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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文變染乎性情,興廢系乎時序?!蔽膶W作品因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誠然,靖康之亂這種天翻地覆的大變動震驚了詩人,使陳與義的詩歌風格發(fā)生了變化,詩人人格理想追求的主導方向發(fā)生了變化,進而使其詩歌前后階段呈現出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貌。
陳與義是兩宋之交著名的詩人,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之一,其詩歌以靖康劇變?yōu)榻绯尸F出不同的風格特征。前期多簡淡平遠之作,后期多呈現雄渾悲壯的藝術風格。對于陳與義前后期詩歌風格轉變的原因,論者多歸于靖康之亂。而由于他人格理想的變化導致其詩風的變化則論之很少,筆者試論之。
北宋初期“重文抑武”的政策以及相對穩(wěn)定的政治經濟環(huán)境促使宋代士人獨具特色的精神人格的形成?!八未咳耍瑴蚀_地說是仁宗朝以后的士人,不僅從傳統(tǒng)的儒家文化中承繼了基本的人格精神,而且廣采博取,于老莊佛釋中大量汲取了精神營養(yǎng),從而建構起一種新型的人格結構”。②這種人格結構是“融進與退、仕與隱、以天下為己任與個體心靈的自由超越于一體,……即使在仕途遭遇較大挫折,亦不輕言退隱;即使仕途極為順遂通達,也不得意忘形,任意而為,在窮困潦倒之時能關心社稷蒼生并保持心氣平和,在官運亨通之時又能存留一顆平常之心——這就是宋代士人所追求與向往的人格理想?!雹垡布丛谒未咳说娜烁窭硐胫?,既有積極進取,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的主體精神,又有追求心靈自由,向往和平愉悅的個體性精神。這二維人格結構不是對立的,而是同時存在,只不過由于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一個方面占主導而另一方面退居次要位置罷了。
陳與義是宋代士人的一分子,也具有此種人格理想,而此種二維人格理想在陳與義身上體現的特別明顯。以靖康為界,其人格理想的追求的側重點、主導方向不同。靖康之亂前期,陳與義生活相對較為優(yōu)越,曾“少年爭名翰墨場”(《感懷》④),有過對功名仕途的追求。曾有“昔我同年友,壯志各南溟”(《雜書示陳國佐胡元茂四首》)的少年壯志,有過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性人格理想的追求。但是他初涉仕途,官卑位低,仕途不暢,因此詩歌中抒發(fā)自己懷才不遇的苦悶。但是宋代士人進中能退,仕中能隱,此時詩人人格理想的另一維度——追求心靈自由、和平愉悅的個體性精神的人格理想占了上峰。他耽于詩中,以詩為樂:“詩中有味甜如蜜,佳處一哦三鼓腹”(《三虀》),“書生得句勝得官”(《送王周士赴發(fā)運私屬官》)。其詩歌題材多題畫、寫景、詠物、酬唱贈答之作,抒發(fā)自己的閑情逸致、寄情山水之樂。其詩歌主要呈現出清新明麗、簡淡平遠的風貌。這方面的作品很多,如《襄邑道中》、《清明二絕》等都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靖康之難驟起,以天下為己任的宋代士人的社會責任感再次高漲,面對金人鐵蹄踐踏神州大地,二帝蒙塵,生靈涂炭的局面,“志士投袂,起而勒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雹菰浴霸S身稷契間”的陳與義目睹了宋朝國運危機,國室偏安,“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的人格理想又占了上峰,他渴望中興,大聲疾呼“中興天子要人才,當使生擒頡利來。正待吾曹紅抹額,不須辛苦學顏回。”(《題繼祖蟠室三首》其三),立志上馬殺敵,以圖中興大計。他在詩中抨擊腐朽的宋王朝,把犀利的詩筆直接指向統(tǒng)治者,同時以熱情的贊歌歌頌抗金御侮的愛國志士,如《傷春》、《雨中再赴海山樓》等;有時在詩中懷念淪陷的國土,如《居夷行》;也有對擄北去的徽、欽二宗的懷念,如《有感再賦》;時時為國家的命運而憂慮,如《同范直愚單履游浯溪》等,這些都是“以天下為己任”的士人人格理想的體現,這些詩往往“感時撫事,慷慨激越,寄托搖深,乃往往突過古人”⑥,表現出雄渾慷慨、蒼涼悲壯的藝術風格,在其詩歌中獨具特色,后人也多稱贊此時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