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真意義與現(xiàn)代轉換的關系

與其他專業(yè)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具有一個突出的特色，即很強的現(xiàn)實性。然而，中國哲學史卻首先表現(xiàn)為一種歷史形態(tài)，因此，歷史上各個哲學家之思想的本真意義到底是什么在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就顯得尤為重要。但是，針對現(xiàn)實感極強的思政專業(yè)大學生而言，“中國哲學史”教學過程中必須對歷史上各家哲學思想的本真意義進行適度的現(xiàn)代轉換，否則，該門課程就不可避免地會使學生因為它只是歷史知識的傳授而產生一定程度的隔膜感。問題在于如何進行適度的現(xiàn)代轉換?我們認為現(xiàn)代轉換的前提是真正把握中國古代哲學家之哲學思想的原始意義，通曉其本真精神。達到這個目標，要求課程講授者首先對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一個還原化的工作，即對歷史上哲人的思想進行反觀、還原，最大限度地接近其所思、所想、所欲、所求。而這需要課程講授者真正進入古人的內心世界，通過“神游冥想”“與立說之古人，處于同一境界，而對于其持論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詣，表一種之同情”。事實上，在了解哲學家之哲學思想的本真意義之前，所展開的所謂現(xiàn)代轉換工作是缺乏根基的，由此也不能稱之為真正意義的現(xiàn)代轉換。本真意義指向歷史本身，保證的是歷史的延續(xù)性;現(xiàn)代轉換指向的是當代社會，強調的是歷史的變異性。兩種工作同等重要。因為沒有變異的中國哲學史缺乏現(xiàn)代眼光，其優(yōu)良傳統(tǒng)因此會陷于故步自封而失去現(xiàn)實性;而沒有延續(xù)的中國哲學史忽視中國哲學本性，其現(xiàn)代轉換也難以令國人從心底接受。舉例來說，講到孔子之“和”的觀念時，在課堂中就可以與當代的和諧社會建設聯(lián)系起來，而談及孔子的和諧觀?？鬃诱f:“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和諧并不排斥差異，而是必須以之為前提;他講“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則可視為以禮樂為和諧的外在制度安排;他提出“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論語·八佾》)可以看作仁德為和諧的內在道德理性。［3］這種講法，既可以使學生看到中國哲學史上孔子的原本思想面貌，又不至于使他們感到其思想只存在于古代，而缺乏對其現(xiàn)代意義的感受。事實上，一定程度的現(xiàn)代轉換也是中國哲學向前發(fā)展的必然路徑。眾所周知，中國哲學在歷史上主要是以經(jīng)學形態(tài)存在的，而中國哲學史卻是以近代意義的哲學形態(tài)登場。經(jīng)學與哲學雖然存在交集，但是一為古、一為今的二者之間的張力也是天然本具。消解此種張力，無疑也需要處理好本真意義和現(xiàn)代轉換的關系。

二、信仰與知識的關系

作為中國哲學史之主干的儒學，在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后，就成為中國人行為處事的指導思想，所謂“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即清楚地表明了這一事實。宋明理學產生后，儒學更是成為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則。在一定意義上說，儒學就是中國古人的信仰所在，直到晚清，康有為仍然大呼立孔為教，即昭示了這一信仰在中國曾經(jīng)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后，除少數(shù)現(xiàn)代新儒家中的人物，在大多數(shù)中國人心目中，儒學已經(jīng)不再是信仰，而轉變?yōu)橐环N歷史知識。那么，當代社會是否有信仰教育呢?答案是肯定的。事實上，思想政治教育在實質上就是一種信仰教育。高校思想理論教育就是要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共產主義理想通過教育的途徑灌輸給學生，使之從知曉與理解到認同與接受，然后升華為信念信仰，最后化為行動指南和精神動力”。毋庸諱言，當代大學生處于極度的信仰危機中，他們大多把信仰概念過度狹隘化，從而簡單地視之為宗教行為，而不能理解精神追求也是信仰的一種，由此造成信仰缺失，甚至反感精神信仰的灌輸。在這種形勢下，思想政治的信仰教育，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對社會主義前途的信心等，就顯得更為重要。在為思政專業(yè)講授“中國哲學史”時，就要擺正曾經(jīng)是信仰而今已是知識的儒學與當代國人的信仰對象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正確處理二者之間的關系。誠然，儒學的一些觀念是國人揮之不去也沒必要完全去除的，但不能因此在課堂上教唆學生放棄當代信仰對象馬克思主義、背棄黨和政府，那樣做的后果是非常危險的，甚至會導致影響國家穩(wěn)定和發(fā)展的嚴重后果。

三、繼承與批判的關系

中國哲學史是中國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財富，但是隨著新時代的到來，其中某些思想成分就不見得再適合于當代中國的要求。因而，我們要尊重歷史辯證發(fā)展的事實，講授“中國哲學史”時，既不頌古非今也不是頌今非古，因為這些都是片面、不科學、不正確地對待傳統(tǒng)的態(tài)度。我們要與時俱進，對中國哲學史采取批判繼承的態(tài)度。1940年，發(fā)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其中，他提出了批判繼承傳統(tǒng)文化的一般原則，即“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我們認為，這一原則同樣適用于對中國哲學史的批判和繼承。中國哲學史上有一些落后的思想糟粕，譬如男尊女卑、官本位、三綱、“餓死事極小，失節(jié)事極大”等等，這些觀念我們要剔除。中國哲學史上也有很多普遍適用于各個時代的思想精華，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顏淵》)、溫良恭儉讓、仁義禮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等等，這些觀念則需要我們繼承，其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甚至被國際學界公認為全球倫理原則。不止于此，即使對于我們認為需要加以剔除的思想觀念，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禮緯·含文嘉》)這三綱，學界也存在著是繼承還是拋棄的不同看法。早在激烈批判儒學的1940年代，賀麟先生就“發(fā)現(xiàn)了”三綱“與西洋正宗的高深的倫理思想和與西洋向前進展向外擴充的近代精神相符合的地方”。當代學者方朝暉先生則揭橥維護三綱的本義為“從大局出發(fā)，‘小我’服從‘大我’”。但這一提法受到了李存山先生的質疑，他認為三綱的本義是“‘皆取諸陰陽之道’，使君臣、父子、夫婦之間成為絕對尊卑和絕對主義的關系”。從這些爭論來看，無論是批判還是繼承，都不能視之為一種單方面的行動，我們需要從批判中繼承、從繼承中批判地辯證思維?？傊b于思想政治教育專業(yè)的特殊性，為其開設“中國哲學史”課程至少需要顧及政治性與學術性、本真意義與現(xiàn)代轉換、信仰與知識、批判與繼承四個方面的關系。這不僅關系到教學效果，而且關系到國家思想穩(wěn)定的大局。

摘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改革設置的核心課程之一,通過學習使大學生從整體上掌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提高該課程的教學實效性,可從把握課程體系、整合課程內容、提高教師綜合素質和教學策略等方面不斷努力。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教學;實效性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以下簡稱“原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新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課程體系中具有基礎性的作用。通過教學使大學生從整體上掌握馬克思主義,正確認識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同時在培養(yǎng)大學生的人文素質,促進其全面發(fā)展,把他們培養(yǎng)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育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結合教學實踐,對本課程的教學略陳管見。

一、把握原理課程體系的整體性

馬克思主義整體性問題事實上是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問題,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科學的藝術的整體”或“一整塊鋼板”。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1](P5)新課程方案的實施目的是加強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堅定青年學生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只有從整體上研究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實質和科學內涵。講授“原理”課的目的要求之一就是要通過教學使大學生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整體性應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入手。

1.馬克思主義的形成過程。馬克思主義是在對人類文明成果繼承和發(fā)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基礎上發(fā)現(xiàn)了唯物史觀,并運用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列寧、斯大林、等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在實踐中對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jīng)驗,為后人的進一步探索奠定了基礎。[2]據(jù)此我們設計和構建課程教學體系,應該是以馬克思的兩大發(fā)現(xiàn),即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成科學為邏輯主線和主要內容,以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為根本目的和理論歸宿,最后落腳于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認識工具,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實踐中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把握真理,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增強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yè)而奮斗的自覺性。

1．專業(yè)性質不同

思政專業(yè)是師范類專業(yè)，國政專業(yè)是非師范類專業(yè)。

2．所屬學科不同

兩個專業(yè)學科門類都屬于法學類，2005年以前，二者同屬于政治學～級學科；2005年，國家增設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暫時置于“法學”門類內，下設五個二級學科，即：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發(fā)展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所以，目前思政專業(yè)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國政專業(yè)屬于政治學一級學科。

3．培養(yǎng)目標不同

思政專業(yè)：主要培養(yǎng)具有較高的政治素質、道德素質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yǎng)，具有哲學、法學、政治學、管理學和教育學等多學科基礎理論知識，能在中等以上學校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教學、科研的高級專門人才，同時兼顧培養(yǎng)政務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國政專業(yè)：適應當今世界政治多極化、經(jīng)濟全球化時代需要，服務于我國加入WTO后同世界經(jīng)濟政治接軌的需要，培養(yǎng)科研教學和涉外工作的專門人才，使之具有扎實的理論、寬廣的國際視野和分析解決國際問題的能力。

今年夏天，東京大學的池田知久教授來北京參加道家國際會議，見面便送給我一篇他新寫的文章，題目是“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的亞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東京大學研究講學時，對東京大學近年的教育改革頗為留意，盡管如此，這篇文章的開場白仍然使我吃了一驚：“本文標題采用‘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大學院’，而不用‘東京大學文學部’，是因為1995年隨著大學院重點化的實施，‘大學院’已取代‘文學部’成為部門名稱?！边@是什么意思呢？舉個淺顯的例子來說，幾年前我們介紹池田教授，標準的表達是“這是東京大學文學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們現(xiàn)在就應介紹說“這是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新變化，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東京大學（下簡稱東大）及日本大多數(shù)大學的建制與英美俄中皆不同，據(jù)說源出于德國的制度。東大文科的設置結構在歷史上變化甚大。東大初創(chuàng)期（1877—1884）文學部除哲學科外，包括政治學及理財學科、和漢文學科。1885年政治學、理財學編入法政學部，同年文學部和漢分家，分為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在帝國大學時代（1886—1895），人文學科已形成文、史、哲、語言的基本學科內容。到東京帝國大學（1897—1945）初期則明確確定文學科、哲學科、史學科三大學科的人文學科結構。這種結構一直維持到二戰(zhàn)結束，1946年時三大學科共21個專修科（專業(yè)）。1947年恢復東京大學，舊的專業(yè)名稱如“支那哲學”“支那文學”改稱“中國哲學”“中國文學”，取消了文史哲三“學科”，而使19個專修學科都自成為“學科”。中國哲學也成為19個學科之一。1963年，文學部的21個專修課程被重新歸入四個新的大類：第一類文化學，第二類史學，第三類語學文學，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文化學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學學科的內容，但從大類的名稱上說，“哲學”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變也可以說在60年代已經(jīng)開始。這樣的四大類結構至今未變，只是不斷加以局部的調整。1988年，把原屬“文化學”中的印度文學改入“語學文學”類，把原屬“文化學”的美術史改入“史學”類，又把第四類“心理學社會學”改稱為“行動學”。1994年，類與類名未變，但專修課程的名稱（相應地研究室的名稱）作了較大改變，“中國哲學”改為“中國思想文化學”，“國史學”改為“日本史學”，“國文學”改為“日本文學”，“印度哲學”改為“印度哲學佛學”等。此外還增設了朝鮮文化、澳洲語言（土著）等亞洲文化研究的課程。1995年，學科的四大類更名為：一思想文化學科，二歷史文化學科，三言語文化學科，四行動文化學科。四大學科共26種專修課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學科全部變?yōu)椤拔幕瘜W科”，這種名稱上的漢字形式的改變無疑體現(xiàn)了東大人文學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發(fā)展的一種變化動向。在1995年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的“修習注意”中說：“本專修課程領域甚廣，研究時代可從上古（甲金文）至現(xiàn)代（、新儒家）各時代中選擇。領域包括中國思想、哲學，及其社會（政治、經(jīng)濟、法律、道德）和文化（語言、藝術’風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間宗教）、科技（天文、醫(yī)學、農學）背景，可從中選擇。強調思想史與社會史、思想史與文化史的溝通、中國與日本及中國與西洋思想之比較?！边@個的例子可以使我們具體地了解這種變化的內涵。

東京大學大學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學部中，“綜合文化學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東大各學部皆設在東京市內的本鄉(xiāng)校園，綜合文化學科則與各學部不同，設在距市中心較遠的駒場校區(qū)，屬教養(yǎng)學部。據(jù)說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國立大學的教養(yǎng)學部，而東大的教養(yǎng)學部卻得以保存，此端賴其綜合文化學科的活力及表現(xiàn)。綜合文化學科的人文社會學科方面的碩士課程有七大類，其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專業(yè)設比較文學比較文化課程24門，“地域文化研究”專業(yè)設課程達48門，“文化人類學”專業(yè)設文化理論、文化過程、社會人類學等課程27門，雖然其中含有不少演習課程，但其課程開設的數(shù)量確實令人驚嘆。七類之外，在“廣域科學”專業(yè)中還有科學史、科學哲學及大量邊緣交叉學科。綜合文化學科產生的歷史也許有其特殊的緣由，而這一學科已經(jīng)成為今天東大最具活力的一個部門，也是東大與外國特別是西方國家文教交流特別活躍的一個學科點，相當突出地體現(xiàn)了“文化研究”在現(xiàn)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來，東大的教育一直維持著“大學—學部—學科—專修課程”的主體結構，例如現(xiàn)在的文學部—思想文化學科—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思想文化學科下有七個專業(yè)：哲學（專指西方哲學）、中國思想文化學、印度哲學佛學、倫理學、宗教學宗教史學、美學藝術學、伊斯蘭學。學部主要擔當本科教育的責任，故以學部為部門名稱的作法體現(xiàn)了以本科教育為主的方針。東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養(yǎng)學部修完兩年前期課程，然后進入學部，選定一個專業(yè)修后期課程。如選定文學部的思想文化學科的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學科的其他六種專業(yè)課程。每一專業(yè)都規(guī)定了后期課程在該專業(yè)應修的科目和學分，一般學生在三、四年級應修科目6—8項不等，需完成專業(yè)學分約40—44個。如中國思想文化學專業(yè)社七種必修科目：中國思想文化學概論、中國思想文化史概說、中國語中國文學、中國史、中國思想文化學特殊講義（專題課）、中國思想文化學演習（資料課）、畢業(yè)論文，共44學分，其中畢業(yè)論文12學分。此外還要必修東洋史、中國語中國文學等文學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學分。在“學部—學科—專業(yè)”的結構下，專業(yè)與研究室相對應，如思想文化學科有七個專業(yè)，即有七個研究室，分別承擔其專業(yè)課程。整個文學部26個專業(yè)，即有26個研究室，類似我們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學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國人教師5人。其中思想文化學科（哲學類）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為2—4年，多由新畢業(yè)的博士生充任。教員的數(shù)量比我們（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東京大學的文學部相當于中文一般說的“文學院”，現(xiàn)在臺灣的大學如臺大、政大、輔大等也還都有文學院，作為大學和系之間的一層機構。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學生一二年級在教養(yǎng)學部，三四年級便直接進入學部下的專業(yè)，由研究室來管理，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學部下面沒有“系”一級，學科或在名義上也可稱為系，但并不存在這樣的實體機構，學科或系亦無實體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學部來管轄，而以研究室為教員人事和預算執(zhí)行的基本單位，這是體制上的最大不同。在這種體制下面，顯然教育的重點是落實到專業(yè)的教育；由于較早進入專業(yè)，本科畢業(yè)時的專業(yè)水平比較高。但由于從教養(yǎng)學部一下子進入專業(yè)研究室，學科的統(tǒng)一性不被強調，學科的整合意義沒有了。一個后期學生從三年級起在專業(yè)研究室的團體中學習和活動，這是集體文化和專精技術結合的例子，但一個進入中國哲學專業(yè)的三年級學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沒有一個機制保證他學得必要的哲學類課程。從我們習慣的“哲學系”的立場來看，其長處和短處還值得研究。

一、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建構中哲學思維運用的必要性

(一)概念的辨析和澄清離不開哲學思維的運用如果將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看作是一項待建的工程，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關概念就是施工建設的地基。而相關概念的形成，尤其是對于基本概念與核心概念來說，則更需要借助哲學思維來實現(xiàn)。從某個角度來看，學者對思想政治教育學的研究可以說是一種哲學性的研究，這一結論是經(jīng)過前人的驗證而得出的。大部分研究學者都是將基本概念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開始，之后才對思想政治教育主要范疇的體系進行建設。

(二)觀點的概括和提煉離不開哲學思維的運用實際上，大部分的原理體系都是由多種觀點或某種定理組成的，但是，對這些觀點進行提煉或概括，從而使其具有規(guī)范性，則是原理體系建構過程中的基礎內容之一。這一基礎內容仍然需要依靠哲學思維來完成，這是因為哲學思維具有非常好的抽象概括功能。有些事情從表面來看是非常簡單的，但是，如果用哲學的思維來思考，其內部的復雜性就表現(xiàn)出來了。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中所有的基本觀點，不論是定理，還是最終得出的結論，都能夠借助哲學思維進行思考，從而深入提煉。

(三)體系的建構和論證離不開哲學思維的運用將已有概念與定理整理、建構成一項完整的建筑工程，離不開系統(tǒng)性的思維與全面的眼光，同時，也離不開較強的學術能力。對于這一問題，哲學發(fā)揮出了自身所獨有的特點，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它并非分析某些細小事物的哲學派，而是一種廣闊思維的世界觀。要想實現(xiàn)對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研究，就必須了解教育，同時，還要了解基本的政治與哲學，這在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體系的建構中占有重要地位。

二、把握好運用哲學思維特別是哲學概念的度

(一)哲學思維應用不足站在哲學思維應用不足的角度來看，我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就存在不少問題。以“思想政治教育”為例，它擁有諸多相似的概念，包括精神文明建設、思想教育與思想道德教育等，但是，這些概念的具體含義、具體邊界以及理論定位等問題都十分模糊。在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教材中，廣義與狹義共存，不僅如此，還有更廣義與更狹義的范疇。因此，必須設立過渡與轉換的臨界點，在兩個甚至多個層次中隨意轉換是不被允許的。就拿對“思想政治教育”下定義來說，很多研究學者都稱其為“一定的階級和社會集團所具有的東西”，由此可見，這是一種廣義的定義。然而，在之后的研究與表述中，研究學者未經(jīng)任何過渡地聲稱:“培育社會主義‘四有’新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終目標。”顯然，這種說法并沒有考慮到其他階級與社會集團對培養(yǎng)目標所給出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