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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顧

作為國際資本流動的主要方式，FDI對東道國經濟的影響作用已日益為國內外研究者所關注。早期研究FDI對東道國經濟，尤其是對發(fā)展中國家經濟的作用傳導機制主要以發(fā)展經濟學為理論基礎，強調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的資本積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發(fā)展中國家通過利用外資可以改善在經濟“起飛”階段所面臨的資本短缺約束；依據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哈羅德—多馬模型，Chenery&Strout進一步提出了“雙缺口”模型。然而，雙缺口模型一個無法解釋的事實是，對于像中國這種儲蓄缺口并不明顯的發(fā)展中國家而言，該如何解釋流入這些國家的FDI仍然不斷增加的現象呢？而且FDI的資本積累效應也難以解釋近年來發(fā)達國家之間雙向直接投資增多的事實。

在技術進步內生化的新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研究工作開始集中于探討被傳統(tǒng)的雙缺口模型所忽視的FDI技術外溢效應(TechnologySpillover)。許多研究發(fā)現流入發(fā)達國家的FDI對東道國企業(yè)存在著技術外溢效應，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結果則要復雜得多。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Wolff(1989)、Kokko(1994)、Kokko&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別發(fā)現FDI技術外溢效應假設在烏拉圭、印度尼西亞、墨西哥等國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Harrison(1993)、Aitken&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對委內瑞拉、墨西哥、印度等發(fā)展中國家的檢驗結果卻不支持FDI技術外溢假設，或者發(fā)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在一定條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論模型、計量經濟分析方法、數據選取的差異必然會影響最后的實證結果。例如，同樣是研究印度外商企業(yè)的技術外溢效應，Goldar(1994)采用計量分析方法，Basant&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則選用生產函數方法，得到的結果也各有差異：Basant&Fikkert(1993)發(fā)現FDI的確促進了本國技術進步；Kathak發(fā)現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業(yè)；考慮到FDI對東道國技術外溢的時滯期，Goldar研究則表明FDI的技術外溢只在較長時期內存在；Haksar(1995)則表明FDI的技術外溢作用遠遠不及本國研發(fā)。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異以外，對FDI技術外溢效應檢驗出現不一致結果的深層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僅僅從外資企業(yè)的角度來考慮FDI對東道國國內技術進步的作用機理，實際上，東道國國內企業(yè)到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術外溢反過來也必然影響到FDI的技術外溢效果，即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對發(fā)達國家的實證檢驗發(fā)現存在著普遍的技術外溢效應，然而對發(fā)展中國家的技術外溢效應假設檢驗卻難以得到一般性的結論，因此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各國吸收能力的差異導致了不同的技術外溢效果。

Borenszteinetal(1998)首次運用人力資本作為吸收能力的指標將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具體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結果表明FDI正是與東道國的人力資本存量結合起來對經濟增長起著顯著的推動作用，而且這一作用要遠遠大于單純的資本積累作用。同時，FDI的技術外溢作用存在“臨界水平”，即只有當東道國人力資本存量足夠豐裕時，東道國經濟才能吸收FDI的技術外溢。Borensztein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這一核心思想：單純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導致技術外溢效應，FDI是否能促進東道國經濟的技術進步，從而最終推動經濟增長還取決于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如何。沿著Borenszteinetal開創(chuàng)的研究思路，一些學者從其它角度來解釋東道國經濟對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認為不僅東道國的人力資本存量決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經濟開放度、政府政策(Henleyetal1999)、人口增長率、基礎設施狀況(Stern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識產權保護度(Tortensson1994;Mauro1995)這類因素同樣起著重要作用，從而大大拓寬了吸收能力所涵蓋的概念范圍。Alfaroetal(2000)則認為東道國的金融市場效率是影響其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由于東道國內具有企業(yè)家精神的創(chuàng)業(yè)者必須要為利用外資企業(yè)的先進技術支付一大筆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學習費用、談判成本、購買關鍵技術以及設備的費用等），因此東道國內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將決定創(chuàng)業(yè)者是否能在有效時期內獲得貸款以支付這筆固定成本。Markusen&Vanables(1998)用具有技術優(yōu)勢的外資企業(yè)與東道國內部門的鏈接效應(LinkageEffect)來考察東道國的吸收能力，如FDI帶來的國內企業(yè)的規(guī)模經濟、互補性技術的發(fā)展等等。Goldsmith&Sporleder(1999)則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從“前向鏈接(ForwardLinkages)”和“后向鏈接(BackwardLinkages)”來考察FDI對國內經濟部門要素生產率的影響。Kinoshita(2000)將研發(fā)的作用分為兩部分：一是研發(fā)的創(chuàng)新作用；二是研發(fā)的學習效應，即東道國國內研發(fā)的增加將提高國內企業(yè)對FDI技術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對捷克制造業(yè)的研究表明國內研發(fā)的學習、增進吸收能力的作用要遠遠大于其創(chuàng)新作用，但對于合資企業(yè)而言當地企業(yè)并沒有從其國外合作伙伴處獲益。

迄今為止國內在該領域的相關研究為數不多。湯文仙、韓福榮(2000)提出了“技術缺口”這一概念，指出傳統(tǒng)的雙缺口模型并不適宜中國外資引進的實證研究，但其構造的“三缺口模型”對于如何測標、度量“技術缺口”這一核心的問題卻缺乏應有的解釋。秦曉鐘(1998)對中國FDI的技術外溢效應進行了9種行業(yè)的橫截面回歸分析；張誠等(2001)定性探討了FDI的技術溢出效應及其制約因素；借鑒Feder(1982)的模型，何潔把生產部門分為國內生產部門與外商企業(yè)部門，用生產函數方法測算了我國工業(yè)部門外商直接投資的外溢效應。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為基礎，首次測算并比較了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吸收能力。

二、基于人力資本的FDI吸收能力測算

Borenszteinetal(1998)提出了一個衡量FDI技術外溢效應的模型。在新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往往被視為“資本深化”(CapitalDeepening)的結果，而后者又是以資本品種類數的增加為表示形式的(Romer1990,Grossman&Helpman1991,Barro&Sala-i-Martin1995)。Borenszteinetal考察的重點是資本品，尤其是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有如下的消費品生產函數：

Y[,t]=AH[α,t]K[1-α,t](1)

其中H代表人力資本，K代表物質資本，從上式可以看出資本積累實質上是資本品種類的擴張。其次，Borenszteinetal假定國內企業(yè)吸收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必須支付吸收成本F。F取決于下面兩個因素：①東道國外資企業(yè)數n[*]與其企業(yè)總數N之比n[*]/N，②東道國企業(yè)總數N與投資國內生產資本品的企業(yè)數N[*]之比N/N[*]。這兩個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術缺口，而技術缺口又決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們有：

F=F(n[*]/N,N/N[*])(2)

且，即n/N[*]比值小，說明目前到該國投資的外資企業(yè)少，國內由于缺乏向技術先進的外資企業(yè)學習機會而導致初始的技術缺口很大，因此國內企業(yè)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資的技術外溢效應。

假定國內市場對于內、外資企業(yè)都是自由進入的，引入拉姆齊模型的跨時消費效用決策方程式，由跨時消費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etal構建了如下增長方程式：

附圖

其中g是經濟實際增長率，初始的技術缺口由n/N、N/N[*]這兩個比值來度量。此外，A、H分別代表東道國的技術產出率及人力資本存量，σ、ρ是與跨時消費決策有關的兩個指數。

以Borenszteinetal的理論模型為基礎，我們發(fā)現，如果用FDI來表示上式的n[*]/N[*]，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實質上體現在兩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資本品被引入的數量，即資本積累效應；其次，從上式我們不難看出，FDI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與東道國的人力資本存量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東道國內人力資本存量越豐富（H值越大），FDI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就越顯著，即FDI的技術外溢效應越明顯。

為了比較流入中國FDI的資本積累效應與技術外溢效應，我們建立了如下的回歸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4)

其中Y[,0]代表初始人均產值，A代表影響經濟增長的其它變量。利用中國經濟1980年～1999年共20年的統(tǒng)計數據，我們對FDI的資本積累效應與技術外溢效應進行實際測算比較。為了消除初始水平對計算結果的影響，在計算過程中我們均以1980年的數據值作為基期對以后年份的統(tǒng)計值進行了處理。

回歸結果如表1。

表1回歸結果

附圖

注：統(tǒng)計數據由各年《統(tǒng)計年鑒》整理而得。括號內數值均為回歸系數的t值，[*]代表為5%的顯著性水平，[**]代表1%的顯著性水平。SP、CP、EE分別表示用中學生入學率、大學生入學率和政府教育投入來代表人力資本。

方程1表明單獨考慮FDI的資本積累效應時，回歸系數為正，但這一作用并不顯著(0.0319)，而且回歸方程的R[2]與值也偏小，同時較小的DW值也說明回歸有明顯的正向序列相關現象。方程2、3、4分別運用中學生入學率(SP)、大學生入學率(CP)及政府財政的教育投入(EE)來代表人力資本存量進行回歸，對比回歸方程式1與2、3、4，我們發(fā)現盡管三個回歸方程的人力資本的指標各不相同，但其回歸結果卻共同表明了以下三點結論：

1.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對經濟增長具有較為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檢驗結果表明FDI的確更多的是與人力資本相結合而作用于經濟增長，即流入我國的FDI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較少地反映在資本積累效益(FDI)上，而是更多地體現在技術外溢效應(FDI×H)方面。

2.當把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資本積累效應綜合考慮時，我們發(fā)現后者的系數變?yōu)樨摂担@一系數絕對值不大。這說明在我國目前儲蓄總額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如果再引入外資的目的僅僅只是為了利用外部資金的話，反而會因為導致負的資本積累效應而阻礙投資總量的增加，即FDI的引入對國內投資存在著“擠出效應”(Crowd-outEffect)。

3.在選取人力資本存量的指標時，中學生入學率(CP)要優(yōu)于大學生入學率(SP)。這一點可從回歸方程式5看出：

Y=2.53-0.425FDI+0.417FDI×SP

-0.004FDI×CP(5)

回歸結果表明FDI與人力資本相結合更多的是意味著與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勞動者結合在一起，而FDI與具有大學程度教育水平的勞動者共同作用與前者相比幾乎可以忽略，從統(tǒng)計意義上講近似于零的t統(tǒng)計值(-0.252)也表明這一項在回歸方程式里幾乎不起作用。這一回歸結果反映了我國利用外資的現狀，即流入我國的FDI投資分布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以加工貿易業(yè)為主。加工貿易業(yè)多屬勞動密集型行業(yè)，對勞動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具有中學教育程度的勞動者反而比具有大學教育程度者能夠較好地與FDI結合在一起，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前者有著后者所不具備的相對“廉價勞動力”優(yōu)勢。

三、FDI吸收能力的進一步研究

前述文獻Olfsdotter等人的研究結果所表明，除人力資本之外，其它如政府引資政策、經濟開放度、政府研發(fā)支出、基礎設施建設等因素也影響了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以下部分進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對吸收能力的影響。

1992年以后，我國對FDI的限制放寬，并且制訂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來吸引外來投資，投資環(huán)境也比較穩(wěn)定。同時，我國明確了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方針，使得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對我國的信心大增，從而引起外商投資量的急劇上升。我們在回歸方程式中加入虛擬變量來反映政府引資政策變化對吸收能力的影響：

附圖

其中對外開放度(Open)是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貿易額與GDP之比來衡量的；RD代表政府用于支持研發(fā)的財政支出；基礎設施建設用電信業(yè)務量(Tele)代替。

上述回歸結果進一步支持前述結論，即FDI的技術外溢效應要遠比資本積累效應重要。但與前述回歸不同的是，人力資本存量以外的其他變量也影響著我國FDI的吸收能力。

1.政府引資政策對吸收能力的影響

回歸結果中Dummy一項回歸系數為正，且數值高達40.55，雖然由于不同回歸系數相互之間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FDI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作用是與Dummy變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引資政策的變化對外資流入量有著深刻的影響。大致來講我國引資過程可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1979年～1983年的引資初始階段，1979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yè)法》，同時批準設立了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qū)；第二個階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guī)定》標志著中國的引資步伐向前邁了一大步。第三階段是1992年～1995年，鄧小平南巡談話給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對外開放進入了一個由沿海向內地再向全國擴展的新時期；1995年至今為第四階段，政府政策由地區(qū)優(yōu)惠向產業(yè)優(yōu)惠過渡，如1995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指導外商投資方向暫行規(guī)定》以及《外商投資產業(yè)指導目錄》。雖然在我們回歸方程式中Dummy變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這一引資變化的轉折點，但從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僅是影響FDI本身波動變化的關鍵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FDI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同時，正如我國引資政策本身由引資總量向地區(qū)、產業(yè)差異這一變動趨勢所表明的，政府政策在不同經濟區(qū)域、不同產業(yè)、行業(yè)的傾斜將進一步影響到外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深層作用。

附圖

圖1中國引資情況圖

2.經濟開放度與外資吸收能力的關系

在衡量我國的經濟開放度時，我們選用出口依存度作為代替指標，原因在于驗證流入我國的FDI與貿易之間究竟存在著替代效應(Substitute)還是互補效應(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爾的“完全替代”模型為代表的傳統(tǒng)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實際是在有貿易壁壘的情況下對初始的貿易關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島清為首的學者們認為，FDI同樣可以在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創(chuàng)造新的貿易，使貿易在更大規(guī)模上進行。小島清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效應學說的關鍵在于把直接投資看作是資本技術、經營管理知識的綜合體由投資國向東道國的同一產業(yè)部門的特定轉移，因此FDI所帶來的先進的生產函數將通過員工、經營管理者的培訓、以及誘發(fā)當地企業(yè)參與競爭等形式固定下來，這也是小島清提出的FDI“生產函數改變后的比較優(yōu)勢”概念。在我國的外資企業(yè)大多是出口導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來（1989年至今）外商投資企業(yè)日益活躍的貿易活動成為我國對外貿易的主要增長點。這說明我國的FDI與貿易可能存在著如小島清所說的互補關系。

表2我國外資企業(yè)出口情況表（單位：億美元）

年份全國總出口額外資企業(yè)出口額占全國總出

口額比重(%)

1980年164.80.0080.05

1985年273.53.0001.08

1990年620.978.10012.58

1995年1487.8468.80031.51

1998年1838.1809.62044.10

1999年1949.3886.28045.50

資料來源：根據各年《中國統(tǒng)計年鑒》整理所得。

回歸結果中FDI×Open一項回歸系數為正，支持了前面我們關于流入我國的FDI具有順貿易性質的設想，這與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關于對外開放的規(guī)模與FDI的技術外溢效應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的結論相一致。進一步分析我國出口貿易結構與外資企業(yè)投資產業(yè)分布可見：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末期我國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結構由初級產品向工業(yè)制成品為主的轉變，進入90年代以來，工業(yè)制成品所占比重穩(wěn)步攀升，到1997年已達70%以上。另一方面，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飛速轉變及優(yōu)化時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長的時期。從全國外商投資企業(yè)的產業(yè)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國共引進FDI協議金額5203.93億美元，其中第一產業(yè)和第三產業(yè)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產業(yè)即加工制造業(yè)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國的FDI這種順貿易現象進一步驗證了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大于資本積累效應。FDI不僅僅是繞開貿易壁壘的結果，而且還正因為FDI通過技術轉移、擴散等途徑提高了東道國的生產能力，帶來了小島清所說的“生產函數改變后的比較優(yōu)勢”。

表3全國外商直接投資產業(yè)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項目個數比重合同外資金比重

（個）(%)額（億美元）(%)

第一產業(yè)78962.5981.511.57

第二產業(yè)23152875.963205.7061.60

第三產業(yè)6539721.451916.7136.83

總計304821100.005203.93100.0

資料來源：《中國外商投資企業(yè)協會會訊》1998年。

3.政府研發(fā)支出對吸收能力的雙重效應

Jammes(1999)指出，東道國自身的技術水平對于FDI的技術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響，隨著東道國自身技術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對外資帶來的先進技術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強，但另一方面根據經濟增長的收斂效應，本國技術水平的提高意味著本國技術水平和外國技術水平之間差距的縮小，從而本國利用FDI的技術外溢效應來推動經濟增長的可能性變小。因此，本國技術進步對FDI吸收能力的影響是雙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發(fā)支出來衡量本國技術進步的投入。政府研發(fā)支出會因為提高本國企業(yè)的技術研發(fā)能力而有利于國內企業(yè)更快地吸收外資的技術外溢，即減少國內企業(yè)吸收技術擴散的成本。但隨著國內企業(yè)自主研發(fā)能力的加強，縮小了國內企業(yè)與外資企業(yè)之間的技術缺口，反而會弱化FDI的技術外溢效應。從回歸結果來看，政府研發(fā)支出系數為負值(-0.0176)，說明政府研發(fā)支出對FDI吸收能力的綜合影響為負，但較小的系數絕對值表明政府研發(fā)的最終作用很小。

4.基礎設施對吸收能力的影響

基礎設施建設變量是影響吸收能力的另一項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礎設施不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為本國對FDI技術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條件。雖然回歸結果表明FDI與電信業(yè)務量乘積項的回歸系數并不顯著(0.000846)，但這一正系數說明基礎設施狀況的改善的確增強了我國對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綜合分析

由(6)式求導可得到：

附圖

由式(7)可以發(fā)現，影響對FDI的吸收能力的關鍵因素是人力資本一項。雖然出口依存度、基礎設施狀況等因素的確如我們所預料的能夠增強FDI的吸收能力，但這些因素對吸收能力的影響并不像人力資本一樣直接作用于技術傳播、擴散方面，因此其影響作用也不如人力資本那么顯著。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到由于當前我國人力資本的積累仍處于初始階段，雖然目前較低的人力資本存量能夠與以勞動力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資較好地相結合共同促進經濟增長，但從長遠來看較低的人力資本又束縛了我國進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yè)結構調整。

四、結語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速度將最終取決于本國內部資源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經濟依賴度日益加強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越發(fā)重要，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貿易量的擴大、外資的涌入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作用已被數十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所證明。但是，外部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條件來發(fā)展本國經濟又比封閉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要遠為復雜。一方面，外資畢竟是外國投資者的目的性產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資者本身市場規(guī)劃及其全球經營策略的制約，因此在投資者的投資目標、動機與東道國的引資需求之間必然有巨大的差距和分歧；另一方面，本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消化、吸收外部資源決定了該國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后一點在解釋為什么一些國家實行相同的開放政策卻導致不同的經濟增長速度方面至關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對我國引資政策的制訂有以下兩點啟示：

(1)通過引導外商企業(yè)投資產業(yè)投向來促進本國技術進步。一國技術進步一般有三種模式：美國和英國是第一類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礎研究和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來推動技術進步；日本和韓國是第二類模式的代表，側重于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二次創(chuàng)新；中國和東盟國家基本屬于第三種模式，其技術進步主要不是依賴本國創(chuàng)新活動，也不完全是對引進技術的改進和模仿，而是通過吸引大規(guī)模的外商直接投資來吸收外資所帶來的前沿技術。從長期來看一國產業(yè)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必須以本國技術自主研發(fā)能力為基礎，但現階段如何充分利用外商企業(yè)的技術外溢效應來提高本國技術水平是今后引資政策的調整重點。

(2)本文研究表明我國國內所具有的人力資源豐裕程度決定了對外資技術外溢效應的吸收程度，從而最終決定了外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由于目前我國人力資本存量仍然處于相對較低的初始水平，雖然現階段較低水平的人力資本能夠較好地吸收以勞動力密集型為主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外溢，但今后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產業(yè)結構的提升必然要求較高的人力資本增長速度。因此，加強教育投資，注重人力資本的積累是增強我國對外商直接投資吸收能力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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