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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鄉(xiāng)的詩歌范文第1篇

后人之所以能讀懂千百年前的古詩，是因為人類的情感能千載相承，是因為古典詩歌的特性，即情感的普世性、意象的俗成性、內(nèi)容的整體性。

一、詩歌情感的普世性

蔣述卓說：“古典詩詞之所以為那么多人所喜愛，就因為它實實在在地體現(xiàn)出了古人的生命感，并且能夠歷經(jīng)千古一直流傳到今，讓我們讀來還能感受到一種生命激情，似乎覺得唐人、宋人離我們并不遙遠，這就是因為古人與我們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這是文化血脈上的一脈相承，是在生命感受上的相通?！保ā吨袊诺湓娫~的生命精神與哲學智慧》）王羲之則感慨：“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蘭亭集序》）兩位大家所說“若合一契”的“生命”是什么呢？四句杜詩可作注解，“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詠懷古跡?搖落深知宋玉悲》）。是情感，情感的普世性使它能穿越千秋，也包括理想、意志、愿望、情趣等，那流淌文字間的情感是詩歌涌動的生命，或因其情感歷程的似曾相識而感動人，或因詩人的悲憫情懷而感動人。

情感的普世性體現(xiàn)為時代特征，如盛唐氣象、建安風骨。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論述：“《古詩十九首》以及風格與之極為接近的蘇李詩，無論從形式到內(nèi)容，都開一代先聲。它們在對日常時世、人事、節(jié)候、名利、享樂等等詠嘆中，直抒胸臆，深發(fā)感喟。在這種感嘆抒發(fā)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它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diào)：‘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萬歲更相送，毛賢莫能度’；‘出郭門直視，但見丘與墳’……這些‘古詩’中，卻有多少個字用于這種人生無常的慨嘆！如改說一字千斤，那么這里就有幾萬斤的沉重吧。它們與友情、離別、相思、懷鄉(xiāng)、行役、命運、勸慰、愿望、勉勵……結合揉雜在一起，使這種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歡樂少有、悲傷長多的感喟，愈顯其沉郁和悲涼……”

二、詩歌意象的俗成性

詩的意象是詩的情感符號，是詩的密碼，是人把情感用物象含蓄呈現(xiàn)的一種方式，彰顯中國古典詩歌的魅力?！瓣P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辈晃ㄆ湫蜗笊鷦樱翘N藉，顯中國風。葉嘉瑩認為，意象的產(chǎn)生跟詩歌賦比興的創(chuàng)作方法有關，情感與意象的關系是心與物的關系，由心到物是“比”，由物到心是“興”。

意象特征：①文學作品賦予的內(nèi)涵。作品中的某個物象很形象地傳達了作者所寄托的情感（或理想，或志趣），并被后人認可，該物象所代表的意義被固定下來。如楊柳，便源于《詩經(jīng)?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因“柳”與“留”諧音，于是成了惜別之情的意象。如魚腸雁足，因“尺素在魚腸，寸心憑雁足”（南朝梁王僧孺《搗衣》）而成為書信的意象。如“東籬”意象給人的是超塵脫俗之感，是因詩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陶淵明《飲酒》）。②故事或傳說。如杜鵑，源于古代神話中周朝末年蜀地的君主望帝的故事，還有“投筆”、“長城”等。③詩人據(jù)物象的物理特征與生活、情感的相似性，來類比或比喻自己的情感，當它成為詩歌語言，就被人們接受。如“月”有朗照天下和陰晴圓缺特點，漂泊者借此寄托思鄉(xiāng)情懷，月就有了望月思鄉(xiāng)懷人之情；月色清涼，失意文人借以渲染凄涼氣氛，烘托悲苦之情。如“清秋”成為感傷意象，是因為“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的物候特征。如候鳥“大雁”因每年隨季節(jié)遷徙活動而成為“思鄉(xiāng)懷人”意象；又因群體活動特征，孤飛的大雁便成為“孤獨”意象。如“蓮”因“出淤泥而不染”特征成了高潔的意象。

這些人們熟知的意象，其內(nèi)涵有了俗成性，人們就可以據(jù)此解讀詩歌。意象不僅具有個體性，還具有相同性，如沙漠、古道、落日、寒風、冷雨、梧桐、杜鵑、芭蕉等表達凄愴、孤獨、惆悵，松、竹、菊、冰雪等表達忠貞與高尚。

三、詩歌內(nèi)容的整體性

詩歌從題目到內(nèi)容是一個整體，圍繞情感主題，不能因表現(xiàn)手法與寫作角度而斷章取義。厲鶚《曉至湖上》的情感只能是向往自由不得的惆悵，而來到幽靜的自然正是在現(xiàn)實中向往自由不得的表現(xiàn)。葉紹翁《夜書所見》的“思鄉(xiāng)念親、懷想故園；客居他鄉(xiāng)、歸無定所的孤寂落寞之感”不過是羈旅愁思細說。王維《山居秋暝》是表達詩人高潔的情懷及對理想境界的追求，頷聯(lián)頸聯(lián)以融情入景表達，尾聯(lián)則化用詩句表達，殊途同歸。

古典詩歌殊的語言現(xiàn)象也可能造成斷章取義，中國文學注重的情感邏輯、意象使用、篇幅限制，是古典詩歌特殊的語言現(xiàn)象的成因，如句子成分省略和倒裝，名詞性詞組組成句子等。詩句中省略主語、謂語、賓語、助詞是常見的現(xiàn)象，如“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馬致遠《天凈沙?秋思》），同時又是典型的由名詞性詞組組成句子。倒裝，如“野哭千家聞戰(zhàn)伐，夷歌數(shù)處起漁樵”（杜甫《閣夜》），應為“千家聞戰(zhàn)伐野哭，數(shù)處漁樵起夷歌”。

思鄉(xiāng)的詩歌范文第2篇

關鍵詞：審美教育;詩歌意象;景物;事物;人物

中圖分類號：G633.3 文獻標志碼：B 文章編號：1008-3561（2015）23-0032-02

詩歌的形象，也叫意象，是寄寓了作者主觀情感的客觀物象。它可以是大自然中的某一自然景象，可以是詩人在詩中塑造的主人公形象，（當這個主人公就是詩人自己的時候，詩人自身就成了詩中的形象），還可以是現(xiàn)實生活中某一具體的事物。這些客觀物象經(jīng)過藝術加工，具有了詩人自己的思想情感，便成了意象。美育，即審美教育，可以美化人們的心靈、行為、語言、體態(tài)，提高人們的道德與智慧?！镀胀ǜ咧姓Z文課程標準》中提出：“語言具有重要的審美教育功能，高中語言課程應關注學生情感的發(fā)展，讓學生受到美的熏陶，培養(yǎng)自覺的審美意識和高尚的審美情趣，培養(yǎng)審美感知和審美創(chuàng)造的能力。”那么如何借助詩歌形象達到審美教育的目的呢？

一、認識詩歌景物美

優(yōu)秀的古典詩歌中描繪了千姿百態(tài)的自然美景。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表現(xiàn)的是大自然的雄渾壯美。杜甫《絕句》中“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展示的是草堂周圍明媚秀麗的春天景象。常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但余鐘磬音”，（《題破山寺后禪院》）描繪的是靜之極致的古寺風景，是自然景物的幽靜之美。除此之外，古詩中亦有懸崖峭壁、參天古木、雷鳴電閃、瀑布飛流之類奇?zhèn)ルU峻驚心動魄之美。李白《蜀道難》中描繪蜀道“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Y，f崖轉(zhuǎn)石萬壑雷”，讓人享受了一番大自然的陽剛之美。

這一幅幅用詩的語言組建的自然風景畫，寫盡了祖國大好河山秀麗的田園風光，幽靜的山中景致，驚險的山谷風情。自然造化的千姿百態(tài)，天地萬物的鬼斧神工，讓學生在細細咀嚼這些具體的景物意象時，心領神會，讓他們感受自然美的無限魅力的同時，產(chǎn)生民族自豪感，激發(fā)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感。

古代杰出的詩人們在描繪這些看似簡單的自然景物時都融進自己的主觀情感，創(chuàng)造出“意與境諧”、渾然一體的藝術境界，使詩中之景成為“情中之景”，更能給讀者以情感上的共鳴。如孟郊《登科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一句，如此走馬觀花平淡不過的事，被作者一個“疾”一個“盡”，寫得那么神采飛揚，那么喜不自勝。座下的馬兒似乎感受到了主人志得意滿的心情，也高興地撒開四蹄，帶著主人疾馳在長安大街上，似乎要把內(nèi)心的喜悅盡數(shù)展現(xiàn)在奔馳的身姿上。那沐浴在春光中的長安花，也迎著春風展開笑顏，對著躊躇滿志的詩人表示祝賀。平凡的街道一景，因為詩人內(nèi)心的無限美好，而多了一份人的智慧和情趣，平凡的本身增添了生命的靈動之美。

著名美學家別林斯基說：“無論在哪一種情況下，美都是從靈魂深處發(fā)出的。因為大自然的景象是不可能絕對的美，這美隱藏在創(chuàng)造或者觀察它們的那個人的靈魂里?！睂W生在鑒賞這幾句千古傳誦的名句時，深入認識了生活的美，更重要的是領悟到了發(fā)現(xiàn)美和欣賞美的方法，感受到了精神美、情感美的重要性。無形中教會了學生用美的心態(tài)面對生活中的一草一花，用美的眼光看待世間萬物，長此以往，人人都將有著美好心靈，有著美好情操，有著積極樂觀的生活態(tài)度。這些偉大的詩人們，用他們的生花妙筆釋放著大自然巨大的感染力量，給我們以多方面的心靈愉悅，讓我們品嘗到以文字和情感烹調(diào)的美不勝收的精神饕餮大餐，沉醉于感人的藝術境界之中。

二、品析詩歌人物美

古典詩歌中也塑造了各具情態(tài)，豐富多彩的人物形象?！鞍材艽菝颊垩聶噘F，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有李白的傲視權貴，豪放灑脫的形象;“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有杜甫的胸懷天下、憂國憂民的形象;“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有陶淵明的寄情山水，鐘情田園的形象;“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行人”（《邯鄲冬至夜思家》）有白居易的漂泊在外，思鄉(xiāng)愁苦的形象;“黃沙百戰(zhàn)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從軍行》）有王昌齡的矢志報國、慷慨憤世的形象;“執(zhí)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雨霖鈴》）有柳永的離別相送，愛恨情長的形象?！肮轮鬯蝮椅?，獨釣寒江雪”（《江雪》）有柳宗元的孤傲高潔、獨守節(jié)操的形象。

正是這一個個或喜或怒，或哀或樂，或執(zhí)著，或灑脫的藝術形象，因作者的生花妙筆而活生生地站立在我們眼前，讓我們?nèi)ビ|摸，去感受，我們才最終領悟了那些跳動的心脈里涌蕩著的思想、情感、處世的觀念以及人生的價值。如岳飛的《滿江紅》，“怒發(fā)沖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蔽覀兎置骺匆娨粋€馳騁疆場的將軍，面對殘缺的半壁江山，內(nèi)心的無比憤怒。憑欄眺望，將軍仰天長嘯，發(fā)出“還我河山”的豪壯誓言。國家受辱，百姓遭災，激起詩人滿腔義憤，勾起詩人揪心之痛，更讓詩人擔起收復失地，統(tǒng)一河山之大任。

學生若能讀到詩歌中這些東西，對于增強他們的社會責任感，使其勇于承擔建設祖國的大任，更加珍惜美好現(xiàn)實，積極樂觀，追求崇高理想無疑是一個很有力的幫助。同時，也教育了學生要關注社會、關注時代、關注人類。古代詩詞中的人物形象包含著許多健康的思想情操，我們只要充分挖掘，合理利用，就可以對學生潛移默化，培養(yǎng)學生健康的思想，使他們的人生向健康的軌道發(fā)展。

三、感悟詩歌事物美

古詩中的事物形象，通常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形象或是具有特定含義的形象。詠物詩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寄托在某一具體事物上，以物喻人，言在此而意在彼。如代表思鄉(xiāng)思人的月亮;寓意離愁別恨的芳草、芭蕉;象征高潔人格的梅花;抒發(fā)惜別不舍的楊柳;代表高潔、清高的蟬;代表書信、音訊的鴻雁;寓意悲苦之事，表哀怨、凄惻、思歸或冤魂悲鳴的子規(guī);表示戍邊思歸的羌笛、胡笳等等。

在中國古代詩文中，很多作者用“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方法，不正面說出自己的本意，而將上述物象放入詩歌文本進行細致描寫，營造出審美物境，表達自己的情懷，使得詩文表現(xiàn)出含蓄蘊藉的美。如林和靖的《山園小梅》，“眾芳搖落獨暄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梅，傲雪迎霜，盛放于百花凋謝的數(shù)九寒冬，在了無生機的冰天雪地中。梅，以她獨特的氣質(zhì)、堅定的意志，顯示著她的瀟灑，她的孤高，向世人證明她的生命價值。這不是林和靖先生的真實寫照嗎？他不慕名利，不求顯貴，惟愿縱鶴放飛，與梅相狎。他滿腹才華，卻性喜恬淡，歸隱林間。一字不著己，卻句句寫己之風流，所謂“意不淺露，語不窮盡，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說的就是這樣的詩歌。這樣的詩歌有一種“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的含蓄美。再如駱賓王的《在獄詠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毕s餐風飲露，與世無爭。在古代文人眼里，它是高潔的象征。作者在獄中聽到樹上的蟬聲，以蟬喻己，表明自身之高潔，抒發(fā)含冤莫辯的深痛悲哀。這正如王國維所說：“意境中的含蓄，使人感到‘言有盡而意無窮’，‘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若言盡意窮，讀者便不會再有任何聯(lián)想的興趣和思考的余地，這樣的詩歌必定嚼之無味，棄之也不可惜。我們的學生在欣賞此類詩歌時，若能領悟詩歌言外之意，意中之美，必將有助于喚醒欣賞者的審美想象，提高藝術審美鑒賞能力。

四、結束語

中國古典詩歌確實是當之無愧的世間真、善、美的載體，高中素質(zhì)教育中的審美教育若能利用好中國古代優(yōu)秀的詩歌作品，必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讓我們在詩歌藝術的海洋中期待新一代莘莘學子真誠、善良、完美人格的形成，期待那一輪旭日東升時他們的起航。

參考文獻：

[1]張紅梅.談古詩詞中的美育[J].現(xiàn)代閱讀，2011（06）.

思鄉(xiāng)的詩歌范文第3篇

關鍵詞：出版史；研究視角；書史理論

一、領域的拓展

近兩年出版史研究最引人注目的趨勢，應該說是研究領域的拓展與研究內(nèi)容的細化。

首先是研究時段上的拓展。我國的出版史研究中，印刷革命興起的晚清和民國時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重中之重。近兩年的研究也不例外，《民國出版史》、《民國出版的特點探析》等為代表的專著和論文，占據(jù)著出版史研究的主要份額。對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張元濟等出版機構和出版人物的研究云蒸霞蔚，反映著民國出版史研究的盛況。但近兩年的變化是民國之外其他時段的出版史也得到了集中的研究。

一是晚明時期。作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晚明的圖書業(yè)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fā)展。對此，張獻忠的《明中后期書商的市場意識和競爭策略》、許軍的《明末紙價急降與大眾圖書市場的繁榮》、陳清慧的《明代藩府刻書研究》、章宏偉的《明代杭州私人刻書機構的新考察》和《十六——十九世紀中國出版研究》、潘星星的《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羅志的《明清政治文化與內(nèi)府刻書》等從圖書市場、出版機構、出版物等方面對晚明圖書業(yè)進行了審視。

另一個時段是宋代。宋代是中國出版史上的關節(jié)點之一，不但出現(xiàn)了活字印刷的革新技術，而且宋代市民文化蓬勃興起，為私刻的興起準備了經(jīng)濟和讀者基礎。對此，楊玲的《宋代出版文化》、周寶榮的《走向大眾：宋代的出版轉(zhuǎn)型》、郭冰麗的《宋代私家刻書之貢獻》等，立足于宋代的出版市場進行發(fā)言，重點探討了出版業(yè)興盛之后，以儒家經(jīng)典和歷書為核心的出版物，如何重建了新型的思想世界和都市文化秩序。繁盛的出版業(yè)同時催生了當時先進的出版制度，袁的《圖書版權保護始于宋代》和楊春密的《宋代版權保護及其社會功能研究》，探討了人文性凸顯和制度性缺失的宋代版權保護；方寶璋、高月梅的《論宋代的出版管制》，則從另一側(cè)面考察了宋代出版制度的局限一面。宋代開始，官刻大型圖書興盛，以《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冊府元龜》為代表，系統(tǒng)整理了傳統(tǒng)文化。蘇勇強、陳久恩的《北宋經(jīng)書子籍刊刻與“典籍中心主義”》、王建華的《唐宋時期道教典籍出版史研究》，張立園的《中國古代養(yǎng)生典籍出版史研究——以宋元養(yǎng)生典籍出版為中心》等，都從具體的典籍出版案例入手，探視了典籍的大量印刷傳播與宋代文化形成之間的關系。

其次是出版地域上的拓展。出版的繁盛，歷來與經(jīng)濟、文化中心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因此出版史的研究地域也多集中于這些地方。譬如宋代的開封、杭州、蘇州、南京，明代的杭州、建陽、眉山，近代的上海和北京等地。近兩年的研究中，一些非中心區(qū)域也獲得了不少關注。譬如山東地區(qū)的出版，近兩年就有唐桂艷的《清代山東刻書史（一）》、任利榮的《清代山東坊刻舉業(yè)書研究》、楊軼男的《清代運河城市聊城的坊刻出版業(yè)》和《市民文化視閾中的清代山東運河城市民間坊刻：以聊城書莊為中心的考察》、李紅霞的《膠東書業(yè)與民國時期的濟南出版業(yè)》等文章。作為一個在出版史上并未占據(jù)核心地位的出版區(qū)域，能得到如此關注，此前是不多見的。其他地域，尤其是一些非經(jīng)濟發(fā)達區(qū)域也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關于四川的張忠《民國時期成都出版業(yè)研究》，關于山西的張?zhí)K梅的《民國時期閻錫山統(tǒng)治區(qū)的山西圖書出版研究》、崔波的《1949年前山西境內(nèi)新華書店的出版事業(yè)綜述》，關于甘肅的白玉岱的《甘肅出版史略》、張晟國的《陜甘寧邊區(qū)圖書出版事業(yè)研究》，關于藏區(qū)的白冰、孫洋洋的《康巴藏族地區(qū)民族出版研究》，關于內(nèi)蒙古的胡紅梅的《民國時期呼和浩特蒙文編輯出版活動之概述》、哈順通拉嘎的《“東蒙書局”之研究》等等。這些研究雖然只是地方出版史研究的吉光片羽，卻反映出當前的出版史研究由中心地域向全方位區(qū)域的一個轉(zhuǎn)換。

二、視角的轉(zhuǎn)變

中國的出版史研究，經(jīng)歷過幾次大的研究視角的轉(zhuǎn)變。早期的研究，注重于史料的收集。從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孫毓修的《中國雕板源流考》到張秀民《中國印刷術的發(fā)明及其影響》、張靜廬《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史料》，都延續(xù)著史料傳統(tǒng)。直到當下，史料傳統(tǒng)依然有著巨大影響。20世紀90年代之后，宋應離先生主編的《中國當代出版史料》、宋原放先生主編的《中國出版史料》、袁亮先生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等，僅從書名就可看出編者的研究取向。這種研究模式是最為吃力的，也最見功夫和價值。

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把出版物視為影響社會變革的文化元素來進行探視的研究視角逐漸興起。這一研究視角拋棄了在文本內(nèi)容或者出版機構內(nèi)部進行史料考辨的研究路數(shù)，把探究的重點放在了出版物和出版機構與某種文化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上來。這些研究者大都來自于文史學界，他們從文學史、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切入，使中國出版業(yè)的歷史意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呈現(xiàn)。近年來，隨著媒介環(huán)境學派的思想在國內(nèi)影響越來越大，加之文化研究思潮、哈貝馬斯“公共空間理論”、布迪厄的“文學場”理論等西方學說成為熱潮，走這種文化研究思路的人越來越多。以近兩年的研究來看，周其厚的《中華書局與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張世海的《論商務印書館與中國出版文化》、肖超的《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與地理學共同體的形成》、肖朗等人的《民國教育界與出版界的互動及其影響——以王云五的人際交游為考察中心》、王建輝的《教育與出版——陸費逵研究》、高奮的《前國內(nèi)重要翻譯機構的出版活動與西學的傳播》、馮保善的《明清江南出版業(yè)與明清話本小說的興衰》、劉天振的《明清江南城市商業(yè)出版與文化傳播》、代曉冬的《“民族鏡像”的認同之舞：試論〈新青年〉的出版史意義》、喻永慶的《〈中華教育界〉與民國時期教育改革》、張霞的《出版與近代文學現(xiàn)代化的發(fā)生》、博玫的《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理念與知識分子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的內(nèi)在關系》等一大批成果，都采用了一種文化研究的視角。換句話說，在近兩年的研究成果中，某某書局、某某人物與某某文化現(xiàn)象的關系”這樣的題目，已經(jīng)成為出版史研究一個不勝枚舉的研究現(xiàn)象。

史料研究和文化研究兩大思路，構成了出版史研究的主線，至少在近十年內(nèi)，出版史的主要成果是可以劃分在這兩大門類之下的。但近年來，隨著出版學科的日漸成熟，出版史研究的另一視角——“出版”研究，開始成為學界逐漸考慮的一個問題。1982年，羅伯特·達恩頓發(fā)表開創(chuàng)性的論文《什么是書史》，從出版學意義上，為書史的研究畫了一個循環(huán)的圓圈。圓圈從作者開始，經(jīng)過編者—印刷商—運輸商—書商—讀者等多個環(huán)節(jié)，構成了圖書出版的全過程。因此，“出版”意義上的出版史研究，似乎更應該從以上的幾個關節(jié)點入手進行考察，而不僅僅是出版內(nèi)容的審視。在這種思路之下，近年來的研究開始了一些新的嘗試。2011年10月，趙健的《范式革命：中國現(xiàn)代書籍設計的發(fā)端（1862—1937）》從書籍裝幀的角度，考察了中國書籍設計的現(xiàn)代性如何發(fā)端這一問題。其采用了托馬斯·庫恩的范式理論作為研究視角，在線裝書到洋裝書這一圖書形制的轉(zhuǎn)變之外，又探討了平裝書具有的現(xiàn)代化表征、版面結構與閱讀習慣的革命等版本之外的問題，從而具有了現(xiàn)代出版學的特征。此外，近兩年體現(xiàn)出版史研究中“出版”特征的，還有出版流通和出版制度的研究。出版流通方面，杜金的《明清民間商業(yè)運作下的“官箴書”傳播——以坊刻與書肆為視角》和《清代高層官員推動下的“官箴書”傳播——以陳宏謀、丁日昌為例》二文，從民間、官員兩個層面分析了“官箴書”的傳播方式，甘于黎的《中國古代的“傭書”業(yè)與圖書流通》，則從古代出版業(yè)獨特的“傭書”現(xiàn)象入手，分析了印刷術發(fā)明之前的圖書流通渠道。出版制度方面，張運君的《晚清書報檢查制度研究》、袁的《圖書版權保護始于宋代》、楊春密的《宋代版權保護及其社會功能研究》、范軍的《略論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企業(yè)制度的三種形式》、張?zhí)煨堑摹锻砬鍒罂涋D(zhuǎn)載的實踐與中國現(xiàn)代版權制度的建立》、王昌善的《我國近代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制度研究》、吳科達的《近代中國教科書審定制度的歷史反思》、羅執(zhí)廷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中的民國出版機制》等等，從不同方面審視古代版權、出版審查等制度因素，也反映了出版業(yè)改制后出版史研究的一個自覺回應。

三、理論的凸顯

出版史，在歐美學界的對應產(chǎn)物，應為“書史”（book history）。歐美學界的書史研究，起步很早，也更為成熟。尤其是書史理論方面，產(chǎn)生了羅杰·夏爾提埃《文本、印刷、閱讀》、羅伯特·達恩頓《什么是書史》、戴維·芬克爾斯坦等《書史導論》和《書史理論讀本》、媒介環(huán)境學派瓦爾特·翁、伊麗莎白·愛森斯坦等一大批具有世界影響的學者和理論著作。近兩年，隨著出版文化成為學術熱點，一些學者也開始涉獵出版史元理論的研究。

對于出版史理論來說，首先要提到的是劉光裕發(fā)表在《出版史料》上的《關于出版史料學》和《關于出版史料學（續(xù)）》。劉先生提出“出版誕生是出版史的歷史起點，出版誕生以前的歷史是出版的史前時期”；“書商的作用與讀者傳寫的作用，兩者此消彼長，聯(lián)系起來思考才能成功”；“從出版學分析，……讀者傳寫兼有書籍生產(chǎn)與書籍流通兩種功能”等等。諸如此類觀點，都代表著老一代學人對出版史研究理論的拳拳之心。劉先生在綜合學界思考的基礎上，提出建立出版史料學的建議，是本土學者試圖構建中國特色出版史理論的報春之燕，其意義是不能單純用理論創(chuàng)新的尺度來衡量的。

其次是對西方書史研究的引介。2012年底，何朝暉先生翻譯了英國學者戴維·芬克爾斯坦和阿利斯泰爾·麥克利里合著的《書史導論》。兩位作者多年從事書史的研究和教學，編過知名的《書史理論讀本》，涵括了西方學界的所有出版史理論?！稌穼д摗肪桶凑铡稌防碚撟x本》中的分類，從書史理論、媒介技術、讀者理論等多個方面，集中梳理了20世紀西方書史研究的發(fā)展歷程、變化趨勢、學術流派和理論方法。理論介紹之外，西方書史的專題研究著作，近年來也翻譯日盛。2011年8月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荷蘭H.L.皮納的《古典時期的圖書世界》，概括了古希臘羅馬時期圖書的產(chǎn)生、發(fā)展與變化，讀者范圍和閱讀習慣的演變，以及經(jīng)典文獻的傳播過程。2012年12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啟蒙與出版：蘇格蘭作家和18世紀英國、愛爾蘭、美國的出版商》，上下兩卷，系統(tǒng)研究了出版業(y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中的作用，同時涉及英國、美國和愛爾蘭的出版業(yè)?？梢哉f，對于中國出版史研究理論的建設，如果要向西方學界尋求資源的話，書史理論的介紹和書史專題著作的譯介，正如車之兩輪，缺一不可。就此而言，近兩年的出版史研究在這方面的步伐是明顯加快了的，譬如商務印書館的“書史譯叢”，列了《書史導論》、《莎士比亞與書》等六本，而不再像此前那樣把某一本放在“社會史”、“文明史”之中進行譯介。

四、研究力量的多元

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最初是由古代藏書家們組成的。編制目錄，考辨版本是藏書家們經(jīng)常從事的工作。宋代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尤袤《遂初堂書目》開此源流，此后徐康《前塵夢影錄》、錢曾《讀書敏求記》、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等一直到清末民初葉德輝《書林清話》、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都是藏書家從事出版史研究的代表。到了當下，這個傳統(tǒng)依然余脈流傳。譬如近年來在期刊界異軍突起的謝其章先生，就是國內(nèi)民國期刊收藏的翹楚。他借助豐富的藏品，《創(chuàng)刊號剪影》、《終刊號叢話》、《書呆溫夢錄》等一批書話體的集子問世，保留了一些出版史的原始材料。此外，近年來出版史研究界的知名人物如收藏古籍的田濤先生、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陳子善先生、亦編亦作的姜德明先生等，也都有著藏書家的身份。

到了民國時期，隨著新出版業(yè)的興盛，出版家和編輯家成為出版史研究新的力量。張元濟《校史隨筆》、陸費逵《六十年來中國之出版業(yè)與印刷業(yè)》、王云五《十年來的中國出版事業(yè)》、楊家駱《出版學》、平襟亞（秋翁）《三十年前之期刊》等，都有出版家的切身關懷。此后趙家璧《編輯憶舊》系列、張靜廬八卷本的《中國近現(xiàn)代出版史料》延續(xù)了這一傳統(tǒng)。當今出版史研究界的先進王仿子、宋應離、方厚樞、吳道弘、李瑞良等先生，都從事編務多年。新世紀以來，出版史界有兩套大書，一是宋原放先生主編的《中國出版史料》，一是原新聞出版總署領導領銜的《中國出版通史》，前者的主編宋原放早年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后來又擔任了出版界的領導；后者的作者群體中，好幾位都是出版界的元老。中青年一輩的學人中，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的范軍先生、曾主持長江出版集團的王建輝先生，也是出版人從事出版史研究的典范。

但近年來新的變化，是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日趨多元。一是研究群體的多元。在藏書家和出版人之外，出版史的研究隊伍首先加入了一批與出版學科關聯(lián)密切的文史學者，并帶來了前文所說的“文化研究”視角。此外，一些自然科學如醫(yī)學、理學、農(nóng)學等學科，也開始認識到作為一種主要媒介，出版業(yè)的變革，帶給知識系統(tǒng)的變化是全方位的，值得所有學科去審視。二是專職研究群體的出現(xiàn)。對于出版史的研究力量，我們提及藏書家、出版家，或者其他學科的研究者，總有些旁敲側(cè)擊的意味。畢竟對于他們來說，無論出于什么初衷，出版史的研究都不是本職工作。近年來，則出現(xiàn)了一批專一從事出版史研究的學人。他們一方面來自研究機構，主要是社科院系統(tǒng)和原新聞出版總署下設的新聞出版研究院。另一方面來自大學，或是設在管理學門類的圖書館學科，如北京大學的王余光，南京大學的張志強、徐雁，武漢大學的吳永貴等；或是設于文學門類的編輯出版學科，如復旦大學的姚福申、河北大學田建平等。如果從廣義的出版史來說，還可以加上中國人民大學方漢奇先生以及他的眾多弟子。這些專職研究者，與其他學科旁敲側(cè)擊的研究者一起，構成了當下出版史研究力量百花齊放的局面。

（王鵬飛，河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蘇曉珍，河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碩士生）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孤島文學期刊研究”（項目編號：13YJC751056）和河南省社科項目“‘孤島’文學研究——以文學期刊為中心”（項目編號：2011CWX007）的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 吳永貴.2000—2005年中國出版史研究綜述[J].出版科學，2006（6）.

思鄉(xiāng)的詩歌范文第4篇

關鍵詞：實施　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設　工程

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是關系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希望工程，是關系億萬家庭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也是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堅持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必然要求。但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社會文化和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新挑戰(zhàn)，現(xiàn)實中還有許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從未成年人自身角度看，存在心理健康問題增多、師生隋感出現(xiàn)隔閡、道德行為失范、道德意識和物質(zhì)水平失衡等不良傾向；從教育環(huán)境角度看，存在“重智輕德”的認識誤區(qū)，學校、家庭、社會教育存在著不相協(xié)調(diào)的現(xiàn)象，“5+2=0”的問題普遍存在。為此，中小學校就應在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途徑方面下工夫，力爭在隊伍建設、德育內(nèi)容、德育途徑、保障機制上尋求新突破，實施“四個四”工程，切實加強學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

一、打造四支隊伍，夯實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人力基礎

有一支高素質(zhì)的德育師資隊伍，學校德育工作就有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要從“育人先育師”著手，為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提供可靠的師資保障。一是精心打造班主任工作隊伍。堅持“德才兼?zhèn)洹钡脑瓌t，選拔和任用年富力強、富有開拓創(chuàng)新精神的青年教師擔任班主任工作，完善班主任崗位責任制和激勵制度，加強班主任的學習培訓，提高班主任的專業(yè)理論素養(yǎng)和工作技能。二是組建心理健康教育師資隊伍。根據(jù)教師專業(yè)結構及其愛好特長，選拔一批學有所長、教有特色、富有經(jīng)驗、敬業(yè)奉獻的教師組成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團隊，以“問題學生導師制、”家校聯(lián)系活動、“大手拉小手”活動、心理咨詢信箱為載體，積極開展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三是強化學科教師德育意識。圍繞新課改學科培訓、好課標準研討等研訓活動，督促指導教師將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目標的達成落實有機的融人到課堂教學的各環(huán)節(jié)當中，加大課堂教學的德育滲透力度。四是提升家長的育人水平。通過舉辦家長學校、召開家長座談會、建立家長開放日、推行家訪制度、發(fā)放家校聯(lián)系卡等形式，密切家校聯(lián)系，提升家教水平，為培養(yǎng)孩子良好心態(tài)、健全人格和道德修養(yǎng)營造“第一環(huán)境”。

二、突出四個重點，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工作實效

針對未成年人自身存在的不良傾向，中小學校要圍繞四個工作重點，開展主題教育活動。扎實開展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活動，從小培養(yǎng)學生的愛國情感，樹立學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弘揚和培育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教育引向深入；扎實開展理想信念教育活動，堅定學生社會主義理想信念，鼓勵學生立志成才，報效祖國；扎實開展文明行為習慣的養(yǎng)成教育，教育學生從規(guī)范行為習慣做起，培養(yǎng)良好道德品質(zhì)和文明行為，懂得為人做事的基本道德，具備文明生活的基本素養(yǎng)；扎實推進心理健康教育，提高青少年學生抵抗挫折、克服困難的能力，加強學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推進心理健康教育活動深入開展。

三、搭建四個平臺，拓寬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的實施途徑

一是以課程教學為平臺，深化德育課堂滲透，把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tǒng)教育、中華傳統(tǒng)美德教育、民主法制教育、行為習慣養(yǎng)成教育等內(nèi)容與知識傳授有機結合起來，使課堂成為培育和發(fā)展青少年學生道德素養(yǎng)的主要途徑。二是以綜合實踐活動為平臺，開放學生活動的空間，把學校小課堂與社會大課堂有機結合起來，積極開展各種文化、體育和社團組織活動，使學生在活動中怡情益志，培養(yǎng)其動手能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讓綜合實踐活動成為學校德育工作的延伸。三是以團隊工作為平臺，發(fā)揮少先隊、共青團的政治優(yōu)勢，把團隊工作納入學校德育活動范疇，充分利用傳統(tǒng)節(jié)慶日開展學生喜聞樂見的團隊活動，定期組織團員、少先隊員到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參觀，接受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四是以校園文化建設為平臺，優(yōu)化校園環(huán)境，不斷夯實物質(zhì)文化、健全制度文化、豐富精神文化，營造內(nèi)涵豐富、氛圍濃厚的校園文化，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接受熏陶和教育，提高學校德育工作實效。

思鄉(xiāng)的詩歌范文第5篇

    《報告》在結束語中號召全黨,“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勝利?！狈治龈嬲]全黨要“倍加顧全大局,倍加珍視團結,倍加維護穩(wěn)定?！币彩怯捎谑褂昧硕叹浜团疟?顯得果斷干脆,又有巨大號召力和震撼力。五是堅持辯證思維。寫作既要符合邏輯思維,又要堅持辯證思維,才能力求全面,避免片面,增加說服力。

    堅持辯證思維,哲理性極強,是《報告》的又一特色。在論述“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時,提出“必須既善于總結成功的經(jīng)驗,又善于記取失誤的教訓;既善于通過提出和貫徹正確的理論路線帶領群眾前進,又善于從群眾的實踐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要求中獲得前進動力;分析既善于認識和改造宏觀世界,又善于組織引導干部和黨員在實踐中加強主觀世界的改造。

    要按照這樣的要求,實現(xiàn)堅持基本原理和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相統(tǒng)一,堅持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弘揚時代精神相統(tǒng)一,堅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相統(tǒng)一。”這里在連用了三個“既善于”、“又善于”后,接著以三個“相統(tǒng)一”結束了整個論述。由于堅持了辯證思維,做到了體系完整,論證有力,無可辯駁。六是用詞注重貼切。

    《報告》事關方針政策,事關大局全局,分析事關中國和國人的形象。因此用詞用語十分慎重,馬虎不得,做到了字斟句酌,反復推敲,非常貼切?！秷蟾妗氛f“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鍵在堅持與時俱進,核心在堅持黨的先進性,本質(zhì)在堅持執(zhí)政為民。三個“堅持”分別用了“關鍵”“核心”“本質(zhì)”三個不同的詞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