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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狂；范疇；作家；文論

論文摘要：“狂”是中國文論史上一個重要的審美范疇。就作家而言，“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身上較為常見的一種氣質(zhì)，具體表現(xiàn)為：病態(tài)之狂、進取之狂、放浪之狂。由于傳統(tǒng)觀念中道德標準與美學標準經(jīng)?；焱?，因此文人之“狂”在文論中常有褒貶不同的表述，呈現(xiàn)出復雜的面貌。本文通過對古代文論中的相關材料進行歸納分析，試從橫向角度來探討“狂”作為審美范疇在傳統(tǒng)作家論中的內(nèi)涵和外延。

綜觀中國文藝理論史，“狂”范疇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存在。早在春秋時期，“狂”便出現(xiàn)在原始文論中。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作家始終是評論的重點，從孟子“知人論世”到魏晉時期“才性論”再到明代“性靈說”，作家的思想個性、行為氣質(zhì)總是文論家關注的對象。大凡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如莊子、屈原、阮籍、嵇康、李白、杜甫、蘇軾、關漢卿、徐渭、李贄、曹雪芹、龔自珍等，都與“狂”有著一定聯(lián)系。不少學者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大家對于這一范疇的關注大多只停留在具體作家（作家群體）、作品的個案分析上。盡管在論及這些作家時往往要涉及到“狂”，然而關于“狂”范疇在傳統(tǒng)作家論中的整體理論研究迄今為止仍為空白。本文通過對古代文論材料的扒梳，來探討“狂”作為審美范疇在傳統(tǒng)作家論中的內(nèi)涵與表現(xiàn)。

一、“狂”范疇在傳統(tǒng)作家論中的體現(xiàn)

縱觀中國文學史上的作家，尤其是歷代重要作家，大都與“狂”有著或多或少、或隱或顯的關系。戰(zhàn)國時期的屈原是早期文人的典型代表，班固《離騷序》稱其為“貶絜狂狷景行之士”，此后，歷代論者對其身上的“狂”多有關注，如：

（獻之）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何足惜也?！?/p>

屈原作《離騷》，則托諸美人香草，登閬風，至縣圃，以寄其佯狂。

作為我國文學史上成就輝煌的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同時也是性格獨特的一位狂者。他忠君愛國，在“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環(huán)境中，以“露才揚己”式的狂傲將高潔的人格與惡劣的世俗環(huán)境對立起來，通過狂熱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譜寫出一首首瑰麗的詩篇。屈原這種“狂狷”型的人格氣質(zhì)成為后世文人的一種范式。從此之后，歷代文論中關于作家之“狂”的描述比比皆是：

屈靈均、陶淵明皆狂狷之資也。(《賦概》)

靈運……義心時激，發(fā)為狂躁，卒與禍遘。（《詩辯坻》）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

（元）結(jié)性不諧俗，亦往往蹟涉詭激……頗近于古之狂。

或以為忠君愛國，或以為傲誕疏狂，一韓愈也。

詳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許人也。自古老見之，皆謂貧人風狂之士。

潘閬字逍遙，太宗朝人，狂逸不羈，坐事系獄，往往有出塵之語。

王逐客（王觀）才豪，其新麗處與輕狂處，皆足驚人。

蘇、辛，詞中之狂。

（李）贄狂悖自恣，而是集所評乃皆在情理中，與所作他書不類。

徐青藤一時才人，一時狂士。

自有文學以來，“狂”與文人的關系并不是獨立單一的偶然現(xiàn)象，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在社會思潮影響下，“狂”甚至成為一代文人作家的集體特征。例如顧起綸《國雅品》記錄了許多明代詩壇的人文逸事，其中不乏“狂者”：

顧居士仲瑛聲調(diào)逸秀，綺綴精密，頗任俠清狂，一時名士李楊諸公，多樂與之游……

桑別駕民懌狂士也。少有辯才，嘗以孟軻自任，目韓愈文為小兒。號自稱曰“江南才子”，頗不羈慢世……

李武選應禎性尚放誕，傲世寡群，日事嘯詠，頗以酒為名……

這些性格狂放的詩人公然被列于“國雅品”中，足見當時社會對“狂”的受容與接納?！翱瘛笨梢哉f是明代文人身上極為突出的品行特點，清初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稱：“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笨梢姡髑逯H凡是具有知名度的文人身上幾乎都存在著狂傲之氣，而且他們公然認為“吾非狂，誰為狂也”。程羽文在《清閑供》中把“狂”與癖、懶、癡、拙、傲一同視為文人的六種毛病，其中對“狂”的描述是：“道旁荷鋤，市上懸壺，烏帽泥涂，黃金糞壤，筆落而驚風雨，嘯長而天地窄?！北砻嫔峡?，“狂”是程氏刺約的文人之病，但蚌病成珠，因病生妍，這些文人之病其實早已成為當時社會不同世俗，甚至頗受推崇的一種情致。

“狂”之所以在歷代文人身上有突出表現(xiàn)，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狂”是一個人極度自信、乃至自負的一種表現(xiàn)。文人、藝術家在各個歷史時期通常是文化素質(zhì)、思想素質(zhì)較高的一個群體，白居易嘗言：“天地間有粹靈氣焉，萬類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笨梢娢娜四颂斓刂ⅲ麄兇蠖鄬ψ约旱牟徘?、氣度頗為看重，因此在他們身上自然多了幾分狂氣。此外，“狂”也是文人們反抗社會、彰顯自我的一種方式。錢鐘書把文人之“狂”分為“避世之狂”和“忤世之狂”，在他看來，“嵇、阮皆號狂士，然阮乃避世之狂，所以免禍；嵇則忤世之狂，故以招禍?！庇捎谖娜送ǔν獠渴挛锖蛢?nèi)心世界的感知相對比較敏銳獨特，因而在精神思想和現(xiàn)實生活之間容易產(chǎn)生矛盾沖突。面對這種痛苦，有些文人以怪誕的言行來發(fā)泄自己對社會環(huán)境的強烈不滿，“狂”成為他們展示個性，對抗統(tǒng)治的一種方法；還有些文人則運用“狂”這種形式使自己從世俗中脫離出來，“狂”成為他們保存自我個性、尋求精神解脫的特殊方式。可見，“狂”不僅是文人反抗社會的表現(xiàn)，同時也是他們跡似任真的機變之道。從精神實質(zhì)分析，歷代的狂放文人，無論是“避世之狂”還是“忤世之狂”，皆以貶損社會、否定現(xiàn)實來高揚自我，在統(tǒng)治階級及社會世俗的壓力下，頑強地以自己的內(nèi)在世界與客觀世界相抗衡。因此“狂”對于文人來說是極度自信的外在表現(xiàn)，是對主體個性的執(zhí)著追求，是對社會世俗的公然蔑視，同時也是他們在理想與現(xiàn)實發(fā)生沖突時進行自我調(diào)整，保持個性獨立和心靈自由的重要手段。

對于“狂”與文人之間的關系，《四庫全書總目》中的一則評論可以給我們更多啟示：

鳳翼才氣亞于其弟獻翼，故不似獻翼之狂誕，而詞集亦復少遜。

該評論中提到的張獻翼即袁宏道贈詩稱“譽起為顛狂”的張幼于，明清文論中有不少關于他顛狂行為的記錄，可被視為晚明狂誕文人的典型代表。論者以張氏兄弟做比較，認為鳳翼的才氣不及獻翼，因此不像獻翼那樣狂誕，但是其詞采也比獻翼遜色。該評論傳達出這樣一種信息：在四庫館臣的觀念中，才氣、狂誕、文學價值是成正比的。正如古人認為“英異宏異者，則羅網(wǎng)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于籠中之內(nèi)”，越是才氣超凡的人物，越是不能忍受世俗常規(guī)的羈絆，他們常常以“狂”這種異端姿態(tài)游離于社會習俗之外。因此在文學史上，天才文人往往會更明顯地表現(xiàn)出一種異端的狂怪之氣。

二、傳統(tǒng)作家論中文人之“狂”的類別

中國文學史中以“狂”冠名的作家隨處可見，然而仔細推究，其內(nèi)在精神及外在表現(xiàn)卻差別很大：李白、杜甫是同時代的偉大詩人，皆以“狂”自稱，但二人氣質(zhì)風貌截然不同；孔融、禰衡、吳筠、孔珪等漢魏六朝時期的狂傲文人，與蘇軾、辛棄疾、劉過等兩宋時代的疏狂文人相比，其風格特點也迥然相異；阮籍和徐渭都是行為狂放的文人，然而其內(nèi)在因素卻有心理、病理之分……屠隆曾對狂者進行分類：

善狂者心狂而形不狂，不善狂者形狂而心不狂。何以明之？寄情于寥廓之上，放意于萬物之外，揮斥八極，傲睨侯王是心狂也；內(nèi)存宏偉，外示清沖，氣和貌莊，非禮不動是形不狂也；毀滅禮法，脫去繩檢，呼壚轟飲以為達，散發(fā)箕踞以為高，是形狂也；跡類玄超，中嬰塵務，遇利欲則氣昏，遭禍變則神怖，是心不狂也。

屠隆從“心”和“形”兩方面進行分析：“心狂”指超越社會世俗，寄寓宇宙，睥睨權貴，高蹈于世的思想狀態(tài)；“形狂”則從外貌入手，指“呼壚轟飲”、“散發(fā)箕踞”等，無所顧忌、率性肆意、與社會禮法格格不入的言語行為。比照而言，杜甫顯然是典型的“心狂”者，而李白身上則“形狂”更為突出。

對于文人之“狂”而言，由于不同時代的文論者所關注的層面各不相同，不同立場的理論家對其理解也有一定差異，因此呈現(xiàn)出極為復雜的面貌。通過梳理，將傳統(tǒng)文人之“狂”大致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一）病態(tài)之“狂”

《說文解字》把“狂”釋為“人病”，《黃帝內(nèi)經(jīng)》中亦多次提到“狂”病。從醫(yī)學角度來看，狂是一種精神病學方面的疾癥，多是心理受到強烈壓抑的結(jié)果。由于文人通常具有異常敏感的思想心靈，最容易感受到周圍環(huán)境的動蕩迷亂，最易產(chǎn)生人生困惑和精神負擔，因此作家、藝術家是最容易與顛狂病發(fā)生聯(lián)系的群體。

徐渭是這種病態(tài)文人的代表，袁中郎《徐文長傳》稱其：

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蛞岳F錐其兩耳深八寸余，竟不得死。……石公曰：先生數(shù)奇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作為一個在創(chuàng)作上很有成就的文人，徐渭曾在《海上生華氏傳》中對自己的狂病有所記錄，把自己“激于時事”歸于疾病所致。徐渭長釘貫耳、出于猜忌砍殺其妻的極端行為，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行為心態(tài)，顯然與狂病有關。從精神分析角度看，瘋狂是人類不可避免的一種狀態(tài)，西方論者對此多有關注。他們認為“狂亂是贖出智慧的代價”，“不僅沒有瘋狂的人類存在不能理解，而且如果它不在自身中含有作為自由的極限的瘋狂，它將不是一個人類存在?！背５木駹顟B(tài)是形成獨特藝術樣式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人甚至“把藝術的創(chuàng)造歸因于發(fā)狂的想像”。對于文學藝術而言，精神變態(tài)的作用十分顯著，從一定意義上講，精神變態(tài)擴充了意念、情感和思維的豐富性，也帶來了藝術風格的多樣性。

袁宏道論及徐渭的創(chuàng)作，稱“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边@種獨特藝術風格與狂病的精神狀態(tài)之間不能說毫無關系。歷史上像徐渭這樣明顯具有顛狂病癥記錄的文人并不多，但這種生理、心理皆狂的天才文人，的確是文學史上令人震驚的一種極端審美類型，他們的病態(tài)之狂在某種意義上構(gòu)成了對現(xiàn)實理性的嘲諷愚弄。

（二）進取之“狂”

自從孔子提出“狂者進取”后，“志極高而行不掩”便成為狂者的一種典型氣質(zhì)，屈原、孔融、嵇康、李白、辛棄疾、龔自珍等眾多作家都明顯具有這一特征。這類文人通常都擁有遠大的理想抱負，但往往被排斥于上層政治之外，在他們身上，狂健進取與肆意沉淪、精神自守與行為外放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進取心與不得志的尖銳沖突，使他們心靈深處始終激蕩著一種激憤情緒，甚至表現(xiàn)出恢宏的反抗意識以及凌駕于權貴之上的不屈精神。例如蘇軾論李白：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jié)于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杰?；\罩靡前，蹈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如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jié)邁倫，高氣蓋世?？芍^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

在蘇軾眼中，李白是一個標準的“狂士”，他“氣蓋天下”、“陵轢卿相”、“籠罩靡前，蹈藉貴勢”。這種傲岸豪邁的狂放氣概，與其“大鵬一日同風起，博搖直上九萬里”（《上李邕》）的宏偉志向密不可分。李白政治生涯短暫坎坷，盡管他一生多隱居、漫游，但強烈的進取意識卻始終未曾泯滅。

類似李白這樣富于進取心的文人狂士在文論中還有記載，如：

《西清詩話》云：“華州狂子張元，天圣間坐累終身，每托興吟詠，如《雪詩》：‘戰(zhàn)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对伆棥吩疲骸行拇轮型?，更向白云頭上飛?！肿H類是。后竄夏國，教元昊為邊患。朝廷方厭兵，時韓魏公撫陜右，書生姚嗣宗獻《崆峒山詩》，有云：‘踏碎賀蘭石，掃清西海塵，布衣能辦此，可惜作窮鱗。’顧謂僚屬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張元矣。’因表薦官之。”

在狂子張元寄托心性的詩歌中，“戰(zhàn)玉龍”、“搦月兔”等語言大膽夸張，充滿狂放不屈、不畏權貴的政治豪情，后來他逃至夏國挑起邊患，引起統(tǒng)治者極度恐懼。當書生姚嗣宗獻詩表現(xiàn)出凌駕于政治之上的狂放豪情時，統(tǒng)治者引以為戒，馬上舉薦為官?？梢姺饨ńy(tǒng)治者對文人思想及作品中的進取之“狂”，尤其是帶有政治色彩的“狂”十分忌憚，這正可以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狂者進取”的價值意義所在。

（三）放浪之“狂”

無論哪一時期的“狂”，都或多或少地映射出文人對統(tǒng)治階級和社會環(huán)境的不滿以及兩者間的矛盾沖突。一些才華橫溢、志向高遠的文人壯志難酬或仕途失意時，往往收斂起積極進取之心，在現(xiàn)實社會的羅網(wǎng)縫隙中以一種寄情山林、縱情酒色、肆意放任的方式來排遣煩惱、舒展身心。從竹林七賢到白居易、杜牧，再到柳永、關漢卿……盡管這些文人并不能完全擺脫個人與封建正統(tǒng)之間的矛盾對立，但他們把自己的思想心靈轉(zhuǎn)向廟堂之外，要么林泉野逸、縱酒任誕，要么在歌舞聲色中盡情放浪，通過風流游蕩來解脫人生苦悶，并以此展示自我個性，尋找精神平衡。客觀地說，放浪之“狂”是文人們調(diào)和矛盾、避世保身的一種手段。

柳永是一個典型例子。葉夢得《避暑錄話》云：“（永）為舉子時，狂游狹邪，善為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為詞，始行于世。”柳永一生沉湎于歌酒羅綺中，他這種“日與儇子縱游娼館酒樓間，無復檢約”的放蕩行為，既有追求身心自由的個性意識，又有深奧屈折的韜晦傾向。柳永在“偶失龍頭望”后將社會正統(tǒng)的人生價值觀拋置腦后，而把自在無拘的秦樓楚館作為人生歸宿，甚至公然宣稱“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表現(xiàn)出非同一般的離經(jīng)叛道精神和反抗傳統(tǒng)價值的超人膽量。在他看來，只有青樓放縱、歌酒享樂才是人生樂事，只有個性自由、心靈舒展才有生命價值。這種縱欲型的狂放，實際上是以極端的、趨于病態(tài)的生活方式去對抗封建正統(tǒng)觀念及價值原則。

無論是寄情山林、耽于酒筵，還是縱情聲色，這種“狂游狹邪”式的放浪生活，大都是文人在“狂者進取”而不得的情況下形成的一種新型人格模式和價值取向?！翱裼为M邪”充滿了對傳統(tǒng)社會規(guī)范及價值觀念的蔑視，是一種獨特的“狂”現(xiàn)象。

文人的“病態(tài)之狂”、“進取之狂”和“放浪之狂”并不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氣質(zhì)行為，它們可以分別體現(xiàn)在不同的文人身上，也可以綜合地表現(xiàn)在一個文人身上，蘇東坡便是“進取之狂”與“放浪之狂”互相結(jié)合的典型。無論是“志極高而行不掩”的進取之狂，還是寄情林泉、縱情酒色、狂游狎邪的放浪之狂，歸根到底，都是對禮教束縛、社會陳規(guī)的大膽突破，是文人對自我人生價值的充分肯定。

三、傳統(tǒng)文論中文人之“狂”的雙重標準

古典文論中關于作家之狂的論述相當多，但褒貶各異。例如齊己詩曰“長吉才狂太白顛，二公文陣勢橫前”(《謝荊幕孫郎中見示〈樂府歌集〉二十八字》),把李賀、李白的顛狂風范與其作品氣勢聯(lián)系起來，并把二人視為后來文人的楷模。再如薩都刺“四海知名李白狂”，李東陽“恨殺多情杜老狂”等詩句中所涉及的詩人之“狂”，顯然都帶有褒揚色彩。然而在另一些評論中，“狂”則帶有批判意味，如：

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語本不足存。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東坡一派，無人能繼，稼軒同時，則有張、陸、劉、蔣輩，后起則有遺山、迦陵、板橋、心余輩。然愈學稼軒，去稼軒愈遠，稼軒自有真耳。不得其本，徒逐其末，以狂呼叫囂為稼軒，亦誣稼軒甚矣。

然于近世文人病痛，多能言之。其最粗者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游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

李淸照是宋代詞壇上一位女杰，她才情出眾、見識超凡，作品成就不讓須眉，然而被論者評為“妄不待言”，“狂亦不可及”。此處清照之“狂”與齊己詩中長吉之“狂”都與才氣密不可分，然而褒貶態(tài)度卻明顯不同。東坡、稼軒等豪放詞自有一種狂放氣韻，陳廷焯對稼軒詞頗為欣賞，然而卻把后人所學習模仿的豪放風格視為“狂呼叫囂”，加以排斥；惲敬更是把徐渭一類的“風狂才子”稱為“瑣異派”，并當作文人之病痛。

文人之“狂”之所以在文論中有不同表述，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論者沒有把道德標準與美學標準區(qū)分開來。就文學理論而言，由于中國傳統(tǒng)文論是個相對開放的體系，它對文學本體的觀照往往與政治教化、哲學思想、倫理道德等交織在一起，因而中國傳統(tǒng)美學范疇有很多是從哲學范疇、倫理學范疇及一般語詞中分化出來的，這種分化始終未完成。即便是看來毫無疑問的美學范疇，或者是在談論藝術的場合出現(xiàn)，也不一定是真正的美學范疇。“狂”范疇便是如此。它最早出現(xiàn)在哲學領域，張岱年先生《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一書把“狂”、“狷”組合起來，作為“中庸”的對偶概念納入到中國古代哲學范疇總體系的“人道范疇”中。因而從社會角度看，“狂”是一種非正常的超越常規(guī)的行為方式，它以一種任性肆意的言行來表示對正統(tǒng)價值觀念的反叛與破壞，具有鮮明的道德批判色彩。在道德領域中，“狂”往往是離經(jīng)叛道，不合社會大眾行為規(guī)范的極端表現(xiàn)，通常處于被譴責被排斥的地位；然而在審美領域中，“狂”是不帶貶義色彩的，它被用來表示一種放縱不拘、率性自由、傲然獨立的氣度風貌。

在傳統(tǒng)文學批評中，藝術風格與作家氣質(zhì)之間并沒有很明確的區(qū)分，作家的行為氣質(zhì)與品性道德也經(jīng)?；鞛橐徽?，因此歷代文論提到作家之“狂”，常常是思想道德與氣質(zhì)風格不分、社會意義與審美價值交融，呈現(xiàn)出復雜多樣的面貌。如《石園詩話》評價賈島：

元和中詩尚輕淺，島獨變格入僻，以矯艷俗?！恍钥裥斜?，人皆惡其不遜，以致見于致政；舉場十惡之目，名由自敗，要不僅《裴晉公池亭》詩為得謗之端也，文公之賞，出于愛才之誠，而略于其行。

論者在肯定賈島詩“以矯艷俗”的同時又指出其“性狂行薄”，這里的“狂”顯然指品行德性上的肆意任性，具有道德批判作用，明顯帶有貶義。同樣是用來評論人物，“狂”亦另有所指：

老聃濡弱，以退為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于深刻，莊蔽于狂蕩，楊局于卑陬。

此處的“狂蕩”指的是莊周那種誕慢的游于方外的思想氣質(zhì)和行為特點，它與老子的深刻、楊朱的卑陬一樣，是種處世狀態(tài)，絲毫沒有涉及道德批判。具體而言，“狂”范疇之所以在作家論中具有雙重標準，是由于它用在作家身上既指品性道德又指氣質(zhì)類型，當它偏指文人品德時，論者多從社會道德立場出發(fā)，通常予以批判排斥，貶義色彩強烈；當“狂”用于氣質(zhì)風格時，則表示一種灑脫不羈，任性自由的思想行為，具有美學意識，論者態(tài)度多為欣賞肯定，其感情色彩為中性或褒義。

總體來看，“狂”是文人尤其是天才文人不可或缺的一種獨特氣質(zhì)，充滿著傲岸不屈的人性美，它是文人在個性上的獨立張揚，在行為上的越矩放縱，是他們不同于世俗濁流的精神外現(xiàn)。歷代作家之“狂”，大多充溢著叛逆精神和超越意識，雖然對于正統(tǒng)社會來說是一種異端，但是卻滋養(yǎng)了無數(shù)才華橫溢而又不得于志的失意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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