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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鄧小平的政治思維/特征/人民的根本利益/經濟的政治功能

【正文】

政治思維是政治主體對客觀政治現(xiàn)象的能動反映，是政治主體對來自現(xiàn)實的思維素材進行加工、整理從而形成理性認識并據此提出解決政治問題的途徑的主觀意識活動。政治思維同任何理論思維一樣，“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5頁。）。鄧小平是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其政治思維主要是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圍繞著“和平與發(fā)展”這一時代主題形成與發(fā)展的。中國國情與時代需要決定了鄧小平的政治思維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一、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政治思維的立足點

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歷史的進程規(guī)范著人類思維的進程。由于人類社會生活的第一個歷史前提是有生命的社會化的個人的存在，故作為人類歷史進程起點的“人”自然成為人類思維的立足點或出發(fā)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正是從這種現(xiàn)實的、社會化的人出發(fā)來觀察與分析社會政治生活的。由于社會政治生活是維系人類及社會生存與發(fā)展所絕對必需的條件并存在于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的始終（注：劉德厚：《重視對“廣義政治”理論的研究》，載《武漢大學學報》1996年第2期。），一切政治關系均源自人類的物質生產活動。因此，政治本質上是一種特定的社會關系而非超社會的神秘力量或者作為生物個體的“人”的抽象的倫理追求。在人類社會分裂為兩大對立階級之后，因“各個人的社會地位，從而他們個人的發(fā)展是由階級決定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8頁。）。故作為社會成員個體的人必然隸屬于特定的階級。于是，階級利益的沖突以及階級之間的斗爭即成為人類社會政治活動的最主要、最基本的內容。由于經濟上占統(tǒng)治地位的階級掌握了國家這種“特殊的公共權力”組織。因此，社會政治生活就被統(tǒng)治階級（即剝削階級）所壟斷，成為實現(xiàn)其階級統(tǒng)治的活動領域。

廣大人民群眾則被實際排除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無法真正參與國家事務的決策及管理。這樣，“公開的社會的政治變?yōu)榱穗A級的封閉的政治”（注：劉德厚：《生產力標準與政治學理論研究》，載《武漢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這種政治實質上是一種階級關系即階級之間的對抗關系與階級內部的協(xié)調關系。在這種社會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政治思維必然以階級利益作為其立足點。馬克思、恩格斯就是從階級利益出發(fā)來認識與分析資本主義政治的。

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運用政權力量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剝削階級以后，整個人類社會開始了由階級社會向無階級社會的過渡。與此相應，社會政治領域開始由“階級的政治”向“社會的政治”轉化。由于廣大人民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共同管理國家及社會事務。因此，人民即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主體。社會政治生活也因此而成為廣大人民協(xié)調其內部矛盾、滿足其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的活動領域。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上述質的變化，于50年代中后期即已敏銳地覺察到，并及時提出了“過渡時期完結、徹底消滅階級以后，單就國內情況來說，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內部的關系”（注：《建國以來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3頁。）的科學論斷。然而，自50年代末開始，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又重新從階級利益出發(fā)來理解我國的現(xiàn)實政治生活，從而使客觀政治現(xiàn)實在其頭腦中得到了一種虛幻的反映。此反映的產物即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錯誤理論以及“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國策。

鑒于教訓及晚年的錯誤，鄧小平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重新進行了審視。經過長期觀察與深入思考，鄧小平逐步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政治本質的科學認識即社會主義政治本質上是人民的全局性利益關系。他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政治就其本質而言“是中國人民與世界人民在現(xiàn)實斗爭中的根本利害”（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頁。），是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人民的根本利益即全局性利益不僅是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現(xiàn)象區(qū)別于其它社會現(xiàn)象的基本標志，而且是社會主義政治與資本主義政治的根本區(qū)別之所在。正是基于對社會主義政治本質的上述認識，鄧小平找到了認識與分析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現(xiàn)象的現(xiàn)實立足點——人民的根本利益。鄧小平的全部政治思維活動均是立足于此而展開的。

首先，鄧小平從人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對“社會主義政治”的涵義作出了新的界定。他將社會主義政治科學界定為“大局”。所謂大局，即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體現(xiàn)。鄧小平始終堅持從大局的高度把握社會主義政治的內涵，并據此提出了判別政治現(xiàn)象與非政治現(xiàn)象以及衡量政治工作好壞的客觀標準。一方面，鄧小平提出判別一個社會現(xiàn)象是否為政治現(xiàn)象關鍵是看該現(xiàn)象是否體現(xiàn)或代表了人民的全局性利益即整體利益、長遠利益。凡是體現(xiàn)人民全局性利益的現(xiàn)象即為政治現(xiàn)象，反之，若僅代表人民的局部利益或近期利益的現(xiàn)象則為經濟等其它社會現(xiàn)象。鄧小平正是依據該標準將現(xiàn)代化建設、國內外階級斗爭、保持政局穩(wěn)定等視為“大局”即政治的。另一方面，鄧小平則提出衡量各項實際政治工作或政策好壞的價值標準是看“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答應不答應”。鄧小平之所以反復強調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是正確的，必須長期堅持下去，是因為“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頁。）。

其次，鄧小平從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fā)，確定我國政治發(fā)展的目標及其途徑。鄧小平立足于人民的全局性利益，一方面從人類解放歷史進程的高度將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的終極目標確定為實現(xiàn)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另一方面則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fā)，將我國現(xiàn)階段政治發(fā)展的具體目標確定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即“充分發(fā)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yè)事業(yè)的權力”（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2頁。）。由于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的弊端嚴重妨礙了人民民主權利的行使，因此，要實現(xiàn)上述政治發(fā)展目標，必須改革現(xiàn)行政治體制。這樣，政治體制改革即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的動力及其實現(xiàn)途徑。然而，政治體制改革必須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而不可動搖甚至否定該制度。因為，“一旦否定該制度，中國就將重新陷入混亂、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國人民將失去一切希望”（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頁。）。

最后，鄧小平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對社會主義政治過程的實質進行了科學地揭示。他指出：社會主義政治過程實質上是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體現(xiàn)與實現(xiàn)過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與實施過程。因此，黨和政府作出任何政治決策均應將“為人民辦實事、使人民得到實惠”作為決策的唯一目的或動機。同時，在決策前，不僅要認真傾聽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與要求，而且要對人民群眾的政治實踐進行廣泛的調查與深入的研究。然后則在此基礎上，通過總結群眾的實踐經驗，集中人民的意志與智慧形成決策。政治決策制定后，還必須依靠人民的力量予以實施。尤其是在決策實施過程中遇到困難時更應依靠人民的力量予以克服?！拔覀兏闼膫€現(xiàn)代化，因為經驗不足，會面臨多方面的困難……這些問題歸根到底，只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才能得到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頁。）

二、從“經濟的政治功能”的獨特視角認識現(xiàn)時代的政治現(xiàn)象

政治思維的視角是指政治主體思考政治問題、認識客觀政治現(xiàn)象的特定角度。由于政治思維是時代的產物，“那些發(fā)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這個現(xiàn)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頁。）。因此，政治思維的視角并非固定不變的，其必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改變。政治思維主體只有順應時代主題的變化及時轉換自己的思維視角，其思維才能正確反映新時代的政治現(xiàn)象，才能科學地揭示政治發(fā)展的規(guī)律性。反之，若時代前進了，時代主題改變了，而政治思維主體仍頑固地堅守舊時代所形成的思維視角，用老眼光看新問題。那么，其政治思維必將落后于時代，其思維產物也必將有悖于時展的潮流。

自5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即從“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時代步入“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時代，時代主題也由“無產階級的政治解放”轉為“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由于我國是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社會主義革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還遠未達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理想或成熟的社會主義”所應該具備的水平。因此，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國只能處于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即不發(fā)達的階段。由于該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的矛盾，故通過發(fā)展經濟以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已成為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這樣，社會經濟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即上升到人民的全局性利益的地位。此時的經濟不僅繼續(xù)發(fā)揮其物質基礎作用，而且還直接發(fā)揮著政治功能作用，成為解決人民內部全局性利益關系中的矛盾和沖突的一種途徑、方式和手段（注：劉德厚：《“經濟政治”范疇分析》，載《政治學科建設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頁。）。于是，社會主義政治的本質在我國現(xiàn)階段即通過經濟的政治功能這一特定的形式集中表現(xiàn)出來。因此，政治思維主體只有從“經濟的政治功能”這一特定視角觀察與認識我國現(xiàn)階段的社會政治生活，客觀存在的政治現(xiàn)實才能在其頭腦中得到真實的反映。

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家、理論家。其偉大之處即在于他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沿進行政治思維，并能順應時代的變化及時轉換其政治思維的視角即從“階級斗爭”轉向“經濟的政治功能”。鄧小平正是從這一特定的思維視角來觀察與認識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現(xiàn)象，從而科學揭示出我國現(xiàn)階段社會政治的主要內容及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判別政治是非的價值標準以及解決政治問題的主要手段。

首先，鄧小平從經濟的政治功能存在形式的角度揭示出我國現(xiàn)階段政治的主要內容。

經濟的政治功能具有兩種普遍的存在形式即經濟對政治的“決定”功能與“滲透”功能（注：劉德厚：《論經濟的政治功能及其結構體系問題》，載《求索》1995年第1期。）。鄧小平在揭示社會主義特定條件下經濟對政治的決定功能，并進而提出社會主義本質論以后，又從經濟對政治的滲透功能的角度觀察與理解我國現(xiàn)階段的政治現(xiàn)象，從而逐步認識到：伴隨著社會主要矛盾及時代主題的轉換，我國社會政治生活的重心已由“階級斗爭”轉向“經濟建設”。由于經濟建設的成敗關系到國家的前途與民族的命運，而且直接決定著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實現(xiàn)。因此，社會經濟在我國現(xiàn)階段已不僅僅作為代表局部利益的物質基礎而存在，其開始向社會政治所特有的全局性利益即“大局”的地位滲透與轉化。由于經濟對政治的這種滲透功能在表現(xiàn)形式上已由“隱形性”轉變?yōu)椤帮@形性”（注：劉德厚：《論經濟的政治功能及其結構體系問題》，載《求索》1995年第1期。），且在整個經濟功能的結構體系中處于主導或支配地位。因此，社會經濟在我國現(xiàn)階段這一特定條件下，在其地位與作用上即轉化為社會政治，并由此而形成了我國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經濟政治”（注：劉德厚：《“經濟政治”范疇分析》，載《政治學科建設與研究》，武漢大學

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頁。）現(xiàn)象。與此相應，經濟形態(tài)的政治成為我國現(xiàn)階段社會政治的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經濟方面的政治”也因此而成為我國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正是基于上述認識，鄧小平提出“所謂政治，就是四個現(xiàn)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頁。）、“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頁。）、“經濟問題是壓倒一切的政治問題”（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頁。）。

其次，鄧小平從經濟的政治功能實現(xiàn)途徑的角度提出解決我國現(xiàn)階段政治問題的主要手段。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社會經濟向政治功能的地位滲透與轉化，經濟具有政治功能，這是客觀事實。那么，如何有效地發(fā)揮或實現(xiàn)這種政治功能呢？由于經濟的政治功能是在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過程中逐步得以實現(xiàn)的，而我國現(xiàn)階段社會所面臨的主要政治問題要么是由生產發(fā)展不足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等問題，要么是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所必然產生的人民內部的利益沖突或矛盾問題如東部沿海與西北內陸因發(fā)展失衡而導致的矛盾等。這些問題均因經濟短缺或經濟發(fā)展所產生，因此，必須從經濟領域尋求解決的途徑。只有加速發(fā)展生產力以及運用經濟杠桿、經濟政策等手段才能真正解決我國社會所面臨的這些“經濟政治”問題。正是從這個意義上，鄧小平提出：“政治問題要從經濟的角度來解決……經濟不發(fā)展，這些問題永遠不能解決”（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5頁。）。

第三，鄧小平從經濟的政治功能的實現(xiàn)程度的角度提出判別我國現(xiàn)階段政治是非的價值標準。

在我國現(xiàn)階段，由于經濟發(fā)揮著政治功能作用，政治主體的政治行為（即解決社會政治問題的一系列活動）過程實質上是實現(xiàn)經濟的政治功能的過程。因此，政治行為的成敗得失必然要表現(xiàn)在經濟的政治功能能否實現(xiàn)及其實現(xiàn)程度上。因經濟的政治功能必須通過發(fā)展生產力才能得以實現(xiàn)，故該功能能否實現(xiàn)及其實現(xiàn)程度只能通過生產力是否發(fā)展及其發(fā)展水平來衡量。于是，“能否促進生產力的發(fā)展”即成為判別我國現(xiàn)階段各種政治行為或政策好壞的一個具體而又現(xiàn)實的客觀標準。對此，鄧小平曾作過精辟的闡述。他明確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wěn)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xù)發(fā)展”（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頁。）。通過以上論述，我們不難看出，鄧小平所提出的評判政治是非的價值標準是與人民的根本利益內在統(tǒng)一的生產力標準，而非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脫節(jié)的生產力的單純增長。這樣，鄧小平即在我國現(xiàn)階段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將判別政治好壞的“人民利益標準”與“生產力標準”有機結合起來。三、以注重矛盾同一性的辯證分析作為分析社會主義政治的基本方法

唯物辯證法認為，世界上所有事物均非孤立存在的，各個事物之間客觀存在著普遍的聯(lián)系。思維的任務即在于揭示事物間的這種內在聯(lián)系。由于事物間的聯(lián)系是在事物辯證運動過程中產生與發(fā)展的，故人類思維要揭示這種客觀聯(lián)系，必須遵循辯證思維的根本法則即矛盾法則，采用辯證的思維方式。鄧小平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始終遵循辯證思維的矛盾法則開展政治思維活動。當他對我國的現(xiàn)實政治問題進行辯證分析時，總是首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生活歸結為社會政治矛盾的運動”（注：王浦劬：《試析鄧小平政治分析方法的基本特點》，載《新華文摘》1996年第4期。），然后則著力揭示政治矛盾統(tǒng)一體對立雙方之間的同一性，從而形成了其政治思維方法的特色。此特色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在對政治矛盾的基本屬性進行分析時，突出強調矛盾雙方的相互依存性。

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任何矛盾均具有同一性與斗爭性這兩種基本屬性，政治矛盾同樣也不例外。由于政治矛盾是在政治發(fā)展過程中產生并逐步展開的。因此，政治矛盾的同一性與斗爭性在政治發(fā)展的不同階段或時期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同的。在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時期，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基本政治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矛盾。由于兩個階級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故此類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對抗性矛盾。在由兩大對立階級作為矛盾雙方所構成的矛盾統(tǒng)一體中，矛盾的斗爭性顯然是占主導地位的，同一性從屬于斗爭性。政治矛盾的上述狀況決定了政治思維主體在對社會政治問題進行矛盾分析時，必然會強調矛盾的斗爭性。自馬克思至莫不如此。他們對階段對抗性社會的政治矛盾進行分析時，無不注重揭示矛盾的斗爭性，以啟發(fā)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為無產階級的政治革命提供理論依據。

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并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由于剝削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被消滅，廣大人民作為政治主體廣泛地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因此，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政治性矛盾再非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內部在經濟發(fā)展過程中所產生的利益矛盾。因廣大人民在公有制條件下共同占有生產資料，故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此即決定了人民內部的政治性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在這種矛盾統(tǒng)一體中，矛盾的同一性始終居于主導地位，發(fā)揮著支配性作用，矛盾的斗爭性則降至次要地位。鄧小平的政治思維主要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形成與發(fā)展的。該階段社會政治矛盾的狀況決定了他對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現(xiàn)象或問題進行矛盾分析時，非常注重揭示矛盾雙方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如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現(xiàn)象進行分析時，即著力揭示在由經濟與政治所構成的矛盾統(tǒng)一體中，經濟與政治作為矛盾雙方在經濟政治化、政治經濟化這一特定條件下是如何相互滲透以至互相轉化的。他對“經濟的政治功能”的揭示以及“既要用經濟手段解決政治問題，又要從政治角度看待經濟問題”論斷的提出就是以上述分析為基礎的。此外，鄧小平關于“在社會政治穩(wěn)定中推進改革發(fā)展以及在改革發(fā)展中實現(xiàn)社會政治穩(wěn)定”、“必須堅持與改

善黨的領導”、“既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又要實行改革開放”等思想或論斷均是基于上述辯證分析而得出的科學結論。

第二，在對政治矛盾兩種屬性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時，注重揭示“同一中的對立”。

在社會主義社會政治生活中，由于政治矛盾兩種屬性的主次地位發(fā)生了轉換，故鄧小平在對社會主義社會政治問題或現(xiàn)象進行矛盾分析時，突出強調矛盾的同一性。但此并非意味著鄧小平不重視對政治矛盾斗爭性的揭示。鑒于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撇開社會主義政治矛盾的同一性而抽象地強調其斗爭性，并將此斗爭性簡單地歸結為兩大對立階級之間你死我活、不可調和的對抗或斗爭。鄧小平堅決摒棄了這種形而上學的政治思維方式，恢復了唯物辯證法的本來面目。他在對社會政治矛盾的斗爭性進行揭示時，并非脫離矛盾的同一性孤立地分析其斗爭性，而是注重從政治矛盾雙方的“同一”中具體地把握二者間的“對立”或“斗爭”。如鄧小平對祖國和平統(tǒng)一問題的分析既體現(xiàn)了其政治思維方式的上述特征。鄧小平首先將大陸地區(qū)與香港、澳門、臺灣地區(qū)視作政治矛盾內部的對立雙方，然后則具體揭示該矛盾雙方“同一中的斗爭”：由于歷史的原因，港、澳、臺地區(qū)與大陸地區(qū)在社會制度、經濟發(fā)展水平以及人們的價值信仰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此即決定了雙方之間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必然存在“對立”或“斗爭”。然而，這種斗爭或對立并不能孤立存在，其必須以對立雙方間的相互依存作為存在前提。矛盾雙方只有長期共

存、和平共處于同一個矛盾統(tǒng)一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之內，才可互為對立面而展開“斗爭”。否則，這種對立面間的相互斗爭將無從談起?；谏鲜鲛q證分析，鄧小平即從該政治矛盾雙方的“同一”中具體而準確地把握住了二者間的“對立”或“斗爭”，并據此提出了大陸與港澳臺“誰也不吞掉誰”的一國兩制的科學構想。四、從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層面探索解決深層次政治問題的現(xiàn)實途徑

同志曾經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思維原則概括為“實事求是”即思維主體從“實事”（客觀存在的現(xiàn)實）出發(fā)，經過“求”（研究、分析），然后達到對客觀事物“是”（即規(guī)律性的認識，再在此基礎上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鄧小平的政治思維進程即是遵循該思維準則而逐層展開的。鄧小平立足于人民的根本利益，從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政治現(xiàn)實出發(fā)，對我國現(xiàn)階段所存在的政治問題或現(xiàn)象進行辯證的矛盾分析，從而形成了明確的關于我國政治運行規(guī)律性的理性認識：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國家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集中體現(xiàn)在經濟的發(fā)展上。為確保經濟的發(fā)展，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為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必須有穩(wěn)定的政治環(huán)境。而政治穩(wěn)定局面的形成則有賴于四項基本原則的堅持。基于上述規(guī)律性的認識，鄧小平提出了解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政治問題的總體思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堅持改革開放，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保社會政治穩(wěn)定。這一科學的思維成果被我國憲法與黨章確認，并經法定程序轉化為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由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在我國至少要經歷上百年。那么，如何確保黨的基本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均能得到始

終如一地貫徹、“至少要管一百年”呢？這是一個具有深遠歷史意義及重大現(xiàn)實意義的深層次的政治問題即如何確保深受人民擁護與贊成的正確路線方針的連續(xù)性、穩(wěn)定性的問題。

為尋求解決這一重大政治問題的現(xiàn)實途徑，鄧小平首先對建國以來我國政治實踐中的經濟教訓進行了深刻地反思：在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我們黨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以及工作重心等形成了科學的認識，并將此科學認識以黨的路線的形式予以確認。然而，自1957年下半年開始，在左傾思想路線的指導下，逐步否定了由其主持制訂的集中黨中央集體智慧的“八大”路線，重新確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治國方略，結果導致了階級斗爭的擴大化，直至“”災難的發(fā)生。

接著，鄧小平從較高的思維層面即制度層面對“”的歷史成因進行了深入地分析。他深刻地指出：“我們過去發(fā)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即使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既然導致“”悲劇發(fā)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國政治體制方面存在著嚴重的缺陷，那么，此缺陷又具體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呢？鄧小平認為，這種體制上的弊端主要表現(xiàn)在國家權力過分集中，過分集中的權力又不受任何制約上。建國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本應由社會所擁有并由社會主體行使的一切權力均由國家所壟斷。由于黨和國家的關系長期未理順，更未法律化，故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這種由國家所壟斷的權力又全部集中于黨委。而在黨的領導機構內部，因民主集中制、集體領導等原則均未形成具體制度。因此，集中于黨委的權力即逐漸集中于幾個書記尤其是第一書記手中。同時，由于建國以來我國的“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頁。）

，長期處于“以言代法”、“言出法隨”的人治狀態(tài)。所以，這種集中于個人的權力不可能受到法律的有效制約，從而變?yōu)椴皇苋魏蜗拗频臒o限權力。正是這種存在嚴重缺陷的體制所造成的無限的個人權力導致了黨的八大所制定的正確路線被黨的個別領導人所否定，乃至“”災難的發(fā)生。因此，“如果不堅決改革現(xiàn)行制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xiàn)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現(xiàn)?！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

基于上述深刻反思與科學總結，鄧小平于70年代末即從法律化的民主制制度層面提出了解決政治路線連續(xù)性、穩(wěn)定性這一深層次問題的現(xiàn)實途徑，此即通過政治體制改革，逐步建立法律化的民主制度，實現(xiàn)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頁。）。只有這樣，才能確保黨的基本路線貫徹于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始終，從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得到實現(xiàn)。

自80年代以來，鑒于國際上不少國家將鄧小平個人身體是否健康作為其確定對華政策的基本依據，以及國內不少人將黨的政策是否會變同鄧小平個人是否健在緊密相聯(lián)的狀況。鄧小平不無憂慮地說：“現(xiàn)在看起來，我的分量太重，對國家和黨不利，有一天就會很危險……。一個國家的命運建立在一二個人的聲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且是很危險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頁。）。如果說鄧小平對“”教訓的深刻反思使他深感民主制度化的必要性及重要性的話，那么，鄧小平對三中全會以來我國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的這種“人治”狀況的憂慮則使他倍感民主法律化的現(xiàn)實性與緊迫性。因此，為從根本上解決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系于一人之身這一帶有全局性的更深層次的政治問題，鄧小平在晚年反復強調建立法律化的民主制度的緊迫性。鄧小平逝世后，繼承了鄧小平的遺志，并將鄧小平的上述思維成果科學表述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五大及九屆全國人大均將此作為治國方略載入黨章與憲法，從而由黨的基本章程與國家的根本大法確保其實施。這是我國政治社會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