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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學術體系的一部分，八十年代外國文學學科的學術歷程與學界的整體變化大體相合，也與其它人文學科思考著一些共同的基本問題。

人道主義和現代派文學論爭、方法論熱、“世界文學”幻想，這些熱點和其中表達的“西方觀”也都是外國文學界當時的中心話題。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本學科的整體學術反思可以完全套用八十年代文化反思的既有結論，盡管當時學科的疆域并不像現在這樣明晰，各學科對共同問題的思考和處理方式以及學術步伐仍然各自不同。因此，我們的學術史反思既要關注八十年代學界的整體脈動，又要深入考察本學科的研究實踐，通過回顧這一時段外國文學研究的成就與缺失，透視其中顯現的特有研究模式和問題意識，在此基礎上勘定外國文學研究對于中國學術的價值。

對“十七年”傳統(tǒng)的轉換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活動在民國時代就已十分活躍，出現了五種不同的外國文學觀，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魯迅倡導的以弱勢民族文學為主的模式。

當時，外國文學雖已作為一個學科存在，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的話語地位卻遠不及外國文學譯介之于中國文化那般重要。新中國建立后，馬克思主義、思想成為絕對主導的一元意識形態(tài)，文藝的“政治性”被空前強調，“十七年”的外國文學譯介和研究不再眾聲喧嘩，而是階級革命話語一曲獨奏。魯迅模式被塑造成為外國文學工作的標準，外國文學譯介與研究共同建構出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外國文學版圖，那就是：蘇俄文學最受重視、地位最高，亞非拉文學得到空前強調；歐洲古典文學則是批判與吸收相結合；現代主義文學被視為糟粕，基本消失。此時的學術研究遵循著固定的模式：首先對作家及作品人物進行階級定性，然后就作品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展開詳細分析，再加一點藝術上的評價，最后得出總體結論。在具體分析中，對歸入無產階級的革命作家給予無保留的贊美，那些表現出階級局限性的現實主義作家被一分為二地看待，階級立場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作品則遭到無情的批判。應該說，以階級革命話語為基礎構建的這一外國文學秩序，是冷戰(zhàn)形勢下中國對西方中心話語的有意識對抗。但是由于將“政治性”放在第一位，這一秩序不可避免地犧牲了對文學的豐富解讀，壓抑了文學自身的空間“?！睍r這種模式被推向極致，學術研究便徹底淪為政治斗爭的工具。眾所周知，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各學科都處于“撥亂反正”之中。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反正”之“正”究竟是什么？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明確否定了“文藝服從于政治”這一舊口號，但并未放棄“十七年”確立的階級革命話語傳統(tǒng)。這就意味著，文藝和學術的自由必須以堅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為前提，所有思想和學術的爭論都不能超越這一框架。事實表明，外國文學學科能夠建構的“正”不是“五四”時代眾聲喧嘩、多元并存的狀態(tài)，也并未局限于“十七年”話語傳統(tǒng)，而是兩相折衷產生的新話語系統(tǒng)。新時期之初，學界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怎樣在不觸犯禁忌的同時轉化“十七年”的話語傳統(tǒng)，將人道主義和現代派兩種話語重新喚回到學術話語體系之中，進而改寫“十七年”確立的外國文學舊秩序。

一人道主義討論與現代派文學論爭

八十年代初期的兩次論爭并未局限于外國文學界，整個學術界與文藝界都曾卷入其中，甚至最終以政治介入的方式結束。對整個知識界來說，討論重新建構了不同于“十七年”的“西方觀”，對外國文學學科來說，論爭將歐洲古典文學與現代派文學從邊緣推向中心，實現了對“五四”話語傳統(tǒng)的部分回歸。

人道主義或者人本主義，對中國外國文學研究界具有特殊意義。在《人的文學》中，周氏將人道主義界定為“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善主義，乃是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薄拔逅摹币淮苏J為，這種強調個人和人間本位的人道主義思想，正是西方文學中最有價值、最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甚至可以說，人道主義思想就是“五四”一代人心中西方文學的靈魂，是當時中國看待外國文學的主要視角，構成了外國文學話語傳統(tǒng)的主要部分。因此，“十七年”階級革命話語在構建外國文學新秩序時，人道主義首當其沖，被界定為“資產階級思想”、右派分子竊取的反革命武器。遭到無情批判。數次批判運動后，外國文學界徹底拋棄了這一話語，大部分歐洲古典文學作品都被判定為人道主義思想的載體而失去了合法地位。人道主義話語的重要地位，決定了外國文學的學科重建必須從這里開始。新時期的人道主義再討論，由外國文學界最早發(fā)動，迅速擴展到整個思想界。與哲學界試圖將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化”不同，外國文學領域的人道主義探討重點不是理論的拓展，也并未嘗試突破“十七年”話語傳統(tǒng)對人道主義的定位，而是遵循新時期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人道主義的判斷，肯定其積極意義，為人道主義與相關文學作品正名，在政治正確的前提下，改寫“十七年”確立的外國文學舊版圖。在《外國文學研究》1979年第1期開設的“人道主義筆談”專欄里，所有文章都表達了一種共識：作為歐洲古典文學的精髓，人道主義精神并非“十七年”判定的需要“排泄”的糟粕，而是我們應該吸收的精華。曾經在“十七年”激烈批判羅曼•羅蘭作品中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想的羅大岡在專欄中發(fā)表《再論羅曼•羅蘭的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前后觀點迥然不同。文章明確承認“：把羅曼羅蘭的書生氣的人道主義言論作為西方資產階級上層的策略性的偽善人道主義破產的一個例證，確實是形而上學式的引伸，是錯誤的論點?！绷_曼•羅蘭的人道主義“是他思想不斷進步的積極因素之一，對他思想進步過程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決定性的”。

面對著同樣的作品，同樣的背景資料，同一位研究者給出了兩種完全不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評價。但這并不意味著當時學界已經在使用全新的話語系統(tǒng)和研究模式，恰恰相反，上述相反結論正是在同一話語系統(tǒng)中推演而來。羅先生的文章頗具代表性，其前后變化表明了新時期外國文學研究話語與“十七年”話語傳統(tǒng)之間既繼承又反叛的關系。八十年代初期，學界對人道主義的基本認識模式并未超越階級革命話語傳統(tǒng)，不同之處在于價值判斷出現了逆轉。這一逆轉并不完全由學界自主實現，而主要依賴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許可和鼓勵。在學術空間迅速擴大，但政治禁忌依然高懸的語境下，學界乘著這一逆轉之勢，主要致力于兩項工作，其一是通過翻譯作品擴大外國文學視野，其二是以新的標準對作家作品進行重評，推翻舊話語體系中的相應評價。這種新的評價標準已經不再唯階級立場是問，以往被忽略的藝術性得到了重視?，F代派文學在八十年代的出場與人道主義大體相同。1978年起，由外國文學研究界發(fā)起了重新評價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論爭。論爭以《外國文學研究》主編徐遲在該刊1982年第一期上發(fā)表的《現代化與現代派》為標志，分為前后兩段。外國文學界在前半段討論中發(fā)揮了主導作用，為后半段討論奠定了基本的方向和話語基調。如何在不違背政治正確的前提下，將話語傳統(tǒng)中一無是處的“現代派文學”轉化為具有建設性的新話語資源？學者們采取的方式與人道主義討論如出一轍，那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對“現代派”作一番辯證的分析和包裝。柳鳴九的《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評價的幾個問題》便是這種話語策略的體現。

此文的一大原則就是“一分為二”，最通俗的說法就是：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為歷史上被過分否定，作者此時主要致力于剝離出那“好”的一面。在文章中，作者時刻強調馬克思主義辯證分析、實事求是的認識原則，按照正統(tǒng)的階級革命話語系統(tǒng)為作家定位，特別點明大部分現代派作家政治上的進步性和相對低微的階級地位，諸如波德萊爾參加1848年起義，薩特參加共產黨，貝克特投身反法西斯運動等等，徹底顛倒了從前“反動分子”這一界定。文章認為現代派文學的思想基礎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并且強調這一思想在當時仍具進步意義，否定了從前“思想頹廢”這一判斷。反傳統(tǒng)、反現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是現代派文學最難被傳統(tǒng)話語包容的一個問題，文章在此仍然堅持強調其“好”的一面，認為創(chuàng)作方法的突破符合文藝發(fā)展規(guī)律，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至此，文章已經完成了對現代派文學全面的價值判斷逆轉。這其中的邏輯其實在文章開頭即已明言：建設“四化”要求我們重新評價現當代資產階級文學，因為馬、恩所說的“世界文學”時代已經到來，中國應當融入到世界潮流中去。這次論爭之所以能夠將處于話語系統(tǒng)邊緣的現代派文學推向中心，得力于這樣一個基本信念：現代派文學是文學發(fā)展史上超越現實主義的新潮流，現代派文學處于文學進化的頂端，是中國融入世界必須要補上的一課。文學進化觀從“五四”以來就是中國學界的共識，只是在不同時期“進步”文學的所指不同而已。從前我們以蘇聯(lián)為榜樣，而現在，西方現代派文學取而代之。在重新評價西方現代派的過程中，學界完成了對“世界文學”的重構。在八十年代的視野里，所謂世界文學，其實就是歐美文學。而現代派文學則是歐美文學的最新發(fā)展，是中國文學必須了解學習的先進事物。經過論爭，人道主義和現代派話語從隱匿與邊緣走向了中心，成為新時期的核心話語關鍵詞。雖然八十年代初期并未真正建立起能夠與階級話語傳統(tǒng)全面抗衡的話語系統(tǒng)，人道主義與現代派話語在與正統(tǒng)話語的交流中還略顯弱勢，但階級話語一元化的格局已經打破，階級話語正在逐漸地退居幕后，成為一種背景而不再直接指點江山。

二外國文學新版圖外國文學秩序

主要通過出版作品、文學史、論文和專著來建構。隨著人道主義和現代派話語重新得到認可，甚至成為文學進化的方向，全新的外國文學地圖日見清晰。單就作品出版而言，八十年代的確稱得上二十世紀外國文學譯介的全盛期，譯介所繪制的世界文學版圖非常全面，既重視西方現當代文學，又不冷落古典文學和亞非拉文學；從嚴肅文學、先鋒文學到通俗文學、暢銷作品，都有全面及時的引入“。十七年”外國文學譯介中的偏頗得到了徹底的糾正。同時，研究領域的情形則稍顯復雜，可謂新舊雜陳。當時的文學史著作仍然以階級分析、社會歷史批評為方法論，經典名單與西方明顯不同，內容截止于二十世紀蘇聯(lián)文學，對西方現當代文學極少涉及。以朱維之主編的《外國文學簡編（》歐美部分1980版）為例，本書按時間段分為上、中、下三篇，篇幅各占三分之一。中篇的主體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下篇為“無產階級文學”，詳細介紹了憲章派文學、巴黎公社文學、俄國及蘇聯(lián)無產階級文學，論述截止到二十世紀初。這種體例安排主要受到“十七年”時蘇聯(lián)文學史的影響。新時期之前，中國一直沒有自己編撰的比較完整的外國文學史，以翻譯的蘇聯(lián)相關著作為大學教材。楊周翰主編的《歐洲文學史》(上卷)剛一出版，便趕上“”，影響與應用范圍都很有限。1979年再次出版時，只對“舊版里某些失誤和不適當的提法作了修訂”。

整體構架和敘述模式皆無明顯變化。文學史著作以穩(wěn)定性為基本原則，雖出版于新時期，舊話語、舊秩序還來不及清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后，傳統(tǒng)話語系統(tǒng)中特別重要的“無產階級文學”才淡出了學界視野。所有的文學史著作中，這些政治意義遠大于審美價值的部分都大大“縮水”，甚至徹底消失。不過現代主義文學所占比例仍然很小，整體敘述分析方式還是老套路。在八十年代的“重寫文學史”大潮中，外國文學界步伐稍慢，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后鄭克魯主編的《外國文學史》、徐葆耕著《西方文學——心靈的歷史》出現，才真正改變了以階級話語為中心的敘述模式。兩部著作不再將文學歷史描述為階級斗爭、社會變遷的反映，而是以“人”為中心，視文學為人與自然、社會、自我、他人之間復雜糾葛的記錄，注重審美分析，可以說是一種以人為本，以文學為本的文學史敘事。篇幅安排都是“厚今薄古”，二十世紀文學所占比例顯著增加。這種變化顯然直接來自于人道主義和現代派話語的影響。相比之下，期刊論文的話語更新要迅速得多，兩種話語的影響更明確，新的評價標準也更早確立。八十年代初期《，外國文學研究》、《外國文學研究集刊》《、國外文學》等主要外國文學期刊呈現出一個共同規(guī)律：“十七年”時的研究重點仍然是這一時段的研究重心，現當代文學作品和西方當論已經進入研究視野，但不成規(guī)模且認識粗淺；大部分論文還在沿用傳統(tǒng)的階級分析和社會歷史批評方法，也有少數作者自覺地注重對作品的審美分析，嘗試用新方法解讀作品；在經典作家中，莎士比亞最受關注，盧梭、歌德、雨果、巴爾扎克、普希金、屠格涅夫、高爾基、契訶夫等十八、十九世紀作家和現實主義作家也是研究熱點。隨著兩種話語的復興，研究重心開始由十九世紀現實主義作家逐漸轉向二十世紀作家和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家作品。一批作家“浮出地表”，最有代表性的當屬D•H•勞倫斯，雖然勞倫斯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便進入中國視野，在八十年代的中國視野中卻完全是個“新人”。因為呼喚人性解放契合了當時的社會潮流，勞倫斯作品得到大量譯介并成為研究熱點；此外，還出現了對一批作家的“重新解讀”，代表為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在“十七年”中被冷落是因為其創(chuàng)作不符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要求，有現代主義傾向，表現人性與社會中的病態(tài)陰暗，宣揚宗教。在階級話語系統(tǒng)中，只有《窮人》《、死屋手記》這類作品才有研究價值，其余皆不合格。新時期的研究者逐漸放棄了單一的階級分析方法，重新挖掘作家創(chuàng)作中的人道主義關懷，開始關注那些曾被冷落的作品，對其創(chuàng)作中的“現代主義色彩”有了初步認識。

與研究重點的變化同步，研究模式和視角也走向了多元化，從人性視角和審美分析入手的研究模式日漸流行。階級性不再是認識外國文學作品的唯一角度，逐漸被人性、人道主義、異化、文學性、藝術形式這類話語所取代。這種變化特別集中地體現在對一些經典作家的“重評”上。其中最典型的莫過于高爾基，他曾經被階級話語縮減為一個無產階級文學的象征符號，失去了本來的鮮活和復雜。新時期以來，研究者們放棄原來的認識角度，重新認識高爾基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創(chuàng)作思想，努力開掘其創(chuàng)作中的人性批判、社會批判、文化批判深度。

原來那個干癟的符號慢慢變得飽滿立體。經過人道主義和現代派文學論爭，經過研究者不斷地重評和重寫，八十年代的學界建構了外國文學新秩序的基礎。在這一新秩序中，經典認定、研究重點、研究角度與評價標準都發(fā)生了變化。階級革命話語系統(tǒng)建構的“紅色經典”地位劇降，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普遍認同的經典名單。二十世紀西方文學，尤其是現代主義文學，作為文學進化的象征，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研究，地位越來越重要。研究視角從社會歷史、思想內容分析轉向了多元化，從形式、審美以及文化視角展開的分析受到重視。最為重要的是，新秩序顛覆了“十七年”話語系統(tǒng)對西方的妖魔化想象，在“五四”之后又一次傳達了落后民族對西方文學（文化）的虔敬心態(tài)。如果說“十七年”話語系統(tǒng)是基于冷戰(zhàn)思維與西方中心的有意對抗，新秩序顯示的卻是對西方話語的頂禮膜拜。此后，外國文學研究沿著這一方向漸行漸遠：學習的初衷本是要重塑自我，結果卻難免深陷西方新理論話語漩渦的窘境。二新方法、新理論的引進與運用八十年代，中國學界普遍籠罩在強烈的“去政治化”情緒之中，“階級斗爭工具論”的文藝標準遭到一致排斥“，整個中國知識界都在尋找新的理論和學術話語，希望從舊的準社會學式的思想方法和話語結構中突圍出去?！?/p>

八十年代初期，學界的理論視野還局限于經典馬列文論和西方古典文論，對西方現當代文學理論的譯介數量既少、又不系統(tǒng)。1985年后，西方理論如井噴一般涌現，譯介范圍幾乎涵蓋了各個文論思潮和流派。在這次西方文論的大規(guī)?！奥眯小敝?，最受中國學界青睞的是神話－原型批評、心理學批評、形式－文體批評、系統(tǒng)論、比較文學、闡釋學與接受美學。

其中又以形式－文體批評尤其是新批評對中國學術話語的影響最為深廣。

一話語更新滯后？八十年代初，得風氣之先的外國文學界為本土文化和學術引進了大量話語資源，在共同話題的討論中表現活躍、貢獻突出。然而1985年后，隨著當代文學批評的日益活躍，外國文學研究界普遍體驗到一種落后的“焦慮”。學界普遍認為，本學科的研究實踐依然受到舊有研究模式的強大束縛，遠遠滯后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話語更新速度。在當代文學評論界已經越來越注重文學的審美價值和娛樂價值時，外國文學評論中“那種單純注重思想內容、忽視藝術分析的傾向，至今遠未從根本上得到扭轉”。

外國文學研究工作“不能適應我國思想文化總體發(fā)展的速度”“，一些外國文學研究者對中國當代文化思潮缺乏自覺領悟，同充滿創(chuàng)新、探索、開拓、崛起的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隔行’，滿足于循規(guī)蹈矩、但求保險的觀念和方法”鲇。這里的舊方法指的便是“重思想、輕形式”的傳統(tǒng)研究模式，而對應的新模式則是當代文學批評界實踐最多的形式主義、敘事學話語。雖然事實上當代文學批評界的“內部研究”論文也并不占據數量優(yōu)勢，大部分研究還是延續(xù)著傳統(tǒng)的社會歷史批評的套路，但是，當代文學批評新銳們對西方形式主義話語的運用確實制造了巨大的聲勢，令外國文學界自愧不如。今天看來，更值得深思的問題不是我們?yōu)楹温浜?，而是我們?yōu)槭裁磿羞@種落后感。竊以為，這種落后感不僅是對現狀的一種反應，更折射出外國文學界對學科關系變化的敏感，以及籠罩著外國文學界的身份認同焦慮。在現代文學的概念還未真正確立、相關學科還未形成的民國時代，學者們根本沒有將二者進行對比的意識，落后自然無從談起。當時的外國文學研究者并不固守門戶，許多學者都是學貫中西的通人，以建設新文化的整體視野看待外國文學?！皡⒖纪鈬膶W，創(chuàng)造新文學”是文學界的共同訴求。建國后，政治意識形態(tài)有力地控制了學術生產，現當代文學的生產與研究作為民族國家和階級革命的象征，受到政權的精心扶持和操控，地位很快超越了外國文學。同樣由于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此時外國文學研究中的民族意識非常鮮明，那就是以階級革命為取舍評價標準，配合社會主義戰(zhàn)線和外交工作的需要。重思想、輕藝術的傾向就在此時成為傳統(tǒng)。八十年代早期，外國文學和現當代文學都迎來了學科大發(fā)展，雖然各學科仍然就共同問題發(fā)言，但日益明確的學科分界增加了學者們對本學科的價值懷疑。甚至可以說，正是學者們不斷增強的學科意識，給自己帶來了日漸濃重的困惑：在本土文學研究蓬勃發(fā)展的時候，外國文學研究的特性何在？價值何在？以今天的學術標準衡量，關注思想內容和主題研究并不一定代表著觀念落后，真正分析透辟的主題研究與審美分析具有同等意義。

當時外國文學研究中最大的缺失也許并不是新理論運用和形式研究的落后，而是整體研究的缺乏深度。但在當時，所有持落后論者心中都有一個無需證明的預設：審美與形式批評是先進的，用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進行的研究是先進的。相反，以社會歷史批評進行的思想內容分析是落后的。這個預設蘊含著八十年代學界典型的認知框架：形式/內容、內部/外部的二元對立。在這兩個二元結構當中，還存在著等級秩序，那就是形式與內部研究優(yōu)于內容和外部研究。再深入挖掘下去，還會找到這個預設背后隱藏的更多的二元對立結構：西方/中國、新/舊、現代/傳統(tǒng)、文學/政治。這些二元結構普遍地存在于當時知識界的價值判斷當中，表現出同樣的等級秩序，印證了杰姆遜的判斷：“只要出現一個二項對立式的東西，就出現了意識形態(tài)，可以說二項對立是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方式?！摈|學界高舉“審美”的姿態(tài)與“政治第一、文學第二”的意識形態(tài)對抗，在對抗中構建了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八十年代中期，盡管各學科的主流研究模式仍然屬于“外部研究”，只有當代文學明顯轉向了“內部研究”，但是“向內轉”的聲勢如此巨大，已經成為學術界追求的理想和標準，甚至構成了一種“非如此不可”的強大壓力，令所有逆流而動者忐忑不安。在這種歷史語境當中，不但外國文學研究者深受落后焦慮之苦，各學科的學者都“被創(chuàng)新的狗”追得喘不過氣來穌。

二新理論話語的運用被“創(chuàng)新”折磨的學術界選擇了從西方“拿來”新武器。將新理論視為一種解讀作品的工具，也許是當時中國外國文學界的“集體無意識”。事實上，許多西方理論在世界觀、文學觀上都與我們一貫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相齟齬，與中國本土文化語境和接受者的歷史及現實經驗存在距離。當我們無法認同新理論的世界觀和文學觀時，最現實的做法，就是將之視為一種批評工具。正如1989年第4期《文評》在《編后記》中表達的那樣：“在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我們堅持一元論，在具體研究方法上主張多樣化?！比绻麅H從論文數量判斷，在熱衷于審美分析和藝術探討的學術大潮中，各家學術期刊重點介紹的形式主義文論、心理分析批評、西方馬克思主義、巴赫金對話理論、女權主義批評、敘事學諸理論里，當屬敘事學的批評應用最多。以《外國文學評論》為例，1987到1989年間共刊登130余篇作家作品研究論文，其中24篇采用了最新的批評理論和方法，達到總數的18%。這些文章運用的新理論及批評方法包括精神分析批評、新批評、女權主義批評、結構主義與符號學理論、敘事學。其中，有8篇文章運用敘事學理論分析作品敘事藝術，占三分之一（。同一時期《外國文學研究》上刊登7篇同類論文）這類文章的研究對象主要集中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思{、喬伊斯與格里耶都是關注焦點。細讀這組論文會發(fā)現，當時學界對“敘事學”的理解與接受尚嫌粗淺，一部分文章只是對西方定評的簡單重復，但也有一些論文已經能夠跳出原理論的窠臼，并未將敘事文本視為一個純粹由語言技巧構成的、完全與社會歷史內容割裂的自律系統(tǒng)。它們最喜歡從“視點”和“敘述者”入手，將文本放置于更廣闊的社會歷史空間之內，探尋作品形式與內容之間的復雜關系。在探討《變》的第二人稱敘述視角的文章中，作者非常精辟地指出了這一視角所折射的社會與文化意義，鮒而方平先生在研究《十日談》敘述系統(tǒng)的文章中，更是時刻將敘述上的技巧與作品的思想主題和社會背景相聯(lián)系，完全不曾受到敘事學鼻祖托羅多夫代表作《〈十日談〉語法》的影響。在另一篇討論《呼嘯山莊》敘述手法的論文當中，他又以完全相同的模式分析了敘事技巧與作品主題的呼應。鱟顯然，當時的一部分研究者并未真正接受敘事學理論的文學觀，不是在文本中尋找敘事的共同規(guī)律，而是志在發(fā)現每一作品獨特的敘事奧秘，為更好地理解作品而服務。在他們的文章中，甚至找不到一點相關理論的引用，或者是引用了而并未注明，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將“敘事學”作為一種新工具，去深入解讀作品。同理，當時有許多文章使用“結構”“、心理原型”“、復調”“、神話原型”這樣的新詞語，卻并不一定遵循它們在各自理論中的定義。正因如此，機械的數字統(tǒng)計其實不能完全反映出批評實踐的變化。新理論話語的影響很難用量化的方式表現“。標新”者不一定真的“立異”，那些并不以新理論為題目奪人眼球的文章，也并非就完全與新理論絕緣。在八十年代后期，西方新理論話語對批評實踐的影響并不完全表現在直接指導某一具體的個案研究上，也遠遠沒有達到后來的深度和強度，學界對于新理論還沒有產生后來那種頂禮膜拜的態(tài)度，幾乎沒有人會在論文中引“新”經據“新”典，以此來證明自己理論資源的純正?？梢哉f，八十年代，對于外國文學界來說，理論的“熱”基本上還停留于理論研究階段，在批評實踐當中，理論的影響在升溫，卻并未達到“熱”的程度。就這種狀況而言，本學科的話語更新速度確實落后了，不過仍然踏上了學術界的整體步調——傳統(tǒng)研究模式雖仍居主流，卻已經失去話語強勢地位。

綜上，外國文學界仍然運用二元論的認識框架，用中國／西方、進步／落后的二元對立格局看待本土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以文學／政治、內容／形式的兩分法看待文學的功能和價值。總體而言，八十年代的外國文學研究基本實現了學科的目標——構建外國文學新秩序，為本土文學和文化建設提供參考。

作者：溫華單位：解放軍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