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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弊就在于抱殘守缺,囿于成法,不思進取,“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飭,守其舊學不逾范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蔽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見絀矣”[1](P9734-9735)。洞悉如此,張之洞試圖采西法之精進,復中國舊學之精意,通過中西比較、新舊相參,“可引為外懼,籍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1](P9735)。果真如此,中國擺脫西方的奴役而走向獨立富強不是不可能的。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大廈將傾,張之洞沒有隨波逐流,沒有沉淪于社會的逆境之中,而是不斷以此為激勵自己進取奮斗的動力,“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顛之心,冀挽虞淵之落日”[2]。他勇于在末世之下承擔起“持危扶顛”的責任,積極實施自己驚世駭俗、力挽狂瀾的抱負。在近代中國社會巨變的大舞臺上,實現(xiàn)其教育興國、興教圖存的夢想,并以此教育后代子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現(xiàn)實是張之洞家庭教育思想形成的歷史大背景。
張之洞的經(jīng)歷、學歷和履歷的作用和影響
張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還與他的成長經(jīng)歷、學習過程和職業(yè)生涯有著密切的關系,其經(jīng)歷也促成了他教育思想的完善和成熟。
(一)張之洞的家庭環(huán)境、成長經(jīng)歷與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道光十七年(1837年),張之洞出生于其父任職的貴州官舍內(nèi),父張瑛,原籍直隸南皮,時任貴州興義知府。張氏家族自明代遷至山西洪洞,至張瑛累世為官,祖上為官勤勉清廉,對幼小的張之洞有很大影響。其祖張淮,曾官至明朝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義有聲于時”[3](P1)。高祖乃曾,清時為山西孝義知縣,其子怡熊,官浙江山陰知縣,“兩世為縣令,皆以廉惠聞”[3](P1)。祖父廷琛,題補古田知縣,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閩浙總督烏拉那貪污、縱盜窩案發(fā),廷琛不僅潔身免禍,還多方“調(diào)護拯救”[3](P1),甚獲時譽。家風的熏陶,使張之洞漸漸養(yǎng)成潔身清廉的習慣。這種良好的習慣也慢慢滲透到了他后來的為官和家庭教育中。張之洞的父親張瑛,早年喪父,家境窘迫,但“食貧力學,艱苦卓絕”[3](P1),為官盡職盡責,嘔心瀝血。父親樹立的榜樣對張之洞的成長起著長期的、潛移默化的作用,同時也影響到了張之洞對子女的教育。道光二十年(1840年)張之洞生母朱夫人病逝,年僅三歲的之洞由父親的側(cè)室魏氏撫養(yǎng),魏氏無子,待之洞如己出。但張之洞幼小的心靈畢竟經(jīng)歷了幼年喪母的痛苦,后來以詩抒懷:“夢斷懷木卷淚暗傾,雙琴空用錦囊盛。兒嬉仿佛前生事,那憶拋廉理柱聲?!盵1](P10472)手扶生母留下的雙琴,在母親懷里的嬉戲歡鬧仿佛離自己非常遙遠,孤寂和無助時刻纏繞著他。這種經(jīng)歷更激起了張之洞對家庭天倫之樂的渴望,進而轉(zhuǎn)化為對子女疼愛有加和無微不至的教育情懷。
(二)求學的歷程與張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深化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師,張之洞從父親張瑛那里得到做事、為人、處世的最早的啟蒙。張瑛對子侄管教甚嚴,他禮聘遠近名儒為子侄傳授學業(yè),又購書數(shù)十櫥,“令于日課外,聽以已意觀之”[3](P2)。張之洞在嚴父的管教下,自小就養(yǎng)成勤奮好學的習慣,且終生受益。張之洞四歲發(fā)蒙,師從當?shù)孛逖辛暋扒卫陷呏T言”。做過張之洞業(yè)師的先后有十數(shù)人之多,“其中胡林翼、韓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氣,而之洞一生奉行經(jīng)世實學,亦受胡、韓二人影響為最”[4](P22)。韓超“性剛直,有膽略”[5],時譽“血性奇男子”[3](P3)。胡林翼“于書無所不讀,然不為章句之學,篤嗜《史記》、《漢書》、《左氏傳》、司馬《通鑒》暨中外輿圖地志,山川厄塞,兵政機要,探討尤力”[6]。而其“學與才,實無遜于曾、左,而于政治、文章、經(jīng)濟、軍事,固無所不學,無所不至其用也”[7]。在鴻儒名師的教導下,張之洞不但扎實掌握了儒家經(jīng)典,而且廣泛涉獵名家所長,為日后的家庭教育打下牢固的知識基礎。
(三)入仕為官的職業(yè)生涯與張之洞家庭教育思想的完善同治六年(1867年),張之洞任浙江鄉(xiāng)試副考官,這是張之洞入仕以來第一個實差,也是他十年學官生涯的開始。之后張之洞歷任湖北學政,四川鄉(xiāng)試副考官,四川學政。學官經(jīng)歷使張之洞認識到:“學政一官不僅在衡校一日之短長,而在培養(yǎng)平日之根柢,不僅以提倡文字為事,而當以砥礪名節(jié)為先。”[1](P1833)其教育思想由表面的讀書識字,上升到加強人生修養(yǎng)、“砥礪名節(jié)”的高度,把教育與個人前途、國家民族的興廢存亡結(jié)合在一起?!爸礊楣僖簧?惜才、‘得人’是其始終不渝的風格,顯然與他的十年學官經(jīng)歷密切相依,同時學官生涯也使他對于科場積弊之重,改革教育之切,有了較深刻的認識?!盵4](P31)這種經(jīng)歷使張之洞重視教育,更重視對子女的家庭教育。光緒三年(1877年)到光緒七年(1881年),張之洞多充在京閑職,也就是在此時,他入黨清流?!盎⒈旉P臥,不能竭我言”[1](P10454)是這時的寫照。指點流弊,憤世嫉俗,雖然物質(zhì)境遇窘迫,但激勵張之洞高遠的抱負和耿直的性情。他屢屢以詩言志:“當代功名同氣盛,蹉跎莫待鬢如絲?!盵1](P10455)這段經(jīng)歷對日后張之洞品格和情操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光緒七年(1881年),張之洞任山西巡撫,開始了他長達二十余年的封疆大吏的生涯。他先后總督兩廣、湖廣,兩度暫署兩江,雖位高權(quán)傾,但在清政府江河日下,列強步步緊逼,內(nèi)憂外患相交而至之下,張之洞不屑與清末官場上司空見慣的文恬武嬉、尸位素餐者為伍,棄清流轉(zhuǎn)而事洋務,兢兢業(yè)業(yè),恪盡職守,“公忠體國,廉正無私”,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他的思想得到進一步升華,而在實踐中更注重實學、實干型人才的培養(yǎng),張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日臻完善。
張之洞性格因素和學識素養(yǎng)的促成作用
與那些頑固守舊者和一味趨新者相比,張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雖然不能說是最早,但確實起到了引領時代的作用。這種先進思想的形成除了社會背景和個人經(jīng)歷的影響外,還與他的性格特點和學識素養(yǎng)有著直接的關系。這兩種因素在其對西學的態(tài)度上表現(xiàn)的最為明顯。清末,張之洞以“儒臣”著稱,但他決非迂儒,其為官之道,頗精于謀略。究其根源,張之洞“性善變”的性格因素是原因之一?!靶陨谱儭?可以理解為見風使舵,也可以理解為善于審時度勢,善于接受新事物,“之洞不愧一代能臣,工于心計,精于權(quán)變,善于轉(zhuǎn)圜”[4](P254)。另外,張之洞“中庸”的人生哲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他曾言“廢德為進退,相時為行藏”,“不癡不聾不能為公”,“事欲常行必先從暫行起,欲停辦必先從緩辦起,百事皆然,歷歷不爽”[1](P10311)。靜觀其變,順其自然,這種人生態(tài)度,利于順應時代潮流地去接受新生事物,同時對于已經(jīng)失去活力的舊東西,也會自然地去淘汰。張之洞的這種性格能夠使他在學術(shù)上兼采漢宋,在實踐中中西兼學。張之洞也力圖使子弟認識到:“精于審時度勢,以為進退之據(jù);因時、因地制宜,以為行事之規(guī);靈活變通,立于不敗”[4](P256),“令守道之儒兼為識時之俊”[1](P1001)。“張之洞的學風,亦大受時代熏染,以經(jīng)世、務實為其特點?!盵4](P286)正是這種“經(jīng)世致用’的學識素養(yǎng),使張之洞能夠清醒地辨識傳統(tǒng)的中學,同時又能客觀地看待漸入的西學,把二者有機的結(jié)合起來,從而形成其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教育思想。
張之洞認為“術(shù)聽人擇,何為必通經(jīng)乎?曰:有本,學人因謂之根底,凡學工根底必在經(jīng)史,讀群書之根底在通經(jīng),讀史之根底亦在通經(jīng)。歸其終也,在于有用”[1](P10075)。漢學和宋學都出自儒家之門,“不必強立門戶,相互訾敖言”[1](P9794),“好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1](P9795)。漢學也好,宋學也罷,其存在和學研的價值都在于對社會的“經(jīng)世致用”,西學對中國社會來講當然也是這個道理。張之洞意識到傳統(tǒng)經(jīng)世之學不足以滿足國富民強的目標時,便將眼光轉(zhuǎn)向更為實用的西學,即“中學為治之具,西法為富強之謀”[1](P1412)。所以張之洞一生篤信的傳統(tǒng)的經(jīng)世致用思想,不以中學排斥西學,“并最終為其大力倡導的‘西學為用’學說提供了學理上的支撐”[8],成為其采西學的思想根源和內(nèi)在動力。教育是時代的產(chǎn)物,社會發(fā)展決定了教育的內(nèi)容及形式,張之洞的家庭教育思想適應了時代的要求,努力培養(yǎng)當時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但是社會對教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有順勢的也有逆勢的,張之洞極力克服社會環(huán)境的消極影響,以積極向上的心態(tài)對子女進行有效教育。他力圖保持合乎社會規(guī)范的成分,積極吸收、創(chuàng)新教育的內(nèi)容,從而使自己的教育思想更趨完美。張之洞善于趨變,敢于創(chuàng)新,腳踏實地,使施教者的理念、行動盡量趕上時代的步伐,而且極力協(xié)調(diào)新與舊、古與今、中與外的關系,雖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但也體現(xiàn)了近代中國教育轉(zhuǎn)型的特點。
作者:楊慶博單位:滄州師范學院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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