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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捍衛(wèi)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wèi)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guī)范結構（包括社會規(guī)范和認識規(guī)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因此，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當然，應該認真考慮，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

關鍵詞：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必要的張力

在現(xiàn)代社會，基礎研究或純粹科學面臨的境遇是相當嚴峻的：不僅反對和攻擊之聲不絕于耳，民眾的懷疑和不解、政府的漠視和忽視也是明擺著的。雷斯尼克在談到政府應該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時，提出了三個論據(jù)——這實際上也是對基礎科學所做的辯護。不過，他很清楚，這些論據(jù)幾乎說服不了當代政治爭論中的力量，也難以獲得多數(shù)民眾的認同——在這個緊縮預算的時代，不產(chǎn)生實際結果的科學被看做是學術恩惠，因為科學資助應該與實際結果聯(lián)系起來的觀念源遠流長。況且，

在現(xiàn)今這個一只時尚手袋比一打哲學理論還要吃香、一個三流歌星比諾貝爾獎得主還要走紅的時代，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恣睢猖獗，物欲主義的人生觀恣肆蔓延，工具主義的科學觀恣意流布，難得有純粹科學的一方凈土。即便偶有殘存，在應用科學和技術對社會影響如日中天的與境下，攪得純粹科學也難以以純粹的心境去探究了。

許多人都明銳地察覺到這種情勢。默頓早就預言：“當前對于科學的社會功利性的迫切要求，也許預兆著一個新的限制科學研究范圍的時代?！泵范辔殖姓J輕視應用科學會招致不幸的后果，但是他特意指出，矯枉過正，只注重科學的實際應用，純粹科學卻受到損害。在英國，不恰當?shù)靥岢戳闶凵淘瓌t資助科學研究，斷送了純粹科學。齊曼注意到：“現(xiàn)有的社會經(jīng)濟理論要么把科學神化為創(chuàng)造財富的R&D要素，要么把科學妖魔化成技科學（techno-science）的“軍事工業(yè)復合體”（military-industrialcomplex）的罪魁禍首。這兩種觀點都認定研究的功能是：通過任何切實可行的手段生產(chǎn)出人們所需要的或可能需要的任何知識，以滿足實際的或期望的物質需求。實際上，每個科學領域都被當做一種可供選擇的工具，捆綁在實用技術的前端，幫助其提高發(fā)明能力?！彼M而指出，工具主義模式支配著所有其他科學形態(tài)，它還支配著許多見多識廣的且具有社會影響力的人們對科學的理解。這樣的模型只是示意性的，非常平庸，將會被為廣泛利益服務的工具主義要求扯得四分五裂。哈貝雷爾（J.Harberer）則挑明：

現(xiàn)代科學表現(xiàn)出以優(yōu)先倒置為特征的工具論，從而知識作為力量的化身變成它的主要原動力，而公正追求知識則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

不僅現(xiàn)實景況對基礎科學如此嚴酷，而且應用研究一般而言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的。任鴻雋對此明察秋毫：“科學事業(yè)不當偏重應用而忽略根本之純粹科學。應用科學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為人所重視，純粹科學反之，故常易為人忽略?！辈际矊Υ艘灿惺智逍训恼J識：

應用研究與純粹科學研究之間的差異并不是固定不變的，而且工業(yè)科學家可以從廣泛的基礎觀點解決一些特殊的問題。但是，強調存在一種支配研究的違反常情的規(guī)律是很重要的：除非制定審慎的政策來防止這一點，否則在立刻要得到結果的壓力下，應用研究總是要排斥純粹科學研究的。這一寓意是清楚的：正是純粹科學研究值得需要特別的保護并有專門保證的支持。

也許正是由于這個一般規(guī)律存在和無形地起作用，難怪T.H.赫胥黎常言：“應用科學四字，吾愿其自來即不存在?！彪y怪翁文灝建議：“與其言應用科學，不如言科學應用之為當?！?/p>

面對這種應用研究排擠基礎研究、工業(yè)科學吞噬學術科學的情勢，有科學情愫和社會責任感的公民，都應該堅定地站起來，捍衛(wèi)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在這方面，一些科學家和思想家給人們做出了表率。德布羅意昌言：“在我們思維的處理手段與隱藏在自然表象后面的深刻實在之間的和諧一致是多么明顯。為了把這種和諧更加徹底地弄清楚，為了更加全面地看清迪昂談到的本體論意義上的法則，這正是純粹科學的真正使命。排除一切功利主義的偏見，單純地獻身于對真理的追求，正是一項我們從事的最高尚的事業(yè)。由于它所追求的目標的全然理想的性質，由于它所要求的努力的無私性質和殷切程度，它所擁有的道義上的價值是無可非議的。”愛因斯坦向來把他所從事的理論物理學——一門典型的純粹科學——視為值得終生追求的神圣的事業(yè)，絕對不能用它來換飯吃。他說：

如果一個人不必靠從事科學研究來維持生計，那么科學研究才是絕妙的工作。一個人用來維持生計的工作，應該是他確信有能力從事的工作。只有在我們不對其他人負有責任的時候，我們才可能在科學事業(yè)中找到樂趣。

貝文也許有些走火但卻不無道理，他面對饑腸轆轆的大眾，仍然強調“精神的饑餓比物質的饑餓更具破壞性”。

這些人士堅守純粹科學凈土的行為令人感佩。因為棲居在純粹科學的精神家園的科學家，最有可能持之以恒地潛心和癡心鉆研大自然深藏的奧秘與和諧，從而做出劃時代的科學發(fā)明?？墒牵葱l(wèi)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的意義決未就此而止。捍衛(wèi)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就是捍衛(wèi)科學的自主性和科學研究的自由——這是科學獨立存在和按照自身的邏輯持續(xù)發(fā)展的先決條件，也是人類追求精神獨立和思想自由這一至高無上的價值之特例。默頓對此深有感悟：“被科學家從一開始的訓練中就接納的這種情操與科學的純正性有關，科學不應該使自己變?yōu)樯駥W、經(jīng)濟學或國家的婢女。這一情操的作用在于維護科學的自主性。因為如果接受一種非科學的標準，即假定科學價值是與宗教信條或經(jīng)濟利益或政治目的相一致的，那么只有當科學符合這些標準時，它才會得到承認。換言之，當純粹科學的情操被排除后，科學就會受到其他制度化機構的直接控制，而且它在社會中的地位也會變得日益不確定?？茖W家不斷地拒絕把功利性規(guī)范應用于其研究工作，其主要作用就是可防止這種危險，這一點在現(xiàn)代尤為明顯?！彼€頗有感觸地說：“純粹科學的提升被認為可以防范這樣一種規(guī)范的侵害，它們會限制科學可能的發(fā)展方向，而且會威脅科學研究這種有價值的社會活動的穩(wěn)定性和連續(xù)性?！绷芯S特的一席話也言之鑿鑿：

人們常常賦予基礎研究以特別的神圣性。這是因為這類工作是按照本學科的邏輯和尋求基本的理解而工作的，而不是履行一種為狹隘的實際問題提供有用的解決方法的責任。然而，甚至在此之外，基礎研究對于科學家還具有一種難以否認的吸引力，即這個王國尊重他們自己的自主權和統(tǒng)治權來指導自己的工作，只要他們自己認為是合適的。如果可以求助馬克思主義范疇的話，基礎研究——好奇心驅使的研究——可以被描述為“沒有異化的勞動”，其成果——更多的是心靈上的而非金錢上的——完全屬于研究者。相反，即使最杰出的工作，當其按照一個公司或政府贊助者的要求工作的時候，不論多么微弱，都要服從其他人而不是服從進行這個工作的科學家本人的目的。

純粹科學的精神氣質或規(guī)范結構（包括社會規(guī)范和認識規(guī)范）確實能夠作為、而且也部分成為人們的標準楷模和理想追求。齊曼揭橥，科學是一種知識生產(chǎn)模式。其社會規(guī)范與認識規(guī)范不可分割，這被哲學家稱為調節(jié)原則（regulativeprinciples）?？茖W家認為，無法把科學家視為“真理”的東西與他們共同追求“真理”的工作方式分開。學院科學的調節(jié)原則是其精神氣質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精神氣質與其社會學方面直接關聯(lián)。例如，“公有性”規(guī)范與經(jīng)驗主義原則——依賴于可重復觀察和實驗的結果——密切相關。此外，社會“普遍性”與解釋一致有關；“無功利性”通常與對客觀實在的信念有關；堅持“獨創(chuàng)性”激發(fā)了猜想；在被接受為既定的知識之前，“有組織的懷疑論”要求全面檢驗這些知識并為之辯護。他還說：“學院科學不只是一種碰巧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fā)生的公共活動，它是我們‘認知體制’（epistemicinstitution）的標準范例。同樣，學術研究不只是一種特定的文化形式，它是我們的‘知識生產(chǎn)模式’的理想形態(tài)。”即使在學術科學共同體之外，學術科學的規(guī)范和標準起碼部分地為在非學術環(huán)境中工作的科學家確定了一個理想。這樣看來，莫爾的下述警告是言之成理的：

許多政治家和外行人實際上相信，好奇取向的基礎研究至少是一種多余的奢侈。這是目前科學危機的最嚴重的因素。

其實，從近代科學萌生直到19世紀后期，純粹科學都是科學家追求的遠大理想和踐行的研究活動。此后，盡管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和技術、科學與社會的關系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和轉型，但是純粹科學作為一種的崇高理想始終浮現(xiàn)在迷戀和獻身于科學事業(yè)的心智中，而且也確實有一小批純粹科學家在默默地踐諾這一高尚追求。齊曼心中有數(shù)：“雖然學術科學作為當代科學的模型與實際情況相距甚遠，但仍然是許多科學家以及某些元科學家對他們的活動的性質所持有的看法。它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因為可以把它看做是一個世紀之前工業(yè)研究尚未出現(xiàn)的時候，對于自然科學的公正描述?！睂W院科學設立了一些盡管極少實現(xiàn)、但卻被普遍接受的理想標準。它們展示了一個概念框架，從大量認識實踐、程序和傳統(tǒng)中可以總結出一些標準條款。它們在本質上是箴言，而非精確的規(guī)則。這體現(xiàn)在默頓規(guī)范的精神氣質方案中，盡管它從來不過就是學術科學的傳統(tǒng)準則的一種理想化，且具有自己為自己服務的空想特點，很少有學術科學家在實踐中遵從這種理想，但是并不是說完全不能以這種標準為目標，它可以作為科學生活的許多實際規(guī)則和慣例的參考。德布羅意言必有中：純粹科學是“單純地接近理想的”。

雖然我們被人體的組織結構和我們對日常事物的狹窄范圍的各種情感所束縛，我們還是能被理想的召喚所激勵，能被多少受到限制的追求精神價值的渴望所激勵，即使是我們之中的下愚也不會不受這些激勵的的影響。

當然，我們所謂的純粹科學，不是與社會完全隔絕的、象牙塔上的科學。因此，純粹科學之“純粹”，并不是“水至清則無魚”的純粹。誠如列維特所說，純粹科學“不是說科學與社會和經(jīng)濟因素相隔離——這樣的絕對‘純粹’是一個不現(xiàn)實的夢想，并且是不值得渴望的?！饼R曼指明，純粹科學家并不是脫離社會環(huán)境的孤立個體。而且，純粹科學的理想在現(xiàn)實社會中并不是單純懷舊，在某種程度上，它在適當?shù)纳鐣跫s下可以實現(xiàn)。莫爾和盤托出：“科學家的獨立之夢是懷舊。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自由——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變成幻想。體制的和財政的依賴與智力的獨立（思想自由和探索自由）是相容的，只要合伙人、政府和科學家認真遵守他們的‘社會契約’準則。正如有人注意到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政治權威能夠向科學口授它的步驟、它的活動規(guī)律、它的要義；在政府權力內也不能決定科學探索的形式和內容。通向真理的道路像真理本身一樣不受政治決定的影響；在更深的層次上，真理有它自己的不被政治權力敗壞的權威。公眾的權威有可能限制它的行使，或阻止它進入公眾的討論，或掩蓋它的部分結果，或歪曲它的意義，但是沒有什么強制或勸服能夠改變它確立的東西，除了科學論述本身的權威而外。”科學家為了獲得某項基礎科學的研究經(jīng)費，有時不得不虛與委蛇，做點表面文章，強調一下它的應用前景和實用價值。實際上，他們依然故我，從未改變初衷。這充分顯示出，純粹科學的理想在科學家內心深處根深蒂固。布魯克斯注意到這一有趣的現(xiàn)象：

這種轉移是表面的，而不是實際上的：研究建議重新寫得顯然適合特殊的社會目標了，而并沒有改變科學的主題。簡而言之，科學家常常改變對他們正在做的工作的解釋，以適應外界的壓力，而不是真正改變他們所做的工作。這個[科學主題的]“無形的力量”仍然是確定重點的真正力量。

應該給基礎研究以必要的支持。正如布什所說，基礎研究是一個長期過程——如果指望短期資助立即得到結果，它就不是基礎研究了。因此，應該找到一些辦法，允許某些機構許諾用經(jīng)常性撥款給予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經(jīng)費支持。事實上，在一些發(fā)達國家，就是如此行事的。列維特披露：“幾十年來，就像美國以及絕大多數(shù)工業(yè)化國家那樣，科學的精神氣質要求并得到了為基礎研究和為科學而科學提供的保護。大學，有時加上一些專門的研究所，構成了這個系統(tǒng)的核心?！?/p>

尤其是，政府必須負起應有的責任，這包括為基礎科學創(chuàng)造自由的發(fā)展氛圍并提供合理的財政預算。布什明確指出：“政府能用以促進工業(yè)研究最重要的方法，是通過資助基礎研究來增進新科學知識的涌現(xiàn)和幫助培育科學人才?！崩姿鼓峥嗽敿毜亓_列出，政府不應該放棄對純粹研究的資助是有理由的。第一，許多學人論證，純粹研究往往具有實際應用，但是要預見這種應用通常是不可能的。第二，為了進行應用研究，需要擁有大量的一般科學知識。由于純粹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這種類型的知識，它在應用研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科學史表明，所有研究（并非恰恰是純粹研究）在具有高度智力自由的社會里繁盛，把研究引向專門的實用目標、不為純粹研究提供資金的世界，很可能由于限制智力自由而妨礙研究氣候，從而危及科學。最后，純粹研究借助經(jīng)濟學的一個術語應該被看做是公共貨物，是不能夠被私人消費的貨物，是任何人可以無償?shù)氐玫降呢浳?。純粹研究是公共貨物，像安全的道路和橋梁、警力、污水處理和教育這樣的公共貨物一樣重要。他建議，政府應該積極資助純粹研究，科學家要在這類決策中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布朗和布魯克斯二人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進一步闡明，政府為什么必須支持基礎科學：

許多經(jīng)濟學家都極力表明，政府必須支持基礎研究，因為自由市場總是不會恰當?shù)刂С炙?。他們這樣說，在福利經(jīng)濟中，政府有義務填補市場支持的基礎研究水準和社會需要的水準之間的差額。

研究離最終實際應用越遠，它在市場經(jīng)濟中越不容易獲得支持，除非國家提供直接補助或通過專門的稅收刺激措施促使私人提供資助，而后者也是公共資助的一種形式。這樣，顯然存在強有力的經(jīng)濟學理由，要求政府支持研究，特別是支持基礎研究。

除了政府的支持外，各種非政府的和非贏利的基金會以及企業(yè)——有可能從中多少獲益——也有義務解囊相助，關鍵是要有與之配套的科學政策。不用說，還要制訂切實可行的申請和資助的管理措施，把科學家從過分激烈的無序競爭和大量非研究性的無效勞動中解放出來。范伯格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也提出過“誠信資助”以及用“事后收購制”替代“事前招標制”的設想。

有了健康的研究氛圍和正常的經(jīng)濟來源后，下一步的問題是選擇什么基礎研究課題去做。因為只有把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刃上，才能受到事半功倍之效，從而不辜負政府的豪舉和納稅人的慷慨。至于如何選擇，不是三言兩語就能打發(fā)得了的，鑒于篇幅關系，我們也只能淺嘗輒止。

要取得十分富足的資金滿足所有科學家的胃口，當然是不現(xiàn)實的；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顯然是不明智的。有一定的經(jīng)費之后，該怎么選擇研究課題呢？布朗對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明睿的見解。他說，我們在選擇時一般要受到兩個限制：社會偏見和科學范式，稱職人員和錢財供應。在明白了這一點之后，

不用說，我們必須打破我將要命名的外部標準和內部標準之間的平衡。作為外部標準，我意指任何健全的行政官員都會立即考慮到的那類事情，諸如項目的規(guī)模和費用、它對于特定國家資源的適宜性、投入的人員的能力、它的社會意義等。內部標準是比較微妙的。我建議，內部標準應該有助于下述研究規(guī)劃的提出：它們不僅是引人注目的和富有新意的，而且選擇它們主要是考慮到它們與科學的進展有關，而不僅僅是因為它們與我們直接的社會需要有關。與科學的總的進展密切相關的研究規(guī)劃的提出，有可能使科學中的其他論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而在不止一個方面把知識前沿向前推進。

至于“什么最有可能推進科學的前沿？這必定是一個科學問題，必須主要由科學家去解決?！币溃皼]有一種體制是完美無缺的，但是，把基礎研究的細節(jié)控制大量地交到科學家手中的體制，必定要優(yōu)于把它放在政治家或政府部門的體制。相反的情形對應用科學的控制也幾乎適用。正如社會價值對于基礎科學研究的實施不是好向導一樣，科學價值對于科學的社會應用也不是好向導。在控制應用科學時，我們正在刻苦地學會認清科學對社會所負的責任；在控制基礎研究時，我們必須認清社會對科學所負的責任?！?/p>

在強調基礎科學的重要意義和捍衛(wèi)純粹科學的神圣理想時，我們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種傾向——過甚地鉆牛角尖。有極少數(shù)人鉆鉆牛角尖倒也無妨，只要他們不耗費可觀的社會資財，社會甚至可以把他們作為“稀有保護動物”加以呵護——首先，這是他們的自由；再者，說不準哪一天他們也許會對科學知識有所貢獻。但是，對于大多數(shù)純粹科學家而言，研究與科學進展密切相關的前沿問題才是第一位的。勞丹說得好：盡管放棄對理論科學的探索無異于否定人性中最大的特點，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將資源花費在任何理論問題上都是有正當理由的。

當今，致力于認識上毫無價值的問題和致力于無益于社會的問題的科學研究一樣，是太多了。如果“純粹”科學家要想不辜負施與他們的慷慨資助，他們必須能夠表明，他們的問題是真正重要的問題，他們的研究綱領足夠進步，值得用我們寶貴而有限的資源去打賭。

“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之間的復雜的辯證法是科學史中最深刻的問題之一?！痹谔幚磉@種辯證關系時，也許最佳的途徑是，在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設法使本來具有某種對立和互斥傾向的兩類科學互補互惠，從而收到珠聯(lián)璧合、相得益彰之效。對基礎科學固然漠視不得，對應用科學也萬萬不能忽視，因為后者不僅對社會大有裨益，而且也能夠惠及基礎科學。遺憾的是，在現(xiàn)實社會生活中，人們常常有意或無意地好走極端。誠如默頓所言：像在社會和文化領域中存在的大部分雙重性一樣，這種雙重性也導致了矛盾選擇的態(tài)度。而且，由于我們發(fā)現(xiàn)難以承受這種矛盾選擇，所以我們經(jīng)常處在這樣的猶豫不決之中，明顯地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強調一方面的價值，必然大大壓制另一方面的價值。我們或者極力倡導，知識不能被用于實際目的的就決不是真正的知識；或者極力倡導，應用知識本來就屬于知識自身的一類。一些人倡導純粹科學，而另一些人倡導應用科學。前者是柏拉圖的追隨者，后者是拙劣的培根的追隨者。事實上，這兩類科學的真實關系恰如B.巴伯所言：我們必須注意，在“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之間總是有重要的相互影響，無論在同一或不同的社會組織中它們是否被具體地分開。的確，它們必定是相互依賴的，因為不僅“純粹”科學為社會應用提供新的理論，而且這些應用反過來又會為“純粹”科學的順利進展提供工具和條件。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正如科南特校長所說的，是“共生的”和“緊密的”?？茖W的成長要求“純粹”研究和“應用”研究永遠不要彼此過于分離。誤解這兩者的性質和彼此之間關系的一個最大的危險就是，這有可能導致一種僵硬的和有害的分離。

坎貝爾既揭示了兩類科學的張力關系，也開出了免走極端的良方，頗具遠見和卓識：“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是經(jīng)驗知識這棵大樹的根和分枝；理論和實際是不能分離的統(tǒng)一體，如果不給雙方帶來極大的破壞，就不能將其分開。社會的精神和物質的健全就依賴于這種密切聯(lián)系的維持。幾年前有一種傾向認為，真正的科學是限定在實驗室的，他們的學生也要離開工業(yè)社會的沸騰生活，對工業(yè)視而不見，成為貧血兒。今天或許出現(xiàn)了一些過分反動的跡象；工業(yè)科學得到全面支持和普遍關注，而大學——所有的學科和所有的知識的保姆——卻成了挨餓者。只有當科學既作為一個滿足知識需要的源泉、又作為滿足物質需要的手段成為普遍認識的時候，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的危險才能避免。”

也許正是基于類似的認識，中國學人任鴻雋才明智地指出，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二者同樣重要；考慮到現(xiàn)實狀況，宜于多多提倡純粹科學。他說：科學家的態(tài)度似乎第一應從發(fā)現(xiàn)宇宙真理、奧秘而努力，第二是將研究出來的東西怎樣地可以為人類謀取福利，這才與人類前途有利。惟此而行，人類必可獲得更光明、更良好的前途，同時也不怕科學不為人類造福。他還說：

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哪一項需要提倡。我個人以為兩者都重要，不過應用科學自會有利地發(fā)展，而純粹科學則少人注意，所以應當多多提倡純粹科學。

霍耳頓則推薦兼顧二者的“杰斐遜式的研究綱領”，不知是否有道理、是否可行，值得人們用心思忖。他這樣寫道：回顧17世紀以來近代科學的兩個主要淵源，通常指的是（沒有太多的歪曲）以牛頓為代表的“基礎科學”和以弗蘭西斯•培根為代表的“應用科學”。但是還有第三種風格的科學實踐，人們很少明確承認它，但是現(xiàn)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值得賦予更大的注意。關于這種科學實踐的比較方便的名稱是“杰斐遜式的研究綱領”。牛頓式的研究綱領是尋求全知（omniscience）。與之相對照，培根的研究綱領專注于科學為全能（omnipotence）服務，或者用他本人的話來說，“擴大人類帝國的疆界，盡可能地影響一切事物”。杰斐遜的第三種研究綱領從二者中汲取了某種東西，又為一個新的目的把它們結合起來。簡要地說，“這種風格把研究中心放在基礎科學未知的領域，它又處于一個社會問題的核心。因此，它既不是純粹科學取向的，也不是純粹問題取向的（后者主要應用現(xiàn)有的基礎知識以適應所設想的需要）?！睂φ掌饋?，杰斐遜的結合模式兼顧二者，它反映了杰斐遜看到科學有兩個相互糾纏在一起的目標——不僅僅是充分地理解自然，而且還有他簡單地稱之為“人的自由和幸?！钡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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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戴建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72頁。

齊曼言之有理：“僅僅以心理因素為標準，試圖把基礎研究與其他形式的研究活動區(qū)別開來，這是行不通的。以個人自主性作為惟一的指導原則，也是辦不到的。把純粹研究者描繪成一個完全孤立的個體，其生機來自內心的覺悟，這簡直是異想天開?？墒牵茖W家在解釋自己的行為時，總喜歡以這種慣用的、簡化的方式來表達。這些表達大多數(shù)是非常真誠的。然而，它們通常系統(tǒng)地忽略了科學家工作在其中的社會環(huán)境因素?！眳⒁婟R曼：《真科學：它是什么，它指什么》，曾國屏等譯，上海：上海科學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1頁。

H.Mohr,Structure&SignificanceofScience,NewYork:Springe-Verlay,1977,Lecture12.

布魯克斯：學術研究的領域和重點，李亞玲譯，上海：《世界科學》，1984年第5期，第46~49，41頁。

布什（V.Bush）：《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張煒等譯，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內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72頁。

列維特：《被困的普羅米修斯》，戴建平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425頁。

布什（V.Bush）：《科學——沒有止境的前沿》，張煒等譯，中國科學院政策研究室內部出版，1985年第1版，第35頁。

雷斯尼克的具體建議是這樣的：由于純粹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含義并花費大量的金錢，政府總是（并且應該總是）在提供資金的決定中起重要作用。在民主社會，公眾應該知道政府如何分配它的預算，提供資金的決定不能完全留給官僚或專家手中。公眾雖然對提供資金有發(fā)言權，但是至少有兩點理由表明，科學家而非政治家應該在多數(shù)決定中發(fā)揮決定性的作用。第一，公眾不愿意在不健全的研究上浪費資源，而有資格的科學家知道任何研究的長處。第二，要公眾評論每一項研究建議是不充分的。參見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69,171.

布朗：《科學的智慧——它與文化和宗教的關聯(lián)》，李醒民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4頁。

布魯克斯：基礎研究的功能，顧淑林譯，北京：《科學學譯叢》，1988年第1期，第11~19頁。

默頓就此論述道：基礎研究對不同的組織和制度具有潛在的價值，而潛在價值概念直接關注的是一個明顯和重要的事實，即不同類型的基礎研究具有不同的適合于某些類別的實用結果的可能性。這個概念涉及到支持那些基礎性研究的科學政策問題，就我們看來，這類基礎性研究對贊助企業(yè)來說會具有極大程度的潛在意義。扶持具有潛在價值的基礎研究的政策有幾個方面的有意義的特征。第一，它保證科學家對問題的選擇有很大的自由度。第二，贊助組織也有很大的自由度，使它們從各種基礎研究中有所選擇，以發(fā)展基礎性和具有潛在意義的知識。第三，它為從事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贊助組織之間提供了一種磋商關系。他們以相對中立的立場接觸，各自都保留自己的目標，同時又盡可能使對方獲益。第四，扶持基礎研究的主導性政策只是把研究資源分配給多數(shù)而非全部具有潛在價值的基礎研究。第五，那種對政府、商業(yè)和工業(yè)等組織的目標只有很小的明顯潛在價值的基礎科學，無疑需要獲得另外一些機構的大力支持，這些機構的目的在于促進基礎知識的發(fā)展，而不是為了獲得可預見的實用結果。參見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林聚任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版，第250~251頁。

范伯格這樣寫道：因為可以得到支持的科學研究的資金大大增加，科學家的工作和生活顯著地改變了。增加的資金使科學家有可能計劃和實施研究規(guī)劃，否則這是不可想象的。雖然投入科學研究的資金按以前的標準是相當大的，但是資金還是有限的。由于大多數(shù)卷入基礎研究的科學家依賴政府資金，因而不得不為有限的資金而競爭。由于資金對研究是如此決定性的，科學家不惜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準備他們的計劃。為了保險起見，科學家往往把類似規(guī)劃提交給幾個撥款機構。一些科學家估計，他們把多達20%的工作時間都用在準備計劃上了。政府資金對科學研究的“食物供應”正在變得相對短缺，科學家現(xiàn)在必須在與他們的大量同行的競爭中搜尋糧秣。這不是因為可以得到的資金被縮減了，而是因為科學家的數(shù)目和科學規(guī)劃花費的范圍大大增加了，把較大的要求放在研究資金的餡餅上。政府未來的支持模式對于科學的未來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參見G.Feinberg,SolidClues,NewYork:SimonandSchuster,1985,pp.226~227.

李醒民：學術科學可以被計劃嗎？北京：《學習時報》，2004年12月20日，第7版。李醒民：荒謬的邏輯，荒誕的考核——就本人的經(jīng)驗小議課題申請、學術評價及其他，北京：《自然辯證法通訊》，第29卷（2007），第3期，第96~97頁。摘要發(fā)表在北京：《科學時報》，2007年6月29日，第A4版。

布朗：《科學的智慧——它與文化和宗教的關聯(lián)》，李醒民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118~119，121~122頁。布朗就“兩個限制”是這樣講的：在我們選擇做什么基礎研究方面，有一些明顯的限制因素，這是因為，科學本質上是一種社會活動，它深深地扎根于歷史之中。我們選擇課題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流行的社會偏見的強烈影響，正像17和18世紀的物理學和數(shù)學選擇課題受到與世界探險有關的航海問題的影響一樣；在當代，對太陽系的探測也是由太空研究中的軍事利益促進的。我們的選擇也受到該時代的科學理論和風尚的強烈影響，托馬斯•庫恩稱其為“科學范式”。第二個明顯的限制因素是，稱職的人員和錢財?shù)墓怯邢薜?。這樣就提出選擇什么基礎研究去做？我們應該花費多少？對此，沒有一個明確的經(jīng)濟學答案；而且，與藝術不同，公眾對基礎科學的評價不能用進入音樂廳和藝術館的人數(shù)來衡量。

勞丹：《進步及其問題》，劉新民譯，北京：華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23頁。

斯諾：《兩種文化》，紀樹立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4年第1版，第65頁。

德布羅意對此有透徹的了解：由于應用科學不是追求純粹的理想目標，而首先在于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由于它經(jīng)常被迫考慮的是物質上的意外事件和財力上的（商業(yè)上的）條件，從純粹的知識觀點看來，應用科學并不具有純粹科學那樣高貴的價值。雖然如此，但是也不能忽視它推動社會的進步，對純粹科學有所幫助（提出問題，有時對純粹科學也有貢獻）的事實。參見德布羅意：《物理學與微觀物理學》，朱津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1版，第182~183頁。雷斯尼克也心知肚明：值得注意的是，工業(yè)研究產(chǎn)生了大量的社會好處。第一，工業(yè)雇用科學家發(fā)展有益于社會的產(chǎn)品和技術。第二，私人工業(yè)為數(shù)百萬科學家和卷入研究的人提供雇用。這些工作傾向于是高工資、高技藝的工作，它們在社區(qū)或國家的經(jīng)濟基礎中起至關重要的作用。第三，私人工業(yè)為科學研究提供資金，可以彌補政府資助之不足。雖然這種資助往往是高度應用的，但是它能夠具有理論上的副產(chǎn)品。第四，學術機構往往從私人工業(yè)的工作中獲得好處。當公司在大學環(huán)境中運作時，它們幫助大學獲得私人基金為設備、工作場所和人力資源投入。參見D.B.Resnik,TheEthicsofScie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p.156.

默頓：《社會研究與社會政策》，林聚任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第1版，第49頁。

B.巴伯（BBarber）：《科學與社會秩序》，顧昕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第1版，第119頁。

戈蘭：《科學和反科學》，王德祿等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7頁。

任鴻雋：在“科學與社會”座談會上的發(fā)言，《科學》，第31卷（1949），第5期。

霍耳頓：《科學與反科學》，范岱年等譯，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44~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