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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日韓兩國擁有相近的習俗和文化，但又各具鮮明特色。本文分析了日韓兩國文化的共性與個性，并剖析了兩國文化差異的根源。

【關鍵詞】日本/韓國/文化/比較研究

無論從地理上還是歷史上講，日韓兩國的聯(lián)系都相當密切。然而，日本與韓國卻是“地理上靠近，心理上疏遠”。地理上靠近，指的是日韓兩國只有一水之隔，雖不是雞犬相聞，但也可相互收聽到對方的國內廣播。心理上疏遠，指的是日韓兩個民族之間經(jīng)常出現(xiàn)矛盾，摩擦不斷。從文化層面分析，日韓兩國雖同屬東方儒家文化圈，有較多的相似點，但又有各自長期以來形成的特色。

一

中國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對日韓兩國均產生了很大影響。儒家文化很早就傳入了日本。公元645年日本“大化革新”從醞釀到發(fā)動，始終是在儒學思想的支配下進行的。奈良時期，日本頒布了一系列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成文法。其中就根據(jù)儒家“百行孝為先”的思想，在757年的敕語中，強調孝為“百行之本”，并效法中國唐玄宗的做法，“令天下家藏‘孝經(jīng)’一本，精勤誦習”，令地方官推薦孝子，對不孝者要予以流放①。江戶幕府成立以后，日本又以儒學（即朱子學）為“官學”，以此作為鞏固幕藩體制的精神支柱。明治維新之后，日本雖然脫亞入歐，但儒家文化的影響仍隨處可見。日本各地建有許多孔子廟，其中有的稱“圣堂”，有的稱“圣廟”，有的稱“學校”，有的就叫“孔子廟”。孔子廟是學廟一體，既是廟堂，又是學校，主要作用是普及儒學，利用儒學為政治服務。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日本各地現(xiàn)存孔子廟30多座，主要有長崎孔子廟、沖繩孔子廟、名古屋孔廟、東京附近的湯島圣堂、水戶孔子廟等②。日本孔子廟現(xiàn)在最重要的活動就是祭孔，以此來增強日本的民族精神，建立一個健全和穩(wěn)定的社會。

日本人的家庭觀念和集體觀念比較強。日本的民法規(guī)定，夫妻成婚后應統(tǒng)一姓氏，其中多數(shù)采用男方的姓氏。這無疑與儒家傳統(tǒng)的“男主外，女主內”的習俗有密切的關系。日本人都要先在家里學習家庭內部的等級制度及團結，同時這樣的等級和團結也適用于他們以后的社會生活③?？梢哉f，家庭觀念、家庭的管理模式滲透到了日本社會的各個角落。日本人在做自我介紹時，往往忽略具體從事的職業(yè)，而是強調在哪家企業(yè)就職④。進入企業(yè)尤其是大企業(yè)的日本員工，都有一種強烈的歸屬感和感恩意識，他們將自己所屬的企業(yè)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并竭盡所能地為之服務。日本的諺語“在同一個鍋里吃飯”，就生動地反映了日本人以工作單位為家的群體意識。工作中的社會關系都被日本人看成是家庭關系的延伸或是廣義的擬制家庭關系。日本人經(jīng)常強調員工對企業(yè)的忠誠，反對任何叛離或孤立于集體的行為，這使日本企業(yè)的凝聚力和工作效率大為增強，為日本經(jīng)濟的發(fā)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同樣，儒家文化對韓國社會的各個方面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對韓國人影響最大的是儒學的三綱五常，尤其是長幼有序和恪盡孝道。韓國從“孝”派生出了家長制的集體主義，從長幼有序派生出了權威主義。儒家文化里沒有契約觀念，但重視人際關系上的義理、人情，重視以家族為中心的集團的共生，強調家族、民族的同質性與同甘共苦等，并且將家的原則擴大到國家。家是國的基礎，國是家的延伸，對家的孝必然要求對國的忠，由此建立的國家組織，是按有系統(tǒng)的位序倫理維持的上下級人際關系。韓國社會幾乎照搬了中國儒家那種家長制的社會結構。崇尚儒學的朝鮮王朝長達五百年的統(tǒng)治，以及隨后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和美國的軍政統(tǒng)治都給韓國社會烙下了集權的印記。即使在韓國獨立后，在其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仍然是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儒學思想中的國家觀和權威觀在韓國被轉化為“秩序原理”。受儒學國家觀和權威觀影響的政府主導型經(jīng)濟發(fā)展模式得到了韓國社會較為普遍的認同和遵從，這對韓國經(jīng)濟的迅速發(fā)展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在韓國，長期以來民眾已習慣于聽從政府的安排，就如同在家庭內小孩習慣于服從父親的決定那樣，對于政府的權威地位毫不懷疑。在這樣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氛圍中，國家利益往往被認為是至高無上的，而個人服從國家的需要也是天經(jīng)地義的。盡管韓國政府介入市場的范圍和程度，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變化，但幾十年來基本上都是以政府為上級、民間企業(yè)為下級這樣的模式為主。由于政府和企業(yè)之間存在著這種上下級關系，因而韓國有時會被認為是不按市場經(jīng)濟規(guī)律辦事的介入主義國家⑤。雖然韓國在現(xiàn)代化過程中所參照的完全是歐美的價值觀和經(jīng)濟模式，但儒學作為潛在的、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文化力量，仍然深刻地影響著韓國人的意識和行動，使韓國社會表現(xiàn)出與歐美不同的特點，如群體觀念和剛健有為、自強不息的觀念，尊重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重視倫理道德修養(yǎng)教育的習慣等。這些特點都與儒家文化息息相關，推動著韓國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⑥

直至80年代末，韓國社會由儒學觀念維系的人際關系仍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宗族、氏族乃至民族仍在用儒學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支配自己的行動。韓國有學者認為，儒教在韓國社會中仍占有絕對的比重。事實上，儒教不僅僅改變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會構造、習慣、制度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動。韓國人所具備的純韓國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為規(guī)范仍以此為準繩，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韓國社會的基層?？梢哉f，儒學倫理已滲透到韓國社會的各個角落。例如，韓國的學校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團隊主義教育，推崇儒家學說，學校對學生在個人倫理、家庭倫理和市民倫理方面都有規(guī)范化的要求。又如，韓國不少企業(yè)體現(xiàn)著儒學“家長制”的管理原則，企業(yè)主往往扮演著“家長”的角色，而企業(yè)員工一般都尊重與服從“家長制”的管理與指揮。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日韓兩國文化具有的共性：

第一，日韓兩國文化同受儒家文化浸潤的特征十分明顯。由于

地理相近的原因，自古以來日韓兩國都不約而同地接受了來自中國的儒家文化，并將其與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使之成為國家發(fā)展的文化基礎。韓國學者指出：“儒家的價值觀念已成為今日東亞國家迅猛發(fā)展的基礎?！雹唔n國前總統(tǒng)金大中也認為：“漢文化圈國家（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能取得如此成功，可能同儒教的許多特征有重大關系?！雹?/p>

第二，日韓兩國文化中的家族集團主義相當濃厚。日韓兩國文化都將家族關系延伸到社會組織中，并借助家族集團主義去建立一定的社會秩序。這種家族集團主義依靠禮義和人情把人們緊密地團結起來，構成了相對穩(wěn)定的社會機制。并且，由于將家族集團主義一直擴大到國家體制中去，從而形成了“一君萬民”的中央集權體制。歷史上日本幕府都要求加強中央集權，并提出“君臣、上下、尊卑、大小各盡其份而已，無浸瀆之患，則天下治矣”的觀點。雖然公元10世紀中葉以后，日本的中央集權制度逐漸削弱，開始實行地方分權的封建制度，但由家族集團主義派生出來的中央集權的觀念在日本社會仍有一定的基礎。韓國人維護中央集權的“國家”觀念也十分強烈，因此國家意志易于成為一種自上而下的全民運動。雖然近年來韓國社會逐步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但韓國維護中央集權的基礎依舊比較牢固。

第三，日韓兩國文化都強調德業(yè)雙修的思想。在儒學價值觀的熏陶下，日韓兩國文化都倡導積極“入世”的人生態(tài)度，立德、立功的事業(yè)追求和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這在日韓兩國的現(xiàn)代化建設中具有很強的感召力和鞭策力，激勵著日韓兩國民眾為各人所屬的家庭、企業(yè)、團體進而為整個國家、民族建功立業(yè)。日韓兩國文化在倡導并實踐建功立業(yè)的價值追求的同時，也重視道德理想的引導和規(guī)范作用，強調德業(yè)雙修。在日韓社會，人們大多崇尚節(jié)儉，反對奢靡，并奉行儒學“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行為準則。當然，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日韓社會也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諸如過分追求物質利益、崇尚個人“至上”主義的風氣，但在日韓社會都遭到了相當?shù)牡种啤?/p>

第四，日韓兩國文化中的“男尊女卑”觀念較為嚴重。日韓兩國文化均從傳統(tǒng)的家族道德出發(fā)，從男性社會的需要出發(fā)，重點在于培養(yǎng)女性安于“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恪守貞淑、順從的婦德，培養(yǎng)善理家務的良妻、教育子女有方的賢母。雖然隨著日韓兩國社會的變遷，女性參與社會經(jīng)濟活動的人數(shù)逐年遞增，但是在男女分擔家務問題上，由女性獨挑大梁的仍占大多數(shù)，這表明日韓兩國仍然是“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日韓社會中的“男尊女卑”和“重男輕女”現(xiàn)象仍然較為普遍。二

雖然日韓兩國在文化上具有共性，但兩國在文化上的差別也相當明顯。

第一，相較而言，韓國文化略欠“兼容性”，而日本文化則呈“多樣性”和“復合性”。例如，佛教傳入朝鮮半島以來，占主導地位的始終是大乘佛教。后來，朝鮮時代儒教被奉為國家主導理念后，排斥佛教，排擠儒教中與中國學派相同的部分，朱子學中也只容納退溪學。此外，在當今韓國正在擴充其勢力的基督教，也是基于否定舊思想體系的⑨。而在日本，佛教、儒教等外來的宗教與日本本民族的神道教之間非但沒有發(fā)生沖突，相反卻能夠并存且相互影響。而且，各種佛教流派包括大乘、小乘、密教以及日本特有的帶妻僧等，都可以在日本共存。

第二，日韓兩國雖然都推崇儒學，但兩者在尊儒方面還是有所差異。在韓國，只有強調內在的判斷力和道德的嚴格主義以及具有強有力的思辨性特征的朱子學才被認為是最正統(tǒng)的儒學。而日本的儒學則不僅接受了朱子學，而且也廣泛接受了具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的陽明學。并且，日本的儒學沒有像韓國的儒學那樣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絕對的行為方式。德川幕府統(tǒng)一日本后，武士階層在實現(xiàn)官僚化的過程中雖強調過儒學，但武士道的行為方式仍占上風。因此日本從來就沒有施行過科舉制度，儒生的地位相對也比較低⑩。

第三，日韓兩國都實行過中央集權制度，但后來日本走上了地方分權化的道路，而韓國仍是一以貫之地保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公元6世紀，原來處于分散狀態(tài)的日本成立了統(tǒng)一的政府，那時日本仿效中國，試圖加強中央集權。但10世紀后，日本的中央權力逐漸衰弱，出現(xiàn)了地方分權的局面。16世紀末德川幕府統(tǒng)一日本后，日本又形成了中央集權，但此時日本的中央權力并沒有完全收回地方權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承認和允許地方的既得權和自治權，實際上是地方分權與中央集權的協(xié)調并存。相反，在韓國的中央集權制下，地方的權力要絕對從屬于中央。中央集權制雖然有利于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有利于國家集中有限的經(jīng)濟資源為加快經(jīng)濟發(fā)展服務，但也會因為過分嚴格而使體制趨于僵化，不利于調動地方的積極性而使社會缺乏活力。在中央集權制的社會里，思想或宗教往往具有統(tǒng)一性，非主流的思想或宗教，都會受到限制。在韓國的“李朝時代”，一元化的思維定勢逐漸發(fā)展成封閉的鎖國思想，以至于當西歐的革新思潮和科學技術涌來時，韓國社會卻因為拒絕開放而延遲了現(xiàn)代化。

第四，日本自鐮倉時代到江戶時代長達數(shù)百年的時間中，政權都是由一個龐大的武士集團掌握，從而使武士道精神（如絕對服從上級的命令、嚴格遵守紀律、堅忍不拔、勇于犧牲等）滲透到了日本整個社會之中，對日本的民族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相比之下，歷史上的韓國則多有“尚文輕武”的風氣。在長期奉行嚴格倫理主義的韓國社會里，人們崇尚修身養(yǎng)性、講究禮義道德的士大夫精神，追求的是抑制貪欲、超越富貴的義理。在“尚文輕武”的風氣下，精通文學和經(jīng)學的讀書人受到社會的尊重，而尚武精神和武人則備受冷落。在古代韓國上流社會的文武兩班中，文班地位高于武班，甚至連武職也常由文官擔任。令人驚奇的是，歷任朝鮮王朝兵曹判書的五百人中沒有一個人是武官(11)。

值得關注的是，尚文主義價值觀進一步導致了韓國整個社會重視腦力勞動，輕視體力勞動。“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成為韓國社會的普遍觀念，同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成為韓國社會的普遍原則。在韓國，商人和手工業(yè)者的社會地位幾與賤民無異。相比之下，日本的尚武精神并不輕視體力勞動，這就為日本工商業(yè)的發(fā)展提供了重要的社會基礎(12)。

第五，韓國歷史上曾多次遭到日本的侵略，長期被外族欺凌使韓國既有一種沉重的自卑感，但又有一種自強不息的自尊自傲感，韓國人總擔心別人瞧不起自己，因而總是要千方百計維護自己的形象，從而使韓國人很自然地形成了特別重視“面子”的心理特征(13)。韓國人典型的處世哲學是“不行，裝行；困難，裝容易；沒有，裝作有；干不了，裝作干得了?！?14)

相比之下，日本人較為崇尚“實用主義”，他們既不向往來世，也不迷信天堂，惟以現(xiàn)世利益為重，其價值取向和民族性格明顯帶有實用主義傾向(15)。只要實用，“拿來”就是，而不顧其內容和形式。“有用時即用之，無用時即棄之。根據(jù)需要而變形?！崩纾毡救说男叛鍪侨褰?、神道教和佛教的“三位一體”；日本的文字是漢字、假名、外來語各當一面；日本人的飲食也是多種多樣，力求實用，通常早餐是面包、咖啡或牛奶等西式食物，中晚餐是生魚片等和式料理，節(jié)假日則上飯館品嘗中華料理。日本經(jīng)常遭受臺風和地震襲擊，因而日本人修建的建筑物首要考慮的是要經(jīng)得起臺風和地震的考驗，而不是外觀。日本人的生活用品大多小巧輕便，以便于移動。日本是個島國，其自然環(huán)境遠不及朝鮮半島，因而日本人要生存，只能是采用實用主義，所有的名分和形式之類的外觀現(xiàn)象只不過是實現(xiàn)目的的手段而已。

三

日韓兩國文化之所以有差異，主要是由于兩國的自然環(huán)境、社會因素等存在差別。日本的自然環(huán)境相對而言較為惡劣，地震、火山、臺風等自然災害自古以來頻頻發(fā)生，這對日本民族的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使日本人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憂患意識，能居安思危，并由此產生精誠團結、同舟共濟的‘命運共同體’意識”(16)，使日本民族的集體主義觀念和凝聚力比其他東方民族更為強烈，因為“防止大規(guī)模的自然災害和重建家園并不是任何個人的努力所能完成的”(17)。較強的集體觀念同時又使日本人普遍有求同和從眾的心理，缺乏個人的求異和創(chuàng)新?！凹瘓F生活需要和諧和共性，更多是強調相同，而不是強調個性和自我，要達到真正的和諧有時要求犧牲人的個性，這樣容易盲從，沒有是非。正因為如此，日本人很容易受別人和媒體的左右，而少有自己真正的看法?！?18)。另外，自然環(huán)境的惡劣，也使日本人往往希望通過借助“神”等外來力量來保佑自己免遭厄運，因此日本宗教活動盛行。相比之下，在災害較少、自然環(huán)境相對較好的韓國，人們凝聚在一起、共同抗爭災害的意識較為薄弱，人們的“危機感”不強，由此帶來的后果是人們互相之間容易產生“不和”。

日本是個島國，與亞洲大陸隔海相望。這種獨特環(huán)境，使日本文化相對來說較少受到大陸文化的影響，而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而地處朝鮮半島的韓國則由于與亞洲大陸緊密相連，其文化極大地受到了亞洲大陸文化的影響。比如，韓國人與中國人一樣，每年都有按陰歷過“春節(jié)”的習俗。而日本人則不過“春節(jié)”。不少學者認為，日本的“島國文化”受到亞洲大陸文化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朝鮮半島的“橋梁”作用。韓國著名歷史學家全海宗教授指出，“韓國民族一方面吸收了漢文文化和佛教，以及中國大陸的技術，另一方面則把這些文化文物傳授到日本”(19)。

另外，日本之所以后來走上了地方分權化的道路，與日本國土由諸多島嶼構成這一特點不無關系。古時日本交通、通信等科學技術不發(fā)達，不利于上令即時下行，久而久之就導致了中央權力的衰退，成為日本逐步實行分權制度的背景。而在國土相對集中的韓國，中央權力能夠直接貫徹到地方，從而能夠保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度。

還有，從社會學角度分析，日韓兩國在對家族成員的資格認定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日本對于毫無血緣關系的人，也能認同其為家族的正式成員；而韓國則除了配偶以外，并不認同無血緣關系者成為其家族成員(20)。日本一方面以血緣為家族的核心，另一方面也在血緣核心的周圍配置無血緣關系的成員，以至不少無血緣關系者也能擔任家族分支的戶主，甚至由無血緣關系者繼承本家戶主的情形也很多，例如入贅就是方式之一。同時，在日本家族后繼無人時也收養(yǎng)養(yǎng)子，而且養(yǎng)子的來源并不限于父系血緣集團，有時也選自妻方的親戚，甚至是毫無血緣或姻親關系者?！耙虼?，可以說在日本很早就形成了超家族、超血緣的社會集團，這一傳統(tǒng)為日本社會的現(xiàn)代化提供了組織資源和個人對組織的忠誠心。”(21)相比之下，韓國的家族則是由“血統(tǒng)”來鞏固的。毫無血緣關系者絕不可能成為養(yǎng)子，而女婿也無法成為妻方家族的繼承者。在韓國，養(yǎng)子必須是來自父系血緣集團，且世代關系必須正確（例如只有第二十三世才有資格成為第二十二世的養(yǎng)子），同時在經(jīng)驗、年齡上也不能出現(xiàn)顛倒關系。韓國家族對“血統(tǒng)連續(xù)性”和世代關系的重視，與其設定結婚關系時禁止族內通婚有關。由于韓國重視“血統(tǒng)連續(xù)性”，因此，韓國的婚姻關系都是族外婚，絕不可能出現(xiàn)日本那種表親婚姻(22)。

韓國社會中的“血緣”觀念根深蒂固。在韓國的家族企業(yè)中，子承父業(yè)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無論是被稱為“財閥”的世界性大企業(yè)，還是一般的中小企業(yè)，皆是如此。此外，韓國社會的“人際關系網(wǎng)絡”還有“地緣”（指因生活在同一地域而形成的同鄉(xiāng)關系）、“學緣”（指因就讀于同一學校而形成的同窗關系）和“職緣”（指因就職于同一工作單位而形成的同事關系），共同構成了韓國獨特的社會文化。當這些關系因素都發(fā)揮其效應的時候，法律的作用往往就被削弱了?！霸S多韓國人在處理人際關系或各種社會問題時，在緣情面前是弱者……重情輕理、近親遠疏的處世原則在韓國人看來是極為自然的，也是極為‘合理’的。”(23)而在日本社會，人們之間雖然也有“血緣”、“地緣”、“學緣”和“職緣”，但未如韓國那樣過分強調，因而法律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至少日本社會在表面上是用法律代替“人情”，以此來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

注釋：

①陳玉龍等：《漢文化論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頁。

②沈立新：《孔子影響在國外》，載《史林》1996年第3期，第197頁。

③吳新蘭：《“內”與“外”：解讀日本文化的鑰匙》，載《東北亞研究》2003年第3期

第72頁。

④［日本］中根千枝：《縱向社會的人際關系》，講談社1976年版，第30頁。

⑤［韓國］柳錫春：《東方、西方和馬克斯·韋伯》，載《高麗亞那》1998年春季號，第23頁。

⑥潘暢和：《儒學與當代韓國》，載《當代韓國》1996年第4期。

⑦Chung-hyunRo,“TheRolesofIdeology,Values,andEthicsinAdministrativeDevelopment”,KoreaObserver,Autumn1994,pp.297—298.

⑧［韓國］金大中：《金大中哲學與對話集——建設和平與民主》，世界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第1頁。

⑨［韓國］尹大奎：《略論日韓兩國文化的差異》，載《韓國研究論叢》（第九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頁。

⑩［韓國］同上，第169頁。

(11)［韓國］扈英珍：《烏紗帽共和國》，東亞出版社1993年版，第147頁。

(12)樸昌根：《論韓國人的尚文主義價值觀對韓國社會現(xiàn)代化的影響》，載《韓國研究論叢》（第九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頁。

(13)陳龍山：《中韓經(jīng)貿關系發(fā)展中非經(jīng)濟制約因素探源》，載《東北亞研究》1994年第4期，第9頁。

(14)《韓國人·日本人·中國人》，載［韓國］《東亞日報》1994年2月15日。

(15)郭潔敏：《“和魂”——日本人的獨特性之根源》，載《東亞文化論壇》，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79頁。

(16)鄧凌志：《中日企業(yè)合作中的文化摩擦現(xiàn)象分析》，載《東北亞學刊》2004年第3期，第50頁。

(17)［韓國］尹大奎：《略論日韓兩國文化的差異》，第162頁。

(18)何德功：《從生死觀歷史觀看中日文化差異》，載《參考消息》2004年11月25日。

(19)［韓國］全海宗：《中韓關系史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

(20)［日本］服部民夫：《韓國——人脈與政治文化》，臺北月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頁。

(21)田毅鵬：《中日現(xiàn)代化比較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載《東北亞論壇》2003年第4期，第88頁。

(22)［日本］服部民夫：《韓國——人脈與政治文化》，第31頁。

(23)樸昌根：《論韓國人的因緣主義價值觀對韓國社會政治、經(jīng)濟、經(jīng)營現(xiàn)代化的影響》，載《韓國傳統(tǒng)文化的反思和新探》，韓國大旺社2002年版，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