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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的發(fā)展，世界各地的文化也產(chǎn)生出跨界發(fā)展和相互融合的現(xiàn)象。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同樣也逐漸被打破，英語文學形象因作家的文化背景不同而變得更加復雜。在對英語文學人物形象進行分析的時候，需要進行跨界研究，而不能局限于歐美國家的地理疆界。對英語文學所反映出來的文化融合問題進行研究是當前全球化視野下文學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關鍵詞:英語;文學;文化;疆界;人物形象

以英語作為母語的作家在進行英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時候具有先天性的優(yōu)勢，他們成為英語文學發(fā)展的先鋒。然而隨著世界經(jīng)濟的飛速發(fā)展，全球文化交流越來越頻繁。使用英語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已經(jīng)不再局限于英語為母語的國家。這些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英語文學作品所呈現(xiàn)的文化底蘊充滿了異域風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傳統(tǒng)的英美文學中的人物形象的思維特征、文化特質大相徑庭。對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分析需要進行跨界研究，我們要充分考慮到作家本身的民族文化和其生活軌跡。下面本文將就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問題進行探討。

一、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的變遷與重構

從英語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來看，在20世紀中期之前英美作家在英語文學界始終保持領先地位，對整個發(fā)展潮流起到引領作用。除了印度作家泰戈爾和智利作家米斯特拉爾之外，歐美白人作家?guī)缀跄依ㄈ康氖澜缰卮笪膶W獎項。然而隨著世界英語文學的迅猛傳播，進行英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作家開始呈現(xiàn)出多元化發(fā)展趨勢，亞非拉地區(qū)的作家的英語創(chuàng)作水平迅速提高，開始參與諾貝爾文學獎之類的重大文學獎項的角逐。在全球化趨勢下，世界各國之間的移民現(xiàn)象越來越普遍，更多從事英語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的作家具備了多元化的文化發(fā)展背景。到了20世紀末期，諾貝爾文學獎的獲獎作家中非歐美裔作家人數(shù)甚至過半。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出現(xiàn)重大變遷，我們需要突破傳統(tǒng)，對英語文學的文化疆界進行重構。對世界文化疆界的劃分方式按照作者寫作所使用的語言和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進行。在通常情況下，這兩者之間是保持一致的。然而當前的產(chǎn)生跨界的英語文學作品在語言文化方面采用英語作為藝術文化創(chuàng)作的工具，它在語言形式上符合英語為母語國家的民族傳統(tǒng)、表達方式、風土人情、思想觀念［1］。然而其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屬于作者本身的民族，其人物形象所生活的背景明顯具有該民族的歷史文化，人物的活動特點也會打上明顯的地域烙印。著名的諾貝爾文學家獲得者奈保爾出生于南美洲西印度群島，家族信奉印度教，出身于婆羅門家庭。1948年，奈保爾從西班牙港女皇學院畢業(yè)之后，到英國牛津大學留學，主要攻讀當代英國文學。他從牛津大學畢業(yè)之后在英國的廣播公司工作，并在英國結婚定居。奈保爾遍游世界，這些經(jīng)歷為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素材。因為奈保爾的祖國是英國的殖民地，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以不同的文化之間相互交流，形成獨特的社會環(huán)境。在這樣一個社會政治復雜的環(huán)境里，奈保爾擁有較為多元的文化意識，這在他的文學作品中有所體現(xiàn)。奈保爾的文學作品多采用諷刺的寫作手法，用較為詼諧的語調(diào)介紹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見聞。從已有的英語文學作品來看，英語作為一門世界性語言，為多元文化的傳播與交融提供了有效的媒介，為英語文學疆界的重構提供了可能。非歐美裔的作家在用英語闡釋人物形象時可以呈現(xiàn)出文化多元化趨勢。在奈保爾的作品中，讀者既可以領略到英語文學的語言魅力，又可以欣賞到西印度群島的社會文化生活。

二、英語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的民族特性

作者一旦完成對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其對人物形象的控制力就向讀者轉移了。讀者要通過對作品的理解和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完成對文學作品人物形象的再創(chuàng)造。世界經(jīng)典作品中的主人公的形象可以使讀者在閱讀時獲取審美上的愉悅感，并能夠受到道德上的熏陶。文學形象在讀者的頭腦中建立起來之后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其所使用的語言載體就可以忽略，而人物形象的民族特性也會和人性的共性融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觀點。莎士比亞作為偉大的戲曲學家，其作品是世界文學典范，而不僅僅屬于歐洲文學。文學作品的人物形象所表現(xiàn)出來的價值觀念既有民族特性，又具有普適性，因此就為文學形象在全球范圍內(nèi)跨界傳播提供了可能［2］。文學形象更像中國古詩中的“意象”，既有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又有文化意境的傳播，是“形”和“意”的巧妙結合。在美國詩人龐德的詩歌中借鑒了中國古典詩中的意象，將美國詩歌關注的中心從形象轉移到意境。形象學也將研究的重點由表層意象轉移到深層文化價值觀念上。意象派詩人在寫作的時候多采用自由體的方式，突出形象的多變，使讀者跟著詩人所建立的意象而進行思維的轉換。當詩歌所描寫的意象透射到讀者的頭腦之中后，讀者就獲得該意象所代表的民族特征的經(jīng)驗感知。人的思維方式具有概括性的特點，可以將對意象的感知和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結合起來，所以對人們在體會語言表述意義的同時也能夠感受到作品中所蘊含的民族文化特征。康拉德曾經(jīng)對隱喻中的語言和審美體驗進行過區(qū)分。隱喻中的語言所塑造的是形象，而審美則需要一種氛圍，需要作者破除語言的藩籬，使文學形象跨越民族的疆界，使其精神向全世界傳播，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精神食糧?；萏芈摹蹲晕抑琛分饕麚P的是自由、平等和博愛，具有鮮明的美利堅民族的精神特征，它所塑造的文學形象跨越民族的疆界，在世界范圍內(nèi)具有普適性。中國詩人郭沫若感受到了詩歌中所蘊含的激昂和個性，從而在其詩歌中體現(xiàn)出了張揚的個性，開創(chuàng)中國現(xiàn)代詩歌的浪漫主義先河。英語文學中的形象塑造是跨民族、跨文化的，比如哈金小說中對中國人的形象塑造就是將語言載體作為他者，而將人物形象作為自我，兩者之間的文化互動形成了跨界文學作品。然而美國詩人龐德的詩歌則是相反，它是將語言載體作為自我，將所描繪的人物形象作為他者而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這兩類文學作品都體現(xiàn)了語言載體和人物形象的文化融合，形成了文化疆界的突破。文學作品中人物形象中的共性促使了異質文化的跨界傳播，實現(xiàn)了異域文化的本土化。在文化遷移的過程中，英語語言中所具有的特質能夠促進不同地域文化間的溝通。193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印度作家泰戈爾，可以同時使用英語和孟加拉語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他的許多作品用雙語寫作，在世界范圍內(nèi)廣為流傳。比如泰戈爾的作品《吉檀迦利》將當時歐洲所流行的人道主義和古印度《奧義書》中所宣揚的泛神論思想結合起來，既體現(xiàn)出作者對本民族人們的命運的關切，又展現(xiàn)出對整個人類的前途思考。從這個角度說，《吉檀迦利》是英語文學的典范，又是世界的文化遺產(chǎn)。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跨越了民族文化的疆界，被翻譯成了多國語言。英語文學和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有所交融，現(xiàn)在所看到的英語文學作品已經(jīng)不再是單純的歐美文學，而是世界文化融合的結果。當然，這并不否認英語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特征，各種文學人物形象通過英語語種的塑造，都會打上英語文化發(fā)展的烙印。在工業(yè)革命之后，英語隨著資本主義擴張的步伐走向世界，成為世界上最為通用的語言，同時也將歐美文化推向亞洲，在與東方文化的沖突和互動過程中實現(xiàn)交流［3］。我們通常所說的英語文學包含了所有以英語為創(chuàng)作語言的文學作品，既包括英美文學，又包括其他地區(qū)如澳大利亞、加拿大、非洲、亞洲英語文學。所以對英語文學的考察應當采用全球化視野，將英語文學中所塑造的不同民族的經(jīng)典人物形象都納入到研究范圍之中。

三、英語文學中跨文化作品的人物形象實例分析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是南非著名小說家，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小說《羞恥》中描述了南非白人教授盧里一家的生活狀況。生活在黑人聚居地之中，盧里和他的女兒感到恥辱，小說描述了后殖民時期社會矛盾的發(fā)展狀況，展現(xiàn)了種族之間的沖突。這部作品以英語為創(chuàng)作語言，以非洲本土文化為寫作背景，重塑了當?shù)匕兹说淖逡嵘矸菖c社會地位。盧里雖然是一位白人，但是隨著經(jīng)濟來源的喪失，其社會地位也隨之下降。她的女兒甚至成為了黑人的幫工和小妾。作品通過對當?shù)睾谌宋幕卣鞯慕沂竞蛯θ宋锩\轉變的描寫，向讀者展現(xiàn)出轉型期的社會深層矛盾。在以往的英語文學作品中，白人從來都是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的，在《羞恥》中白人卻成為了弱勢群體，實現(xiàn)了人物形象民族特征重構。這種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用具有優(yōu)勢感的英語來塑造非洲本土文化形象，也是對英語的一種“羞辱”。從該作品可以看出，西方文化在對東方民族進行文化殖民的同時，也會受到東方文明的影響，成為一個為自己預設的文化陷阱。小說對人物形象的定位，完全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場之上的，實現(xiàn)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認同，重新界定了白人在非洲的文化身份。因此，庫切通過文學人物形象實現(xiàn)了在英語環(huán)境中的對本民族文化特征的重塑。作品完全沒有了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殖民痕跡，向世界展現(xiàn)了一個全新的非洲文化形象。通過英語來了解非英語文化背景中的人物，讀者更容易體會出不同文化差異帶來的矛盾。奈保爾的小說《比斯瓦斯的房屋》的主人公比斯瓦斯的原型是作者的父親。小說描述了一個真實人物的生活歷程，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社會中小人物在奮斗的過程中有更多的痛苦與無奈。該作品深受英美國家讀者的喜愛，后來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范圍內(nèi)傳播。在小說中，主人公比斯瓦斯出生于特立尼達殖民地的一個普通勞工之家，因為先天性的手指缺陷受盡人們的歧視，其父親因為家庭貧窮而不能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然而他卻在逆境中艱苦奮斗。最終成為一名記者，并擁有了屬于自己的房子。比斯瓦斯的長子阿蘭德和他一樣是一位追求上進的年輕人，為了追求更高的目標去英國留學。比斯瓦斯因為長期勞累而積勞成疾，最終病死。學成歸來的阿蘭德要面臨一個更加窘困的家庭環(huán)境。在該作品中，人物之間充滿各種沖突，這些沖突既是家庭生活沖突的表現(xiàn)，也反映了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奈保爾以寫實的手法重塑了印度族裔和當?shù)匕兹说纳鐣蜗?，透視了印度社會文化的時代背景。主人公比斯瓦斯通過奮斗擁有了自己的想要的生活，卻因為積勞成疾病死在追求夢想的道路上。比斯瓦斯的長子阿蘭德因為生活軌跡的差異，其命運和家中其他人的命運形成對比，揭示了殖民地特有的社會矛盾。該作品用獨特的方式闡述了印度族裔和當?shù)刈逡崛嗣裰g的關系。殖民地的非白人族裔成為英語文學的主人公，英語作為一種載體具有更強的世界性，形成了與英語文學宗主國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的對比。奈保爾的文學作品以“反叛者”的角色實現(xiàn)了西方文學文化疆界的突破［4］。海明威在他的代表作《老人與海》中塑造了一個漁夫桑提亞哥，主人公身上所具有的百折不回的精神是全人類的共同體現(xiàn)［5］。海明威用桑提亞哥的勇敢和堅強來展現(xiàn)自己的人生追求。在對漁夫形象塑造時，作者完全可以選擇一個青年人，這樣更能夠給人以勇往直前的想象空間，然而他卻選擇了一位年老體衰的漁夫，希望能夠通過漁夫的身體和精神的對比，來塑造出一個硬漢的形象。這也是對當時社會文化的反映。作者所生活的時代正處于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戰(zhàn)爭在帶給人們?yōu)碾y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冒險精神。在這樣的社會文化的熏陶下，作者具備了堅強的意志，同時也賦予其作品獨特的時代文化魅力。世界文化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而不斷出現(xiàn)融合，從而揭開新的歷史篇章。英語作為世界各國交流最為常用的語言，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也出現(xiàn)了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狀況，傳統(tǒng)以歐美文化為背景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方式逐步向以全球文化為背景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轉變。世界各國的作家在用英語進行人物形象闡釋可以推動本土文化向世界傳播。我們在進行文學人物形象分析的時候，要注重從人物所處的文化背景進行考慮，從民族性的角度對其進行解讀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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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丹 單位：許昌職業(yè)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