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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色人等的回憶和自述

我在《黨史札記》中寫過三篇讀后感，介紹和評論我的三位同學（記者金鳳，外交官冀朝鑄，志愿軍戰(zhàn)士張澤石）的自述。為什么把這些人的自述，拿到《黨史札記》中來評論？他們可以算是黨史人物嗎？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列入“黨史人物”有什么規(guī)格。我說過：把這些讀后感列入黨史札記，并不是主張把這幾位自述者寫進黨史。完全沒有這個意思。但黨史并不只是黨的文件和會議，黨的領袖和英雄，而且是黨員群眾和人民群眾斗爭和命運的總體的描述，一個一個人的故事和經(jīng)歷未必能寫進黨史，而研究黨史則不能不研究一個一個人的歷史。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研究黨史的人，要多讀些各種人寫的、寫各種人在這時代中的經(jīng)歷的書。

各種人寫自己經(jīng)歷的書，我在《黨史札記》中還提到《溫濟澤自述》，他是右派改正的第一人。在《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中又列了《黃慕蘭自傳》，一位做秘密工作的老人的傳奇人生，和劇作家杜高的《又見昨天》。如果開《二〇〇五年我的讀書單》，還應該列上活躍的理論家吳江的《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新聞和文化工作者沈容的《紅色記憶》，曾任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向?qū)懶艩罡孢t群的劉冰的《風雨歲月》和《求索：難忘的歷程》，夫婦外交家章文晉的夫人張穎的《外交風云親歷記》，還要加上剛讀完的曾任中央電視臺臺長戴臨風的韻言為主加上旁白的詩體自傳《千韻人生》。這只是就我有限的閱讀范圍來說的，不說掛一漏萬，也是掛一漏百，掛一漏十吧。

這類自述性的出版物，不容易找到匯總的書單。常常是得不到出版消息，得到出版消息也找不到購書的地方。各種出版社都出這類書，發(fā)揮多個積極性而不是只有一個積極性，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按颂幉怀鑫視杂谐鑫視??！钡?，從讀者來說，如果幾個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這類書，形成幾套叢書，使各個叢書形成自己的品牌，那就更好了。已經(jīng)有幾個出版社這樣做了。一個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了一套《百年人生》叢書，其中我讀過的有民主人士、廿年落難、晚年入黨的葉篤義的《雖九死其猶未悔》、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韋君宜的《思痛錄》、作家徐光耀的《昨夜西風凋碧樹》、歷史學家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翻譯家楊憲益的《漏船載酒憶當年》等多種，杜高的《又見昨天》就是其中的一種。一個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了一套《口述自傳》叢書，我讀過三種（黃藥眠、文強、舒蕪），還編了一種《口述歷史》叢刊，已出三輯，希望叢書和叢刊能如約繼續(xù)出下去。一個是北京大學出版社，也出了一套口述傳記叢書，冀朝鑄那本即是其中之一，我看過的還有朱正的《小書生大時代》、何滿子的《跋涉者》。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的消息閉塞，近年來沒有聽到這套叢書的下文。

聚散書為叢書，持之有恒，鍥而不舍，積以時日，這樣的叢書在出版界讀書界就會形成名牌，發(fā)揮出散書難有的效應。

（八）關于自費印刷物

現(xiàn)代排版印刷的條件比過去方便多了，社會的財富狀況也比過去優(yōu)越多了，所以古代有錢人自費刻書的傳統(tǒng)，今天普通人也可以做到。有些書，出版社不出，人們就自費印出，分送友人。朱正主編的《1957：新湖南報人》，就是這樣一本書，記載了那一年報紙編輯部劃“右派”人數(shù)占總?cè)藬?shù)比例最大（一百四十三人中五十四人打成“右派”）的歷史事件。五十四人中的劉皓宇，寫了一本《人·鬼·人》，也是這樣印出的。幾年前我收到中央黨校一位老干部楊德修自費印出的《自寫當年》。最近，我還收到不相識的李理寄來自費印出的《俺這一輩子》。這樣印出的書，日漸多了起來。

能自費印刷非賣的書籍，是一大開放。這叫做：“處處不出我書，我走自印之路?！钡绻苡捎醒酃?、有氣魄的出版社，把那些質(zhì)量高的、有社會歷史意義的書籍，公開出版發(fā)售，那就更好了?！峨m九死其猶未悔》在群言出版社出版時，原定是嚴格限制的“內(nèi)部發(fā)行”，差不多等于是自費印刷分送，到《百年人生》叢書中就公開出版了，這就是開放，這就是進步。

（九）關于境外出版物

境外有關中共黨史的出版物據(jù)說相當多，其中有的還因作者身份并被渲染而頗為風行。我只讀過零星的幾種，這零星的幾種中有些我也不準備在這里加以評論。但《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里，列了兩本境外出版物：高勇的《主政團中央》和唐寶林的《中國托派史》。我不明白，是什么緣故，這兩本書不能在大陸出版。前一本有作者的親歷親聞，后一本有作者在大陸搜集的大量檔案史料。我知道，有些著作，原來也是先在境外出版，后來在大陸也出版了，如：戴煌的《與平反冤假錯案》（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沈志華的《、斯大林與朝鮮戰(zhàn)爭》（廣東人民出版社）。這也是開放，這也是進步。

近些年我還讀了幾本“兩案”被審或相關人員在境外出版的基本上屬于自辯性質(zhì)或反省性質(zhì)的書。那些反省性質(zhì)的書，是不是在境內(nèi)也能出版？那些人的自我辯護，是不是也可以讓人聽聽？自辯得全無反省，可以讓人了解還有這樣的人物和思想存在，自辯中如果包含有若干事實，那也有助于弄清歷史細節(jié)的真相。我知道，包括的《我的回憶》、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鄭超麟回憶錄》、王明的《中共五十年》在內(nèi)的一套書，原來都是境外分別出版的，上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初由大陸用現(xiàn)代史料編刊社的名義印出。出版說明中說：“為了滿足中共黨史研究工作的需要，我們計劃有選擇地翻譯和翻印少量國外和港臺出版的、有一定參考價值的有關研究中共黨史的著述和資料，供有關部門的領導干部和黨史工作者參閱。由于作者的政治立場、思想觀點等原因，這些書籍不同程度地都有一些歪曲史實，吹噓自己，誣蔑、攻擊我黨和有關領導同志的內(nèi)容。我們均按原文排印，內(nèi)容沒有刪節(jié)。”現(xiàn)在這套書又由東方出版社再版，出版說明說：“由于上述圖書當時印量很少，目前圖書市場上已經(jīng)絕版，但仍不斷有讀者來信索要復印上述資料。有鑒于此，我們報經(jīng)有關部門同意，在系統(tǒng)清理的基礎上重版以上若干史料，并定名為《現(xiàn)代稀見史料書系》，內(nèi)部出版，限量發(fā)行?！比绻沾宿k理，是不是可以把有一定參考價值的“兩案”或相關人員的境外出版物，也在大陸“內(nèi)部出版，限量發(fā)行”，供中共黨史研究者參閱呢？也許，還要等多少年，等所說的事情真正成為久遠的歷史以后，才能這樣做？

（十）關于國家檔案和個人檔案

《二〇〇四年我的讀書單》在提到杜高的《又見昨天》時，一并提到李輝的《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這是一本奇書。奇就奇在是李輝從潘家園舊貨市場買到了“勞改犯”杜高的全部勞改檔案，并在征得杜高同意的情況下予以公布，編成此書。杜高應不應該勞改，有關部門已經(jīng)做出改正結論，這里無需再說。但是，既然在國家的公安部門接受勞改，這種檔案本來只應該保存在公安部門，現(xiàn)在竟然流入了舊貨市場。

流入民間進了舊貨市場的國家檔案，大概還有。一位不相識的民間收藏家給我送來一份他從舊貨市場購到的檔案，請我鑒定，看是不是真品。這是開國大典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預備會議和第一次正式會議的簽到簿和記錄紙。正式會議的記錄還經(jīng)過修改，改動的筆跡很像是本人的筆跡。歷史情節(jié)是完全符合的，這我能鑒定；但檔案是不是真品，我無法鑒定。我介紹他找中央檔案館。結果，檔案館告訴我，真有這件檔案！不過現(xiàn)在還存在檔案館，那么人家送來請求鑒定的，就應該是復制件了。這樣重要的檔案怎么會那樣精美仿真地被人復制，原件或復制件怎么會流入舊貨市場，我就不知道了。

國家檔案流入民間市場，這應該是個別的違規(guī)行為。但是，大量的個人檔案：筆記、記錄、日記、書信、照片、手稿、抄件、存件，收藏久了，成了有歷史價值的檔案。這是合法地保存在民間的?，F(xiàn)在人們很注意保存、搜求、發(fā)掘和利用民間檔案。一般地說，這對歷史研究有價值，特殊地說，有些對黨史研究也有價值。蘇星的《調(diào)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陳云召開的煤炭、鋼鐵座談會記錄》，就是利用個人檔案整理出來的一部黨史資料書。做好這類檔案的發(fā)掘、整理、公布和利用，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當然，整理和公布個人檔案，整理的科學性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出于某種考慮而刪節(jié)原始文獻，這種加工，我看一般沒有必要，損害了史料的價值。

（十一）關于黨史刊物

再說說讀黨史刊物的感想。還是限于我讀到的，說白了，就是送給我的刊物。

研究性質(zhì)的刊物，如《中共黨史研究》、《黨的文獻》、《當代中國史研究》、《中共黨史資料》，還應該加上《黨史研究與教學》等等，我都經(jīng)常翻翻，并且時有所獲。從我的興趣說，我欣賞的主要是提供了新的史料的文章。如果沒有什么新的、系統(tǒng)的史料，我就不大讀了?！吨泄颤h史研究》譯載的一篇文章，解開了米高揚訪問西柏坡那份追述報告中提到的致斯大林的兩個電報之謎，我在《黨史札記》里談到了這件事情?！懂敶袊费芯俊飞嫌袀€小專欄，叫“國史札記”，時有引人注意的小資料，可惜沒有注明資料的來源。是從檔案中查來的？還是從當事人或知情者那里聽來的？不說明，就讓人不能放心引用。對于一個研究性質(zhì)的學術刊物，這類學術規(guī)范還是注意一點為好。

通俗性質(zhì)的刊物，如《炎黃春秋》、《百年潮》，我每期必讀。地方上的這類刊物，我也翻翻目錄，選讀有興趣的文章。讀通俗黨史刊物，也是時有所獲，不勝枚舉。比如，最近這一期《炎黃春秋》上白介夫的《我與蕭光琰的苦澀友誼》就是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講一位歸國科學家坎坷而悲慘的命運，講一位黨員領導干部同他的交往和愧悔；還有去年張根生的《我所了解的》，也是難得的一篇。我想如果只有前一類刊物，沒有后一類刊物，黨史文章大概就主要限于黨史界內(nèi)閱讀，叫做“體內(nèi)循環(huán)”，很難影響到界外了。有了通俗性質(zhì)的刊物，在讀者中的影響就擴大了。胡繩主張和支持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百年潮》，正說明了這種遠見。

我讀這些刊物，除了時有所獲外，有時也有這樣的感覺：編者過分渲染“揭秘”、“內(nèi)幕”、“鮮為人知”。也許是為了招徠讀者吧。但對研究黨史的人來說，根本不是什么鮮為人知，幾乎是人所共知，說得挖苦一點，大概只有編者不知或故作不知。在低水平上重復過多地炒作已經(jīng)熟知的題材，我覺得不是辦刊的方向。當然，通俗刊物的讀者一般黨史知識不那么多，閱讀范圍不那么廣，對黨史研究者已熟知的東西也許還不知道，所以，向他們介紹這些近乎共知的東西還是有益的。但是，從刊物的質(zhì)量和對積累黨史成果的責任來說，主要還是提供當事人或相關者的親歷親聞，或者是寫作者對有關歷史事件的新的研究，而用可讀性比較強的方式表達出來。用剪刀和粘貼寫出來的文章，不可能提高刊物的聲譽。

地方的刊物，發(fā)表關于當?shù)攸h史的文章，如《廣東黨史》發(fā)表的關于建國初廣東公安局“二陳”被錯誤處理事件的文章，四川《當代史資料》發(fā)表的關于六十年代初期“蕭李廖”因為向中央反映當?shù)仞I死人的嚴重情況被打擊事件的文章，都屬于提供重大事件信息的記述文章，價值是很高的。

還有一份周報，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也是我每期必讀的。這份周報不是黨史報刊，但時有黨史文章。沈?qū)毾樵谥軋笊习l(fā)表了系列文章，根據(jù)他親歷的記憶和他個人所存的檔案，寫領導中央黨校編《理論動態(tài)》推動撥亂反正的經(jīng)過。最近預告，就要出書了。他今年還重版了另一部書，改書名為《與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是紀念九十誕辰的一種表示吧。

（十二）關于黨史學界內(nèi)外的良性互動

前面說到黨史研究成果許多并非出自黨史學界內(nèi)。什么叫黨史學界內(nèi)？大概是指在黨史研究和教學機構內(nèi)工作的人員吧。但是，這樣來定義界內(nèi)外，是不是太狹窄了？不但那些高級領導干部、在領導身邊的秀才和翻譯、寫自己經(jīng)歷的普通人，不算黨史學界內(nèi)，就是那些跨學科研究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那些研究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工作者，寫了黨史研究著作，也不能算是黨史學界內(nèi)了。還有，那些專門從事有關黨史的研究或用很大精力從事有關黨史研究的其他行業(yè)的工作者：作家，記者，出版工作者，自由職業(yè)者，以及離退休者，都不能算作黨史學界內(nèi)了。學界何必劃得那么清那么嚴呢？

還有，所謂“官方黨史學”和“民間黨史學”，這兩個概念以及它們之間的界限，能不能夠界定和劃分得那樣清楚？中央和地方的黨史研究機構的經(jīng)審定和批準的職務著作，也許可以叫做官方黨史學，但是，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員，也會有而且必然有個人著述，這算不算官方黨史學呢？黨的領導人的回憶，也許可以叫官方黨史學，但是算到哪個級別為止呢？算到哪個級別就不算了呢？還有一種看法，合乎官方觀點、合乎黨的歷史決議的黨史研究，叫官方黨史學，不合的就叫民間黨史學。這樣劃分也難。首先，由誰來做這種鑒定？黨史學是一門歷史科學。這門科學，黨性很強，而對共產(chǎn)黨人來說，黨性又內(nèi)在地包含兩個側(cè)面：民主集中的組織紀律是黨性，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也是黨性；服從黨的決議是黨性，服從事實、服從真理也是黨性。黨性和科學性從根本上說是統(tǒng)一的，或者應該是能夠求得統(tǒng)一的。所以，黨史科學中的觀點，歸根到底，還是要經(jīng)受歷史的檢驗、事實的檢驗。這樣才能有信史、良史。其次，黨的歷史決議也要與時俱進，建國以前的歷史決議不必說了，建國以來歷史決議通過以后，歷次黨代表大會報告都在歷史總結方面有所發(fā)展，有所前進。再次，歷史決議只能判斷黨史上的重大是非，還有許多歷史上的事情歷史決議并沒有做出判斷?？傊?，研究的空間很大，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都是如此。

所以，還是要談黨史界內(nèi)外的良性互動，談“官方黨史學”和“民間黨史學”的良性互動。良性互動，才能拉近距離，相輕相譏，只能互相傷害。

現(xiàn)在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實行的是團體會員制，會員單位都是有關黨史研究和教學的機構。這是不是狹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屬從事過或從事著黨史研究的那些人員，都包括進黨史學會里來？當然，要從組織上擴大黨史學會，增加個人會員，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是不是黨史學會從工作上，擴大聯(lián)系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從事過和從事著黨史研究的人員都擺進自己的視野，加強同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聯(lián)系呢？這樣做有利于增強學會的活力，也有利于增強學會的影響力。我希望能夠這樣。

現(xiàn)在存在著這樣的情況：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內(nèi)重視，一些界內(nèi)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這種分隔，有對史實判定的齟齬，有對歷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異。有分歧、有差異，就要分隔、就要對立嗎？不應該。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草、討論、通過歷史決議前后，黨史學界內(nèi)外有過很好的良性互動。歷史決議的形成，雖然有黨史學者參加，但主要不是黨史學者，而是全黨高級干部。歷史決議通過后，黨史學者結合決議，對許多重大的黨史問題重新進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撥亂反正的進程。在高層領導人及相關機構和專業(yè)人員共同努力下，一些長期被塵封、模糊、扭曲的歷史史實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長期被定論的歷史問題重新得到評價。那個時期，黨史研究有過一個高潮，發(fā)表和出版了大量獲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強界內(nèi)外在黨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動？我想，在史料、史實、史觀三個方面都可以有所作為。

史料方面，界內(nèi)這么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編輯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當然已經(jīng)進入公共領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許可的條件下，通過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資源呢？

史實方面，界內(nèi)外不同的學者之間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與掌握的不同史料有關，另一方面可能對史料有各自的解讀。這就更需要加強交流，澄清事實。有些史實一時難以確認，可以存疑，也可以存異，同時做進一步的研究。

史觀方面，問題可能復雜些。歷史決議和以后各次全黨代表大會的結論，是集中全黨智慧得出來的。我們研究黨史，應該堅持歷史決議和全黨代表大會的基本結論，而不能隨意動搖，更不能從決議和全黨代表大會的基本結論后退。但是，前面說了，歷史決議也要前進，作歷史決議并不能代替黨史研究，黨史研究的空間還很大。在這個過程中，界內(nèi)外不同的學者對歷史問題的評價有共識，也有分歧。有共識，當然好辦。有分歧怎么辦？從界內(nèi)的角度說，首先應當重視界外的那些屬于尊重事實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當扎實，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值得界內(nèi)參考。界內(nèi)外都應當尊重對方的嚴肅的學術研究，平等探討，而不是簡單拒斥或根本無視對方。當然，學術研究不是作決策，不是非得要統(tǒng)一，有些問題可能就是達不成共識，不必要也不可能強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陸定一就宣布過黨中央對研究近代歷史的方針，倡導歷史工作者獨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種問題，要求采取百家爭鳴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別的政策。這樣不是很好嗎？

拉拉雜雜談了這樣十二點，感想而已，沒有經(jīng)過深思。講得不對的，請大家批評、指正、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