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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tǒng)。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gòu)以結(jié)構(gòu)主義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譯論以及構(gòu)成其哲學基礎(chǔ)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guī)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zhì)疑。

關(guān)鍵詞：視界融合；讀者中心論；女性主義；翻譯理論；影響

一、引言

女性主義思潮發(fā)源于18世紀的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feminism），以社會性別論，或社會性別差異論（gendertheory）為其理論基石（鮑曉蘭，1995：1-18）。女性主義在其發(fā)展過程中受到了解構(gòu)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學等現(xiàn)論的影響，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將這些影響折射到了翻譯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觀是從女性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其理論功用主要為女性服務(wù)，即在翻譯中盡量“使女性在語言中顯現(xiàn)，從而讓世人看見和聽見女人”（Simon，1996：20）。

意義問題自20世紀以來，一直是人文科學所關(guān)注的熱點之一。其中，關(guān)于意義的生成、確立、解讀以及意義的不確定性、多元性等問題的探討與翻譯研究密切相關(guān)（劉云虹,2002）。而在對翻譯文本中意義的闡釋過程中，現(xiàn)代闡釋學與接受美學為意義的多層次、多角度彰顯提供了理論立足點。

而本文重點探討現(xiàn)代闡釋學中伽達默爾的“視界融合”、接受美學中姚斯的“讀者中心論”對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影響,并對其理論指導下文本意義話語空間的有力拓展。

二、當代女性主義翻譯理論

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目的是，堅決反對在文學作品中將女性置于社會下層，并將翻譯附屬于文學的哲學傳統(tǒng)。為此，女性主義必須探討翻譯是如何被“女性化”的過程，解構(gòu)以結(jié)構(gòu)主義為基礎(chǔ)的傳統(tǒng)譯論以及構(gòu)成其哲學基礎(chǔ)的性別邏輯，因此對翻譯的性別角色，對規(guī)定性的“忠實”倫理以及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質(zhì)疑。女性主義認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譯作，語言反映性別歧視的現(xiàn)實，并且強化了性別歧視，翻譯不是一種機械的語言轉(zhuǎn)換，而是一種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協(xié)調(diào)的創(chuàng)造性活動（張景華，2004）。

女性主義翻譯觀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ak,L.Chamberlain,B.Godard,S.Lotbiniere-Hawood等。她們的觀點主要有：（1）消除翻譯研究和翻譯實踐中對女性的歧視；（2）重新界定譯作和原作的關(guān)系，譯文與原文應(yīng)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譯不單是具體的語言“技巧”問題，還應(yīng)包括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諸多問題（蔣驍華，2003）。

女性主義者對一系列翻譯理論基本問題都有自己的闡釋。概括起來，大致是：（1）翻譯哲學：突破（傳統(tǒng)翻譯理論的）二元對立思維；（2）翻譯標準：符合女性主義要求；（3）翻譯目的：延展女性話語權(quán)；（4）翻譯策略：盡量讓女性在語言中顯現(xiàn)；（5）翻譯方法：以女性主義方式改寫原文；（6）譯者的地位：與作者平等；（7）譯文與原文的關(guān)系：平等互補，等等（Simon,1996:1-38）。

三、“視界融合”與“讀者中心論”

（一）現(xiàn)代闡釋學：“視界融合”

“視界”（Horizon）可以譯作視野、視閾、視界，意指“看”的區(qū)域，包括人從某個立足點出發(fā)所能看到的一切。伽達默爾從哲學上賦予了這個概念以新的含義。首先，視界的基礎(chǔ)是歷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這種歷史性的視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歷史流傳物，即歷史文本的意義。其次更重要的是，視界不是封閉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時間中進行交流的“場所”。因此，視界是不斷地運動的，當這一視界與其他視界相遇、交融時，便形成了新的理解，這就是“視界融合”。所以他說：“人類此在的歷史運動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絕對立足點限制，因而它也從不會具有一種真正封閉的視界。視界其實就是我們活動于其中并且與我們一切活動的東西。視界對于活動的人來說總是變化的。所以，一切人類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傳統(tǒng)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過去視界，總是已經(jīng)處于運動之中了?！保ㄙみ_默爾：1999）這就是說，不僅我們現(xiàn)在的視界而且過去歷史的視界都是開放的和變化的，它們處在一種視界融合的過程之中，于是過去和現(xiàn)在、主體和客體、自我與他者都融為了一體，構(gòu)成了一個無限的、開放的統(tǒng)一的整體。

在此基礎(chǔ)上，我們做出進一步具體的闡述，理解是以歷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無論是理解的主體——理解者，還是理解的客體——文本，都是歷史地存在的。兩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視界。視界指的是理解的起點、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總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視界，而理解者具有現(xiàn)今的具體時代氛圍中形成的視者。兩種視界之間存在著各種差距，這種由時間間距和歷史情景變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無法消除的。伽達默爾主張，應(yīng)在理解過程中，將兩種視界交融在一起，達到“視界融合”，從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對象都超越原來的視界，達到一個全新的視界，視界融合的過程也是視界碰撞的過程，這一過程不是用一種視界代替另一種視界，而是必定同時包括兩者的差異和交互作用（張德讓，2001）。

女性主義使我們發(fā)現(xiàn)翻譯是歷史、文化、意義等各種差異碰撞和交鋒的場所，我們將此理論應(yīng)用到女性主義翻譯理論的闡釋上，則可對女性主義翻譯者的翻譯觀進行深刻細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

接受美學確立了讀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評、巴黎結(jié)構(gòu)主義的本文中心論相對，接受美學提出讀者中心論。在他們看來，創(chuàng)作作品既非文學活動的終點，也非文學活動的目的。相反，作品總是為讀者而創(chuàng)作，文學的唯一對象是讀者。未被閱讀的作品僅僅是一種“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閱讀過程中才能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學并不是一種“自在之物”，而是“為他之物”，因此，閱讀活動是將作品從靜態(tài)的物質(zhì)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

也就是說，在作者—作品—讀者的三角關(guān)系中，讀者絕不僅僅是被動的部分，或者僅僅作出一種反應(yīng)。相反，它自身就是歷史的一個能動的構(gòu)成。一部文學作品的歷史生命如果沒有接受者的積極參與必將走向死亡。因為只有通過讀者的傳遞過程，作品才進入一種連續(xù)性變化的經(jīng)驗視野之中。也就是說，只有通過讀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豐富和充實、展示其價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一）現(xiàn)代闡釋學：“視界融合”拓展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在”視界融合”的理論下,接受者通過”期待視野”在閱讀和詮釋中,過濾掉自身不需要的東西,改造異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與自身價值觀相結(jié)合的部分。譯者原有“視閾”決定了他的“不見”與“洞見”，決定了他將另一種文化如何選擇、如何切割，然后又決定了他如何對其認知和解釋（樂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義翻譯策略上，譯者極力提倡“重寫”（rewriting），要求對翻譯文本進行以女性主義為價值取向的干預和改寫，極大地拓展了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女性主義者一般通過三種翻譯策略完成其“重寫”過程：

第一是“補償”（supplementing），指對源語與目的語之間的差異進行補充，在補償過程中，譯者基于自己性別立場或信仰對文本進行創(chuàng)造性的改寫。第二是通過“前言”和“腳注”對文本進行干預。女性主義譯者常用前言來解釋原作的主旨，說明自己選材和翻譯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譯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義譯者根據(jù)自己的喜好或主觀意圖，對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義的觀點進行改寫。

讓伽達默爾的“視界”（“先見”）挑戰(zhàn)我們的“視界”（“先見”），讓我們與伽達默爾的文本在雙方“視界融合”的游戲之中“忘乎所以”。這或許是我們對伽達默爾最好的紀念。

（二）接受美學：“讀者中心論”奠定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文本意義的話語空間

讀者閱讀活動中所伴隨的理解是將作品從靜態(tài)的物質(zhì)符號中解放出來，還原為鮮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徑。譯者作為讀者在接受作品過程中的主觀能動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從而在接受活動中居于中心地位（劉云虹，2002）；其對文學作品作出積極的反應(yīng)及參與，并將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帶給其他讀者。使原文—譯文的關(guān)系轉(zhuǎn)化為作者—讀者（譯者）—讀者（譯文的讀者）之間的互動存在。

“我的翻譯實踐是一項政治活動，目的是使語言替女人說話”（Gauvin,1989:9)。女性主義翻譯理論是讓讀者傾聽到女性獨立、自強的聲音，讓語言及作品起到積極地干預意義創(chuàng)造的作用，操縱文本，運用語言對文化，對受眾進行干預。在這里，“讀者中心論”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體現(xiàn)，“讀者中心論”成為女性主義譯者的理論基石之一。

五、結(jié)語

認知型的“鏡”式的翻譯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實現(xiàn)的是對作為翻譯對象的原文意義的符合，而主體性的“燈”式翻譯則是精神內(nèi)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觀照的是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義（劉華文，2002）。

女性主義翻譯觀打破了傳統(tǒng)翻譯觀對意義闡釋的封閉性與靜止性，揭示出翻譯活動并不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上去操作的，譯者積極地發(fā)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用譯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復雜的“精神國度”，通過翻譯活動為爭取女性的政治權(quán)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譯者和譯作的地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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