,沒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建立詳細的留守兒童檔案并對變動情況做及時的補充和修改;家長精力有限又缺乏解決兒童身心發(fā)展問題的知識技巧,無法提供足額的寄宿服務,即便已建立的寄宿學校也因為管理薄弱、資源有限、監(jiān)護范圍和監(jiān)護質量達不到要求。②現有方式只能滿足留守兒童基本的生活需求,不能有效地促進他們的發(fā)展。③現有方式忽略了留守兒童的自身力量和可能擁有的多種社會支持。現有的服務方式存在的問題制約了對留守兒童服務需求的滿足。為進一步保護、促進留守兒童的健康發(fā)展,學校和教育工作者需要開拓思路、跟隨社會發(fā)展的節(jié)拍引入專業(yè)方法為留守兒童提供指導和服務。學校社會工作正是可以用來指導農村中小學的留守兒童工作的專業(yè)制度和方法。

二、學校社會工作的內涵、方法以及在我國的試點和推行

學校社會工作是20世紀初期在美國、英國、德國幾乎同時發(fā)展起來的一項“結合教育和福利兩種制度的社會事業(yè)”[6],是現代社會工作發(fā)展較早的一個分支和重要領域。學校社會工作即是把社會工作的助人原則、方法與技術運用到學校環(huán)境中,促成學校、家庭和社區(qū)之間的協(xié)調合作,協(xié)助學校形成“教”與“學”的良好環(huán)境,引導學生尋求個別化和生活化的教育,建立社會化人格,習得適應現在與未來生活的能力。學校社會工作追求實現以下四個方面的崇高目標:(1)實現社會福利。學校社會工作為學習和生活適應失調的學生提供服務,協(xié)助他們處理困難和解決問題,幫助他們學會如何預防問題的出現和發(fā)展自己的潛能;(2)保證實現教育機會均等和普及義務教育。學校社會工作為因經濟、社會、心理等因素不能參與或不能充分運用教育機會的學生提供生活與學習的撫助和保障,使他們得以利用應受教育的機會,掌握知識本領,發(fā)揮潛能;(3)促進家庭、學校和社區(qū)的協(xié)調,以配合學校的需要和增強教育功能。家庭、學校和社區(qū)是影響學生的心理、行為和學習成績的三大因素,也是促進學生形成社會化人格的三大力量,協(xié)調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學校社會工作者的專業(yè)服務和職責所在;(4)學校社會工作的最終目標是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等的全面發(fā)展。[7]P316

在發(fā)展的早期階段,學校社會工作主要運用個案方法的傳統(tǒng)工作模式和團體方法的學校變遷式工作模式,從事治療性的服務工作,參與學校家長會及社區(qū)活動,并負有就學校不良環(huán)境提出建議和反映的責任。1960年以后,學校社會工作的方法和目標都發(fā)生了明顯轉變,形成社區(qū)學校式工作模式,學校社會工作開始扮演預防與矯治的角色,參與學校政策的制定,維護學生應有的權利。同時,學校社會工作者把社區(qū)活動納入自己的工作范圍,把教育、衛(wèi)生、福利的結合看成為學校社會工作的趨勢和理想。[7]P316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和發(fā)展,在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學校社會工作已成為學生輔導和服務系統(tǒng)的重要組成部分,學校社會工作者與心理輔導人員以及其他服務人員一起為學生提供全面、優(yōu)質的教育服務。

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全面深入,兒童青少年的社會、家庭生活環(huán)境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他們在成長過程中遭遇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這給學校的學生管理工作面提出了嚴峻考驗。為勝出這場考驗,“在中小學中積極開展專業(yè)化的學校社會工作不僅十分必要,而且勢在必行”。[6]為回應現實的需求,提高教育的現代化水平,本世紀初學校社會工作在我國大陸地區(qū)得到積極的倡導和試點推行。2002年5月,由上海浦東新區(qū)社會發(fā)展局牽頭,在浦東38所學校開始試行學校社會工作,按照香港模式,推行“一校一社工”制度,拉開了大陸地區(qū)發(fā)展專業(yè)學校社會工作的序幕。作為一個新生事物,試點工作經過了學校確認、專業(yè)服務培訓、資金和設施保障、政府監(jiān)管部門成立等環(huán)節(jié),標志著學校社會工作作為一項制度正式介入學校體系。[8]P39隨后,深圳、福州、濟南等地區(qū)也學習上海經驗開始推行學校社會工作的試點工作。

三、推行學校社會工作強化留守兒童教育管理和服務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的相關決定使社會工作步入快速發(fā)展期,在學校社會工作領域,越來越多的城市和地區(qū)加入以試點方式在中小學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的行列。這些試點工作大多借鑒港臺地區(qū)經驗,又結合本地實際,發(fā)展了多種學校社會工作的介入模式。試點工作不僅為學校社會工作的普遍推廣積累了豐富經驗,更為重要的是,試點展示了學校社會工作的強大功能和重要意義,突顯了廣泛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的必要性。但是,目前學校社會工作的試點均是安排在城市的中小學,這與社會工作的起源于城市的、成熟于城市的發(fā)展傳統(tǒng)相一致,也與我國的資源分配方式相關――無論是在經濟資源還是在社會資源的分配中,農村均弱于城市,幾十年的城市優(yōu)先發(fā)展模式已使城鄉(xiāng)差距擴大到危害整個社會的協(xié)調發(fā)展的程度。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改變顧此失彼的發(fā)展模式,要彌合農村被拉下的差距、解決農村發(fā)展的障礙,盡快形成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農村經濟和社會協(xié)調發(fā)展的格局,在政策和資源方面向農村、農村社會發(fā)展合理傾斜成為必要的舉措。

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政策和資源對農村的一個合理傾斜就是,政府應大力推動在農村中小學試點和推廣學校社會工作,發(fā)展學校社會工作制度。運用學校社會工作的傳統(tǒng)模式以個案工作方法為有特殊困難的留守兒童及其家長提供服務和咨詢,減少或避免義務教育階段的輟學現象;運用學校變遷式的學校社會工作模式為留守兒童提供生活、學業(yè)和職業(yè)輔導;采用團體工作方法打破留守兒童自我封閉的防線,培養(yǎng)他們互助合作的精神和方法技巧;運用社區(qū)學校式的學校社會工作模式,強化學校與家長的聯系、學校與社區(qū)的溝通,啟發(fā)、培養(yǎng)留守兒童的服務精神,鼓勵他們參與社區(qū)建設、改善教育和生活環(huán)境,通過服務他人、服務社區(qū)促進自我訓練,實現自我成長。從發(fā)展的角度看,抓住解決留守兒童問題的契機在農村中小學開展學校社會工作,終將惠及整個農村教育,提升全體農村兒童的福利、提高農村社區(qū)的生活質量。

參考文獻:

[1]龔成彬:從“全國打工第一鎮(zhèn)”看“留守學生”教育[J].中小學管理,2005(9):38-39;葉敬忠等:父母外出務工對農村留守兒童學習的影響[J].農村經濟,2006(7):119-123.

[2]葉敬忠等:父母外出務工對留守兒童情感生活的影響[J].農業(yè)經濟問題,2006(4):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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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肖富群:留守兒童社會化狀況的實證研究[J].廣西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5):49-55.

[5]劉霞,范興華,申繼亮:初中留守兒童社會支持與問題行為的關系[J].心理發(fā)展與教育,2007(3):98-102.

[6]文軍:學校社會工作論略[J].社會,2003(1):27-29.

社會治理制度化范文第5篇

關鍵詞：現代化管理；韓非子制度化；智慧

當前，制度化管理作為一種行之有效、放之四海皆準的管理模式，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經濟等各個領域的管理中。隨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積極引進學習西方的制度化管理內容，造成很多個領域出現生搬硬套的情況，在沒有較高程度本土化的前提下，制度化管理在我國的實踐中出現了不少問題。所以本文力圖通過韓非子制度化管理智慧的分析，為我國制度化管理的應用提供一定建議，并最終促進中國式管理的進步發(fā)展。

一、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制度常變關系的分析

在我國制度化管理中應用中，經常發(fā)生制度不符合實際情況而越來越僵化問題，并造成管理效果的降低，更影響了制度化管理的穩(wěn)定性。尤其是一些部門在應用制度化管理的過程中，朝令夕改，隨意更改制度，導致制度經常發(fā)生變化，導致內部人員無所依從，進而造成了內部管理的混亂。結合韓非子有關制度化管理的思想來看，所謂“凡法令更則利害易，利害易則民誤變，務變之謂變業(yè)。治大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管理制度必須明確穩(wěn)定，而且切實可行，制度一旦頒布，除非特殊情況必須堅定不移的落實，只有保證制度的權威性，制度化管理才能穩(wěn)定內部的秩序。但是另一方面，制度也需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的調整改變，只有不斷革故鼎新，與時俱進，制度化管理才能與實踐和時代相符合，發(fā)揮最大的應用價值。綜上而言，管理制度中的常變關系是對立而又統(tǒng)一關系，制度化管理的變與不變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fā)，正如韓非子在《有度》中所言，“法與時專則治”、“法與時宜則有功”，因此韓非子對于制度化中常變關系有著深刻的認識，其論證體現著哲學辯證的智慧。

二、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管理和人性關系的分析

在制度化管理中，處理好管理和人性之間的關系，是當前社會提倡人性化管理的必然要求。結合韓非子有關制度化管理的思想，“人皆挾自為之心”、“人與人間皆是利害關系”等內容體現了人性的本質，也就是人都是趨利避害，或者說人都是利己為先的。所以在除了管理和人性的關系中，不僅要“因循而不當化”，使制度化管理順應人性，不和人性相沖突。而且制度化管理要通過具體可行的獎懲制度來引導人性，但是在獎懲制度上，韓非子有著重罰的思想，這也與當時各國爭霸的狀況有關。但是在我國現代化的管理制度中，不應當全盤接受韓非子的重罰思想，應當在制度化管理中貫徹賞罰分明的理念，尤其是通過激勵機制來提升內部人員的積極性，進而提高制度化管理的應用效果。

三、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組織控制管理的分析

在韓非子制度換管理中，術治系統(tǒng)雖然原先是君主統(tǒng)治群臣的方法和手段，比如《難三》中所言“術者，藏之于胸中，于偶眾端，而潛御群臣也”，但是在我國現代制度化管理中，批判接受韓非子的術治理念，尤其是吸取術治理念中豐富的管理學智慧，并結合實踐加以利用，也會對我國的制度化管理中組織控制管理有所裨益。此外，韓非子術治也有注重通過實踐來考核官吏的理念，比如“相馬不如賽馬”、“因任而受官”等思想理念，將這些韓非子的術治理念運用組織管理中，有助于組織內部注重實際能力的考核，并控制組織內部成員的言行舉止，比如《說疑》中“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所以韓非子的術治部分也體現出了高超的管理智慧。因此在組織控制管理中，可以應用韓非子術治制度中強化管理者管理能力的方法，以此達到強化組織控制、增強組織凝聚力的目的。而且韓非子主張術治系統(tǒng)要和刑德賞罰理念結合運用，這說明其相對于近代西方管理學思想，很早就認識到激勵手段在組織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勢治系統(tǒng)的分析

在韓非子思想，術與勢是緊密聯系的，其中勢主要包括威勢、位勢和權勢。在我國現代化制度化管理中，管理中要想提升自身的影響力必須完整結合威勢、位勢和權勢這三勢。具體而言，權勢和位勢是管理者權力的表現，而威勢則是指管理者的威望和威信，也就是管理者的非權力性影響力。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管理者不僅要增強位勢和權勢，還要積極發(fā)揮自己的威勢。因為管理者如果只具有權勢和位勢，而沒有與之相適應的威望和威信，必定不能是內部管理人員信服，即便攝于管理者的權力而服從，也只是口服心不服，這會導致管理者不能實現有效管理的目的。因此管理必須注重樹立自己的威信、威望，做到公正無私、賞罰分明、用人為賢，使自身的權力性影響力和非權力性影響力緊密結合，從而為成為一個成功管理者奠定基礎。

五、韓非子制度化管理智慧的應用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看出韓非子管理思想對我國制度化管理建設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以商場管理為例，為了提高制度化管理的應用水平和效果。管理者首先要處理好制度化管理中的常變關系，使商場管理制度符合實際需要，比如商場旺季和淡季的管理制度要有所變化，旺季的商場管理要以穩(wěn)定秩序為重；然后，商場管理制度要正確處理管理與人性的關系，通過健全完善的獎罰制度，一方面防止內部員工出現違規(guī)行為，另一方面激勵員工提供優(yōu)質的服務，并且達到更高的銷售指標，促使商場效益和員工效益共同提高；此外商場管理者要積極利用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的術治和勢治，吸取其中的精華，通過對內部員工言行必要的控制，來達到增強組織控制的效果，并且商場管理者要做到公正無私、賞罰分明、用人為賢，使自身的權力性影響力和非權力性影響力緊密結合，實現商場的有效管理。

總而言之，韓非子制度化管理中蘊含著博大精深的中華智慧。將韓非子思想積極應用到現代管理中，可以消除西方制度化管理與本土實踐不符合的問題，并且辯證實現中西方制度化管理思想的融合，促進中國式管理的進步發(fā)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