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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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語言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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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文章屋網 ）
世界語言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意大利語 歷史文化演變 世界音樂用語
語言學是人類文明的一門大學問，伴隨著社會發(fā)展的歷史長河，其文化特征源遠流長且博大精深。研究一種語言離不開“語系―語族―語種―方言”這樣一個語言學體系，同樣意大利語的歷史文化演變也要以此為切入點。
一、世界人類語言的分類概況和使用狀況
1.分類概況
世界上的語言很多，語言學家將各種語言按其規(guī)律特點劃分為13個語系，分別是漢藏語系、印歐語系、阿爾泰語系、閃含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達羅毗荼語系、烏拉爾語系、高加索語系、古亞細亞語系、科伊桑語系、尼羅―撒哈拉語系和尼日爾―剛果語系。據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統(tǒng)計，上述13個語系共囊括世界語言2759種。當然這里所涵蓋的語言不包括啞語、手語。之所以有這么多語種主要原因可能是世界上有2000多個民族。但在這些語言中有半數(shù)以上是不獨立或不常用的語種，比如古拉丁語、古阿拉伯語和古希臘語等。
2.使用狀況
目前世界上有近75%的語言僅靠世代口頭相傳，尚無文字載體，而全世界95%的人使用的最通用的語言也不足100種。從使用人數(shù)來看，超過5500萬人使用的語言只有13個語種，分別是漢語、英語、俄語、西班牙語、印地語、印度尼西亞語、日語、德語、阿拉伯語、法語、意大利語、葡萄牙語和孟加拉語。
二、意大利語的語種所屬和使用范圍
1.語種所屬
意大利語屬于印歐語系。印歐語系是全世界13個語系中最重要的語系之一，例如屬于這一語系的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俄語均為聯(lián)合國工作語言。印歐語系還被稱為印度―日爾曼語系，有印度、伊朗、日爾曼、拉丁、斯拉夫、希臘等14個語族，包括語種和方言100余種，屬于這一語系的人數(shù)約為20億。最初，印歐語系因主要分布于印度和歐洲一帶而得名，后來從15世紀下半葉開始，印歐語系逐步擴展到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及亞洲等很多地區(qū)。因而印歐語系又被劃分為三大語族，即斯拉夫語族、盎格魯―薩克遜語族和新拉丁語族（或稱羅曼語族）。意大利語作為意大利本國的官方語言，所屬于印歐語系里的新拉丁語族，共有5個語種，其中意大利語最接近于原來的拉丁語。同屬這一語族的語種還有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羅馬尼亞語。意大利語同世界上的其他語言一樣，都是人們用來交流思想和傳達情感的重要工具。
2.使用范圍
意大利語的使用范圍除意大利本國外，與其接壤的前南斯拉夫和法國，以及科西嘉島、摩納哥公國和索馬里共和國等均有部分居民使用意大利語，而且是圣馬力諾和梵蒂岡的官方語言和瑞士盧加諾地區(qū)的通用語言。由于歷史原因，不少阿爾巴尼亞人、埃塞俄比亞人、利比亞人和馬爾塔人也能講意大利語。此外，生活在美國、加拿大、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亞、德國和瑞士等國的5000多萬意大利僑民和后裔也講意大利語。
三、拉丁語形成意大利語的歷史文化演變
1.拉丁語的誕生淵源
所謂拉丁語是一個語言統(tǒng)稱，原指最早定居于臺伯河入?？诟浇墓糯∽迦说恼Z言，那時的拉丁語僅為口頭語言，后來這種口頭拉丁語又被稱為通俗拉丁語。隨著古羅馬帝國的逐漸強盛和對外大肆擴張，被征服的民族也開始學習使用拉丁語，這使得拉丁語作為一門通用語得到了不斷地發(fā)展、豐富和完善，逐漸形成了文字，并出現(xiàn)了用拉丁文書寫記載的法律、文學、哲學和科學著作，最終完成了口頭語言向書面語言的飛躍。這種書面拉丁語又被稱為古拉丁文，是現(xiàn)代羅曼語的祖先。據歷史考古發(fā)現(xiàn)，早在公元960年，蒙特卡西諾就有了用這種古拉丁文銘文記載的實物。
2.意大利標準語的演變基礎
意大利語是從古羅馬帝國的通俗拉丁語即民間拉丁語演變而來的，形成于公元1200年前后。古羅馬帝國時期的所謂通俗拉丁語就是指普通老百姓日常通用的語言，當時包括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羅馬尼亞等地的很多方言。歷史上意大利也長期處于政治上的分裂狀態(tài)，因而形成了許多方言，這些方言在語音及書寫上都有較大差異，其本土方言中又分為皮埃蒙特、倫巴第、托斯卡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等區(qū)域性方言。當古羅馬帝國消亡后，通俗拉丁語在意大利的區(qū)域性方言中發(fā)展迅速，最早產生的是西西里方言，但托斯卡納（Toscana）地區(qū)的佛羅倫薩方言最為強勢，逐漸成為意大利標準語的基礎方言。意大利中部的翁布里亞（Umbria）和拉齊奧（Lazio）等地區(qū)的居民都講規(guī)范的意大利語。
3.佛羅倫薩方言的優(yōu)勢成因
佛羅倫薩方言逐漸發(fā)展成為意大利本土通用語言的成因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佛羅倫薩的地理位置十分優(yōu)越。佛羅倫薩地處意大利南北中心，而且當?shù)氐慕煌ū憷?、商業(yè)發(fā)達、文化繁榮，既是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源地，又是歐洲文藝復興的搖籃，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當時意大利的經濟和文化中心。其次是佛羅倫薩方言自身的發(fā)展十分完善。在意大利的各種區(qū)域性方言中，佛羅倫薩方言最接近于拉丁語，原本就有著較好的傳統(tǒng)群體基礎，另外方言本身的發(fā)展也日臻完善而自成體系，已成為當時使用最廣、流行最快的大區(qū)域性方言。最后是在文藝復興運動中大師們的文學作品極為成功地造就了佛羅倫薩方言的地位。13、14世紀的一些意大利著名作家都用這一方言著書立說，如但?。―ante Alighieri，1265―1321）的《神曲》（La Divina Commedia），薄迦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的《十日談》（Decamerone），以及彼特拉克的眾多文學作品，等等，這些作品都對這一方言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通過對這一方言的藝術加工，其在文字表述上日趨豐富而精練。19世紀意大利實現(xiàn)了領土的統(tǒng)一，20世紀意大利共和國誕生，因其經濟、文化、教育、新聞、體育、衛(wèi)生等事業(yè)全面發(fā)展，佛羅倫薩方言也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和規(guī)范，最終理所當然地成為意大利標準語為官方所使用，進而相關的公立語言培訓機構應運而生，如當時的佛羅倫薩、佩魯賈和錫耶納等地的語言文化培訓學校就非常著名，這些學校不僅為本國培養(yǎng)了大量的意大利標準語人才，而且為意大利的國際交流培養(yǎng)了許多標準語方面的外國專門人才。
四、意大利語作為世界音樂用語的語言特色
1.意大利語的聽覺美感
意大利語是世界上最好聽、最動人的語言之一，其發(fā)音清脆響亮、溫柔悅耳，講起來更是瑯瑯上口。故此意大利語的語感特征明顯，而一種語言的語感往往承載著歌唱旋律的原始樂感或原始動律。精通語言學的恩格斯十分崇尚意大利語的優(yōu)美動聽，盛贊意大利語“像和風細雨一樣清晰而舒暢，它的詞匯猶如最美麗的花園里盛開的百花”。凡是學習過意大利語或聽過意大利人講話的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2.意大利語的發(fā)音結構
意大利語雖屬拼音文字，但發(fā)音不像英語那么復雜，具有拼寫一致的特點，也不像漢語是建立在語音和象形的雙重結構上。意大利語共有21個字母，其中元音5個，輔音16個，除外來詞外幾乎每個單詞都以元音結尾，其重音一般都落在倒數(shù)第二個元音上。朗讀時清脆響亮，每一個元音包括非重讀元音都沒有弱化或吃音現(xiàn)象，任何一個單詞無論其音節(jié)有多長，每個音節(jié)都能清晰地發(fā)出而毫不含糊費力，例如單詞fortunatamente（幸運的）、violoncellista（大提琴家）、musica strumentale（器樂）、disperazione（絕望地）等。另外有些意大利語詞匯在連讀時，一些音節(jié)當中的雙輔音結構形成了天然的節(jié)奏美感，所以講起來很容易上口，具有天然的音樂性，有時語速快的時候，說話就像唱歌一樣。意大利語還有語言生動、詞匯豐富的特點。在文學作品或日常生活中即便表達的是同一情感，選用不同的詞，其涵義均有細微的差別，即意大利語中同義詞很多。對意大利語學習越久、研究越深，越能體會到各個同類單詞之間的微妙區(qū)別和變化。意大利語的成語典故、俗語諺語和名言格言很多，如“條條大路通羅馬”、“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時間貴如金”、“不長刺的玫瑰是沒有的”、“一個燕子帶不來春天”等，深受人們的喜愛。此外，各地的方言帶有濃厚的地方色彩和人文情趣，有時講點地方土語反而顯得親切自然，也有入鄉(xiāng)隨俗之意。比如米蘭人比較難聽懂西西里人或撒丁島人所講的當?shù)卣Z言，米蘭人互相見面時用“Salve”一詞表示“你好”，向對方致以問候，但其他地方的人就不習慣用這個詞打招呼。又如羅馬人用“mannaggia”一詞表示“哎呀”，都靈人用“cerea madamin”稱呼婚后不幾年的女子，其他地方都不習慣這么表示。再如南方人稱西瓜為“cocomero”，北方人則說“anguria”，因此只要你開口講“anguria”，別人馬上就會知道你是從北方來的。
3.意大利語與世界音樂術語
世界上的音樂術語都習慣用意大利語來標記，如漸強（allargando）、漸弱（diminuendo）、熱烈地（con calore）、痛苦地（con dolore）等原因是意大利民族具有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音樂傳統(tǒng)，尤其是從文藝復興到20世紀這幾百年間音樂藝術十分鼎盛，被世界公認為“音樂之鄉(xiāng)”和“歌劇搖籃”，故而近現(xiàn)代音樂記譜大多采用意大利語，這也與意大利語語音清晰溫柔、發(fā)音平正渾厚、音序節(jié)奏均勻等有很大關系。
五、中國人學習意大利語的難點
既然意大利語是如此優(yōu)越的一種語言，那么中國人學起來有何難點呢？漢語拼音方案是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制定的，所以，會漢語拼音的人，念起Andante(行板)、Sonata(奏鳴曲)之類的意大利語單詞來是“八九不離十”的。大多數(shù)學習意大利語的中國人的體會是：入門容易深入難。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意大利語語言極其豐富，詞匯量大且單詞寓意繁雜多義。另外意大利語與古希臘語、古拉丁語關系密切，成語典故極多，而且受地方語言及其他外來語言的影響也很大，所以不是輕易就能學好的。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講，意大利語屬于拼音文字，拼讀與書寫一致，沒有十分復雜的音標，且讀起來容易上口，故入門并不是很難。一旦入門，只要有鐵杵磨成針的精神，深入學習就是能夠做到的。近些年來，中意雙方交往頻繁，尤其在電影電視和圖書報刊等方面對意大利的情況介紹與日俱增，學習用的工具書比以前也豐富了很多，加之我國有關大學和某些機構在培訓意大利語專業(yè)人才方面也積累了一些資料和教學經驗，這些條件對于學好意大利語是十分有利的。
綜上所述，意大利語作為一個語言種類，歷史悠久且文化精深，是人類語言文明的重要語種；意大利語作為世界音樂語言，是音樂領域尤其歌唱專業(yè)必不可少的學科用語。
參考文獻：
［1］劉依立.意大利語基礎［M］.陜西：陜西教育出版社，1999.
世界語言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解構主義； 漢語言文字學； 結構主義
Abstract: As a counteraction to such western philosophic theories as logicism and constructivism， deconstructivism offer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current days. A deconstructivist view of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ies show that， since Chinese traditional linguistics has established a set of fine traditions of its own， Chinese graphological study must break away from the shackles of Europecentered ideology and succeed our own traditions. Meanwhile， we should follow a creative selfreliance road of Chinese graphology to develop innovative theories based on existing facts of Chinese by a pluralist approach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theoretical advantages of western linguistics.
Key Words: deconstructivism; Chinese graphology; 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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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tǒng)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fā)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xiàn)了反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后現(xiàn)代思想。作為后現(xiàn)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fā)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tǒng)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xiàn)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tǒng)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fā)現(xiàn)，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fā)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xiàn)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guī)范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xiàn)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tǒng)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tǒng)發(fā)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yōu)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fā)音，為了打破傳統(tǒng)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yōu)越性。這種文字優(yōu)越性，首先表現(xiàn)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yōu)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tǒng)，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tǒng)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tǒng)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qū)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yōu)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qū)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里達還發(fā)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xiàn)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fā)音相同。若要區(qū)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yōu)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xiàn)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zhàn)。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tài)，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 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tài)?！保?］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tǒng)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fā)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tài)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tǒng)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F(xiàn)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tǒng)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tǒng)，沒能發(fā)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xiàn)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tǒng)思潮的反思。現(xiàn)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 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fā)現(xiàn)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yōu)良傳統(tǒng)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fā)，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guī)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tǒng)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yōu)良傳統(tǒng)。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并將其發(fā)揚光大。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fā)揚的傳統(tǒng)有以下三點。
(1) 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xù)的傳統(tǒng)。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皵⒃唬捍耸钠灏偎氖?，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shù)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tài)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tǒng)。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tài)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tài)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xù)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tài)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tǒng)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xiàn)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tǒng)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tǒng)的表現(xiàn)。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fā)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保?］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 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 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xiàn)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jié)，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fā)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fā)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tǒng)，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tǒng)。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墩f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huán)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tǒng)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tǒng)、詞源系統(tǒng)、詩詞韻律中的表現(xiàn)，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tǒng)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 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tǒng)，“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保?］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xiàn)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tǒng)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tǒng)。
這個傳統(tǒng)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薄笆郎涎陨瞎盼幕撸蚯矣聴壱磺?，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xiàn)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xiàn)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 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xiàn)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tǒng)。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tǒng)都值得我們繼續(xù)發(fā)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tǒng)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xiàn)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xiàn)。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fā)，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fā)展，便是一個大障礙?；蛘撸喾吹?，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chuàng)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yōu)橐婚T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xiàn)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xiàn)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xiàn)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fā)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tǒng)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fā)現(xiàn)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fā)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fā)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 Fenollosa）和現(xiàn)代派詩人龐德 (Ezra 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xiàn)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shù)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tǒng)，并將其發(fā)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fā)展，應當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走自主創(chuàng)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fā)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yōu)良傳統(tǒng)，但是這個傳統(tǒng)在中國近代向現(xiàn)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xiàn)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fā)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chuàng)新之路。文化的發(fā)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fā)，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fā)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xiàn)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xiàn)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恶R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xù)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比欢匾氖牵熬鸵环N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xiàn)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xiàn)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茖W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xiàn)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xiàn)象出發(fā)，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xiàn)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xiàn)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xiàn)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chuàng)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fā)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guī)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xiàn)象的實際出發(fā)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guī)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xiàn)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guī)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huán)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 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保?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huán)，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huán)，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huán)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huán)，大環(huán)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蓾h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fā)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xiàn)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fā)現(xiàn)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guī)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fā)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tǒng)的基礎上，從漢語現(xiàn)象出發(fā)，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 如何看待繼承傳統(tǒng)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fā)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yōu)良傳統(tǒng)，這些是我們繼續(xù)發(fā)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tǒng)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tǒng)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yōu)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xiàn)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jié)的模糊性和籠統(tǒng)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tǒng)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xiàn)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xiàn)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xù)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 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wèi)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 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xiàn)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fā)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xiàn)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jié)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xiàn)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tǒng)語文學發(fā)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xiàn)貧血現(xiàn)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 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xiàn)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俺Ｓ貌糠趾头浅Ｓ貌糠质且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保?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 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fā)現(xiàn)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guī)劃和規(guī)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guī)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fā)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罢Z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shù)?。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保?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chuàng)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 參 考 文 獻 ］
［1］ 德里達.書寫與差異［M］.張寧，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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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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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張國剛，等.明清傳教士與歐洲漢學［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378.
［7］ 許國璋.《馬氏文通》及其語言哲學［J］.中國語文，1991(3).
［8］ 王力.語法的民族特點和時代特點［M］∥龍蟲并雕齋文集：第2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493.
［9］ 啟功.漢語現(xiàn)象論叢［M］.北京：中華書局，1997.［10］ 威妥瑪.語言自邇集［M］.張衛(wèi)東，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19.
［11］ 王寧.漢語現(xiàn)象和漢語語言學［M］∥漢語現(xiàn)象問題討論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世界語言范文第4篇
【標準發(fā)音】：yàn shì yú chén
【繁體寫法】：雁逝魚沉
【雁逝魚沉是什么意思】：亦作“雁斷魚沉”。比喻彼此音訊斷絕。
【雁逝魚沉成語接龍】：沉魚落雁 雁逝魚沉 沉不住氣
【用法分析】：作謂語、定語；比喻彼此音訊斷絕
【讀音預警】：倡導普通話，請按照音標
【yàn shì yú chén】采用標準四聲閱讀。
世界語言范文第5篇
【關鍵詞】水化分析；土工試驗；實驗室人員；比對結果
1 概述
實驗室人員比對是按照預先規(guī)定的條件，由兩個或多個實驗室檢測人員對相同或類似的測試樣品進行比對、實施和評價分析，判斷和監(jiān)控實驗室檢測能力情況的有效方法之一。它通過內部質量控制措施的實施，來評價自身實驗室相應的檢測能力，幫助實驗室發(fā)現(xiàn)存在的問題，并及時采取措施，保證檢測結果準確可靠。
2 目的
水土化實驗室根據《地下水質檢驗方法》的要求及所規(guī)定的檢測標準、方法和檢測項目，在檢測過程中，本實驗室對其中5個項目開展了人員比對工作。土工試驗室根據《土工試驗方法標準》GB/T50123-1999的要求及所規(guī)定的檢測標準、方法和檢測項目，在檢測過程中，本試驗室對其中2個項目開展了人員比對工作。本次人員比對結果作為分析評價測試實驗中心水質分析和土工試驗內部質量控制。通過比對及時發(fā)現(xiàn)問題和開展糾正措施，監(jiān)控實驗室內檢測人員的檢測能力和差異，總結人員比對工作經驗，做好實驗室內部質量控制工作。
3 方法
3.1 人員
參加本次比對試驗由5名檢測人員同時參加，2名人員進行水化分析項目檢測，3名人員進行土工試驗項目檢測。
3.2 樣品
檢測樣品：水樣為隴東地區(qū)河溝水樣，每份樣品給予一個編號，檢測項目有：鈣離子、鎂離子、氯根離子、硫酸根離子、PH值；土樣為隴東地區(qū)同一探井相同深度的黃土原狀樣，樣品每份分別給與編號，檢測項目有：含水量、天然密度、界限含水率。
3.3 檢測方法
水樣檢測項目按照DZ/T 0064.1～0064.80-93《地下水質檢驗方法》中相應方法標準進行檢驗。土樣檢測項目按照GB/T50123-1999《土工試驗方法標準》中相應方法標準進行。
3.4 樣品檢測
有質量管理部門負責，按照DZ/T 0064.1～0064.80-93《地下水質檢驗方法》標準要求和常規(guī)操作規(guī)程，采集隴東地區(qū)嶺一聯(lián)張溝水樣；按照 GB/T50123-1999《土工試驗方法標準》要求，采集隴東地區(qū)嶺一聯(lián)同一深度的原狀土樣，經登記統(tǒng)一編號后直接送到試驗室，分別由水化分析和土工試驗人員進行比對試驗，在規(guī)定時間內完成。
3.5 質量監(jiān)督
由質量負責人委派兩名監(jiān)督員，分別對水化析和土工試驗人員檢測操作過程全程監(jiān)督，并做好監(jiān)督記錄。
4 結果
從檢測結果統(tǒng)計表1和表2可以看出，本次參試的實驗人員比對的所有項目的檢測結果，全部評價為“滿意”。
5 小結
由于水化學分析人員較少，只有兩名人員參加比對，水化學分析項目統(tǒng)一采用滴定法和酸度計法進行檢測，檢查檢測人員的實際操作能力。由于參加人員少，只能用檢測結果的相符性作比較，表1結果表明，大部分項目檢測結果一致（PH、Ca2+ 、SO42-值相同），其他項目檢測結果基本一致（Cl- 、Mg2+）。對檢測過程全面監(jiān)督，并做了加標回收率試驗，加標回收率均在95～105%范圍內。因此檢驗結果是準確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