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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密爾是西方政治哲學史上的一位轉折性的人物，西方古典自由主義向新自由主義(NewLiberalism)的過渡就是從他開始的；同時，今天的新古典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者也從他那里汲取著思想的營養(yǎng)。但是，密爾在當今所享受的這些榮譽和地位并非是從一開始就這樣的崇高和無可動搖；相反，過去的一百多年恰是人們對他進行褒貶、毀譽不休的百年：有生之年撻伐與贊譽各半；19世紀后25年撲朔迷離；20世紀前半期詆毀占上；20世紀后半期以來的解釋性研究和總體上的肯定。

圍繞密爾進行研究的文章與著作枚不勝舉。到目前為止，人們對密爾本人及其留存下來的大量作品的解釋和評價，還存在著很大分歧和爭議。我這里提及的只是其中的一些主要觀點。

實際上，早在密爾還未離開人世之時，人們在對他的看法上就出現(xiàn)了很大的分歧。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一個主要原因在于，功利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主題：許多文人從浪漫主義的想象立場出發(fā)，批評和鞭撻功利主義；在他們的筆下，功利主義展示在人們面前的形象是，冷酷、無情、死板、庸俗、卑鄙和不敬上帝。類似這樣的作品有柯勒律治的《朋友》、卡萊爾的《過去和現(xiàn)在》和狄更斯的《堅難時世》等。密爾也認同上面這些批評；他的《功利主義》一文正是針對以上批評而對功利主義所做的出色補救。在《功利主義》中，密爾向人們表明，功利主義像任何其它道德一樣高尚和鼓舞人心。它至少使功利主義贏得了公眾和學術界對它的尊重；作為一種道德理論，功利主義自有其合理的和值得人們討論的地方。時至今日，人們仍對功利主義保持著這樣的一種看法（Schneewind,1976,pp.35-52）。他還將政治經濟學從“沉悶[枯燥]科學”的名聲中解脫出來，在十九世紀的后半期，他對生活在大學校園中的年輕人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牛津唯心主義哲學家T.H.格林在1882年臨終之際，據(jù)說在他的病床上曾反復嘮叨，“密爾是多么好的一個人啊”(Harvie,1976,pp.38,151)。在密爾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尤其是自他成為議會后選人時起，圍繞他而展開的爭議愈加激烈；一方面，他贏得了公眾對他的廣泛贊譽和認可，另一方面，保守的出版物對他的誹謗中傷也證明了這一點。此外，他所持的政治立場、他的《論自由》和《婦女的屈從》，在引發(fā)人們對他傾以極大熱情的同時，也給他招惹來了鋪天蓋地的批評。他的批評者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了顛覆性的文辭：他們認為，密爾暗藏的目的再清楚不過了，那就是要顛覆基督教，倡導和鼓勵離婚，并因此而削弱社會的根基。密爾的自由學說允許個體在較為廣泛的范圍內按照他們的意愿進行思考、發(fā)表意見以及進行活動等。許多人認為，他的這種自由學說遺忘了要把社會的一致和認同作為信仰和行動的共同組織而去加以保護的必要性。另外一些人則認為，他就婦女問題所做的論述純粹錯誤到家。在他們看來，婦女無論在智力上還是在生理方面都很明顯處于劣勢；就婦女在其家庭當中的地位而言，她們丈夫就是權威（Pyle,1994;1995）。

早在密爾尸骨未寒之時，亞伯拉罕•黑沃德（AbrahamHayward）就利用刊載在《紐約時報》和《弗雷澤雜志》上的訃告對密爾開始了口誅筆伐（Hayward,1873a;1873b）。黑沃德與密爾同處一個時代，是一位思想保守的律師。十九世紀二十年代后期，他們二人在倫敦辯論學會展開過唇槍舌劍般的辯論；其后，密爾成為一名稚嫩的功利主義者，發(fā)表了一些難以讓人饒恕的言辭。大約在1837年末到1838年初這一段時間里，黑沃德就發(fā)表在《威斯敏斯特評論》雜志上的一篇文章向密爾展開反擊。密爾在那篇文章曾指責黑沃德和其他的一些人在為貴族政治服務，“（他們）為貴族們吶喊廝殺，為貴族們賦詩寫稿，為貴族們逗笑取樂；他們指鹿為馬，不恥充當貴族的流氓幫辦......”（CW,vol.XII,p.367n）。實際上，這篇文章并非出自密爾之手，密爾當時只是《威斯敏斯特評論》的主編。到1837年時，黑沃德終于可以報復，來為自己出一口惡氣了。黑沃德斷言：密爾迷信人類的進步，其貽害無窮；密爾沉溺于對婦女權利的幻想，倡導與土地有關的、反動而不切實際的法律改革；他假訓練婦女之名提出他的社會主義觀點。黑沃德再次揪出密爾年青時支持節(jié)育這一陳年舊事，并不時地指控他與哈里特•泰勒的奸情。由于突然出現(xiàn)以上這些爭議，曾經賜封密爾為“自由主義圣徒”(thesaintofliberalism)的格萊斯頓首相，不再支持為密爾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舉行追悼會。我們之所以在這里要贅述這些事件，原因在于，在二十世紀晚期人們的眼里，密爾無疑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自由主義者和政治棟梁。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對密爾在其剛剛去世之際所能享有的那點地位和榮譽的一種誤解。

在十九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人們在對密爾的重要地位進行評價時還時常顯得模棱兩可。當時為人們所普遍接受的觀點是由戴雪(Dicey)提出來的。戴雪認為，自由個體主義（liberalindividualism）的鼎盛歲月大約在1870年左右就結束了，緊隨其后的是集體主義的與日崛起（Dicey,1914,p.432）。就總的情況而言，“哲學激進分子”關注的基本問題是政治經濟學。如果說密爾也毫無例外地把重點放在對自私利己的個體，即“經濟人”的研究，那么1780年以后則成為生物學的輝煌時代，機體與功能的一體化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思想觀念（Freeden,1978,pp.18,93）。提倡集體主義的新黑格爾哲學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密爾僅僅是間接地接觸和認識黑格爾思想的。他并不喜歡他所了解到的這位德國哲學家：“在我讀了他的書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對反思、發(fā)展和演化這類字眼極為厭倦，且這種感受至今仍揮之不去”（CW,vol.XVI,p.1323）。十九世紀晚期的一些評論者，像新黑格爾主義哲學家鮑?？?、布拉德雷、里奇，甚至包括萊斯利•斯蒂芬（功利主義歷史學家，《英國名人詞典》的創(chuàng)始人）等人認為，這些發(fā)展變化已經使得密爾淪為歷史的落伍者，他仍囿于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個體主義范式之中。

就其好的一面來說，這種觀點至多也只是一種諷刺夸張；從不好的一面看，它純屬一種虛妄和謬誤（Freeden,1978,pp.23-4;Collini,1991,p.168）。戴雪本人則堅持認為，密爾的晚期學說為其后正在成長的一代人接受集體主義奠定了思想。戴雪還援引斯蒂芬和十九世紀后期哲學家威西季維克的觀點，論證密爾是一位社會主義者（Dicey,1914,pp.429,432）。深受集體主義觀念浸淫的早期費邊社會主義者很樂于將密爾奉為他們的先驅。直到今天為止，人們仍在爭論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在密爾思想中的輕重平衡關系這一問題。

密爾被貶為二流人物漸漸地成為一種時尚：作為經哲學家和濟學家，他缺乏原創(chuàng)性；作為思想家，他的思想模糊、混亂不堪。1876年，布拉德雷站在新黑格爾主義和反個體主義立場上，挑尋密爾功利主義思想中的邏輯漏洞，以便從整體上將其否定掉（Bradley,1927,pp.92,112-14,119-24）。邊際經濟學中所采用的數(shù)學方法，使得此前出版的所有教科書（包括密爾的書在內）顯得成為多余。作為邊際經濟學理論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的杰文斯（Jevons），兩面出擊，同時攻擊密爾的經濟與邏輯學(Jevons,1871;1890)。在十九世紀的后二十五年里，這些批評逐漸地左右了密爾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到二十世紀早期，人們在對密爾的批評這一點上形成了共識。這集中表現(xiàn)于G.E.摩爾在1903年出版的《倫理學原理》一書當中?！秱惱韺W原理》著重討論了密爾的《功利主義》，指責密爾思想中的謬誤是全方位的，包括那些“天真、樸實”的錯誤理論。在布拉德雷無情批判的基礎上，《原理》就密爾對效用原則所作的證明再一次進行了嘲諷：“看，第一步論證中的錯誤是如此明顯，奇怪的是密爾怎么就沒有發(fā)覺”（Moore,1903,pp.66-7）。

在二十世紀的整個前半葉，對密爾的這種抵毀一直占據(jù)著主流地位。在1951年，即使密爾的徒子徒孫們也都認為，密爾的《邏輯學》和《政治經濟學原理》因循傳統(tǒng)，無足輕重；密爾從來沒有學會用數(shù)學的方法進行思考(Russell,1969,pp.1,2,4,9)。不過，普拉蒙納茲對密爾的愛戴和深信卻溢于言表，他在1949寫到，“研究密爾的混亂和失誤總是有所收益”。普拉蒙納茲認為，密爾在創(chuàng)作《論自由》和《功利主義》的時候已經疲憊不堪，病痛的折磨使得他未老先衰；在這種狀況下，密爾難以完全駕御他的論證。盡管如此，學生們還是應該讀讀密爾的書籍，這樣可以“訓練做哲學家所不可或缺的創(chuàng)造素養(yǎng)”（Plamenatz,1958,pp.123,144）。就在人們對密爾所做的批判性研究即將要走到盡頭之際，麥克洛斯基這位對密爾激進主義持同情和贊賞態(tài)度的人，在其清晰的研究和論證中指出，密爾的許多錯誤不可饒?。∕cCloskey,1971）。

在這一階段，學術界對密爾的批評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豆髁x》是火力的集中點。它受到來自三個層面的批判：第一，密爾對效用原則的“論證”包含有低級的邏輯錯誤；第二、快樂是人們唯一的欲求，他的這一觀點沒有多少說服力，事實上也不具有一貫性；第三、盡管密爾本人沒有意識到，但從實際效果看，他對高質量快樂與低層次快樂的區(qū)分顛覆了功利主義。不僅密爾的《功利主義》被認為充斥著許多矛盾，他的《論自由》也被認為是漏洞百出。當個體的行為是純粹自我關切性的(self-regarding)且又只對其本人有負面的影響時，公眾和法律都不應該阻止他的行動；也就是說，自由的要義就在于嚴格劃定個人與政府權力之間的界限，舉凡個人的行為只要不損害他人的利益，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追求自己所喜好的目標。這一原則是《論自由》的基石，也是密爾自由主義的核心之所在。但在批評家們的眼里，密爾的這一中心原則同樣是缺乏邏輯連貫性；因為事實上，很少有什么只影響行為者的純粹自我關切行為的存在(Bosanquet,1923,pp.60-3；Rees,1985,p.145)。在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里，《功利主義》和《論自由》可能是密爾作品當中最廣為人們所閱讀的兩本著作，是各大學哲學系、政治學系和歷史系教學大綱中的必設課程。人們普遍認為，《功利主義》與《論自由》二者之間存在著難以協(xié)調的矛盾。《功利主義》告訴人們，我們應該促進和提高善，或者說快樂（幸福）；而《論自由》則主張，只要自我關切的行為得到考慮和照顧，我們就不應該對個體進行干涉，即使我們的干涉是出于對這些個體自身的善的考慮。一本將幸福快樂擺在最為重要的位置，另一本將自由擺在首位；一本書講求功利主義，別一本則不然。人們普遍認為，這種矛盾貫穿于密爾整個哲學的始終。在當今學術界，也不乏對密爾思想進行類似解釋之士（Anschutz,1953;Francis&Morrow,1994）。

對密爾的上述批評還經常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xiàn)，認為密爾思想中存在的這些矛盾，反映了他思想發(fā)展所經歷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思想階段，密爾朝著不同的方向發(fā)展，而他又從未能夠成功地將這些不同的內容協(xié)調統(tǒng)一起來。這種解釋的根據(jù)可追溯到密爾的《自傳》當中去。我們從他的《自傳》中得知，他剛出道之時是一位正統(tǒng)的、信奉邊沁功利主義思想的激進分子；作為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嫡傳，他走出以往的癡迷，轉而鐘情于華茲華斯、柯勒律治和卡萊爾等人的浪漫主義詩歌和保守的反啟蒙哲學。研究者們認為，這是密爾后期思想出現(xiàn)矛盾的根源之所在；密爾始終徘徊于邊沁與柯勒律治、啟蒙與浪漫、歷史繼承與歷史虛無、個體主義與組織系統(tǒng)、自由與威權、激進與保守、快樂倫理學與自由地表現(xiàn)自我的倫理學等兩難之間。

在20世紀的后半期，人們對于密爾的研究，如同對整個哲學發(fā)展史一樣出現(xiàn)了的變化；人們可以用“修正”(revisionist)一詞來稱謂這一變化（GrayandSmith,1991,pp.1-19）；或者用更為準確的“解釋性”(hermeneutic)來稱謂。也就是說，研究者不再從否定、批判的角度，用打勾劃叉式的評卷方式去解讀密爾的文本；他們轉而以一種認同、支持的態(tài)度來解讀密爾的作品，以圖全面地認識他的觀點和意圖。賴安(Ryan)從20世紀中期就著手于這一方向的研究。他在1970和1974年出版的兩本重要著作奠定了這一方向研究的基礎。其結果是，人們重視研究密爾哲學的原創(chuàng)性、作用和連貫性等。然而，一個在12歲時就開始接受邏輯訓練并在這一領域有所成就的人，卻犯下常識性的邏輯錯誤，這有點讓人難以置信。早期的批評者失于對密爾的仔細閱讀，尤其是有選擇地閱讀了密爾的作品，從而走上了一種研究誤區(qū)。密爾的思想一點也不淺薄，人們在研究其早期作品的時候，應該以他晚年的精密論述作背景。正如厄姆森(Urmso)在1953年所寫道的，“人們討論的是被夸張歪曲的東西，而不是密爾本人的學說，因此，矛頭指向密爾的那些最普通、庸俗的批評，完全與密爾的思想不相關聯(lián)”（Urmson,1969,p.19）。近來又有學者指出：“密爾已經對其后的批評者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做了充分的回答。這些批評者們實際上總是在重彈麥考利（Macaulay）的老調；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都未能用極端負責的學術態(tài)度去仔細閱讀密爾的作品?！保╓ilson,1990,p.19）批評者們指責密爾思想“不連貫”，主要針對的是出現(xiàn)于《論自由》中的“一個簡單原則”，而這一原則又以對自我關涉行為與他涉行為的區(qū)分為基礎。對于十九世紀后期的哲學家們，如鮑?？⒗锲娴热藖碚f，這種區(qū)分是不容置疑的；原因在于，他們都是新黑格爾主義者，相信一切事物都只是龐大的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與他人不想關聯(lián)的獨立自我，對于任何人來說永遠都是不可想象的。黑格爾主義的衰落也使得人們對密爾的責難失去原有的效力。對這種控告造成最大打擊當屬約翰•里斯的經典之作(Rees,1960)。艾倫•賴安為密爾思想所具有的總體一致性做了強有力的論證，認為只有當人們將《論自由》與《功利主義》，包括被人們忽視了的有關論述正義的問題的最后一章、《邏輯》的最后一部分等結合起來閱讀的時候，他們才能理解和認識《論自由》。約翰•格林、弗瑞德•博格、約翰•斯科魯普斯基等延著這一思路做了大量的論證（Gray,1983;Berger,1984;Skorupski,1989）。羅布森、哈里德、里斯和托馬斯等人也為內在于密爾思想當中的連續(xù)性，即他的一貫性，做了論證和辯護（Robson,1968;Halliday,1976;Rees,1985;Thomas,1985）；而歐布里恩、斯丁格勒等則對密爾在經濟學領域的獨創(chuàng)地位和影響力做了論證（O''''Brien,1975;Stingler,1976）。

這些文章和著作頗具說服力。在他們已經做了以上這些工作以后，其他人再去為密爾的成熟著作中包含著低級的錯誤和明顯的不一致性這一觀點做辯護，已經沒有多大的意義；因此，在此以后出版的書刊雜志，基本上忽略了從前貶低密爾的那些觀點。拿我來說，我就不想再過多地提及針對密爾論證效用原則所做的批評；因為密爾已經清楚地表明，他并沒有試圖去證明這一原則，如果人們以贊同的眼光去閱讀他的作品，他的觀點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證明（Hall,1969,pp.145-78;Warnock,1969,pp.199-203）。當然，我并不是要以此斷定，密爾的思想中就不存在任何沖突和令人困惑之處。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那樣，問題仍然存在，但這些問題本身是哲學自身也仍未能解決的問題。

作為一個思想家，密爾究竟在思想史上處在一個什么樣的地位；就意識形態(tài)而言，他又該歸屬哪家。對于這兩個問題的爭論常糾纏在一起。在多數(shù)情況下，人們所給出的各種解釋本身沒有擺脫意識形態(tài)的印跡，但都回避密爾的具體政治立場，或避免將他樹為令人生厭的人物。前面已經提到過，在十九世紀晚期，人們通常將他解釋為一個社會主義者。黨派界限在當時并不確定，屬于自由派人士的財政大臣威廉•哈考特（WilliamHarcourt）在1894年說“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之時，費邊社會主義者想到的只是流行的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單從以上三點考慮，人們稱密爾為社會主義者也就沒有什么難理解的了（Freeden,1978,pp,27,35-6,40,49,150,159）。但在世紀之交，隨著工黨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意識形態(tài)領域出現(xiàn)了新的劃分。這個時候，勢必要將密爾劃入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到了二十世紀，人們權衡再三，將密爾譽為自由主義者(Berlin,1969,pp.18304n,;Duncan,1973,p.244)。社會主義學者們也對密爾深懷敬意（Williams,1963,pp.65-84;Macpherson,1977,pp.2,44-70;Arblaster,1984,pp.278-82）。但在他們看來，密爾雖有良好的用意，但他始終沒有放棄屬于自由主義性質的個體主義框架，這損害和玷污了他的良好用心。然而，密爾堅持認為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東歐的指令性經濟瓦解后，社會主義正在重新對自身做出定義的情況下，這個問題看起來又有了進行深入討論的余地。在貶低密爾作為一名社會主義者的作品當中，荷蘭德的兩卷本《密爾經濟學研究》最具影響力；而庫萊爾則持相反的觀點（Hollander,1985;Kurer,1991）。荷蘭德的作品學術味甚濃，他清晰地勾勒了經濟學從古典到新古典的歷史。他志在表明，所有的偉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李嘉圖、密爾以及十九世紀后期的“邊際主義者”，他們實質上都是在為自由企業(yè)制度做辯護。在接下來的章節(jié)中，我們將就密爾的社會主義和就他是否只不過是一名李嘉圖的追隨者這兩個話題展開討論。

自由主義者理所當然地將密爾劃歸自己的名下，并在他的其思想中尋找他們所關注的內容。人類在經見識過歐洲的法西斯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之后，密爾反集體主義的立場重新為他贏得聲譽；他成為一名冷戰(zhàn)英雄。尹薩亞•伯林將密爾描述為像他本人一樣的一名多元倫理主義者。按照伯林的觀點，密爾不承認有固定不變的人性，不承認有終極的真理和對善的單一描述。人類在追求著不同種類的善，人們無法對它們做出評判，它們并不是與某一種單一的制度聯(lián)系在一起；當強制推行這種制度的時候，也不可能不踐踏和違背每一個人所偏好的價值。這是密爾容忍個體多元性的基礎（Berlin,1969,pp.173-206）。但伯林的學生格雷姆•鄧肯卻并不同意其老師的看法。鄧肯認為，在密爾看來，人們可以為道德問題給出正確的答案（Duncan,1973,p.268）。在更近一些時候，約翰•格雷認可和支持伯林的觀點(Gray&Smith,1991,pp.193,201,205)。這是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核心議題。

密爾思想中所蘊涵的對保守主義者的嫉憤之情，并沒有隨時間的流逝而消減。1963年，密爾的自由學說受到莫里斯•考沃林的惡毒攻擊?？嘉至峙g道：1、密爾是一位偽善的自由主義者；密爾所信奉的自由與其說是每個人的自由，還不如說是他個人的自由和左翼無神論知識分子的自由；他所熱衷的國家或社會是這樣一種組織，即對還沒有達到他本人所要求的標準的人們進行干涉。2、“密爾是一個改教換宗的天才――現(xiàn)存原則的無情詆毀者，新道德規(guī)范的系統(tǒng)鼓吹者，是對當下流行的確定性進行嘲諷、誹謗之人”(Cowling,1990,p.93)。在此同時，萊特溫也以同樣的態(tài)度向密爾發(fā)難。萊特溫將密爾比喻為從十八世紀的穩(wěn)?。╯anity）和從大衛(wèi)休謨的保守主義，滑向費邊社會主義和比阿特麗斯•韋伯(1858-1943)這道斜坡上的一個片段。由于受異邦（尤其是德國人）思想的影響，密爾誤入歧途；當然他并沒有吃透和理解德國浪漫主義。他融偏執(zhí)、精英主義，清教至善主義、虛偽的自由主義等于一身，是理性主義政治學所產生的罪惡的象征；之所以說他是虛偽的自由主義者，是因為他希望通過政府將他本人認為是美好生活的內容強加于他的同伴”(Letwin,1965,p.8)。盡管考沃林和萊特溫的攻擊是惡意的，且不泛意識方面的因素，但它們仍很有市場；原因在于，這里確實存在有解釋方面的問題，對此我們在后面還要專門討論。出于對總體的善的考慮，密爾提倡權威和集體行為，他究竟又是在何種意義上界定其自由學說的呢？

美國學者格特魯?shù)?#8226;希邁爾法的作品頗具煽動性和挑戰(zhàn)性。他對密爾做了與上大不相同的批評。她的批評在一定意義上是從其保守的立場出發(fā)來反對密爾的（Himmelfarb,1974）。她對待密爾的態(tài)度與在美國流行的、強烈地反對“自由主義”的保守思潮聯(lián)系在一起。對于這類批評家來說，密爾所信奉的“發(fā)達自由主義”更接近于無政府主義，是一種并不健全的自由。它無視傳統(tǒng)和權威，與膚淺、刻溥的理性主義牽手為伍；它所夢想的平等危險而不切實際。

約瑟夫•漢保和韋莫•肯道爾對密爾的批判與希邁爾法的大同小異（Hamburger,1976,pp,114-24;WillmoreKendall,1975,pp,157-65）。希邁爾法試圖通過她的批判和解釋來拯救密爾思想中有價值的那一小部分遺產。她認為，密爾在18世紀30年代的那段“保守”時光才最能代表他的思想。他在這一時期所寫的論“時代的精神”、“文明”，論托克維爾、邊沁、柯勒律治等文章，標志著他對內含于邊沁功利主義當中的那些粗糙成分的發(fā)展和改善。這個意義上的密爾是一位保守的自由主義者，他承認必須在自由與律條、個體的需求與群體的需求之間求得一種平衡。但到了40年代，密爾又在搖擺徘徊中退回到他年青時代的粗俗和淺薄。原因何在呢？一切都起因于那個不討人喜歡、教條武斷、媚俗平庸的哈瑞特•泰勒，“毫無疑問，這是受她影響產生的惡果......”（Himmelfarb,1962,p.xix）。

希邁爾法認為，密爾是在哈瑞特的勸服下，告別他對激進教條主義寬容的折衷立場，違心地走上了社會主義之路。哈瑞特將自己對女權主義所懷有的激情灌輸給密爾。這直接促生了密爾《論自由》中的極端、絕對自由主義。效用的道德屬性不足以導致他對女權主義的擁戴。有些婦女，也可能是大多數(shù)婦女，滿足于扮演傳統(tǒng)女性的角色。當然，完全的自由可能隱含著對婦女的解放。在哈瑞特去世以后，正如他的《代議制政府》所展現(xiàn)的那樣，密爾又再次返回到他在30年代持有的立場；他思想豐富、氣宇慷慨、心胸寬宏。在希邁爾法看來，《論自由》是一部低劣之作，它的主題與催生20世紀60年代泛濫于大學校園中的激進主義的那些思想不無二致。

希邁爾法的有些解釋很快被人們遺忘和拋棄。認為《論自由》較之于密爾的其它作品來說平庸、低劣，這種說法太難以令人信服，無助于密爾的研究；因為正是這部作品奠定了密爾作為一名經典作家的地位。認為密爾在哈瑞特去世以后又返回到較為保守的立場，這一觀點對于讀過密爾在生命最后十年所留下的信件和演講稿的人來說更不具有說服力。準確地來說，事實正好相反：在哈瑞特仍健在的時候，密爾對民主的疑慮更為濃郁，只是后來，尤其是有了對保守主義在下院的切身體驗之后，他才在政治和社會立場上變得更為激進(Wolfe,1975,pp.42,51-60)。

但這又引出了另外一些重要議題。第一、密爾是否放棄過邊沁遺留下來的思想，或者說是否對邊沁的遺產進行過比較大的改造？有些人認為這有點夸大其詞。他們相信，密爾從根本上來說一直保持著他在哲學上的激進立場(Ryan,1974,p.56；Thomas,1985,pp.33-7)。在他們看來，唯一能解釋密爾在表面上要與邊沁主義告別的原因是，邊沁的學說在此前已經被人們丑化和歪曲。密爾有時不免對此心懷愧疚。這正如庸俗馬克思主義受人譴責，并不是因為馬克思這位大師本人，而是由于他的信徒恩格斯；哲學激進主義被套上獨斷教條的外衣，不是因為邊沁、李嘉圖這樣的偉大思想家，而是起因于那冷酷無情、胸襟狹窄的詹姆斯•密爾(Hollander,1985)。人們甚至對此也提出質疑，并去證明他們父子之間在本質上存在的連續(xù)性(Rees,1985,pp.10-50)。

第二、在密爾的學術生涯中，存在不存在一個清晰的保守階段？與希邁爾法的觀點相反，許多人強調密爾思想包含的內在連續(xù)性；這一點已經在過去35年當中出版的多倫多版《密爾全集》中得到了清楚的說明(O''''Grady,1991,p.13)。不過，人們還仍舊在爭論著這個話題；與此相聯(lián)系的另外一個爭論是，密爾在結識柯勒律治和托克維爾以后，他是否仍舊是一個民主主義者(Rees,1985,pp.10-50)。

第三、哈瑞特對密爾的影響究竟有多大，且是何種性質的影響？正如人們所了解的那樣，密爾本人認為，其影響的程度不但超乎尋常且十分有益。其他人則持完全不同的觀點。卡萊爾認為，“當密爾在談論各種高深而無法言說的話題的時候，腦子里塞滿許多并不怎么高明的想法和念頭的哈瑞特，閃著那幽黑碩大的眼睛，盡問些愚不可及的問題，而且總是重復著問同樣的問題”(Himmelfarb,1974,p.225)。密爾的好友、學生、兼?zhèn)饔涀骷襾啔v山大•貝恩認為，“最能揭示這位夫人(哈瑞特)支配密爾的方法，莫過于她搏取密爾的所有觀點，然后再以她自己的方式將這些觀點倒出來，并以此去取悅和奉承他”(Bain,1882,p.173)。哈耶克從研究密爾與哈瑞特之間的書信往來入手，證明她影響了密爾《政治經濟學原理》的部分章節(jié)(Hayek,1951)；潘克則更進一步地指出，她實質上影響了密爾在繼《政治經濟學原理》之后發(fā)表的所有重要作品：

就密爾的影響而言，它在理論和應用兩個層面促進了西方世界的發(fā)展，尤其是人文素養(yǎng)的提高；但密爾夫人的貢獻一點也不亞于密爾本人(Packe,1954,p.371)。

培普在這個問題上持相反的態(tài)度(Pappe,1960;Robson,1968,p.53)。自上世紀60年代末以來，隨著婦女運動的復蘇，這一爭論變得甚為緊迫。培普的觀點在被奧肯接受的同時，艾麗絲•羅絲與凱特•索普則一起為哈瑞特•泰勒•密爾及其影響做辯護(Rossi,1970;Soper,1983;Okin,1979)。

“密爾的作品為政治、法律、社會等領域的平等作辯護，這在今天的讀者看來是不言而喻的”（McCloskey,1971,pp.135-6）。從這些層面看，“正如密爾所希望的那樣，世界已經發(fā)生了徹底的變化”（Russell,1969,p.10）。在上世紀60年代里，這些觀點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實際上它們并不正確。他們對“西方”成見的固守讓人瞠目結舌；在當今世界的許多地方，密爾寄托在婦女身上的希望還遠未變成現(xiàn)實。即使在西方，密爾所暢想的男女平等觀念也沒有得到普及，沒有完全為人們所接受；古怪的學院哲學家們在伺機兜售他們的謬論：女性比男性卑賤，只適合于擔當被支配和被馴服的角色；《婦女的屈從》是一位自負和性冷淡作家留下的“荒謬、恥辱”之作(Stove,1993,p.12)。

《婦女的屈從》講的都是一些自明之理。這是上世紀60年代形成的定論，但現(xiàn)下也遇到了挑戰(zhàn)。女權主義東山再起以后，密爾的作品又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當然，現(xiàn)代女權主義者在為密爾搜尋極盡贊美之辭――“自柏拉圖以來，第一位論證女性與男性具有同樣美德的主要哲學家”（Okin,1979,p.220），但這些贊美往往顯得蒼白無力。有觀點認為，他對于男性也很有價值，但并不怎么令人滿意；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多種：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主張性別的趨同；認同資產階級家庭；期望婦女遵從于男性所擁有的杰出理想；或者僅僅因為他也是一個男人。亞那認為，密爾的作品說服力不強、漏洞百出；曼德斯認為，密爾所主張的理想婚姻并怎么讓人感到輕松舒心；凱恩則認為，密爾面對正在醞釀形成的婦女運動時，表現(xiàn)出的是一種既支持卻又阻礙的行為(Annas,1977;Mendus,1989;Caine,1978)。其他人則持更為肯定的態(tài)度（Tulloch,1989;Shanley,1991;Donner,1993;Mendus,1994）；這是人們在二十世紀末圍繞密爾展開爭論的一個主要議題。

人們除過圍繞密爾的思想進行廣泛地爭論外，還就他做人及生平也展開了廣泛的探討。他在議會的那段經歷為他的人生敘寫了一頁輝煌，還是徒寫了一個敗筆？當公民選舉權得到擴大，使得普選在理論上成為可能的時候，他為什么又放棄了他在威斯敏斯特時期所持的激進立場呢？他究竟是一種什么類型的人呢？密爾的研究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在他那諷刺性文本后面所潛藏的真意；密爾是一位大好人，但萊斯利•斯蒂芬在英國名人詞典中卻是這樣勾畫密爾的：

在我看來，他的情感象女性一樣脆弱；敏感有余而男子漢應有的那種厚重卻嚴重不足……。至少到目前為止，是溫柔謙恭成就了最為杰出的女性，而不是什么創(chuàng)造力。如我所言，密爾的同化能力（powerofassimilation）成就了密爾顯赫聲名。作為教師，誰都期望自己的學生具有極強的接受能力。密爾象女人一樣，以超乎想象的謹持和嚴肅看待周圍的事物，甚至也這樣去看待哲學家們：他完全沒有日常生活所需的幽默；話可能得說得有點不好聽，這是十足的女人氣質(Stephen,1912,p.72)。

古板、冷漠，學究，性冷淡，妻管嚴，自命不凡、缺乏幽默，這就是人們對密爾的寫照。有人可能會對此做出如下解釋，人們一向不大喜歡那些向他們說教布道之人，而密爾無疑正是這樣的道學家和說教者。也有人可能會認為，密爾抱怨英國人不大愿意相信那些聲稱并非出于一己之利而寫作的人。他的這種抱怨沒錯。

更具戲劇性的是，連心理史學也不放過密爾。這方面尤以布魯斯•馬麗詩筆下的密爾為最(Mzalish,1975;Glassman,1985)。密爾在其《自傳》中講述了所受教育對他的壓抑、父子倆緊張而密切的關系，但對他的母親卻始終只字不提。這些敘述授人以柄。格蘭斯曼認為，密爾的成長過程“殘酷而非人化”，“很少有父親會以這樣嚴肅的方式對待自己的孩子”，這使得密爾過著一種“極其不幸的生活”。密爾自陳，當他在翻閱了馬蒙泰爾的《文集》之后，他開始走出開始于1826年的那種精神郁悶。這本書敘述的是，主人公的父親謝世，年幼的他告訴家人“他將成為他們的希望，將為他們提供他們曾經失去的一切”（CW,vol.I,p.145）。密爾被這些文字感動得熱淚盈眶，并從中獲得極大的解脫；他發(fā)現(xiàn)自己的情感并未枯竭。半道出身的弗洛尹德主義者抓住這一點不放，并就此認為，密爾有一種無意識的俄狄浦斯沖動――弒父娶母。相反的觀點則認為，密爾的內心有一種倒置的俄狄浦情結，即幻想著弒母嫁父。我贊同賴安對這兩種“粗俗、無聊”看法的斥蔑：“到目前為止，所有企圖從心理傳記學角度對詹姆斯和斯圖亞特•密爾進行研究的文章是如此的低劣和可笑，以至于人們羞于去閱讀和評論它們”(Ryan,1991,p.121)。但是，除過弗洛尹德式的解釋之外,還有其他幾點爭議：他所受的教育真是那么苦不堪言，非同尋常嗎？他內心的酸楚與情感的創(chuàng)傷影響著他的哲學嗎？

對于密爾的研究來說，最新出現(xiàn)的一個重要問題源于研究思想史中興起的各種新方法。這些方法沿續(xù)著此前曾提到過的“解釋學”轉向。后結構主義提醒人們注意研究語言或話語，以及那些影響著文本理解的思想傳統(tǒng)或范式。J.G.A.皮考可的“古典的共和范式”(clasicalrepublicanparadigm)(Pocock,1975)是應用這一方法進行研究的典型代表。這一方法的流行促使思想史家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什么樣的文本背景塑造了密爾的思想？很顯然，他的《自傳》為人們做出了清晰的回答：發(fā)生在英法兩國的啟蒙運動，并交織和夾雜著邊沁的哲學激進主義和政治經濟學；德國浪漫主義的狂飆突進；現(xiàn)代法國的哲學史和社會學，如圣•西蒙、孔德、基佐和托克維爾等。

這里明顯有一個難題；密爾聲稱，在他看來，邊沁主義的抽象、非歷史模式得到了法國思想家們的校正，并使他本人認識到了歷史的多元性與相對性。他們使他明白，不能抽象地認為民主就是善的：恰當?shù)膯柗☉撌?，什么樣的政治制度適合于處于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地區(qū)。但正如思想史家們所說，這種“歷史的”方法早在十八世紀就成為了蘇格蘭啟蒙運動的思想核心，并展現(xiàn)在密爾少年時期所讀的書本當中。那么密爾為什么要將他自己置身于法國話語的語境當中，而不是英國的話語系統(tǒng)當中呢？據(jù)說原因在于他對英國的話語系統(tǒng)有一種說不清的厭惡，并喜歡將他自己裝扮成為一個局外人；但事實上，作為主宰當時話語的英國輝格黨這一社會歷史和政治背景，對其心靈的塑造更勝于他自己所認定的法國話語(Collini,Winch&Burrow,1983;Burrow,1988)。沿著這一思路，最近出版的大部分著作致力于把密爾與十九世紀知識份子、政治家們的言語對話聯(lián)系在一起；這些知識份子與政治家們通過各種評論性雜志和倫敦的各種俱樂部進行互相交流；利他主義及其道德力量構成了他們討論的主要內容(Collini,1991)。這一方法使得對密爾文本的深入研究成為可能；但也引出新的問題，那就是與密爾本人的自我認識相抵制，因此也面臨著很大的挑戰(zhàn)(Hamburger,1989)。

①本文節(jié)譯自［美］威廉•斯坦福所著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WilliamStafford:JohnStuartMill,MacmillanPressLtd,1998）一書的第一章“生平及榮譽”(LifeandReputation)的后半部分。本文題目為譯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