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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政策的不斷推進，我國發(fā)生重大的社會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在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和相應社會結構的變化，以及由此必然導致的社會價值觀的轉型。社會價值觀的根本變化導致了與黨傳統(tǒng)的價值觀體系產生緊張和沖突。這種沖突是必然的，它呼喚執(zhí)政黨對自身價值觀體系作適當調整以實現對社會價值觀的規(guī)導。從某種意義上說，執(zhí)政黨價值體系的調整是弘揚黨德、鞏固黨基和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關鍵環(huán)節(jié)，關系到執(zhí)政黨能否永葆青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大業(yè)。

一、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都發(fā)生了根本性變革。經濟制度實現了從完全公有制向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fā)展的轉變，經濟體制實現了從完全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經濟結構調整為社會的發(fā)展提供了強勁的動力，同時也帶來了社會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目前，我國符合現代社會發(fā)展要求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問題和偏差仍然嚴重。

利益分配主體上經歷了從簡單化向多元化的發(fā)展。計劃經濟時期，我國利益分配的主體結構主要表現為“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穩(wěn)定結構形式，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成為僅存的兩大利益分配主體，知識分子成為依附于工人階級的一個階層。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傳統(tǒng)的利益分配主體依然存在，但其內部結構卻發(fā)生了顯著分化。如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流向企業(yè)經理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等其他社會階層，同時，在原來的利益分配主體之外，社會還出現了許多新興的利益分配主體，如私營企業(yè)主、經理人員、個體工商戶、專業(yè)技術人員等。

利益分配方式與分配要素上表現為從單一性向多樣性的轉變。新中國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尤其是進入全面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按勞分配成為我國社會唯一存在的利益分配方式，而且按勞分配中的“勞”還偏重于“體力勞動”的取向。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不斷完善，我國的利益分配方式也產生了根本性變革。按勞分配作為現階段我國利益分配的方式之一仍然還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按勞分配中的“勞”的“體力勞動”偏向已大大弱化，智力的成份顯著加強。另外，除按勞分配外，我國還出現了其他一些利益分配方式，如按資分配、按技術分配等，并逐步得到執(zhí)政黨的認可。這同時意味著利益分配的其他要素的迅速崛起。從顯性的一面看，資本、技術、管理、風險等成為分配要素，從隱性的一面看，在不少地方，時間、權力、名譽、社會地位等要素也參與了利益分配過程。

利益分配結果從“平均化”向“貧富分化”的轉變。新中國建立后，經過運動、三大改造等運動，中國已成功地抹去了1949年前在收入方面觸目驚心的不平等，尤其是剝奪了少數特權者的大量財產。盡管當時還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腦體差別和城鄉(xiāng)差別，但不論從當時的國家政策還是從社會價值觀考察，利益分配結果都以“平均化”為取向。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中國利益分配結果發(fā)生了根本性倒轉。國家“鼓勵少數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裕起來”，在這種利益導向的刺激下，我國利益分配結果短時間內迅速出現貧富分化，而且差距還在繼續(xù)擴大。這種差距既表現在宏觀方面，如地域差距、行業(yè)差距、城鄉(xiāng)差距等，也表現在微觀方面，如個人收入之間的懸殊等。

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也是我國現代社會發(fā)展的體現。但是，我國新型的利益分配格局中還存在著不少負面的因素，完善轉型時期利益分配的格局是我國邁向現代化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二、社會結構轉型

在利益分配格局發(fā)生上述調整的同時，我國社會結構也產生了深刻的變化。

社會結構成份從簡單化向多元化過渡。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典型特征是“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是僅存的社會結構成份。這種簡單化的社會結構成份是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理解的產物，也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意識形態(tài)和國際背景相適應，它還折射出我國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的現狀與現代工業(yè)社會理想目標之間的張力。但無論如何，它都不符合現代化社會結構的要求。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社會結構成份發(fā)生了根本性改變。一方面，傳統(tǒng)的社會結構成份發(fā)生分化。另一方面，我國還出現了許多新興的社會結構成份。如經理人員階層、私營企業(yè)主階層、專業(yè)技術階層等。傳統(tǒng)“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的社會結構成份已經分化為“十個社會階層和五種社會經濟地位”的結構成份模式，社會結構成份從簡單化向多元化過渡。

社會結構的分層標準從單一的“政治標準”向復合分層標準轉變。計劃經濟時期，社會結構的層級標準主要表現為政治標準。社會層級之間政治身份不平等程度較高，而經濟等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程度較低。這不符合現代社會結構的分層要求。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傳統(tǒng)政治層級標準的影響力不斷弱化，同時還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分層標準，如以社會成員占有的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等作為社會分層的標準，原來處于倒掛地位的經濟標準在社會分層中所起的作用越來越明顯。社會分層標準的復合化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結果。

社會結構的層級位序正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過渡。計劃經濟時期，我國不僅社會結構的主體成份有限，而且其位序呈“金字塔”狀分布，絕大部分社會成員分布在社會下層。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的層級位序得到了健康發(fā)展，而且其分布也較適合于現代社會的結構要求。這一時期不僅出現了“十個社會階層和五種社會經濟地位”的多層次社會結構主體，而且其位序也開始得到理順。我國層級位序的分布狀態(tài)正逐步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過渡。處于社會底層的傳統(tǒng)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正在逐步縮小，而中間層級的規(guī)模正在不斷擴大。社會階層分布狀態(tài)的這一變化反映了我國正逐步從傳統(tǒng)農業(yè)社會向工業(yè)化、信息化和城市化社會過渡。

社會層級之間的流動機制逐步從“封閉型”向“開放型”轉換。計劃經濟時期，個人身份（如制度性身份和出生身份）以及隨生而來的社會身份（如家庭關系、親緣關系）等“先賦性因素”是決定其階層地位的主要因素，社會層級之間存在著難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籬。這種“封閉性”社會層級結構不僅難以談得上公平和合理，而且還嚴重限制了人們通過努力奮斗獲得向上流動的積極性和動力。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開放性社會流動機制在我國正逐步形成：盡管各社會階層的位序是穩(wěn)定的，但作為某個階層的個人仍然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逐步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跋荣x性因素”在社會分層中起著一定的作用，但它不能抑制個體的“獲致性因素”。憑借個人的努力、聰明和機會等，社會成員有其向上流動的渠道，而且這種流動機會是普遍性的、開放性的。

三、社會價值觀念的變革

伴隨著改革開放我國利益分配格局的調整和社會結構的轉型，我國社會價值觀念也發(fā)生了重大變革。這種變革大致體現在價值觀主體、價值取向、價值評價標準和價值目標等向度上。

價值觀主體從單一性價值觀主體向多元化價值觀主體轉化。計劃經濟時期，在黨的高度集中的領導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不僅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等價值觀主體的存在，而且通過對社會強有力的政治動員和社會改造運動，個人作為社會價值觀的主體地位遭到壓制，集體作為價值觀主體居于個體之上。集體價值觀主體表現為執(zhí)政黨等政治性組織，它們反復通過不同的途徑動員和改變社會，使其價值觀與自身價值體系完全整合，社會完全成為被集體價值觀主體動員的工具。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價值觀主體結構明顯呈多元化趨勢發(fā)展。集體作為價值觀主體仍以其特有的號召力和權力給社會以較大的影響，然而，它對于社會個體的影響和關聯已顯著下降，社會個體日益成為社會價值觀主體結構的核心。市場作為一種開放的、平等的、競爭的利益實現機制，喚醒了社會個體的主體意識。社會價值觀主體結構多元分化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符合現代社會發(fā)展的要求。

社會價值觀取向從單一價值取向向多元價值取向發(fā)展。建國后的三十多年，由于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連無限豐富與復雜的思想價值觀念也被人為強制地高度統(tǒng)一。執(zhí)政黨的價值取向代表了社會的價值取向，整個社會被硬塞入一個“重義輕利”、“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專列中。極端單一的價值取向難以符合現代社會發(fā)展的要求，妨礙了我國現代化的進程。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我國價值取向迅速多元化。從總體來看，我國目前社會價值取向呈“多元并存、新舊交替、缺乏主導”的特征。傳統(tǒng)與現代、先進與落后、本土與西方等價值取向同時并存于社會舞臺。價值取向多元化本身是市場經濟發(fā)展的結果，也反映了現代社會發(fā)展的特征。但是，多元價值取向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極的成份，這給執(zhí)政黨在以社會價值多元價值取向為前提的條件下，建立起主導性價值取向提出了要求。

社會的價值評價標準迅速從義利價值標準向功利價值標準轉化、從絕對評價標準向相對評價標準轉化、從單一評價標準向多元評價標準轉化。計劃經濟時期，重義輕利一直是一項主導性價值評價標準?！按蠊珶o私”、“公而忘私”、“狠斗私字一閃念”等等，將“公”無限度地放大，而將“私”盡可能地縮小?！肮?、“集體”成為社會絕對單一的評價標準，任何與之對立的行為都被戴上資本主義、個人主義的政治“帽子”而遭受打擊，并在意識形態(tài)上對之進行貶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價值標準發(fā)生了根本性轉化。隨著市場經濟政策的不斷推進，“義”被不斷地淡化，而“利”則得到不斷的強化，甚至到了極端的地步。隨著社會成員主體意識的不斷增強，社會日益功利化。與此同時，社會喪失了統(tǒng)一的價值評價標準，不同的社會層級、職業(yè)團體以及個人各有其價值評價標準，價值評價標準多元化、相對化。功利化的價值評價標準為個性的解放提供了條件，為個人能力的發(fā)揮提供了空間，為社會發(fā)展注入了動力。但是，這一價值評價標準也必須得到合理的引導。極端功利主義的發(fā)展將導致社會、集體乃至家庭缺乏應有的凝聚力，降低社會的整合能力。

社會價值目標從單一化走向多元化、從理想化走向現實化。計劃經濟時期，在執(zhí)政黨強有力的政治動員下，社會價值目標與執(zhí)政黨價值目標完全整合，并將黨的終極價值目標在現實社會中強制推行。在共產主義社會的感召下，我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化等一系列共產主義現實化運動，為遙遠的理想目標付出了艱辛的努力。但結果是理想落空、社會蒙受巨大的損失。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社會價值目標迅速多元化和現實化。共產主義的理想目標在社會所擁有的空間越來越小，時間也越來越模糊。相反，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使人們的主體意識、利益意識、效率意識等迅速覺醒，社會個體越來越對自身價值目標具有清醒、現實的認識。將超越時空的價值目標現實化的做法是有害的，同時，喪失遠大價值目標的社會也最終必將走向畸形。調整黨的終極價值目標與社會現實價值目標之間的關系是執(zhí)政黨價值體系調整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社會價值體系的變革為社會的發(fā)展注入了活力，但是，社會價值觀體系多元性和無主導性同時也是一把“雙刃劍”。這就一方面要求重構執(zhí)政黨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同時又呼喚對社會價值體系以適當的規(guī)導。

四、執(zhí)政黨傳統(tǒng)的價值體系及與社會價值體系之間的張力

黨的價值觀體系是中國無產階級在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形成的綜合性認識成果，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認識總結，有其科學性、先進性和革命性的一面。具體地說，黨的價值觀體系主要表現在集體主義精神、艱苦奮斗精神、為人民服務精神、共產主義精神等向度上。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它也存在著落后于時展的方面。這就必然導致兩種價值體系的張力。

集體主義精神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對于個人與社會之間辯證統(tǒng)一關系的原則。共產黨以謀求社會的普遍發(fā)展和實現共產主義為最終目的，它必然以集體主義作為自己的價值觀原則，因為集體主義價值觀原則體現了服務于社會，以謀求社會的普遍發(fā)展為職志的精神。艱苦奮斗的精神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進行艱苦卓絕的革命戰(zhàn)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的性質所決定的，也是這一艱苦創(chuàng)業(yè)過程錘煉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價值體系的寶貴財富。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在1944年《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中提出的?！盀槿嗣穹铡钡膬r值標準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大公無私的階級本質，從而保證黨能始終得到廣大人民的衷心愛戴。共產主義價值目標是共產黨人價值觀的基礎和精神支柱，是其力量的源泉。沒有這一精神支柱，黨就會失去前進的方向和奮斗的動力，就可能蛻化成與其他剝削階級政黨無異的黨。

然而，價值體系作為一種系統(tǒng)化的價值觀，它依然不外是“移入人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它必定是建立在特定時代的物質基礎之上的。從黨的價值體系的起源看，它主要是在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形成的。但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社會條件已發(fā)生了根本性轉變。黨高度一元化的價值體系已難以適合新形勢下社會發(fā)展的要求，黨的傳統(tǒng)價值觀體系與新的社會價值觀體系之間出現了愈來愈明顯的張力。這種張力具體表現在個人與集體、奉獻與享受、權利與義務、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以及價值觀的社會基礎等幾個方面。

個人與集體之間的張力表現為個人本位的自主精神與集體本位的公共精神之間的緊張關系。集體主義精神作為組織原則表現為個人服從集體、全黨服從中央；作為行為準則表現為大公無私、樂于奉獻。但傳統(tǒng)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常常被推到極端，個人利益成為集體利益的對立物而受到猛烈的批判。傳統(tǒng)集體主義精神導致的結果通常是個性被扼殺、社會發(fā)展的活力被窒息。改革開放喚醒了人們的主體意識和個人利益意識，而且隨著市場機制的不斷完善，人們的這些意識還在不斷增強。但是，作為執(zhí)政黨價值體系的一部分，集體主義的價值取向對社會主體意識的發(fā)展存在著嚴重的束縛作用。這一價值取向的差異導致了兩種價值體系之間越來越大的張力。在傳統(tǒng)集體主義精神還沒有完全改造的今天，這一張力的結果極有可能是，或者社會個體利益意識極度擴張而使集體主義遭到完全拋棄，或者前者遭到后者的禁錮和扼殺而不能健康地發(fā)展。

奉獻與享受之間的張力表現為個體對社會的貢獻與個體需要的滿足之間的緊張關系。個人既是價值關系的客體，也是價值關系的主體，既是滿足其他主體需要的手段，也有滿足自身各種需要的要求?！叭娜鉃槿嗣穹铡弊鳛橹袊伯a黨價值的評價標準，充分展示了黨公而忘私、無私奉獻的精神風貌。然而，無私奉獻必須以個體合理的需要得到滿足為前提。但在黨的歷史上，無私奉獻與合理享受經常被對立起來。忽視個體的合理享受，片面要求超越個體能力的奉獻，導致奉獻與享受嚴重失衡。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fā)展不僅帶來了物質利益的豐富，也帶來了人們生活觀念上的重大變化：社會不僅存在著勤勞奉獻的價值取向，而且享受觀念也正在迅猛成長；社會價值評價標準中個人奉獻的影響正日益縮小，而根據金錢等物質享受進行價值評價的取向日益強化，社會上廣泛存在著追求物質滿足、感官快樂的享樂主義傾向，奉獻與享受再次失衡。

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張力表現為公民的主體意識、權利意識顯著增強，對原來黨所倡導的集體價值主體地位產生了強大沖擊。盡管黨確立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但由于我國高度中央集權的權利分配格局和歷史上極左思潮的影響，強調對集體的義務多而落實對個體的權利少，導致權利與義務之間的嚴重失衡。這種情況在黨對社會具有高度控制能力從而使社會價值體系與黨的價值體系高度一致的時期，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張力可能并不明顯。但是，改革開放和發(fā)展市場經濟以來，公民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得到了明顯的增強。這一社會價值觀的發(fā)展變化對黨在權利與義務關系問題上存在的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現象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一方面，黨對社會有關義務的號召失去了應有的感召力，另一方面，黨對社會有關權利的承諾得不到社會的廣泛響應，造成黨的合法性能力下降。同時，在權利與義務關系缺乏有力規(guī)導的今天，社會上極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傾向大有泛濫的苗頭。

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之間的張力表現在一種倒轉上：計劃經濟時期，黨通過自身的價值體系對社會進行強有力的精神改造，強調精神生活高于物質生活。改革開放使人們看到了西方物質豐裕社會誘人的生活，從而開啟了人們的利益觀、享受觀、權利觀等思想觀念，但社會對精神價值的追求卻出現了明顯的滑坡。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艱苦奮斗和共產主義精神等價值追求對社會的感召力越來越弱，使這兩種生活之間的關系發(fā)生了倒轉。出現重物質生活而輕精神追求，甚至出現價值目標喪失、價值評價標準扭曲、價值關系錯位等現象。社會價值觀的這一倒轉對黨的價值體系產生了極大的沖擊。一方面，黨傳統(tǒng)對社會有關價值目標的宣傳被社會所遺棄，使黨暫時無法對社會產生強有力的精神感召；另一方面，社會物欲的泛濫對黨組織產生了極大的腐蝕作用。

從價值觀的覆蓋范圍上看，十六大以前，黨章明確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中國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秉h章的這一規(guī)定反映了革命戰(zhàn)爭和計劃經濟時期我國社會結構的特征。隨著國家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結構也已發(fā)生重大變化。這就使得黨傳統(tǒng)價值體系的階級基礎已經無法覆蓋新興的社會階層。由于新興的社會階層擁有明顯的經濟、政治和文化資源，但它們的價值觀念卻無法上升為當代中國主流價值體系的一部分。從而形成這樣一種張力結構：一方面，黨傳統(tǒng)的代表產業(yè)工人階級的價值觀對新興的社會階層產生不了吸引力，無法獲得其認同；另一方面，新興社會階層的價值觀在黨的傳統(tǒng)價值體系中受到排擠，與其資源擁有上的有力地位形成反差。最終形成黨的價值體系受到疏遠，新興社會階層的價值觀受到壓制的矛盾狀況。

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張力產生的危害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使社會價值體系得不到健康的培育，使社會發(fā)展缺乏主導性價值指導，另一方面，它又對黨的價值體系產生了極大的腐蝕作用，使黨的價值體系變形。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產生相互耗損的現象，它降低了黨的領導能力，妨礙了整個社會的發(fā)展。

五、簡短的結論

在我國，利益分配格局的理順、現代社會結構的建立和社會價值體系的健康發(fā)展，都離不開黨的領導和支持，這給執(zhí)政黨領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價值體系是執(zhí)政黨執(zhí)政的靈魂和基礎，從根本上說，執(zhí)政黨領導能力的提高，取決于黨價值體系的重構。因此，必須解放思想、與時俱進，根據社會發(fā)展的要求、時代變化的特點適時調整和改進自身價值體系。

首先，在價值主體上，擴大執(zhí)政黨價值體系的社會認同基礎，使黨的價值體系能反映新型社會結構條件下的先進價值觀念。黨的價值體系不僅要反映工人階級的先進價值理念，而且還要反映其他新興社會階層中出現的先進的價值理念。執(zhí)政黨不能拘泥于傳統(tǒng)階級政治的價值觀主體，必須以寬廣的歷史眼界考察和審視社會存在的各種價值觀念，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導之，使黨的價值體系建立在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之上。其次，在價值取向上，必須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調整黨的價值取向。這一價值取向是發(fā)展社會生產力，豐富社會物質財富，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的根本保證；是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促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證；是發(fā)展先進文化，弘揚民族精神，加強思想道德建設，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根本保證。再次，在價值評價標準上，必須建立層次化和立體化的價值評價機制。市場經濟的發(fā)展已經使社會價值評價標準相對化和多元化，黨建立層次化和立體化的價值評價機制是必然的，也是保證執(zhí)政黨先進性的需要。對于市場經濟中出現的積極的個人價值實現方式和有利于社會發(fā)展的價值評價標準，必須得到提倡和保護，同時，對于廣大黨員，在適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評價標準的同時，還必須用更先進的價值評價標準加以引導和規(guī)范。使黨的價值體系既能反映社會價值評價標準的普遍性要求，又能保證黨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組織的凝聚力和戰(zhàn)斗力。最后，在價值目標上，注意將價值目標的理想性與現實性有機結合，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最終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有機地結合起來。既要使黨的價值目標具有現實性基礎，又要保證黨在執(zhí)政過程中不至于迷失前進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