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情消解西美爾貨幣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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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前我們的里，“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似乎愈演愈烈。別的不說，即便在被看作人類文明圣殿的大學校園里，在這本該是詩情薈萃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里，又還剩下多少詩情呢？

早年，文學史中記載下的那些文學的精靈、詩歌的魂魄，如沈從文、朱自清、郁達夫、徐志摩，其實又都是大學的教授，或北京大學的教授，或南京大學的教授，或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的教授……他們一邊做教授，一邊也寫詩，寫詩一般的散文、詩一般的小說，從他們的傳記看，他們個人的生活也幾近于一首情深意濃的詩。那時，即使在兵荒馬亂、顛沛流離的西南聯(lián)大的日常生活中，也仍然不乏詩的激情、詩的意緒。而在現(xiàn)在的大學里，起碼在我曾經(jīng)工作過的一些大學里，“詩人教授”已經(jīng)絕跡，校園詩情越來越稀少淡薄。

眼下，在號稱文學殿堂的大學文學院、中文系里，詩情沒有了，詩歌沒有了，詩人沒有了。時值歲尾，我突然發(fā)現(xiàn)，充塞在我們?nèi)粘Ｉ钪械?，竟然是層出不窮的數(shù)字和表格：年度教學工作量統(tǒng)計表、年度科研工作量統(tǒng)計表、年度崗位聘任考核表、博士指導教師簡況表、科研項目進度表、橫向科研調(diào)查表、國內(nèi)外學術(shù)活動登記表、獲獎登記表……和朱自清、徐志摩們相比，別的我們比不上；但我們一年里填寫的表格，他們一輩子恐怕也不曾填過。

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詩歌”變成了“表格”。

“表格”，不可小覷。我想起了兩位朋友的遭遇。

一位是較我年輕一些的朋友，寫詩，寫詩評，也從事中外詩學的比較，在中國當代詩歌界擁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個學術(shù)會議上發(fā)言，只講了30分鐘，一些名牌大學的研究生聽完之后竟感慨地說：“三年研究生白讀了！”就這樣一位“詩人學者”，卻遲遲不能解決“教授”職稱，更當不上“博士導師”。原因是，他的那些詩歌和隨筆式的詩評上不了“權(quán)威刊物”，他的那些獨辟蹊徑的詩學研究總也拿不到“國家項目”，因此也就總填不滿教授、導師的“評審表格”。

一位是較我年長一些、已經(jīng)年逾花甲的朋友，她以當代作家批評，尤其是女性文學批評享譽國內(nèi)文壇，并且有幸早早躋身“教授”、“博導”行列，為她所服務的那所大學做出了杰出貢獻。去年，由于年度工作量統(tǒng)計表上的某些數(shù)字不足，其本來已經(jīng)相當微薄的“崗位津貼”立馬被扣除1/3，真是“宰你沒商量”！現(xiàn)任校長是她教出來的學生，面對那一張數(shù)字不足的“表格”，也愛莫能助。

“表格”，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文學生涯中，竟是如此的至高無上，如此的冷漠無情，如此的斤斤計較。一方面它成功地阻止了詩情畫意往高等的流入，一方面它也有效地窒息了詩情畫意在大學校園的萌生。于是，即使在大學的文學院系里，也不再會生長詩人和詩情。

“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也曾經(jīng)是前《上海文學》雜志的主編、現(xiàn)上海大學教授蔡翔先生的一部著作的書名。蔡先生以充分的事例，論述了從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中國文學如何迅速地由寫“大河”、“林莽”、“黑駿馬”轉(zhuǎn)換到寫“青菜”、“豆腐”、“蜂窩煤”。他認為“日常生活中詩情的消解”是一種“文化的困窘和精神的退化”，是“理想主義的受挫和烏托邦激情的衰落”。

我想，蔡翔先生說得不錯，理想的破滅和激情的頹敗是事實，但或許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民間，比起“吃糠咽菜”的生活來，“青菜豆腐”有時也會成為一種理想和激情；此類理想和激情也還會推動生產(chǎn)力的、社會的進步、民眾日常生活水平的提高，青菜、豆腐、蜂窩煤很快就會變成牛奶、面包、手機、電腦。但是，從已經(jīng)開始普及的牛奶和手機中，仍然看不到一絲一毫詩意充盈、文學繁榮的跡象。

責任恐怕也不僅僅在于作家們一廂情愿的選擇。任何選擇，必然是在一定背景、社會環(huán)境之中的選擇?！昂蔑L憑借力”，時轉(zhuǎn)運來，“一地雞毛”也可以“平步青云”；“時不利兮騅不逝”，西楚霸王也無計可施，于是，張承志們的“英雄路”上就不能不是一片滿目凄涼的“荒蕪”。

在于，為什么在短短的幾年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國的文壇會呈現(xiàn)出如此突兀的轉(zhuǎn)折？而這又恰恰正是中國開始啟動市場、國民的錢包，包括大學教授們的錢包開始鼓脹起來的同一時刻。問題究竟在哪里？難道“生活中的詩情”與“市場”、“金錢”之間真的還存在著一個“不相容原理”？

我記得很早以前有一個說法：“少女可以歌頌她失去的愛情，財主卻無法歌頌他失去的金錢”，這算不上文學，但是，在世界的文學名著之林中，倒真是很少有以歌頌市場和貨幣為題材的作品，德萊賽的《家》寫了市場和貨幣，但市場和貨幣并沒有取得正面的意義。電視劇《大宅門》寫了中國醫(yī)藥商人們的悲歡離合，但并沒有真的去寫市場和貨幣，其賣點還在七爺白景琦那豐富而又混亂的男女關系。

從另一方面講，市場和貨幣也從來不理會文學的詩情畫意。自19世紀以來，在所謂“批判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一浪高似一浪的批判、討伐聲中，市場的開拓與貨幣的增殖所向披靡，反倒把文學完全地擠兌出局，現(xiàn)在，連摘取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品也很少有人問津。在任何一個城市，走上街頭看一看，銀行不但比書店多，比廁所也多。我們現(xiàn)在能夠看到的唯一景象，是文學向金錢（即所謂的“暢銷”、“票房”）的妥協(xié)、臣服、倒戈、寄生。

那么，金錢，或者貨幣究竟又是什么呢？

這個問題也已經(jīng)越來越不好捉摸，在以往的社會里，貨幣可以是金條、銀錠、銅板，更早一些還可能是石頭、貝殼、牲畜、布帛，后來就統(tǒng)統(tǒng)變成了紙幣或支票，現(xiàn)在則更進了一步，連紙也不紙了，變成了“錢包”，那其實就是“卡”上的一串或長或短的數(shù)字。然而，你如果擁有了這串足夠的數(shù)字，你別的什么都不必費心，您就可以擁有你想要擁有的一切東西。

在當前社會里，貨幣正在奠定它在人類社會中從未有過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如果說在以往的社會中，貨幣之上還有皇帝、總統(tǒng)、國家、政府，那么新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學家已經(jīng)在勸說國家、政府進一步減少對于國計民生的干預，讓銀行取代政府，讓貨幣自行其事，以貨幣的流通操縱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

在以前的那些社會形態(tài)中，金錢的地位固然也很重要，即所謂“一分錢難倒英雄漢”，上也曾上演過“秦瓊賣馬”、“楊志賣刀”、“楊白勞賣閨女”那樣凄涼又悲慘的故事。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貨幣的價值成了唯一的價值，在人們的內(nèi)心，“貨幣從一種純粹的手段和前提條件成長為最終的目的”。金錢，或者說金融，已經(jīng)完全支配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及全部進程。

用齊奧爾格•西美爾（georgsimmel，1858—1918）的話說：“金錢成了現(xiàn)代社會的語法形式?！?/p>

西美爾的深刻，在于他從一開始就憑自己的直覺洞悉到貨幣在現(xiàn)代社會的地位和意義，并且從的、心理社會學的乃至美學的意義上做出了解釋。

與馬克斯•舍勒一樣，西美爾也是最近幾年來才被介紹到中國學術(shù)界的一位德國哲學家。在當時的德國學術(shù)界和教育界，西美爾也是一個“另類”。作為一個哲學家，他研究的課題大都比較奇特，如飲食、交際、性別、、冒險、憂郁、奢侈、膩煩、招魂術(shù)、貿(mào)易展等，以及選擇心、文化學的視野研究貨幣。他的著述多為率性之作、隨筆文體，不合高等學府的學術(shù)規(guī)范，因此他始終申請不到一個“教授”的位置，只能在柏林大學做一個“編外講師”。將近一個世紀過后，人們才漸漸發(fā)現(xiàn)，在對于資本主義的學術(shù)探討中，沒有人能夠繞過這個“編外講師”，人們甚至把他看作是與“革命的馬克思”、“保守的韋伯”鼎足而立的第三勢力，一些名聲比他大得多的哲學家，如盧卡契、布洛赫、舍勒、本雅明，都直接受到過他的。國內(nèi)目前僅只有四種西美爾的翻譯著作刊行，即《橋與門》（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1版）、《金錢、性別、現(xiàn)代生活風格》（學林出版社2000版）、《的哲學》（文化出版社2001版）、《貨幣哲學》（華夏出版社2002版），西美爾是用一種“悲觀主義”的、“寂靜主義”的、“審美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姿態(tài)從事他的文化哲學研究的，因此，他的文字就更容易引起我的共鳴。

與以往的一些經(jīng)濟學家不同，在西美爾看來，現(xiàn)代的貨幣體制是絕對理智的、邏輯的、運算的，以貨幣為核心的“市場經(jīng)濟”推崇并強化的心理能量是理智和算計，現(xiàn)代精神變得越來越精于算計，而不是傳統(tǒng)社會所推重的血統(tǒng)、情感和意愿。西美爾說：“現(xiàn)代風格的理性主義特征顯然受到了貨幣制度的影響”：

現(xiàn)代人用以對付世界，用以調(diào)整其內(nèi)在的——個人的和社會的——關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稱作為算計（calculative）功能。這些功能的認知理念是把世界設想成一個巨大的算術(shù)題，把發(fā)生的事件和事物質(zhì)的規(guī)定性當成一個數(shù)字系統(tǒng)。[1]

我們時代的這種心理特點與古代更加易于沖動的、不顧一切的、更受情緒影響的性格針鋒相對，在我看來它與貨幣經(jīng)濟又有非常緊密的因果關系。貨幣經(jīng)濟迫使我們在日常事務處理中必須不斷地進行數(shù)學。許多人的生活充斥著這種對質(zhì)的價值進行評估、盤算、算計，并把他們簡化成量的價值的行為。貨幣估算的闖入，教導人們對每一種價值錙銖必較，從而迫使一種更高的精確性和界限的明確性進入生活……雖然它們對生活方式的高尚風格的形成并無補益。[2]

讀了這段話，我們大概可以明白了，我們之所以沒完沒了地填表，原來是由于一種量化的、算計性的東西進入了我們的校園生活，進入到我們的文學院和中文系。表格后面是貨幣，是一種貨幣制度，教授及其學術(shù)生涯都已經(jīng)通過那些“表格”被裝進了貨幣經(jīng)濟的天羅地網(wǎng)。在貨幣體制嚴格管理下的校園里，詩情難以再呼吸到鮮活的空氣，詩人終于成了明日黃花。

西美爾的貨幣哲學還認為，金錢無特性，貨幣夷平了差異，“金錢的權(quán)力產(chǎn)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無法比擬的擴張，這種擴張給生活中最針鋒相對的趨勢以同等的權(quán)利”。[3]“貨幣本身是對事務價值關系的機械反映，對任何人的用處都一樣，因此，在金錢交易中人人的價值相等”，——就像金錢在妓女那里夷平了嫖客們的價值一樣，你不能說我是文藝學教授，我少付一點錢吧。在古代的李香君那里或許還可以通融，在市場經(jīng)濟已經(jīng)深入人心的今天，妓女行列中不再生長李香君——“這不是因為人人都有價值，而是因為除了錢別的都毫無價值?！盵4]“貨幣通過其廣泛的影響，通過把萬事萬物化約為一種相同的價值標準，它拉平了無數(shù)的上下變動，取消了遠近親疏……”[5]在成熟的、嚴格的貨幣體制下，“合并成生活形式的精確性與準確性的相同因素已經(jīng)相互融合，成就了一種最缺少個人色彩的結(jié)構(gòu)”。[6]

早先，人們喜歡說金錢是污濁的、血腥的、骯臟的。在西美爾看來，金錢恰恰是純凈的、透明的，像蒸餾水一樣。金錢不但自己沒有特性，它甚至還具有清洗事物特性的功能。商業(yè)社會中的人相信，一切事物，都可以在貨幣那里找到其對應的確切價值。凡是不能被貨幣價值加以表達的那些東西，包括人們心靈深處那些豐富細微、靈動奧妙的東西，都會被貨幣價值干干凈凈地過濾掉。西美爾說貨幣可以“洗心”，在當代社會中，人心已經(jīng)“匯入貨幣的大?！保皬呢泿诺拇蠛Ｖ辛鞒龅臇|西也不再帶有流入的東西的特點”，[7]經(jīng)過貨幣洗禮的心靈再也不會是原來的心靈了。

總之，在現(xiàn)代社會里，貨幣的價值體系與其他形形色色的價值體系相比，它是“非人格”的、“無色彩”的、“平面化”的、“齊一化”的。

相對于事務廣泛的多樣性，貨幣上升到了一種抽象的高度；它成為一個中心，那些最為對立者、最為相異者和最為疏遠者都在貨幣這里找到了它們的公約數(shù)……因此，貨幣事實上提供了一種凌駕于特殊性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及對其無所不能的信心。[8]

就這一點，貨幣成了上帝，一種無形無跡卻又無處不在的統(tǒng)攝力量。西美爾說，“正是因為這種非人格性和無色彩性，這種無特性，貨幣才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9]在當下社會里，貨幣正是憑借著它的“非人格”、“無個性”才勢如破竹地取代其他的一切價值；但也正因為如此，被貨幣占領的人類的生活界也越來越變得“非人格”、“無色彩”。金錢的法則與詩情的法則相對立，詩情的法則屈服于貨幣的法則，西美爾認為這就“可以說明為什么一個具有純粹審美態(tài)度的個性人物會對現(xiàn)代深感絕望”。[10]西美爾在他的《貨幣哲學》一書中還多次悲哀地指出：個體文化中的靈性、精致和理想正在日益萎縮，現(xiàn)代貨幣制度下，再也容不得一個尼采，甚至也容不下一個歌德。

感性、情感、直覺、個性、人格色彩、獨創(chuàng)精神以及心靈深處那些幽微奇妙的震顫悸動，該是文學之所以是文學、詩歌之所以是詩歌的基本的、內(nèi)在的屬性，或者套用一下佛家的用語，即詩的“自性”。在現(xiàn)代社會里，一個強大而又嚴密的貨幣體制從釜底抽薪，抽去了文學和詩歌的賴以是其所是的“自性”，詩歌的生命枯萎了，這很可能是詩情在當代日常生活中漸漸消解的更為深刻的原因。

時展了，社會進步了，文學藝術(shù)反而趨向于消亡——這是黑格爾當年做出的一個判斷，曾被稱作文藝美學中的“黑格爾難題”。

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消解的不僅是詩詞這種文體的形式，還有生活中的那種“詩情畫意”。在黑格爾看來，詩情在人類現(xiàn)代社會（他稱作“市民社會”）的消解，是由于理性取代了感性、取代了蒙昧的結(jié)果。這里，盡管黑格爾對于“科學”、“理性”的理解以及對文學藝術(shù)的理解存有自己的局限和偏見，但他對文學藝術(shù)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命運的判斷大抵不錯。

在文學藝術(shù)與科學技術(shù)的第一輪較量中，正如同黑格爾預言的那樣，文學藝術(shù)已經(jīng)失敗。用西美爾的話說則是：“個人文化之發(fā)展遠遠滯后于物質(zhì)文化的進展。”[11]

海德格爾不甘于這一失敗，曾寄希望于“貧乏時代的詩人”。然而，直到21世紀降臨，詩人們并沒有能夠挽救時代的精神的貧乏，也未能給生活注入更多的詩意。繼科學技術(shù)對人類日常生活的“框定”之后，貨幣——而且是在微電子技術(shù)裝備之下的貨幣——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平面化”、“齊一化”，將進一步有效地清洗掉人間殘留的任何詩情。

拯救的希望或許還會存在，那該是在“貨幣體制外求生存的詩人”，還有，從貨幣網(wǎng)羅中突圍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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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g•西美爾：《貨幣》，第358頁，華夏出版社2002版。

[2]同上書第359頁，并參照了劉小楓編譯的g•西美爾：《金錢、性別、生活風格》，第39頁，學林出版社2000版。

[3][德]g•西美爾：《金錢、性別、現(xiàn)代生活風格》，第33頁，學林出版社2000版。

[4]同注1，第348頁。

[5]同注1，第404頁。

[6][德]g•西美爾：《的哲學》，第190頁，文化出版社2001版。

[7]同注3，第15頁。

[8]同注1，第166頁。

[9]同注3，第3頁。

[10]同注3，第73頁。

[11]同注1，第4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