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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權政治與自由經濟的結合,必然造成特權、貪腐現(xiàn)象。市場經濟減去民主法治就等于腐敗。——題記
近幾年,“廉政建設”問題在我國群眾所關注的熱點問題位次上,呈現(xiàn)“先上升,后下降”態(tài)勢。從1997年到2001年,其位次依次是:第3位,第2位,第1位,第5位,第6位。2001年“廉政建設問題”首次跌出前五位,民眾關注率也從2000年29%下降為15.4%.專家認為:“這顯現(xiàn)出黨和政府多年來的反腐工作在民眾中收到正面反響。”
一、中國的腐敗狀況在世界各國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根據歷屆《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及相關資料統(tǒng)計,全國各級檢察機關1979-1982年查處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總數為98225件,1983-1987年間增至15.5萬件,1988-1992年間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間,盡管對貪污賄賂、挪用公款等腐敗案件的立案標準均已提高,但是案件總數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間查處的貪污賄賂等腐敗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長。
看到這些成績,在人們額手稱慶的同時,又不免扼腕嘆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為什么腐敗分子仍然會"前仆后繼"?。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曾經說,要警惕腐敗和改革賽跑。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指出,腐敗將對國民經濟帶來巨大的損失:(1)腐敗會降低一國公共投資以及基礎設施的生產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敗現(xiàn)象在許多發(fā)展中國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剛剛跑上汽車之后就變得坑坑洼洼,商場可以在顧客如織的時候突然坍塌。(2)腐敗降低稅收收入,并進而降低政府對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領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據胡鞍鋼在《中國:挑戰(zhàn)腐敗》一書中估計,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稅收流失達5700-6800億元。(3)腐敗降低外國直接投資(FDI).魏尚進的研究表明,腐敗相當于對外商征收了一筆額外的稅收,足以令他們裹足不前。(4)腐敗產生大量非法企業(yè)和有組織犯罪。在腐敗問題最嚴重的地區(qū),出現(xiàn)了相當可怕的政府黑社會化,政府官員和黑社會頭目沆瀣一氣、魚肉人民。(5)腐敗還引起大量非法財富和資金外逃,據估計,1992-1996年俄羅斯向海外流失600億美元。海外的報道也披露,大批逃亡海外的貪官,正在國外過著隱秘而奢華的生活。酒過三巡之后,他們吐露真言:最大的遺憾是沒有在出來之前撈得再多一些。按照胡鞍鋼的估計,腐敗給中國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到12570億元之間,相當于GDP的13.2%到16.8%,腐敗的增長速度似乎的確超過了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當真是觸目驚心。
盡管對腐敗程度的衡量一直沒有公認的科學標準,但是從目前的一些研究我們仍然可見端倪。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國家競爭力報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視為一國是否具有競爭力的重要指標。按照其1998年的統(tǒng)計,中國的腐敗程度大體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國、德國等發(fā)達國家,也遠遜于新加坡,但是卻好過意大利、韓國、俄羅斯和印度。若按國際透明組織設計的清廉指數(CPI),1995年中國的清廉指數為2.61,在41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名倒數第二。1998年中國清廉指數為3.50,在85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名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數(4.89),也低于世界中間數(4.20)。1999年,中國在世界99個國家和地區(qū)中排名為第58位。這些研究當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給我們的信息大致是:中國的腐敗狀況在世界各國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盡管被抓出來的貪官越來越多,盡管街談巷議中關于官場黑暗的故事和笑話多少反映出,公眾對政府官員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但是,我們仍然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的廉潔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惡化。腐敗的惡果是動搖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權的合法性。就像一支都是大煙鬼的軍隊沒有戰(zhàn)斗力一樣,充斥著貪官污吏的政府也不可能高效率地運轉。這幾年中國宏觀經濟穩(wěn)定、經濟增長逆風飛揚、市場化改革有條不紊。試想,如果中國真的已經"腐爛到根",這些成績又由何而來,恐怕我們早已經陷入四分五裂了。
二、現(xiàn)階段中國的腐敗與當代中國的轉型性質具體體制特征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
改革是什么?從本質上說是發(fā)展生產力基礎上的利益的重新調整和分配。改革開放不可能在極短的時期內一下子將計劃經濟體制下存在的弊端消除干凈。原本的那種在濃濃的階級斗爭氣氛下對整個社會的利益誘惑的抑制機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喪失殆盡;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權力的絕對化現(xiàn)象和特殊歷史條件下家長制的復活現(xiàn)象,大大地抑制了社會對權力者的監(jiān)督功能,從而給權力腐敗創(chuàng)造了“絕佳的機會”。劇變的社會使原有的秩序規(guī)則失靈,而新的社會秩序卻不能建立起來,這就是說,體制上的這種弊端和缺陷給腐敗的泛濫創(chuàng)造了“最好的機遇”,權力腐敗就是在這種體制缺陷中迅猛地發(fā)展、泛濫起來。
改革大大地激發(fā)了人們生產的熱情,社會生產力獲得了空前的發(fā)展,社會財富獲得了長足的提高,于是,在社會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背景下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現(xiàn)實地擺到了中國人的面前:人們應該怎樣致富?應該怎樣發(fā)財?在不可抗拒的利益誘惑和利益沖突面前,包括國外、境外在內的社會上的一小部分“商人”采用了資本主義早期階段的原始積累方式進行“血腥式的積累”,還有一小部分“有權人”則利用手中的公權為自己、自己的家族和自己身邊的小集團謀取私利。更為可怕的是,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下,這一小部分“商人”和將公權變成私權的“有權人”之間結成了“利益的共同體”——“腐敗聯(lián)盟”,在一些地區(qū)或領域甚至會形成特權階層。這兩種人是腐敗泛濫的主體,是社會劇變時期的腐敗源,人數雖少、能量極大,也是這部分人徹底地擾亂了社會利益的調整、分配格局。
在改革初期,由于政府財政拮據,默許了一些公共服務行業(yè)和公用事業(yè)部門,以及一些政府部門甚至軍隊自謀出路。手中有權的政府部門發(fā)現(xiàn),最容易的生財之道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壟斷性權力尋租。20世紀80年代流行的是政府經商辦企業(yè),到了90年代則是通過想方設法將本應無償提供的服務變?yōu)?有償服務"(例如通過行政手段迫使人們購買他們所指定的企事業(yè)單位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等多種形式實現(xiàn)的。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以創(chuàng)收為目的的各種收費、罰款、攤派屢禁不止,泛濫成災。中央政府還沒有來得及為甩去包袱而松口氣,就被各種各樣的腐敗犯罪搞得焦頭爛額。9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工程建設領域、糧食購銷儲存領域、政府采購領域、國有企業(yè)經營領域、各種社會保險基金的征管和使用等領域逐漸淪陷為腐敗的重災區(qū)。
中國的改革基本上沿用的是分權化的思路。地方政府的官員在改革之后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權。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中,經濟增長的業(yè)績往往是決定官員升遷的關鍵。在這種激勵機制下,地方政府官員逐漸從非生產性的政治官僚轉變?yōu)樯a性的"企業(yè)家".招商引資成了地方官員的主要工作。這些官員親臨一線,混跡于各式各樣的商人們中間。在空氣中暴露的時間越長,即使是用特殊材料鍛造出來的共產黨員,生銹的概率也自然會越大。一個非常奇特的現(xiàn)象是,在改革的早期,腐敗分子中不乏能力很強的官員,而且他們都偏好市場化的改革。這是因為,既然腐敗的本質是權錢交易,那么首先,官員必須有權,才有和人交換的"籌碼",而只有當市場化改革制造出交易的機會之后,官員手中的權力才具有了市場價值。腐敗分子在某些條件下反而更愿意把當地的經濟搞得紅紅火火上去,這樣他們才能夠有能力榨取更多的賄賂,或者說他們手中的權力才能值更多的錢。同時,他們在表面上又必須保持對黨的忠誠,因為一旦失去了權力,他們的市場價值將是悲慘的零。
三、現(xiàn)階段中國腐敗的特點。
由漸進改革所決定,這樣的社會轉型將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因此,新舊經濟管理體制以及由此決定的新舊社會管理體制的新舊政治管理體制將會有相當長的共存時期,相互矛盾的雙軌格局短時間內不會并軌。這樣一種時代背景和制度、體制背景,決定了當代中國的腐敗問題的特殊性。
1、民主形式掩護下的公賄與貪污。我國在計劃經濟時代,公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無非是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全民"和"集體"本是由活生生的社會成員組成的,但具體的社會成員通過何種形式占有其生產資料份額,一直并無具體可感的途徑。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演變?yōu)閲宜泻蛦挝凰?,公有制的實現(xiàn)形式就被"虛置",本屬"大家"的財產也就成了與個人無關的"公家"的東西。改革開放以后,通過對國有制的股份化改造,這種"虛置"局面表面看來有所改觀。但由于相應措施的不完善和變形走樣,"勞者有其股"的愿望并未如期實現(xiàn)。相反,職工代表大會失去作用,而新機制下的股東代表大會和監(jiān)事會又尚未起到應有作用。造成股份公司主要管理者的權力過分集中,公有財產由原來的"虛置"演變成為現(xiàn)在的由董事長和總經理支配的私有財產。這樣,就使得當代中國的腐敗分子的公賄、貪污和監(jiān)守自盜以更加"民主"(在股東代表大會和監(jiān)事會的掩護下)和普遍的方式進行著。公賄不同于私賄的地方,在于它是典型的"以公謀私",是拿公眾的錢去撈取私利的"零成本"腐敗,其社會影響無疑更為惡劣。
2、"集體共犯"式腐敗。前述產權虛置的弊端,不僅給公賄以可乘之機,而且還蔓延出一種新的腐敗——集體共犯。"集體共犯"的特點在于,在反腐敗機構或民眾揭開一個腐敗案件的丑惡蓋子時,發(fā)現(xiàn)的往往不是一個,而是一串腐敗分子。一挖就是一窩,一掃就是一片,被人們稱之為“集體腐敗、或團體腐敗,組織腐敗”。所謂集體腐敗,是指整個單位,包括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yè)、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等公務人員,以單位或集體名義,用本單位、本系統(tǒng)的權力謀取個人或小團體利益的腐敗行為。它有三個特點:一是腐敗人數多。象四川虹橋林世元案,象山東泰山的胡建學案,等等,均是多人共同犯案。腐敗行為的主體,不是單個人,而是一個集體,往往是在一定組織的權力參與下完成;二是危害大,對國家和社會造成的影響更大,不是一般的“蛀蟲”,可稱得上“蛀虎”或“蛀?!?;三是牽涉面積大,案情復雜,查處困難。"集體共犯"既有體制性原因,又有其社會心理基礎。體制性原因在于產權虛置為腐敗提供了適宜的土壤。"產權虛置"說白了就是公家的東西無人管,這給腐敗分子以可乘之機。
3、帶"雙軌制"痕跡的腐敗。"雙軌制",是當代中國由傳統(tǒng)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向現(xiàn)代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流時期的一種制度安排。在雙軌格局中,經濟管理的"雙軌"并非始終是并行不悖的,而是經常發(fā)生交織甚至矛盾,時而會給經濟運行造成阻礙。而且,在"雙軌"格局中,政企不分廣泛存在于社會經濟生活之中。既當"球員",又當"裁判"這種無視市場經濟規(guī)則的無序做法,為政企合謀、壟斷交易、貪污賄賂,提供了肥厚的土壤?,F(xiàn)階段中國所揭出的腐敗案例,多有政企不分的體制背景。
4、干部提拔機制的弊端造成的"人事腐敗".多年來,干部任用實則是"欽定制",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不能落實,干部選拔中的弊端也就暴露出來。在獲得提升的少數干部中,有"伯樂“”相"出來的,有"跑"出來的,有"磨"出來的,有的甚至是"買"出來的。凡此種種,說明在干部選擇中存在嚴重的人事腐敗。
四、反腐敗中可能會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過度依賴單個方面的行動戰(zhàn)略。
反腐敗需要的不是雷霆震怒和清掃運動,它考驗的是政治家的智慧。反腐敗中可能會犯的最大錯誤就是過度依賴單個方面的行動戰(zhàn)略。比如所謂"高薪養(yǎng)廉",指望通過提高公務員的工資使得他們清廉,或是通過建立一個專門反腐敗的政府機構,然后將所有反腐敗的任務都推給它。
1、高薪養(yǎng)廉。高薪養(yǎng)廉的立論前提是政府官員之所以貪污受賄,僅僅是受貧困的逼迫。這種立論在較為貧窮的發(fā)展中國家也許立得住腳,但是,在富得流油的發(fā)達國家,政府官員的工資待遇已屬高薪,為何仍時有腐敗丑聞呢?即使在發(fā)展中國家,增加工資也難以消除腐敗,因為腐敗的動機并非僅來自貧困,也許還有貪欲。在中國,被揭出的腐敗官員,動輒貪污受賄幾十萬,幾百萬,這就不是"貧困的逼迫"所能解釋的。大幅提高公務員工資并不一定大大減少腐敗還有另一個原因,對經濟發(fā)展損害最大的腐敗形式并非小額賄賂,而是腐敗的政客及其親信大規(guī)模竊取國家資金。難以相信,這種程度的腐敗會受到工資多少的很大影響。"
2、道德教化消除腐敗。至少在現(xiàn)階段,在人們的思想水平普遍尚未提高到"大公無私"境界的時候,道德教化是不能起到消除腐敗的效用的。說到底,腐敗是以私利的瘋狂追逐。在現(xiàn)有的社會環(huán)境中,人們又都習得了求取物質利益的社會屬性。腐敗與否,關鍵是看人們對私利的追逐是否越過了法律的界限。而道德教化作用在反腐倡廉中的有限性,就在于它不能根除人們追求私利的物欲,因而,它也就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賴以滋生的根源。況且,道德教化只能被動地防御腐敗,并無發(fā)現(xiàn)、查禁、懲處腐敗行為之功能。對道德教化在反腐敗中的作用企望過高,會誤導人們反腐敗的努力方向,延遲反腐倡廉的法制化進程。
3、靠"運動"畢其功于一役。中國人有搞"運動"的伎。在反腐敗問題上也是如此。腐敗是一種長期存在的社會現(xiàn)象,不可能靠一時的運動革除掉,即使一時革除,也還會再生。況且,"運動"本身是一種人治行為,因其無法用法律框架來把握,很容易導致運動行為的擴大化和極端化,而失去控制,釀成社會悲劇,這種教訓有"三反五反"、"四清"、""可資鏡鑒。
在傳統(tǒng)社會,反腐敗也經常采取鐵血手段,殺雞給猴看。朱元璋整飭貪腐最烈,規(guī)定凡貪贓白銀60兩以上者,一律梟首示眾,剝皮填草,風干尸體,懸掛于衙門座位旁。另據統(tǒng)計,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處死,其中55人是因貪腐而被殺頭的。即平均不到5年就有一名二品以上的官員因腐敗而被處死。雖憑殘酷手段,但傳統(tǒng)社會并沒有消除腐敗,反而愈演愈烈,這是為什么呢?是官主民仆、權力萬能、資源官府壟斷、低成本風險高腐敗收益的政治經濟制度使然,是社會性全面腐敗、缺乏正義感的文化風俗環(huán)境使然。
4、新聞輿論宣傳要注意分寸,否則會適得其反。反腐敗不能夠站在房頂上大喊大叫:這間房子里有腐敗分子。如果人們每天看到的新聞都是官員腐敗的消息,他們就會得到一個印象:所有的官員都是腐敗的。這樣的社會預期反而會使得當清官的成本更高:世人皆濁,而君獨清?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公眾無法甄別真假貪官,這時候官員的最優(yōu)策略將是做貪官。當上一代官員中有許多貪官,而公眾對所有的官員已經形成深深的成見,認為新一代仍然是一丘之貉,那么新一代的官員的最優(yōu)策略也將是做貪官。腐敗將代代相傳?這真讓人越想越毛骨悚然。反腐敗的政治智慧在于:一方面要懲惡揚善,癰疽務去,另一方面要像在曠野中呵護火種那樣小心翼翼地呵護人們對政府的信心。
五、反腐的關鍵是建立現(xiàn)代反腐敗制度。
西方反腐敗是無禁區(qū)的。他們可以彈劾總統(tǒng),可以隨時罷免首相和各級官員;為了保證于此,他們建立了獨立的反腐機構,如美國設立了特別檢察官制度。再加上他們的司法是獨立的,法官不得參與任何政黨,因而司法監(jiān)督強而有力。西方還提倡以權制權,以議會監(jiān)督政府,讓政黨相互監(jiān)督,并且充分發(fā)揮新聞媒體的監(jiān)督作用。1971年,《紐約時報》與尼克松總統(tǒng)就新聞報道打官司,最后以總統(tǒng)敗北而結束。西方還實行民主制度,讓公民廣泛地參與社會決策和監(jiān)督,如1966年美國通過了“情報自由法”,規(guī)定公民有權查看政府的文件檔案,1976年又通過了“陽光下的政府”法,規(guī)定聯(lián)邦政府的50個機構的會議必須公開舉行,公民可隨時旁聽。另外,他們還有財政審計監(jiān)督,其審計部門有的是獨立于政府、議會、司法的,以保證審計不被干擾。八十年代以來,發(fā)達國家還興起了又一輪私有化浪潮,解除了政府對經濟特別是對國有企業(yè)的管制,放棄了政府手中的審批權、指標、配額、盤子等,這樣都有利于反腐倡廉。
現(xiàn)在,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軟政權”。他們雖講究集權,但效率低下,法紀松弛,腐敗蔓延,行政命令的貫徹能力退化。而且,由于分利集團化–––––一些個人或組織為了狹隘的自身利益,排擠他人或其他組織,壟斷資源,阻礙資源的合理流動,通過錢權交易謀取暴利。這樣,發(fā)展中國家普遍存在著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中國當然也不例外。而發(fā)展中國家反腐敗,往往不去觸及制度,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對官僚、既得利益者進行保護,寄希望于通過政變、運動、嚴打、教育、自我監(jiān)督、清除異己、壓制不滿等等來消除老百姓的怨氣、遏制腐敗,結果治標不治本,政權也因此被斷送。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反腐敗工作。從90年代中期開始,黨和政府逐漸形成了反腐敗標本兼治的新思路:通過加強制度建設,從源頭上預防和治理腐敗。1997年召開的黨的十五大正式確認了這一思路。同志在中共十六大報告中強調要“加強教育,發(fā)展民主,健全法制,強化監(jiān)督,創(chuàng)新體制,把反腐敗寓于各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中,從源頭上預防和解決腐敗問題?!彼€明確提出必須“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zhí)行等環(huán)節(jié)加強對權力的監(jiān)督。”“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方針,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薄鞍l(fā)揮司法機關和行政監(jiān)察、審計等職能部門的作用。實行多種形式的領導干部述職述廉制度,健全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質詢制度和民主評議制度。認真推行政務公開制度。加強組織監(jiān)督和民主監(jiān)督,發(fā)揮輿論監(jiān)督的作用?!蓖镜纳鲜鏊枷霝槲覀冞M行反腐敗制度創(chuàng)新、深入開展反腐敗工作指明了方向。
從1997年開始,一系列重大舉措相繼出臺:一是政企分開,中央黨政機關與所辦經濟實體和直屬企業(yè)脫鉤,軍隊、武警和政法機關一律不再從事經商活動;二是打破行業(yè)壟斷,比如分拆電信、重組民航、放開城市供水等公用設施部門。今后在入世的壓力之下,中國在公共服務業(yè)、基礎設施等行業(yè)的開放程度將進一步提高,國有單位獨家坐大的局面將被逐漸打破;三是改革行政程序,入世之后中國取消了789項審批,大幅度地消減了政府官員的任意處置權,同時實施《政府采購法》等"陽光立法",提高政府行為的透明度。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史萊夫曾經告誡,轉軌國家的政府不要變成處處征斂的"緊抓不放的手".中國政府的行動顯示出,政府正在主動地限制自己的權力,有條不紊地從市場活動中退出,正在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反腐制度。
六、反腐敗的治本之舉即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以防止和減少權力濫用,展開制度創(chuàng)新,以限制權力、制約權力、凈化權力。
建立現(xiàn)代反腐敗制度的關鍵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梢哉f,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就沒有現(xiàn)代反腐敗制度的建立。反腐工作,宜多管齊下,綜合治理。
1、限制公共權力的作用范圍,以消除腐敗產生的基礎。限制公共權力的作用范圍,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調整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二是調整政企關系,三是從人治走向法治。
關于國家與社會之關系的調整。要控制對權力的濫用,必須根據市場的內在要求,明確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劃分"私域"范圍。同時,也使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通過對市場規(guī)則的運用,在"私域"范圍得以實現(xiàn),以減少腐敗賴以產生的權力基礎。
關于政企關系之調整。"不管經濟怎樣改革,只要政府還管經濟,權力就永遠是最有價值的財富".因此,要鏟除腐敗的體制根源,必須實行政企分離,切斷權力與經濟的聯(lián)系,政府按照市場經濟規(guī)則的要求,主動退出對經濟生活的直接參與,轉而通過法律、政策服務于社會經濟,并通過這種服務獲取稅收權益。
關于從人治向法治的轉變。人治社會的最大特征或弊端是權力運行無邊界和權力運行失規(guī)范。當代中國身處社會轉型時期,人治因素尚未在干擾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權力經濟"的影子時有閃現(xiàn),"權力經濟"不僅阻礙著市場經濟的正常發(fā)育,而且還滋生著權力腐敗。要加快國家的法治化進程,通過法律制度規(guī)范權力的運作,是控制腐敗的極其重要的步驟。
2、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靠民主制度凈化權力。在腐敗程度較烈的社會中,權力被濫用肯定是權力機制本身存在嚴重的問題:或者是因專制而導致權力絕對化,或者是因人治而缺乏監(jiān)督,或者是因權力壟斷而禁絕競爭,或者是因官員的任用制而使權力產生異化,等等。所有這些問題均因民主的缺乏而嚴重存在,所有這些問題,也只有靠實行民主,才能在制度上予以基本解決。在制度意義上說,民主是以選舉為主要形式的一種權力產生和運行的機制。它包括選舉、限任、質詢、彈劾、罷免等項具體內容。而在權力意義上講,民主就是通過民權限制官權的制度。比起非民主的制度,在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方面,民主制度有諸多的優(yōu)越性。
3、嚴明法紀。加大腐敗行為的犯罪成本,從而減少和抑制腐敗。凡是腐敗現(xiàn)象叢生的地方,必是腐敗行為成本低廉、"效益"豐厚的地方。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大地上刮起的腐敗之風大有越演越烈之勢。腐敗犯罪的低成本、低風險狀況,在客觀上起到了助紂為虐的不良作用。腐敗行為低成本、低風險的成因至少有三個方面,首先是法紀松馳、懲處不力;其次是檢舉機制不完善,腐敗行為難以暴露;第三是無追究相關機構和人員的引咎制度。
4、把先進技術手段引入制度建設,以減少腐敗現(xiàn)象發(fā)生的機率。(1)加快"電子政府"建設步伐,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達到勤政廉政的目的。隨著"政府上網工程"及相關系列工程的實施,只要有一部上網電腦,老百姓就可以了解散政府的各項工作。"電子政府"的出現(xiàn),將在很大程度上使政府與公眾的交往由"人人交往"改為"機機交往",從而減少腐敗的發(fā)生機率。(2)利用網絡系統(tǒng),讓貪官"上網",使腐敗者身敗名裂。最近,印度政府的"中央警戒委員會"創(chuàng)建的網站成為印度人點擊次數最多的網站。該站公布了88名涉嫌貪污腐敗的高級官員的名字。同時,還建議有關部門對其違法行為立案調查,依法懲處以平民憤。印度政府調查人員已據此信息逮捕了7名高級官員。這一成功經驗值得我們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