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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與資料

調查地點的選擇。調查地區(qū)高密市地處魯中平原，是傳統(tǒng)的糧棉產區(qū)，地勢平坦，天然地塊大，有利于機械耕作，具備規(guī)模經營的自然條件。同時高密市的第二第三產業(yè)比較發(fā)達，分別占到國民生產總值的47.3%、35.9%。高密市農村的城市化程度也比較高，因為受到青島、濰坊等中型城市的近距離輻射，本市的大量勞動力外出，土地私下流轉相當普遍，調查的數據顯示，有28.5%的農戶參與過土地流轉。調查的10個行政村平均分布在康莊鎮(zhèn)、仁和鎮(zhèn)、初家鎮(zhèn)、雙羊鎮(zhèn)和大牟家鎮(zhèn)，分別處于高密市的中、東、南、西、北。在地理位置和經濟發(fā)展程度方面對全市有較高的代表性。高密市在自然條件和經濟條件方面對經濟較發(fā)達的平原農村具有較高的代表性。本次調查有效回收283份問卷，其中家里有田地的樣本共242個，將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占收回樣本的85.5%。據調查統(tǒng)計，樣本農戶承包土地總面積為2310畝，戶均耕地9.55畝，最大值35畝，最小值2畝。樣本戶2003年平均每戶純收入為10878.66元，其中來自農業(yè)的收入為5814.35元，占58.2%，農業(yè)仍然是當地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樣本戶對農業(yè)投入較大,農業(yè)設備折合值6160.34元。樣本戶的家庭最主要收入來源情況，其中種植和養(yǎng)殖業(yè)作為最主要收入來源的農戶占69.4%，農業(yè)仍然是當下大部分農民的衣食之源，選擇打工及個體經營作為最主要收入的分別為14.9%和9.9%，另外大約有6%的農村居民主要依靠正式單位工資?？梢姡數剞r村中的約30%的居民已經脫離以農業(yè)為主的生產方式。

二、土地流轉意愿與行為

所謂土地流轉是指現(xiàn)階段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條件下，農民土地經營權的流動，根據經營權的流向可分為（1）轉包、代耕、互換（農戶－農戶），（2）反租倒包（農戶－集體），（3）入股分紅（農戶－企業(yè)）等多種形式[4]。本文重點討論農戶之間土地經營權的流動。土地流轉包括的轉出和轉入，本地區(qū)農戶的土地流轉意，我們看到大部分農民愿意土地流轉（76.5%）。其中約1/3的農民只愿意轉出土地，說明這一部分農民如果外出，就會把自己現(xiàn)在種的土地全部或者部分轉出。約有43%的農民愿意轉入土地（注：這部分人包括“只愿意轉入土地”和“既愿意轉出又愿意轉入土地”兩組，因為前文提到，愿意轉出的前提條件是外出，但是目前還沒有，所以應歸于愿意轉入的一組），他們覺得種田太少，希望經營更多的土地，一定程度反映了農村現(xiàn)在人地矛盾的緊張狀態(tài)，另外近1/4的農民愿意保持現(xiàn)狀。

（一）農地流轉意愿的主要影響因素

農民土地流轉意愿是一個動態(tài)的心理狀態(tài)，因為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下面著重分析各種特征變量對農民土地流轉意向的影響。本文用SPSS10.5統(tǒng)計軟件對調查所得數據進行分析，首先將各個自變量按序號進行賦值，建立虛擬變量，分別對轉出意愿和轉入意愿進行Linear逐步回歸。最后確定，影響轉出意愿的因素有3個：進城定居意愿、農業(yè)收入比重、身體狀況；影響轉入意愿的因素有6個：婚姻狀況、農業(yè)收入比重、對負擔的認知、進城定居意愿和性別等。通過仔細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經濟利益的估計影響了農民土地轉入的意愿。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fā)，農民是否愿意轉包土地依賴于兩點，一是土地的重要性（來自土地的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重），一是土地的租金[5]。關于土地的重要性的影響，統(tǒng)計數字我們看出，農業(yè)收入的比重在土地轉出和轉入兩個模型中均發(fā)揮很大的作用，對土地流轉的意愿有較大的影響，這方面相關的研究表明：農民不依靠土地生活的地方，土地的流轉越多，農業(yè)產值占總產值比重越低的地方，土地的流轉越多[6]，基本可以肯定，土地對于農民越重要，就越不愿意轉出土地，相反愿意轉入。關于土地租金，主要取決于兩項：（1）土地流轉所得剩余的大小，剩余多，租金自然就高；剩余少，租金就低。（2）剩余在雙方的分配比例。種田越“劃算”表示有較多的剩余，這樣，土地的流轉就有了條件，因為無論對于轉出者還是轉入者，都可以從中分配到一些剩余。統(tǒng)計的結果顯示，種田的凈收益，與土地的轉入意愿正相關。可是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變量對土地的轉出意愿卻沒有明顯的影響，這里還有由于其它方面的原因，轉出一方在失去土地之后，必須從事其它職業(yè)獲得收入，外加所得的土地租金，如果大于原先的收入，就會將土地轉出，否則不會。也就是說必須找到農業(yè)以外其它有更高利潤的職業(yè)，才會實現(xiàn)流轉，也就是說農民進城打工或者從事非農職業(yè)促進土地流轉的實現(xiàn)?？梢妴螁我揽刻岣咄恋氐氖Ｓ啵蛔阋允罐r民轉出土地。另外，如前所說，由于土地對農民來說太重要，盡管轉出土地有利可圖，也不一定會將土地轉出。

2.城市化的愿望影響農民土地流轉意愿。土地使用權的流轉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要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結合經濟問題去考慮，很多學者認為加快城鎮(zhèn)化和農村工業(yè)化，農村剩余勞動力會自動轉移到城市中去，進而實現(xiàn)土地流轉[7]。有的學者通過對河南東部一個自然村的全面剖析，得出農民外出打工是當地農民土地流轉的動力，把土地轉包出去就成了這些在外打工的農民職業(yè)轉變之后的必然選擇[8]。通過分析表明，城市化的愿望對于土地的流轉意愿存在明顯的影響。進城定居的意愿對兩個模型的貢獻率很大，是影響土地轉出意愿的最大因素，證明了以前學者的研究。

3.從兩個模型中可以看到，身體狀況對土地轉出有影響，婚姻狀況、性別、農村負擔的認知以及離城距離等對土地的轉入有影響。各個模型參數顯示，身體狀況不好者不愿意轉出土地，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土地的保障功能。結婚者比未婚者，女性相對于男性更愿意再承包一些土地，認為農村負擔重的農民不愿意轉入土地。

4.除了上述模型中的因素以外，對土地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人們的土地流轉。對土地的感情，即戀土情結，無法用具體的指標測量，但它對農民流轉土地決策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這種情感已經被新一代的農民正在建立的相對開放的思想觀念所沖擊。土地在這一代人的眼里與其它生產資料別無二致。鑒于此，年齡雖然沒有被納入模型，但我們有必要單獨將年齡與農民的流出意愿和流入意愿做相關分析（見表5），顯而易見，年齡不同對土地的流轉意愿有差異，年齡越大越不愿轉出土地，而且似乎有轉入的愿望。長期的農業(yè)勞動，會使土地染上個人的和情感的色彩，這是確切無疑的，但相對于這種感情的社會基礎卻是次要的，后者的消失會帶來前者的消失，隨著與新的技術經濟條件相適應的新的社會法律結構在更多的農村建立起來，這種感情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來，這在年輕一代的表現(xiàn)更加突出。但“年輕一代”是相對的概念，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也可能會趨向于在自己理性的、經濟的思想觀念和自己祖輩的思想觀念之間達成妥協(xié)。如果對土地的感情，真的隨年齡增長而增長，如果青年人對現(xiàn)在的新的生活方式感到失望，那么這些人會在將來發(fā)現(xiàn)土地情結的某些意義，而在今天，農村的年輕人正像孟德拉斯對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法國的年輕農民的描述那樣，“他們把這種土地依戀如此粗暴地拋棄掉了”[9]。盡管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年輕的農民比長輩更少的存在“戀土情結”，也并不能完全認定，幾年之后年輕的農民的這一情結會增加，新的價值體系和思想觀念最終的確立，農外產業(yè)經營上的成功，都會使這一代的農民放棄對土地的依戀，就像郊區(qū)城市化了的農民一樣。

（二）土地流轉方式的選擇

在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的制度框架下，農民的土地產權結構被分解為三種權利，其一是所有權，其二是承包權，其三是經營權（使用權），這三種權利是由里及表的關系。所有權是最根本的，經營權是最表層，最不穩(wěn)定的權利，承包權介于二者之間。作為個體的農民所擁有的是承包權和經營權。如何處理這兩種權利，決定了農民流轉土地所采取的方式。統(tǒng)計表明，愿意轉出自己土地的農民絕大部分希望保留自己的土地承包權，僅放棄經營權（87.3％），只有少數人表示愿意放棄承包權（12.7％），放棄承包權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農民完全脫離與土地的法律關系并放棄農民這一身份，他們要么在城里找到了很滿意的職業(yè)，要舉家進城，不打算回鄉(xiāng)，要么是升學、參軍等帶有永久遷移性質的流動。但現(xiàn)階段農民外出仍處于浮動狀態(tài)，農民外出就業(yè)不穩(wěn)定，已經外出的農民在自己生命周期的一定階段一般會回鄉(xiāng)種田[10]，這說明，穩(wěn)定農民的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允許并支持現(xiàn)在土地流轉保持經營權的層次，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三）土地流轉去向與來源的選擇

關于土地流轉的去向與來源，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多次表明，農民更愿意將土地轉包給較親近的人[11][12]。本次調查也證實了這一觀點，對于轉出者來說，把土地轉讓給自己信任的人，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更容易收回，方便快捷，省去了跟集體組織打交道的麻煩，在協(xié)商時，是自己處于與對方相同的地位。同時還可以保證原來的地塊不變。對于轉入者而言，同樣更愿意從這些人那里轉入土地，因為從集體轉入承包地價格高于私下流轉價格，而且都是熟人親朋，容易協(xié)商。目前農民土地流轉去向與來源是使流轉雙方最大利益的理性選擇。

（四）土地所有權歸屬的認識與期望

補充一下農民對現(xiàn)在土地制度的認識和期望對于分析農民的土地流轉意愿十分必要，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建立在“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廢除的基礎上，生產大隊目前已經不存在，現(xiàn)在的土地發(fā)包者為村民委員會，但是沒有法律上的依據[13]。這種產權不明確的狀況，影響到了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認識，在調查中發(fā)現(xiàn)只有15.2%的農民認為土地歸集體所有，大部分人認為土地是國家的,還有少數人認為土地是個人的(見表7)，可見農民對土地集體所有制認識不清。盡管沒有研究表明產權不清會影響到土地流轉的規(guī)模，但是造成的影響確是能夠看到的，如在流轉方式上，選擇私下流轉給信任的人，而沒有面向市場。在“希望土地歸誰所有”的問題上，有超過一半的農民希望土地歸個人所有，同時超過40%的人希望土地國有，少數人希望土地集體所有。這反映了地權的兩極化取向，即國有化和私有化。有的學者主張土地國有,對農民實行永佃制，以防止代表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基層干部的謀私行為[14]。有的學者認為，切不可因為現(xiàn)在各方面矛盾比較復雜而輕易改變原有的土地制度[15]。這一制度強調的是，明確土地所有權，穩(wěn)定承包權，搞活經營權，促進土地流轉。這三方面內容是高度相關的一個整體，所以無論講集體土地國有，還是講農村土地私有，都動了家庭聯(lián)產承包制度的根本[16]。作者認為，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有必要參考農民的意愿，但是理性的認清當前的形勢更為關鍵。

三、結論與討論

現(xiàn)在大部分農民既有土地轉出的意愿又有轉入的意愿。一部分農民表示，如果外出就會轉讓出自己經營的全部或者部分土地，由此可以預測，隨著城市化的繼續(xù)推進，更多的土地會參與到流轉過程中。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農民愿意轉入土地，這部分農民的經營能力已經允許擴大經營的規(guī)模，可是目前農村的土地卻不能滿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村人地關系緊張的狀況。在實踐中，在如何穩(wěn)定家庭承包制的基礎上推動土地流轉和發(fā)展適度規(guī)模經營這一問題上，首先就是認清農民的意愿和要求。農民土地流轉意愿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利益最大化，城市化意愿，對土地的感情都影響到農民土地流轉的意愿，隨著土地剩余的增加，城市化的繼續(xù)，戀土情結的淡化，土地流轉意愿會有所變動。如果在將來土地收入對于農民來說不再重要，即土地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較低時，土地的流轉會更加頻繁，土地的規(guī)模經營就會實現(xiàn)。

因此，農村第二、三產業(yè)的發(fā)展對于促進土地流轉有重要意義。在土地流轉方式的選擇上，農民傾向于保留土地的承包權。絕大部分農民不愿意放棄土地的承包權，只愿將經營權私下轉讓給親朋好友，采取的是轉包和代耕的方式，這決定了當前土地流轉的暫時性和不穩(wěn)定性。因此延長農民的土地承包權是符合農民意愿的合理舉措。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期望呈現(xiàn)兩極化。家庭聯(lián)產承包以后，土地產權成了一個模糊的問題，土地的集體所有制缺乏一個明確的事實載體。因此，當下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歸屬缺乏認識，而且對土地所有權歸屬的期望呈現(xiàn)兩極化的特點，有相當部分的農民希望土地國有化或者私有化，少數人認為土地應該繼續(xù)集體所有，可見當前農民對土地集體所有不完全認同。要繼續(xù)穩(wěn)定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就必須進一步明確地權關系，最好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