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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改革，爭論得沸沸揚揚。但遺憾的是，焦點都集中在誰該拿飯碗的利益之爭上，很少涉及“大學的精神”這樣實質性的問題。其實，中國大學的精神，乃至中國文化的精神，都應借此有一番改造。但這番改造，首先必須要學習世界一流大學的基本理念。

一位西方教育家講過，大學的本質，在于把一群優(yōu)異的年輕人聚在一起，讓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互相激勵，產(chǎn)生使他們終身受益的智慧。所以，教授是哪里的博士，出了多少專著，還在次要。重要的是，大學的教學，怎么為年輕人創(chuàng)造一種更有成效的互相激發(fā)智慧和創(chuàng)造力的環(huán)境。

這一基本精神，和中國大學的精神就很不一致。中國大學是傳播知識，我說你聽，好好記筆記、好好考試。本科4年大課一上到底。很少有討論班，很少寫期末論文。知識不少，但創(chuàng)造力貧乏，出來常常適應不了社會。一些本科畢業(yè)的優(yōu)異學生，到了美國的名校，常常無從適應。特別是文科學生，表現(xiàn)令人失望。

美國的一流大學，本科高年級都要上討論班。研究生的課基本都是討論班。筆者在耶魯大學讀了這么多年，竟一次大課沒有上過，上的全是討論班。這種討論班，五六個或十幾個學生與教授圍坐在一起，就自己的閱讀各抒己見，教授只是起引導協(xié)調(diào)的作用。這就是所謂年輕人智慧的互相激勵。本科生的大課，其實也離不開討論班。因為雖然每周坐在階梯教室聽課，但聽完還要參加由研究生助教主持的討論班?？梢哉f，討論班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

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下，每個受教育者都成了教育者，每個學生不僅有學的義務，更有為課堂討論作貢獻的壓力。所以，當畢業(yè)后突然被要求為社會貢獻他們的智慧、而不是僅僅學習時，他們不感到突然。他們已經(jīng)在討論班上習慣了。而且，他們有和教授“過招”的機會，教授的權威也就相對化。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學生來源的多元化，而不是以考分單一劃線，變得特別重要。因為不同背景的學生可以把自己在不同階層、種族、文化中的經(jīng)驗帶進課堂。社會各個集團的思想在這里交鋒、整合。大學實際上也是社會的黏固劑。

這樣的大學精神，說到底是一種文化的精神。美國的孩子從小就受之熏染。我女兒從1歲就上當?shù)氐挠變簣@，現(xiàn)在快到4歲，幼兒園卻不教認字。而國內(nèi)比她小的孩子就已經(jīng)很有“學問”了。認字不說，什么“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呀，什么“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呀?？膳畠喝珶o這些壓力，每天幾個同齡孩子坐在一起，邊玩邊談話。一日，一個大一歲的孩子突然問：“我們是怎么來的？誰造了我們？”另一個孩子回答：“上帝造了我們。”女兒馬上問：“誰造了上帝？”討論沒有結果，似乎也沒有什么知識的積累。但這種討論，要一直跟著她進大學。

回想這樣的討論班，在我們上北大時，只有晚上圖書館占不到地方，幾個好友決定在宿舍“放縱”一下時才有。而且這么聊一晚上，事后常常有負罪感，覺得誤了功課。直到畢業(yè)多年后，才意識到那幾個晚上的聊天是在北大最有價值的經(jīng)歷。如今許多知青出身沒有上過大學的學者能比一些享受了優(yōu)越得多的教育的后生有創(chuàng)造力，除了個人因素外，和他們干完農(nóng)活后地頭的這類“討論班”大概也不無關系。

《論語》和《理想國》，兩者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寶，但其風格卻似乎預定了中西文明的傳統(tǒng)?！墩撜Z》是年紀越大越讀得有滋味，對孔子的敬意越多。不過有一點，讀《論語》你總要面對一個大權威?！墩撜Z》中，常常一方是圣人的訓話，一方是受訓者小心問老師應該如何如何?？鬃颖葎e人高的地方在于他知道的最多。

《理想國》中的蘇格拉底則全然不同。他有名的話是：“我一無所知，惟一比你們知道得多的是我知道我不知道?！彼盟膯栴}，把那些自以為知道的人逼入絕境，面對自己無知的真實面目。

如果說中西大學真有什么不同的理念的話，那中國大學的理念是孔子式的，西方大學的理念是蘇格拉底式的。在這種不同理念的背景下，北大改革的切入點就很好解讀。所謂“一流的學生，二流的老師”之說，是否符合實際先且不論，卻生動反映了我們中國大學的理念：老師一定要比學生高出許多。北大的改革計劃，其實就是一個創(chuàng)造現(xiàn)代孔夫子的運動。什么名校博士呀，什么國際論文呀，一定要把最大的權威請來，往幾百人的課堂上一站，鎮(zhèn)得學生連大氣也不敢喘。

事實上，就算美國所謂的世界一流大學，也并非沒有問題。耶魯一位出身人文學院的博士對耶魯?shù)谋究平逃团u說：“你想想看，耶魯教授的名氣，大得如同神靈一般。一個高中剛畢業(yè)的學生見了他們，話也不敢說。等到了四年級慢慢醒過來、有點信心和教授交流時，也到了畢業(yè)的時間。與其如此，還不如到人文學院這樣的小地方，和教授與同學一起像家庭一樣地過幾年，學到的東西反而多。”

其實，哈佛、耶魯這些名校，對這方面的問題也很有意識，所以嚴格限制課堂里的上課人數(shù)。平均課堂人數(shù)一多，排名就下降。道理也在這里。

如果能夠學習人家這樣的理念，北大完全可以以更小的陣痛進行更有實質的改革。比如，老師人數(shù)過多，正好是為增加小型討論班提供了機會，教學質量也會提高。國家給北大十幾億，北大用來做什么呢？請百萬元教授嗎？其實，在美國，衡量一個一流大學的重要標準，是給學生獎學金的數(shù)量。普林斯頓這方面最富，甚至取消了學生貸款，全部代之以獎學金，在大學排名中頻頻領先，給哈佛、耶魯巨大的壓力。

事情明擺著，在大學里教書的，不僅是教授，還有學生本身。給得起錢，才請得起那些來自社會各階層的付不起學費的學生來上學（同時教學）。富家子弟才能了解社會底層是怎么回事。在一個社會產(chǎn)生分化、各階層日益隔膜的時期，獎學金可以把社會底層的優(yōu)異子弟的智慧和經(jīng)驗帶進大學。這是名牌教授所無法提供的財富。

我1979年進北大時，“”剛結束，一批比我們這些剛畢業(yè)的高中生大10歲左右的知青和我們同班。這些人在農(nóng)村呆了10年，社會經(jīng)驗豐富，實際上成為我們在北大最好的老師?，F(xiàn)在的北大學生成分就單純多了。從這個角度說，北大是學生“師資”的水平下降了。

周其仁所謂的“北大對不起學生”，并不在于他講的用“二流老師”教“一流學生”，而在于北大還沒有把社會各階層的一流學生聚集在一起。更沒有為這些學生互相激發(fā)彼此的聰明才智提供機會。（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