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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柏拉圖是古希臘著名的哲學家，其美學和文藝學思想體現了古代人對美學和文藝學問題思考和探索的成就，雖然具有唯心主義的成分，但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西方美學和文藝學的重要源頭之一。

［關鍵詞］柏拉圖；詩學；理念說；靈感說

Abstract:Plato,thefamousancientGreekphilosopher,manifestedmankind’sachievementsinreflectionandexplorationofaestheticsandliteratureinancienttimeswithhisaestheticsandliterarythinkings.Thoughhisthinkingsconveysthecompositionofidealism,theyhadafar-reachingimpactonitssuccessorsandbecameoneoftheimportantsourcesoftheUSandWesternaestheticsandliterature.

Keywords:Plato;poetics;ideatheory;inspirationtheory

古代希臘是詩的搖籃，也是詩學理論的發(fā)源地。古希臘神話和史詩不僅構成了希臘早期文學的主要成就，同時也成歐洲乃至整個西方藝術發(fā)展的歷史源頭。正如恩格斯所說，如果沒有希臘文化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歐洲［1］。西方文學藝術發(fā)展的歷史，有力地證實了恩格斯上述論斷的科學性。希臘神話和史詩“不只是希臘藝術的寶庫，而且是它的土壤”。希臘人就是以此為幻想的基礎，進行其最原始意義上的詩歌創(chuàng)造。而作為人類早期意識形態(tài)表征之一的詩學理論，也是對人類早期詩歌的一種總結、提煉和概括。換言之，它是在人類最原始的詩歌藝術的實踐基礎上逐漸萌生和發(fā)展起來的。

一、柏拉圖詩學理論的產生

早在公元前8世紀至7世紀，希臘本土就已經有輝煌燦爛的荷馬史詩和赫西俄德史詩，其中已經有關于詩藝創(chuàng)作中的“靈感說”等理論的萌芽。如荷馬在其史詩中向詩神繆斯發(fā)出呼告，請求其給予人類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的靈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原始靈感與神的昭示具有同等的意義）。他們認為，詩并不真正屬于詩人本身，而是屬于神，詩人的創(chuàng)作必須訴諸諸神的幫助。而在詩的目的方面，古希臘詩人已經涉及詩與娛樂、教育等問題，荷馬認為詩應該給人以快感，讓人從中得到某種歡愉和滿足，赫西俄德則認為詩的主要使命就在于傳達“神的教誨”。古希臘史詩中的那些古老的神話雖然在我們今天看來顯得非常離奇，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即那時的人們已經認識到了詩有特殊神奇的心靈啟迪作用。這些西方人最早關于詩的觀念既是十分原始的，又是很唯心的。

然而到了公元前6世紀，隨著思辨哲學的日益興起，上述這些原始的詩的觀念開始受到沖擊，尤其是哲學影響開始滲透到原始詩藝觀念方面，這就出現了所謂的“詩與哲學之爭”的歷史時代，哲學家們常常從哲學和道德的雙重角度對荷馬史詩提出種種批駁。這些觀點和觀念并不系統(tǒng)，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清楚地看到，早在距今2700年前，西方人就已經有了關于詩學理論的萌芽，正是這些人類早期的詩學理論萌芽，為以后希臘詩學理論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決定性的基礎條件［2］。

古希臘著名的唯心主義詩學家和詩學理論家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正是通過對上述希臘早期詩學理論的萌芽的批判、繼承和改造，從而發(fā)展和確立起來的。盡管這種初創(chuàng)的理論浸透著唯心主義的色彩，但它畢竟以一種獨立的理論形態(tài)登上了詩學理論歷史發(fā)展的舞臺。

二、理念說是柏拉圖詩學理論的基石

談到柏拉圖的詩學理論，就一定要先理清他的哲學思想。柏拉圖（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是古希臘最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他是西方哲學史上第一個創(chuàng)立了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哲學體系的人，這一哲學體系的核心命題是“理念說”。柏拉圖的理念說將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對立起來，認為感性的具體事物不是真實的存在，在感性世界之外還有一個永恒不變的、獨立的、真實存在的理念世界。這明顯帶有目的論的性質。學術界一般認為，柏拉圖的早期對話都是發(fā)揮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例如主要是討論諸如勇敢、正直、友誼、正義等一些屬于倫理、道德范疇等方面的問題。他在《國家篇》中提出了“善的理念”的命題，認為“善的理念”是最高的，是理想世界的太陽，一切美德事物都以達到絕對的美作為自己的目的［3］5。

這樣，在柏拉圖看來，事物的本質屬性不僅在于它們的自然屬性，而且還在于它們自身的功用（即合目的性）。他的理念本身經歷了一個發(fā)展的過程。然而，他始終把善看成是最高的理念，認為唯一的善是一切認識真理的源泉，宇宙最高和最后的目的。各種理念在善的統(tǒng)轄之下，形成了一個有條理、真實的世界，實際上，這個善就是神。

柏拉圖的整個哲學思想的核心是理念，同樣，他的美學思想的核心也是理念。在他看來，只有理念世界才是唯一真實的存在，而物質的感性世界則是不真實的，它充其量不過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已。個別事物的美是相對的，變化不定的，只有美的理念或美本身，才是絕對的，永恒不變的，現實中一切美的事物之所以美，都不過是“分有”了美本身而已［3］6。美本身不能通過感覺器官去感受，只有真正的哲學家憑借其理性、靈魂的“回憶”才能認識。

柏拉圖是西方美學史上最早對美和藝術問題進行哲學思考的人。他早年寫的《大希庇阿斯》就是一篇專門討論美學問題的專論，其他如《伊安》、《高吉阿斯》、《普羅塔哥拉斯》、《會飲》、《斐德若》、《理想國》、《斐利布斯》、《法律》等篇章，也都涉及美學問題。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是他整個美學和文藝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理論與其整個哲學美學思想一樣，散見于上述有關篇章中，其中尤以《理想國》、《伊安》等篇為主。柏拉圖的詩學理論是對古希臘詩學理論萌芽的寶貴發(fā)現和總結，在此基礎上予以批判性地繼承和發(fā)展，并第一次把詩的真實性——靈感說和詩的教育功能問題提到了美學文藝學的高度加以考察和論證。如果說，西方詩學的理論源頭在古代希臘，那么，我們絕對可以這樣說，古代希臘詩學理論的源頭在柏拉圖，是他第一次把對詩的思考提到了哲學的高度或者說納入哲學思辨的軌道［3］22。

三、靈感說是柏拉圖詩學理論的根源

關于詩是怎么產生的這個問題，在柏拉圖之前就已經有人在思考了。上文所提到的荷馬和赫西俄德，他們分別在其史詩中談到繆斯是如何給詩人以心靈的啟示，從而詩人在神的啟示下吟誦出不朽的詩篇。德謨克里特等哲學家在其思想理論中也涉及了詩人作詩與神圣靈感之間的關系，德謨克里特就曾說過一位詩人的熱情并在神圣的靈感之下所作成的一切詩句，當然是美麗的。所謂的“神圣的靈感”就是神的啟示。柏拉圖的詩學基本立場也是由靈感問題入手的。

但他對所謂靈感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種解釋是神靈依附到詩人或藝術家身上，使他處在迷狂狀態(tài)，把靈感輸送給他，暗中操縱他去創(chuàng)作。這個解釋是在最早的一篇對話《伊安》里提出來的。柏拉圖斷定文藝創(chuàng)作并不憑借什么專門技藝知識而是憑借靈感，他認為靈感就像磁石，“凡是高明的詩人，無論在史詩或抒情詩方面，都不是憑技藝來作成他們的優(yōu)美的詩歌，而是因為他們得到靈感，有神力憑附著”［4］56，詩人是神的代言人，神輸送給詩人靈感，又由詩人輾轉輸送給無數的聽眾，正如磁石吸鐵一樣。這樣，柏拉圖就解釋了詩歌何以能引起聽眾的欣賞以及深遠的感染力量。

靈感的第二種解釋是不朽的靈魂從前生帶來的回憶。這個解釋是在《斐德若》篇里提出來的。依柏拉圖的神秘觀點來看，靈魂依附肉體，只是暫時現象，而且是罪孽的懲罰。依附了肉體的靈魂就仿佛蒙上了一層障，失去它原來的純真本色，認識真善美的能力就因此削弱［4］57。但是靈魂在本質上是努力向上的，脫離肉體之后（即死后），它還要飛升到天上神的世界，即真純靈魂的世界。它飛升所達到的境界高低，就要看它努力的大小和修行的深淺。修行深，達到最高境界，它就能掃去一切塵障，如其本然地觀照真實本體，即盡善盡美，永恒普遍的“理式”世界。這樣，到了它再度依附肉體，投到人世生活時，人世事物就使它依稀隱約回憶到它未投生以前在最高境界看到的景象，這就是從摹本回憶到它所根據的藍本（理式）。由摹本回憶到藍本時，它不僅隱約見到“理式”世界的美德景象，而且還隱約追憶到生前觀照那美的景象時所引起的高度喜悅，對這“理式”的影子（例如美人或美的藝術作品）欣喜若狂，油然起眷戀愛慕的情緒。這是一種迷狂狀態(tài)，其實也就是靈感的征候。在這種迷狂狀態(tài)中，靈魂像發(fā)酵似的滋生發(fā)育，向上奮發(fā)。柏拉圖的“第一等人”、“愛智慧者，愛美者，詩神和愛神的頂禮者”都是從這同一根源來的。在柏拉圖的《斐德若》篇和《會飲》篇里，常拿詩和藝術與愛情相提并論，也就是因為無論是文藝還是愛情，都要達到靈魂見到真美的影子時所發(fā)生的迷狂狀態(tài)。

柏拉圖的靈感說實質上是一種非理性的神秘主義詩學觀，它的要害之點是從根本上否認了詩人創(chuàng)作的技巧和詩的真實性，它的最后根據還是希臘神話。按照希臘神話，人的各種技藝如占卜、醫(yī)療、耕種、手工業(yè)等等都是由神發(fā)明的，由神傳授的。每種技藝都有一個負專責的護神，詩歌和藝術的總的最高的護神是阿波羅，下面還有9個女神，叫做繆斯。柏拉圖說文藝須憑神力或靈感，正是肯定希臘神話中的古老的傳說。至于靈魂輪回說本是北方一些宗教中的信仰。

四、柏拉圖對待詩藝的態(tài)度

柏拉圖常說，詩人的藝術在于模仿，他在《蒂邁歐篇》中把詩人稱作“一伙模仿者”。他認為，模仿是文藝的本質，現實世界是對理念世界的模仿，而藝術是對現實世界的模仿，因此正是在這個真正意義上，藝術是模仿的模仿（或者說影子的影子）。不過藝術的模仿只是一種機械的復制，它不帶有任何創(chuàng)造性，且具有迷惑人心的不良作用。因此，柏拉圖對藝術和藝術家是持貶斥和敵視態(tài)度的。

但是他的觀點與前人不盡相同，或者說是與之相反。柏拉圖是從理念論出發(fā)，對唯物主義意義上的藝術模仿給以根本性的否定和拋棄，提出藝術的模仿對象不是自然和現實，而是虛無縹緲的理念，作為文藝重要組成部分的詩藝也是如此。詩歌在柏拉圖的心目中地位十分卑下。按照柏拉圖的模仿理論，我們可以用下面的公式來表述：現實（或自然）是對理念的模仿，而詩則是對現實的模仿，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現實世界（或自然界）是第二性的，后者是對前者的不完全的模仿，詩又是對現實世界的不完全模仿，因此，詩是“摹本的摹本”［4］60，它與真理隔著兩層，更不真實。柏拉圖正是由此否定了詩的真實性和創(chuàng)造性。他認為詩是不真實的，一切詩人都只是模仿者，他們所創(chuàng)作出來的詩，自然就不能給人以真理，此其一；其二，詩與其他文藝一樣，是一種惑亂人心、有傷風化的東西。模仿詩人的作品不但不給人以真理的教導，而且往往給人心種下惡因，迎合人心中的無理性部分，培養(yǎng)人性中的低劣部分，使人失去理智控制，不能達到正義等等。

基于其政治立場，柏拉圖敵視詩人，敵視詩歌藝術，極力主張把詩人與詩一同驅逐出他的那個所謂的“理想國”，并且千方百計設置障礙，對詩模仿的對象提出種種清規(guī)戒律來加以限制和阻撓。他認為，首先，詩應該以統(tǒng)治階級中的上層人物和奴隸主貴族作為模仿的對象，至于一般的下等人，如工匠、船夫、婦女、奴隸，均不能進入詩歌作品；其次，詩歌應模仿那些為奴隸主貴族們所推崇的所謂英勇、寬宏、虔敬和有節(jié)制等品德，而像那些打架爭斗、罵天咒神、喜怒無常一類的卑劣丑惡之事，堅決不準在詩歌中出現；再次，即使是對一些自然景物的描寫，也要以有利于對人的美德的培養(yǎng)為標準。因此，自然界中的有些現象，諸如雷鳴電閃、風吼海嘯、雞飛狗跳等等都應該成為詩歌模仿的大忌［5］517。由這些規(guī)定，我們可以看出，柏拉圖的詩的模仿是維護奴隸主貴族階級利益，鄙視、反對人民大眾的。不過他的詩藝模仿理論也是有矛盾的，他一方面否認詩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又要給詩規(guī)定某種帶有現實主義意義的模仿對象，這可以說是他的模仿理論的一個理論致命傷。

總之，柏拉圖的詩歌模仿理論是以唯心主義的理念為基礎，其中有積極的成分，如他承認詩歌在對客觀現實模仿的同時，作為藝術，它有感化人、教育人的一面；詩歌模仿不是一種盲目行為，而是有鮮明的針對性，以感性的現象世界為對象，這種感性的現象世界不是虛無縹緲的抽象事物，而是很具體的，等等。不過柏拉圖不懂得詩歌通過對其對象現象的描繪，也能揭示其本質這一道理。

盡管柏拉圖敵視詩歌，并給詩的創(chuàng)作設置種種的限制和障礙，他仍然承認詩歌這樣一種藝術在教育方面對人們所起的影響作用，姑且不論其好壞。

第一，詩是一種褻瀆神靈、有傷風化的東西。柏拉圖既是唯心主義哲學的始祖，也是神學論大師，他的靈感說就是一種神性的體現。在柏拉圖哲學中，神是至善至美的，它真實、純一、永恒不朽。神不是萬物的因，而僅僅是一切好事物的因，人間的那些諸如苦難、不幸之類壞事的因皆與神無關，而只是苦難不幸者自身的原因所致［5］596。此外，由于神是一種真實、純一的東西，所以它不會通過變形或降夢等手段來欺騙人類，奴隸主階級的統(tǒng)治是一種神意的象征，它是有賴于神權之助鞏固和行使其統(tǒng)治的。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時時處處不忘宣揚維護神權的重要性。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他反對史詩了，因為在他看來，在荷馬史詩中有不少“褻瀆神靈”的地方，比如神爭吵、妒忌、尋歡作樂等。

第二，詩對英雄名譽有所詆毀。在柏拉圖的道德意識方面，他認為希臘的英雄應該是國家的忠誠衛(wèi)士，他們理應具備正直、勇敢、臨危不亂、自我克制等美德。然而在荷馬史詩中，抹殺了英雄的美德，詆毀了英雄的形象，比如特洛伊戰(zhàn)爭中英雄阿喀琉斯被描寫成性烈如火、兇暴易怒的偏執(zhí)狂，驕傲自大、剛愎自用，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實事求是地講，荷馬對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是比較立體的、多方面的，既有英雄偉大的一面，也看到了他的弱點，比較現實客觀。柏拉圖之所以認為荷馬史詩不好是因為這樣的客觀描寫對奴隸主階級統(tǒng)治不利，他在《理想國》中這樣寫道，像這樣的英雄們也做過同樣的壞事，誰不自寬自解，因為自己的壞事可以原諒呢？所以我們必須禁止這類故事，免得青年人聽到容易做壞事。

第三，詩有某種審美快感與社會效用。在詩有潛移默化影響這一點上，柏拉圖的立場是自相矛盾的。他一方面站在某種維護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主張要將詩人和詩驅逐出他的“理想國”，另一方面又聲稱允許其回來，只是有一個條件，那就是詩人所作的那些詩不僅能引起快感，而且對于國家和人生都有效用。他說：如果證明了詩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用的，我們也就可以得到益處了。柏拉圖在這里提出了一個詩的快感和效用統(tǒng)一的標準問題，他不否認作為藝術的詩必須具有審美意義上的令人愉悅的作用，但他更強調的是它的社會效用，如果只有前者沒有后者，這樣的詩在柏拉圖看來是不良的藝術，它就被拒斥于“理想國”之門外。

五、后記

柏拉圖詩學理論的產生和形成是由其所處的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所決定的。柏拉圖本人生活在希臘歷史的大動蕩、大轉折時代。當時的希臘奴隸主貴族隨著民主派的日益興起而開始走向衰落，學術上的派別應運而生。這些新派學說普遍對原來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觀念、法制制度以及風習等持否定和排斥的態(tài)度，并提出“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口號，這對當時雅典的統(tǒng)治者無疑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柏拉圖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現實面前站出來，為沒落階級辯護的“忠實勇敢者”，他的詩學理論是他的整個哲學觀和文藝觀的一個重要部分，他重視詩歌，認為詩歌必須服從政治，必須服從理想國的利益。同時，柏拉圖的詩學理論帶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反動性，特別是他的靈感說為以后的頹廢主義埋下了種子，成為后世天才論和唯心主義創(chuàng)作理論的基礎。但不管怎么說，他的詩學理論開創(chuàng)了西方詩學理論的先河，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合理因素，也正是由于柏拉圖詩學理論的復雜性結構，給后世造成了比較深遠和復雜的影響，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就是在對他的唯心主義詩學理論批判的基礎上，建立起現實主義的詩學理論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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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恩格斯.反杜林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0.

［2］北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史教研室.古希臘羅馬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53.

［3］程孟輝.西方美學擷珍［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4］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5］柏拉圖.理想國［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