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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鄧小平可以說是一位特殊的思想家。他沒有闡發(fā)或創(chuàng)立一套體系性的哲學理論，也不曾寫出專門的哲學著作，但他卻給予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展以巨大的活力和杰出的貢獻——他提出并實踐了一套獨創(chuàng)性的思維方式，以此來總攬全局，思考問題，解決矛盾，重構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思維空間，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發(fā)展和中華民族走向21世紀的歷史進程。當我們把他譽為“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時，首先肯定的也就是他的獨創(chuàng)性的思維方式。沒有鄧小平的思維方式，就不可能有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xiàn)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鄧小平的思維方式，從思想來源上看，一方面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發(fā)揮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實踐精神與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則來自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承繼了中國傳統(tǒng)的民本思想、辯證思維與革新精神。前者是他自覺選擇人生道路的結果，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在《共產(chǎn)黨宣言》的引導下投身共產(chǎn)主義運動，直到晚年仍然堅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的”（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后者則是他受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浸潤的結果，這種傳統(tǒng)哲學智慧的浸潤既來自書本，也來自生活。鄧小平作為中國人民的優(yōu)秀兒子，作為與中華民族生息相關的偉大革命者，深愛著自己的國家和民族，也深受著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的影響和啟迪。在漫長的斗爭生涯中，他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實踐精神與批判精神，又總是力圖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結合起來，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扎根于中國人的生活世界里。這兩種思想來源的結合，使得鄧小平的思維方式既立基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又具有鮮明的中國哲學思維特色，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種特殊的形式。

一、吸取以民為本的歷史智慧

尊重人民，依賴人民，依靠人民，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fā)，全心全意為人民謀利益，是鄧小平思維方式的基本點。不論是在革命時期還是在建設時期，他總是強調(diào)人民群眾對于中國共產(chǎn)黨人事業(yè)成功的決定性意義。當這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們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宏偉目標時，他反復強調(diào)：“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薄霸谌珖嗣裰?，共產(chǎn)黨員始終只占少數(shù)，我們黨提出的各項重大任務，沒有一項不是依靠廣大人民的艱苦努力來完成的?！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這一基本點，無疑體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精神，同時也吸取了中國傳統(tǒng)的以民為本的歷史智慧。

以民為本的歷史智慧，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長期探索的重要結晶。早在殷周之際，隨著原來作為統(tǒng)治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天命觀念的逐漸衰微，開始出現(xiàn)了“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上》引《尚書·泰誓》），“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等新的觀念，把“天”的意志說成是來自民眾的意愿。到了春秋戰(zhàn)國之際，在先后產(chǎn)生的諸子哲學中，更有“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四十九章），“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管子·牧民》）等等主張。至孟子，進而形成了較為系統(tǒng)的民本思想。這一思想包括“制民之產(chǎn)”的經(jīng)濟要求和“民貴君輕”的政治主張，強調(diào)：“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ā睹献印ち夯萃跸隆罚拌罴q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保ā睹献印るx婁上》）認為統(tǒng)治者只有重視人民的生存，滿足人民的溫飽，與人民同其憂樂，才能保住自己的家國天下。如果失去民心，那么也就會失去家國天下。這種民本思想，在以后二千年里，由孟子的政治哲學而轉化成治國平天下的歷史智慧，深深積淀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中國歷史上的許多有作為的政治家，都積極吸取這一歷史智慧，重視人心的向背，爭取民眾的支持。

鄧小平作為20世紀中國的大政治家，對我們民族的以民為本的歷史智慧深有感悟，高度重視。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認真吸取這一傳統(tǒng)哲學智慧，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融為一體，成為自己思維方式的基本點。他對一切問題的思考和評價，可以說都是立足于這個基本點。重視民心的向背，時刻關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愿望，是他一以貫之的思想主軸。從《鄧小平文選》一至三卷看，這一思想主軸十分鮮明地貫穿在他所經(jīng)歷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在他看來，艱苦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固然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同樣離不開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chǎn)黨人能否奪取政權，能否保持政權，都在于能否獲得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因此，他強調(diào)在改革開放中，我們的一切工作，都要“得人心”，都要“取信于民”，都要“能向中國人民交代”，都要以“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根據(jù)?！叭嗣?，是看實踐。人民一看，還是社會主義好，還是改革開放好，我們的事業(yè)就會萬古長青！”（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怎樣才能贏得民心呢？在鄧小平看來，“人民”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由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個體生命集合而成的。贏得民心，首先在于關心民眾的生存，滿足民眾的溫飽，解除民眾的疾苦，維護人民的切身利益。人民群眾首先是通過對自己生活的真實感受來選擇自己對于共產(chǎn)黨、對于社會主義的態(tài)度的。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里，他指出：“經(jīng)驗尤其證明：誰關心人民的問題，誰能幫助人民想辦法去和敵人斗爭，保護人民利益，誰就是群眾愛戴的領袖。”（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頁。）而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他更反復強調(diào)：“人民生活確實好起來了，國家興旺發(fā)達起來了，國際信譽高起來了，這是最大的事情?！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當人民群眾切實地感到改革開放給自己帶來了好處時，就會對共產(chǎn)黨、對社會主義作出堅定的選擇；即使出現(xiàn)政治上的大風大浪，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也不會動搖。正如他在1989年政治風波過后所總結的：“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wěn)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jīng)濟發(fā)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蓖瑫r，他也指出：“抓住時機，發(fā)展自己，關鍵是發(fā)展經(jīng)濟?，F(xiàn)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qū)經(jīng)濟發(fā)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fā)展或發(fā)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

除了關心和滿足人民群眾的生存之需外，鄧小平又強調(diào)在政治上贏得民心。他敏銳地覺察到，僅僅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注意人民的政治要求是不行的。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人民群眾在政治上最不滿意的，就是由干部特殊化和濫用公共權力而導致的腐敗現(xiàn)象。早在1979年，他就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大家都是從苦里過來的，經(jīng)歷過不少困難的時期，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解放戰(zhàn)爭時期?？姑涝臅r候也是很苦的啊！為什么過去很困難的局面我們都能渡過？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干部、黨員同人民群眾一塊苦?；叵胍痪盼灏四?、一九五九年我們犯了那么‘左’的錯誤，使國民經(jīng)濟遇到很大困難，不得不把國家基本建設投資由近三百億元減到五十多億元，還下放了兩千萬職工，關了一些企業(yè)。那個時候為什么能這樣做？那一次調(diào)整國民經(jīng)濟進行得比較順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為黨和群眾的關系密切，黨的威信比較高，把困難擺到人民面前，對群眾講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瓚撜f，現(xiàn)在的物質條件比那個時候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個時候好一些。既然這樣，為什么群眾對我們還有那么多意見？這確實同我們脫離群眾，特別是同高級干部脫離群眾有直接關系?！彼M而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脫離群眾，干部特殊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薄白罱粋€時期，人民群眾當中主要議論之一，就是反對干部特殊化?！薄艾F(xiàn)在再不作這樣的規(guī)定，我們就無法向人民交代了?！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在1989年政治風波之后，他又指出：“要扎扎實實做幾件事情，體現(xiàn)出我們是真正反對腐敗，不是假的。……腐敗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們往往下不了手。這就會喪失人心，使人們以為我們在包庇腐敗。這個關我們必須過，要兌現(xiàn)。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該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一定要取信于民。”（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在他看來，這是贏得民心更為關鍵的一點。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民族飽經(jīng)列強的侵凌，尤為珍視民族的獨立和國家的主權。正是這樣，代表中國人民的要求，維護民族的利益和尊嚴，也是贏得民心的重要一環(huán)。鄧小平深深理解中國人民的這種情感和意志。在與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就香港問題展開的會談中，他堅定不移地宣布：“關于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如果中國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八年后還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我們等待了三十三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們是在人民充分信賴的基礎上才能如此長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后還不收回，人民就沒有理由信任我們，任何中國政府都應該下野，自動退出政治舞臺，沒有別的選擇?！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香港勝利回歸的歷史證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正確決策是大得中國人民之心的，是大得中華民族之心的。

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對于人民群眾的尊重，并不是歷史上的民本思想的簡單延續(xù)，而是鮮明地表現(xiàn)出與歷史上的民本思想的不同點。這就在于，歷史上的民本思想，盡管也為人民群眾著想，也能為人民群眾帶來一定的好處，但在本質上只是把人民群眾看做是統(tǒng)治者的工具，只是主張統(tǒng)治者從上面施予人民群眾以雨露陽光；鄧小平對于人民群眾的尊重，則是基于“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頁。）這一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基于“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群眾服務”（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頁。）這一共產(chǎn)黨人的宗旨，認為“我所做的事，無非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愿望”（注：《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這種區(qū)別，也就是唯物史觀與民本思想的區(qū)別。鄧小平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融入了中國傳統(tǒng)的以民為本的歷史智慧，既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又揚棄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二、改鑄和而不同的辯證方法

在領導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人民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偉大歷史活動中，鄧小平顯示出他是一位善于從全局上把握矛盾、解決矛盾的能手。在矛盾問題上，鄧小平與都典型地表現(xiàn)出一種中國哲人所特有的辯證智慧，不是以凝固的、僵化的眼光來看待矛盾、處理矛盾；但在對矛盾的把握與解決上，鄧小平又與表現(xiàn)出不同的思想風格。在把握矛盾、解決矛盾時，尤為重視矛盾雙方的轉化及其斗爭在促成矛盾雙方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中的作用，強調(diào)一方最后吃掉另一方。而鄧小平在把握、解決矛盾時，尤為重視矛盾雙方的聯(lián)結，并使其達到諧和，由諧和來緩和矛盾、化解矛盾，而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

與鄧小平在辯證思維上的同與異，都可以在中國辯證思維的長河中找到自己的思想根源，從不同方面體現(xiàn)了中國辯證思維的特點與傳統(tǒng)。這是因為，中國古代的辯證智慧，在思維方法上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多樣的。中國古代哲學家、思想家以及那些聰明的政治家，往往都注意到對立面雙方的“相反相成”；但他們對于矛盾雙方的“相反相成”，有的強調(diào)在斗爭中促成矛盾雙方的轉化，有的則主張求得矛盾雙方的諧和。前者凸出了一個“爭”字，要求人們在“大爭之世”（《韓非子·五蠹》）而“不畏其爭”（《周易外傳·未濟》），通過斗爭實現(xiàn)矛盾的轉化。后者則凸出了一個“和”字，要求人們既不要“去和而取同”（《國語·鄭語》），追求沒有差異、沒有矛盾的同一；又不要“反中庸”（《中庸》），使矛盾的雙方因斗爭而不可調(diào)和，非要一方吃掉另一方。更多地受到前者的影響，鄧小平則更多地受到后者的啟發(fā)。承認矛盾雙方的“相反相成”，進而主張求得矛盾雙方的諧和，以諧和來緩和矛盾、化解矛盾，這一辯證思維方法可以說源遠流長。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國語·鄭語》）的著名命題，認為把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能產(chǎn)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則不能產(chǎn)生新的東西。孔子進而把這一思想發(fā)展為主張“和而不同”的中庸之道，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強調(diào)“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昭公二十年），力主“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中庸》）。以后，《中庸》更把中庸之道提到了宇宙人生大本大源的高度，作了相當明確的表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薄爸幸舱咛煜轮蟊疽?，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張載，更有“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的說法，系統(tǒng)地表達了這一辯證思維方法。這種和而不同的辯證思維方法，為中華民族的生存和發(fā)展提供了智慧，但同時又多少蘊含有一些保守的成分。因為現(xiàn)實中的矛盾在性質上是極為復雜的，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雙方都能“和而解”的。

對于這種和而不同的辯證思維方法，鄧小平結合現(xiàn)代中國和世界的大勢，在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加以了吸取和重新改鑄，化原有的保守的因素為積極的因素，使之成為把握矛盾、解決矛盾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思維方法。他把這種思維方法運用到實際工作的方方面面，成為他的思維方式的一項重要內(nèi)容，對重構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思維空間，開創(chuàng)中國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新局面起了重大作用。

在新時期的文藝創(chuàng)作上，他提倡百花齊放，反對一花獨放，指出：“我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不同民族、不同職業(yè)、不同年齡、不同經(jīng)歷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們，有多樣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tǒng)和藝術愛好。雄偉和細膩，嚴肅和詼諧，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夠使人們得到教育和啟發(fā)，得到娛樂和美的享受，都應當在我們的文藝園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業(yè)績和普通人們的勞動、斗爭和悲歡離合，現(xiàn)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應當在文藝中得到反映。我國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作品、表演藝術中一切進步的和優(yōu)秀的東西，都應當借鑒和學習?！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這一思想對于繁榮文藝創(chuàng)作，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新時期的經(jīng)濟生活中，他打破了傳統(tǒng)的計劃經(jīng)濟與市場經(jīng)濟相互對立、水火不容的看法，主張把兩者結合起來，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qū)別。計劃經(jīng)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jīng)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jīng)濟手段?！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由此，而產(chǎn)生了“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全新概念。

在新時期的政治生活中，他多次重申了當年提出但又未得到真正貫徹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tǒng)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他認為：“這就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局面，這就是我們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實現(xiàn)的政治局面。”（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他還提醒新的黨中央領導核心：“黨內(nèi)無論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能容忍各方面、團結各方面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

面對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他力圖為中國的發(fā)展贏得一個較長的和平環(huán)境，力主尋找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途徑。他說：“世界上有許多爭端，總要找個解決問題的出路。我多年來一直在想，找個什么辦法，不用戰(zhàn)爭手段而用和平方式，來解決這種問題。”“我們中國人是主張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決爭端?！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由此，他強調(diào)“南北對話”和“南南合作”，強調(diào)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來發(fā)展國與國的關系，強調(diào)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以對抗的方式、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建立國際關系新秩序。尤其值得大書特書的是，鄧小平根據(jù)這種思維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一個中國，兩種制度”的構想，作為解決臺灣問題和香港問題，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的途徑。在臺灣問題上，他說：“和平統(tǒng)一已成為國共兩黨的共同語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統(tǒng)一后，臺灣仍搞它的資本主義，大陸搞社會主義，但是是一個統(tǒng)一的中國?！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在香港問題上，他說：“我國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后，香港現(xiàn)行的社會、經(jīng)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貿(mào)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以繼續(xù)同其他國家和地區(qū)保持和發(fā)展經(jīng)濟關系。”“中央的政策是不損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會出現(xiàn)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注：《鄧小平文?返誄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香港的勝利回歸和澳門的即將回歸，都證明了這一構想的現(xiàn)實性和可行性。

鄧小平的這種思維方法，并不是簡單地因襲中國古代和而不同的辯證方法。他固然強調(diào)矛盾雙方諧和的意義，不主張一方吃掉另一方，但并不意味因此而害怕斗爭，更不意味著要以犧牲原則為代價來換得雙方的諧和。如在“一國兩制”問題上，他就明確指出：“‘一國兩制’也要講兩個方面。一方面，社會主義國家里允許一些特殊地區(qū)搞資本主義，不是搞一段時間，而是搞幾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確定整個國家的主體是社會主義。”“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chǎn)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么辦？那就非干預不行?！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又如，在1989年政治風波后，面對西方國家以所謂“人權”問題對中國的制裁，他堅定地宣稱：“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鎖、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國?！薄爸袊嗣癫慌鹿铝?，不信邪。不管國際風云怎樣變幻，中國都是站得住的?！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由此可見，鄧小平的這種思維方法，在凸出“和”的時候又沒有放棄“爭”，在顯出“柔”的時候又蘊含著“剛”，是和不舍爭、柔中有剛，用對鄧小平的贈言來概括，就是“棉里藏針”。

三、承繼革故鼎新的變法精神

鄧小平帶領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人民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事業(yè)，在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都是一項全新的事業(yè)。原有的條條框框要突破和改變，新的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又需要經(jīng)過反復的摸索和試驗，這些都既無馬列的本本可循，又無別國的成功可鑒，其間自然有許多的困難、阻力、曲折，不會一帆風順。在這個意義上，今天的改革開放與昨天的革命戰(zhàn)爭一樣是艱苦的。面對重重困難，鄧小平表現(xiàn)出了一種無所畏懼、不屈不撓的精神。這種精神，不僅是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錘煉出來的，而且也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精神的繼承和發(fā)揚。

在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產(chǎn)生過許多敢想敢作、破舊立新的改革家。他們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實踐家。他們所提出的具體的改革方案當然隨歷史的發(fā)展已成過去，但他們所表現(xiàn)出的革故鼎新的變法精神卻長存史冊，激勵后人。例如，商鞅的“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商君書·更法》）的革新主張，韓非的“不期修古，不法?？桑撌乐?，因為之備”（《韓非子·五蠹》）的更化思想，王安石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傳》）的無畏氣度，龔自珍的“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際著議第七》）的自我警醒，康有為的“變法而強，守舊而亡”；“全變則強，小變?nèi)酝觥保ā渡匣实鄣诹鶗罚┑募逼群魡荆T嗣同的“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獄中題壁》）的犧牲精神，等等這些，都已經(jīng)過歷史歲月的洗汰，成為中國哲學史、思想史的不朽篇章，并積淀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中，成為我們民族精神的重要內(nèi)容，至今仍煥發(fā)著激動人心的活力。鄧小平在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的全新事業(yè)中，自覺地承繼了這種革故鼎新的變法精神，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批判精神融合為一體，成為他的思維方式的又一項重要內(nèi)容。

早在“”后復出之初，他就旗幟鮮明地支持了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堅決主張打破“兩個凡是”對于黨和人民的思想禁錮，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fā)，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這種思想解放的強勁呼聲，把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人民從長期的教條主義和個人迷信中喚醒，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先聲。

面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歷史積弊，他勇敢地提出了社會主義的改革問題，指出：“現(xiàn)在，我們的經(jīng)濟管理工作，機構臃腫，層次重疊，手續(xù)繁雜，效率極低。政治的空談往往淹沒一切。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責任，責任在于我們過去沒有及時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現(xiàn)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xiàn)代化事業(yè)和社會主義事業(yè)就會被葬送?！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從此，他指引中國共產(chǎn)黨人和中國人民走上了義無反顧的改革開放的歷史必由之路。

他以非凡的膽略和氣魄，支持了廣東省委提出的在鄰近香港、澳門的深圳、珠海以及汕頭興辦出口加工區(qū)的意見，指出：“還是叫特區(qū)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qū)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注：《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17頁。）經(jīng)濟特區(qū)的建立和發(fā)展，在舊的經(jīng)濟體制上打開了一道突破口，有力地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有力地促進了新的經(jīng)濟體制的建立。

每當改革開放進展的關鍵時刻，他總是鼓勵人們勇于探索、大膽試驗、努力創(chuàng)新，大聲疾呼：“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薄八枷敫夥乓稽c，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薄案母镩_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礈柿说模竽懙卦?，大膽地闖?！瓫]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業(yè)?！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

他希望在時代的大變動中造就一大批具有革故鼎新精神的改革家，指出：“干革命、搞建設，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創(chuàng)新的闖將。沒有這樣一大批闖將，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平。”（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16、210、176、143、150、143頁。）

種種這些，都可以看出鄧小平與中國歷史上的改革家們的精神聯(lián)系。然而，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的改革精神又與歷史上的改革家們的變法精神有一個根本的不同：這就是歷史上的改革家總是把改革事業(yè)系于最高統(tǒng)治者，憑借最高統(tǒng)治者的權力和支持進行改革，而一旦失去了這種最高權力的支持，就難免使改革陷入失敗，而自己也往往成為犧牲者，從商鞅到譚嗣同都重復著這種命運；而鄧小平的改革精神則是同他對人民群眾的信賴與依靠聯(lián)系在一起的，他把改革事業(yè)系于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的支持進行改革，視人心的向背為改革成敗的關鍵。歷史已證明并且還將證明他的論斷：“中國現(xiàn)在實行對外開放，對內(nèi)搞活經(jīng)濟的政策，有誰改得了？……我們的路走對了，人民贊成，就變不了?！保ㄗⅲ骸多囆∑轿倪x》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3、4，381，83，371，375，297，12、13，151，373，300，301，49、88，30、49，58、221，219、221，329，367、372，59頁。）以上三個方面，集中地體現(xiàn)出鄧小平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智慧的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既有繼承的一面，又有區(qū)別的一面，顯示了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鄧小平在思想上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結和對傳統(tǒng)的更新。這種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結和對傳統(tǒng)的更新，必將因其對中華民族的深刻影響而形成我們民族的新的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正是在這種與傳統(tǒng)的聯(lián)結和對傳統(tǒng)的更新中展開，并由此而積淀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新的內(nèi)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