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研究何以在文學研究中出現(xiàn)

就文化研究本身來說，它的發(fā)展源自于傳統(tǒng)的英國文學，二十世紀初，英國的文學研究界被“利維斯主義”統(tǒng)領，這一學派主張文化指的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經(jīng)典文學和藝術。至五十年代，由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雷蒙•威廉斯（R.Williams）對工人階級生活的關注，提出了：“‘文化研究’作為新的研究方向，有著直接的反學科動機：一方面要與過去以細讀文學文本為衷心地舊文學學科決裂，另一方面還要與堅持經(jīng)濟化約論的庸俗馬克思主義學說決裂?！蔽幕芯吭诰攀甏杆龠M入學術前沿，引領文學研究的風潮，隨著大眾文化地位的日益提升，原有的學科界線被打破，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之間的界線也愈見模糊。英國的“伯明翰學派”被公認為當代文化研究的起點，同時我們也需注意到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理論起點就在于它的文學研究，另外，伯明翰學派的著名學者在進行文化研究的過程中沒有排斥文學研究，反而有利于擴大文學研究的范圍，所以，從另一個方面上“文化研究的一些理論是方法完全可以引進文學研究；文學批評從傳統(tǒng)的詩學研究走向開放的文化研究也是可行的，其前景應該是廣闊的?！庇纱丝芍?，文學研究與文化研究并不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是相互依頓，相互促進。

二、文化研究會導致經(jīng)典文學的毀滅？

由于文化研究是隨著當代的各種新興的大眾文化而興起的，面向的研究對象也多是精英文化、經(jīng)典文學范圍之外的邊緣文化，隨著時代的變化，伴隨著人們成長的已經(jīng)不僅是書本讀物，更為廣泛的是電視、電影、網(wǎng)絡。我們不禁扼腕，難道時代必然要使文化研究將經(jīng)典文學逐出研究范圍么？首先，文化研究脫胎于經(jīng)典文學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化研究便伴隨著利維斯主義的產(chǎn)生而出現(xiàn)，作為一個跨越多種學科、文化、藝術門類的研究領域，“文化研究一開始的出發(fā)點就是開列一個經(jīng)典作家及其作品的名單，試圖以經(jīng)典文學來向讀者大眾進行啟蒙，以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水平?！庇纱说弥?，文化研究興起的初衷是為了普及經(jīng)典文化，促進經(jīng)典文化在大眾中的發(fā)展進程。其次，文學研究（包括經(jīng)典文學研究）只是現(xiàn)在文化研究的一個方面，關于文學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關系，卡勒說“文化研究包括并涵蓋了文學研究，它把文學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實踐去考察?！痹陉P于是何種類型的包括中，卡勒又進行了分析，我們這里暫且不論。由以上兩點我們得知，文化研究脫胎于文學研究，從文學研究中生成，后來又由于文化研究自身疆界的不斷擴大從而使文學研究只是屬于自身的一個方面，所以二者之間不存在完全的對立，反而是相互依托、相互促進的。對于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造成的沖擊極具毀滅性這一點來說是不成立的。再次，文化研究拓寬了文學研究的范圍，為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和方法。文化是理論的實踐，又由于文化研究本身不是一個可以界定的學科，所以，當今中國的文化研究大致包含有“后現(xiàn)代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女性主義批評、大眾文化研究、消費文化研究等等?！闭驗槲幕芯亢w了眾多的學術領域，有著多種理論的支持，當應用到文學研究中時，便可以有多樣的視角和維度。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可以作為文學研究的一種方法，稱作“文學的文化研究”，而且，這只是文學研究方法的一種。朱壽桐指出“作為方法論的文化研究其實不過是文學研究所不可缺少的一路，或許是文學研究歷史中固有的一環(huán)，甚至可能是最為基本的一環(huán)?！睂τ谖膶W研究來說，文化研究是研究文學現(xiàn)象和內涵的一種基本方法。我們可以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來研究經(jīng)典文學作品，有新的研究方法的介入，必然會給文學研究帶來新的研究領域，從來能夠促進文學研究的多方面、全方位發(fā)展。文化研究的這一點又帶動了文學研究的發(fā)展，更有利于經(jīng)典文學的發(fā)展。

作者：畢慧婷單位：山東大學文藝美學研究中心

一、后殖民時代英國文學研究困境的成因

后殖民時代英國文學研究困境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其發(fā)展的形勢是由多種原因推動而構成的。

（一）殖民時代的血腥工業(yè)時代

由于資本積累的需要，殖民主義隨之成為西方世界普遍認同的一種積累財富的手段。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不少文學作品都對殖民主義的行為進行粉飾，甚至于為殖民主義搖旗吶喊。然而在今天，以世界的眼光來看，殖民主義是一種對落后國家人民的血腥壓榨，但是從某些“精英”們的眼光來看，這種行為卻是合理合法的。因此，在后殖民主義時代，不少“精英”仍然堅信，只有“殖民主義”才能推動國家迅速發(fā)展，因此，這些“精英”選擇了各種方法為新時代的“殖民主義”搖旗吶喊，而英國文學就成為了他們最喜歡的一種方法。因為通過文學將自己的思想進行傳播，不僅具有隱蔽性的特征，而且能夠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他們的觀點，從而實現(xiàn)“殖民主義”思想傳播的目的。因此，這些“精英”往往不希望重提“殖民時代”的英國文學去喚醒人們的警惕，更遑論對英國文學的研究了。

（二）左派文人的批判

由于在后殖民主義時代，英國都以隱蔽的方式對落后國家進行新型的“殖民主義”。為迎合這種政治上的需要，不少英國的御用文人們也將開始為“殖民時代”的行為作出各種冠冕堂皇的解釋。例如，著名的文學研究學者雷蒙•威廉斯就仔細研究過英國文學研究傳統(tǒng)的形成史，論證了這一傳統(tǒng)緊抓不放的文化與資本主義現(xiàn)代文明嬗變之間的鴻溝。盡管不少反對者爭相駁斥此類觀點，但是依舊有不少英國學者對該類英國文學出現(xiàn)困境的緣由深信不疑。這就使得不少英國學者認為對殖民時代的英國文學研究已經(jīng)可以畫上句號，從而在思想上禁錮了其研究英國文學的動力。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更是形成了“理論爆炸”：結構、后結構、解構、后殖民、新歷史等主義紛至沓來。西方文學研究總體思路由此發(fā)生轉向。文學作品也不再被認為是已完成的、等待研究者揭示“作者意圖”的作品，而是被看作需要文學批評行為積極參與的意義建構過程。從這一意義上來說，“理論熱”浪潮中興起的各種理論都深受解構思想的影響，是對傳統(tǒng)批評思路，尤其是人文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強烈反撥，為文學批評提供了多而新的視角，對于解除我國美國文學研究中以意識形態(tài)為先導的僵化模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催生了大量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但在譯介使用這些理論時，也出現(xiàn)了一種不好的傾向：有些研究者被新穎的批評話語所吞噬，喪失了獨立判斷，非但沒有對文學作品做鞭辟入里的解析；反而仿佛是在用文學作品對某種理論的有效性進行論證，將文學批評降格為理論的注腳。文論的極度膨脹擠占了文學性的空間，文學批評也由此喪失了剔骨吸髓的明晰感和鞭辟入里的深刻度，所得結論往往是只要熟知理論就能想到的泛泛之談。這一現(xiàn)象在某種程度上也說明了文學沒落的重要原因：花樣繁多的新潮理論逐步掏空了文學所能指涉的“真實”。誠如耶魯大學的斯各爾斯教授所言，近年來，“我們聽任自己被人說服，接受了所謂談論‘真實’是不可能的說法”，致使文學“淪落”為與時尚、肢體語言等其它符號系統(tǒng)同質的材料。

“理論熱”后期，理論演化為自成一體的語言體系、晦澀難懂，甚至成了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文字游戲，不僅嚴重背離了將文學評論的焦點引回文本的初衷，而且還走入了理論的虛無，使得美國文學研究不得不再次呼吁“回歸文本”。雖然“回歸文本”目前還未形成很大的浪潮，但至少是一種正在日益擴大的趨勢，主要強調文本才是文學批評的中心。推動這一轉向的另一因素在于文學研究學科身份的日益模糊，由傳統(tǒng)思路認為的“背景影響創(chuàng)作”到解構時代的“語境決定意義”，作者的中心地位被取消，語境日益參與到文本意義的建構中來，并且隨著文化研究理論的盛行，其界定日趨泛化，文學研究的話語權逐漸被其他學科所吞噬，對于“文本結構與質感的一種特殊形式的關注”長期被忽略———回歸文本無疑是解決這一困境的有效方式。

研究深度的增加

三十多年來，中國美國文學研究的深度不斷增加，已從最初的簡介概述發(fā)展到現(xiàn)階段專題式、階段性的研究。美國文學史的編修即為很好例證：從過去權威的獨語式模式逐步過渡到現(xiàn)在的多聲部體系，不再以大歷史的視角試圖對美國文學的全貌作綜述性的展現(xiàn)，而是專題式、階段性地呈現(xiàn)美國文學的特點，形成了多元文本間互補、并存的態(tài)勢。我國第一部美國文學史是由董衡巽等中國社科院的美國文學研究專家編寫的《美國文學簡史》（上冊）（1978）。由于當時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以及文獻資料的匱乏，這部文學史在參考原版藍本的基礎上，加入了很多帶有強烈文化專制主義傾向的觀點。雖然這些觀點未免失之偏頗，但從整體上看這部文學史仍然具有較高的價值，為讀者勾勒出了美國文學的發(fā)展脈絡，起到了先導的作用。1988年，《美國文學簡史》上冊的修訂版與下冊同時問世，修正了第一版中很多明顯“左傾”的觀點。1998年，《美國文學簡史》再次修訂，增加了很多當代的元素，在展現(xiàn)美國文學歷史軌跡和背景的同時，還兼顧了對文學藝術本身的關注。因此，該書自出版以來一直頗受好評。同樣很有影響力的是由南京大學的劉海平、王守仁等教授學者們用六年的時間編撰，由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編美國文學史》（四卷本）。該書在學術界廣受好評，可謂是中文版美國文學史最新成果的代表———材料翔實、視野廣闊，彌補了很多國內出版的同類型專著中忽略和缺漏的部分，如美國印第安文學傳統(tǒng)等。

近年來，很多專題式、階段性的有關美國文學專著也相繼問世。程錫麟、王曉路在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研究美國小說理論的專著《當代美國小說理論》（2001）中全面闡述了當代美國小說理論的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黃祿善在我國第一部美國通俗小說的專門史《美國通俗小說史》（2003）中系統(tǒng)地梳理了17世紀到20世紀末美國通俗小說的演變，囊括了180多位作家的600多部作品；虞建華等在《美國文學的第二次繁榮：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化思潮和文學表達》（2004）中將目光聚焦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美國文學，細致描述了這一時期文學與文化間的交融與互動；芮渝萍在《美國成長小說研究》（2004）中采用結構主義、原型批評以及文化批評等多重理論視角詳細敘述了美國成長小說的文學特征，頗具開拓性。此外，還有董俊峰的《英美悲劇小說研究》（2002）、楊仁敬的《解構與重建：美國后現(xiàn)代派小說論》（2004）等，都對美國文學的某一側面或者時期進行了深入淺出、系統(tǒng)性的研究，具有鮮明的學術個性和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些優(yōu)質學術成果表明我國美國文學研究日益多元與開放，已提升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研究廣度的拓展：經(jīng)典

劉師培《論文雜記》探討賦體的起源時不僅提到屈原、宋玉的《楚辭》，而且還進一步追溯到更早的言志之詩與記事之史篇，指出《楚辭》其實隱含了詩歌與史篇二體，此二體都與文字學息息相關。關于賦體的分類，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分賦體為屈原賦、陸賈賦、荀卿賦、雜賦四大類，但未說明分類依據(jù)。劉師培繼承此分類方法并對分類依據(jù)加以闡發(fā)，其《論文雜記》說：“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余則皆為分集。而分集之賦，復分三類：有寫懷之賦，有騁辭之賦，有闡理之賦。

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辭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寫懷之賦，其源出于《詩經(jīng)》。騁辭之賦，其源出于縱橫家。闡理之賦，其源出于儒、道兩家?！保?］232233劉氏提出寫懷、騁辭、闡理為班固區(qū)分賦體的依據(jù)，無疑更符合漢代賦體文學的實際情況，但他對于各類所屬的賦家是否都具有相應的創(chuàng)作特點，卻沒有作進一步的探討。然而，上述依據(jù)與其所屬的賦家風格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與揚雄的《羽獵賦》《蜀都賦》都屬于聚事斂材、旨詭詞肆之作，而司馬氏之作歸入寫懷之類，揚雄之作則歸入騁辭之列，無疑令人頗生疑問。其實，章太炎《國故論衡》早已指出揚雄與司馬相如在賦體上有直接的繼承關系，所以揚雄之作不應列入騁辭之賦中，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對于班固為何如此劃分，也沒有作進一步的分析。關于賦體文學的性質及對待賦體的態(tài)度，此時期的學者也有所關注?！拔逅摹边\動時期，為適應新文化建設的需要，不少學者極力標舉白話文，排斥貶抑文言文（包含賦體在內）。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斥責兩漢賦作過于講究雕琢辭藻、一味阿諛奉承，辭繁意寡，可謂一無是處，這無疑也抹殺了賦體文學體物的性質。針對此類言論，郭紹虞撰文《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加以反駁說：“有些講文學史的人，因為反對舊時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說，而以為漢賦在文學史上為最無價值，或且不認之為文學。……假使知道賦的性質重在體物，重在描寫，那就不致認為賦是一無足取，甚至不算是文學作品了?！保?］8687此說在很大程度上也對否定賦體文學性的觀點起到了糾偏正謬的作用。郭氏還借助現(xiàn)代的文學觀念解釋賦體的性質說：“前人對于蘇軾《赤壁賦》，也有何以不稱為《游赤壁記》之疑問，但是我們假若明白賦的性質，凡用文的體裁而有詩的意境者是賦，那么這種疑問也就不會有了?！保?］87陶秋英從鋪陳的角度探討賦體的文學特征說：“我們既承認賦是文學的一種，我們再把現(xiàn)代文學的眼光，和賦的時代的鳥瞰，來整理一整理，可以很清楚了?！偨Y的說，賦是什么？賦還不過是文學而已。文學的條件是什么，文學是感情、細膩的描寫和美組織起來的。所以合于有情緒的，細膩描寫的，美的，才是真正的賦。而尤其是它的唯一的特色，乃是細膩的描寫，即所謂賦者鋪也。不管是一種情緒，一種美，都得細膩的描寫，不管是古賦今賦，漢賦魏晉六朝賦，也都是共有細膩的描寫的。所以‘賦者鋪也’是賦的特色?！保?］5關于賦體文學的歸屬，郭紹虞、曹聚仁、朱光潛都認為賦是一種獨立的文體，并不屬于散文。郭紹虞在《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位置》一文中說：“中國文學中有一種特殊的體制就是‘賦’。中國文學上的分類，一向分為詩、文二體，而賦的體裁則界于詩文二者之間，既不能歸入于文，又不能列之于詩?！保?］80“就總的趨勢來講，賦是越來越接近于文的一類的?！保?］80此說盡管指出賦很接近散文，但并未將其歸于散文。

曹聚仁撰文《賦到底是什么？是詩還是散文？》也說：“賦是中國所獨有的中間性的文學體制；詩人之賦近于詩，辭人之賦近于散文；賦的修辭技巧近于詩，其布局謀篇又近于散文，它是文學中的袋鼠。”［6］361該說亦認為賦是介于詩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朱光潛則說：“賦是介于詩和散文之間的，它有詩的綿密而無詩的含蓄，有散文的流暢而無散文的直接。”［7］185“賦是韻文演化為散文的過渡期的一種聯(lián)鎖線?！保?］185朱氏認為，賦具有詩和散文的某些特征，但又不同于詩和散文，它在韻文演變?yōu)樯⑽牡倪^程中起到了過渡作用。劉麟生也說：“賦之為物，實介乎詩與文之間。賦大率為韻文，而駢體又為其重要工具者也?！保?］23上述諸說都提出，賦是一種介于詩和散文之間的特殊而獨立的文體。這一時期，有些研究成果涉及到賦體的發(fā)展演進，往往繼承前人之說，卻又有明顯的突破，如有些韻文史、文學史言及賦體，多承襲古人以漢賦為主、輕視唐宋以后賦的片面觀點。1927年，陳鐘凡所撰的《中國韻文通論》出版，該書承襲清人張惠言《七十家賦鈔》的觀點，認為賦體發(fā)展到六朝末期已走到盡頭，此后之賦則不足道，故以漢魏六朝賦為主要論述對象。當然，有些學者也能提出不少較深刻獨到的見解，如劉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卷提出，賦常常隨時代變化而不斷變化，魏晉賦篇幅短小，而題材范圍擴大，個性化、情感化傾向比較突出，南北朝時期詩歌盛行，因此出現(xiàn)詩賦合流的趨勢。這無疑是從賦體本身的演變發(fā)展規(guī)律得出的準確結論，對于賦體文學的深入研究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另外，該時期對漢晉六朝賦的箋注性研究也較有特點，無論是古文家還是駢文家都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這在他們的賦體箋注性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高步瀛為桐城派后期古文家吳汝綸的弟子，長于箋注之學，著述頗多，不僅撰有《哀江南賦箋》，而且還有《文選李注義疏》（未完稿）傳世，后者僅完成前八卷，包括《文選》中所選錄的漢晉時期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潘岳、左思六家13篇賦作，基本相當于一部對《文選•賦》加以箋疏的著作。此書由北平文化學社于1929年初版，1985年經(jīng)曹道衡、沈玉成點校后由中華書局再版。李詳為駢文派代表之一，亦精于箋注之學，為文治學服膺清代駢文家汪中，感嘆汪氏之文用事高妙，曾撰《汪容甫文箋》，此外，還有《庾子山哀江南賦集注》《選學拾沉》等。綜觀這一時期的賦體文學研究，視野較開闊，范圍較大，視點較多，雖然研究成果總數(shù)不是很多，但也出現(xiàn)了幾種較有創(chuàng)見的論著。

古代賦體文學研究的徘徊與探索期（1949－1977）

自建國后至上世紀70年代末，古代賦體文學研究處于徘徊與探索時期，范圍有所縮小，研究力量有所減弱，論述深刻的成果較少，但部分成果為新時期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漢大賦一度被斥為形式主義作品，脫離現(xiàn)實，因此多數(shù)學者對其都加以否定，而對漢末抒情小賦卻高度贊賞。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學生編著的《中國文學史》提出，漢大賦“內容空虛，只務雕琢藻飾，是極端形式主義的作品”［9］137，然而，有些詠物兼抒情的賦作多少還有一點價值。此書認為，由于漢末抒情小賦可以揭露社會黑暗，所以值得稱賞，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抒情賦雖然繼承了漢末抒情小賦的傳統(tǒng)，但沒有大的發(fā)展，根本原因就在于“賦家們一般缺乏與現(xiàn)實生活的密切聯(lián)系，賦沒有成為反映現(xiàn)實的工具，而且它又逐漸駢偶化，墮入形式主義泥坑里去”［9］143。瞿蛻園的《漢魏六朝賦選》對于賦體的發(fā)展與評價也較具代表性，如該書《前言》說：“東漢以后，賦家的另一傾向是：從原來對事物品匯的描摹刻畫，逐漸向思想感情的發(fā)抒方面去發(fā)展，即‘寫志’漸多于‘體物’。通過對事物的深微觀察，進一步抒發(fā)了作者自己的思想感情，這就為賦體增添了不少的新異色彩。也有的用賦來表達純粹的抽象觀念，如班固的《幽通賦》等，而陸機的《文賦》簡直用賦來探討文學理論，更是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保?0］3“流傳到今天的漢賦，大部分是歌功頌德、踵事增華，供封建統(tǒng)治者賞玩的作品，即使其中有時含有一點諷喻的意味，實際上還是迎合統(tǒng)治者的愛好，起著‘勸百而諷一’的反面作用，……由于統(tǒng)治者的愛好，文士因獻賦而達到干祿的目的，于是賦的文學價值遂大為削弱，賦家的流品與地位，就和‘俳優(yōu)’相差不多?！保?0］3“南朝末期的宮體賦，內容和形式都趨于艷冶和雕琢，可以說是賦的沒落，但它對后來的七言詩也還有一定的影響。到了唐代，因作律賦為進士考試的科目，律賦就和宋以后的制舉文一樣，不再有什么價值了?！保?0］4此書選注漢魏六朝時期20家之賦共20篇，其中，漢代8家，魏晉六朝12家。從入選賦作內容來看，基本上屬于抒情類，可見作者對抒情賦的重視。李嘉言《關于漢賦》一文對于漢賦的評價比較客觀：“漢賦盡管基本上是形式主義的，但它畢竟有一定的創(chuàng)造性。它集中表現(xiàn)了漢族語文的特點并發(fā)揮了其在文學上的效用，豐富了后世文學的語言和風格，對后世寫景文學起了先期的鍛煉作用等等。”［11］關于賦體文學的文體特征及與其他文體的關系，該時期有些成果曾予以論及。李嘉言的《辭、賦、頌》一文從文體淵源及演變入手分析辭、賦、頌的關系，指出三體由分而合的趨勢。此文還提出，楚辭體的賦的筆法并非屈原所獨創(chuàng)，而是當時文學創(chuàng)作中較普遍的現(xiàn)象，這對后來學者探討楚辭與賦的起源問題無疑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1973年出版的何廣棪的《漢賦與楚文學之關系》一書立足于前人研究之基礎，著力探討了由楚辭向漢賦的演變及二者的異同。論及由楚辭向漢賦的演進時，著者引述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中的觀點，指出漢賦多數(shù)出于屈原，少數(shù)出于荀子，出自陸賈、雜賦者極少，從而進一步說明漢賦與楚辭的淵源關系，這實際上是從班固《漢書•藝文志》對于賦的分類角度入手分析的。論及漢賦與楚辭的不同時，著者又引述揚雄《法言》中“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的觀點，以此區(qū)分辭、賦之不同。這一時期對于賦家賦作也有一定數(shù)量的研究，如胡念貽的《宋玉和他的作品》《宋玉作品的真?zhèn)螁栴}》、易振的《〈七發(fā)〉讀后的聯(lián)想》、劉開揚的《論司馬相如及其作品》等，諸成•18•果為新時期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傮w看來，這一時期的賦體文學研究狀況相對比較沉寂，而且多數(shù)研究僅僅局限于先秦兩漢賦（尤其是漢賦）方面，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學界對于漢賦的評價往往拘泥于現(xiàn)實主義的標準，以致出現(xiàn)不少偏見。然而，不可否認，有些成果對于新時期以后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古代賦體文學研究的開拓與繁盛期（1978－2000）

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決定著從文化到文學的基本特質，因而就可以說，文化與文學之間的共同基點就是人的生活，而文化與文學之間的關系起點就是:在相互對應之中包容，在表達差異之中分離。這就表明，文化與文學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具有包容性與分離性這樣的兩重性的關系。只有當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化與文學之間的關系得到某種確認之后，在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關系的問題上，或許才有可能達成一定程度上的共識。首先，從文化與文學的包容性關系來看，有人認為:文化研究視文學為文化構成之一，而文學研究需要對文化文本進行整體化思維，僅就比較文學而言，如果沒有這樣的對“他者”文化的認知與介入，并且不能采用整體化方法，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術性將遭到質疑，乃至“這個學科總是難以確立自身”，而唯一可能的出路也許是“研究面的廣闊無邊”。［1］(24～30)對于民族文學研究來說，也許顯得更重要，因為民族文學研究缺少來自“他者”文化的對照，往往會因對民族文學文本自重而忽略與之對應的民族文化文本。這就意味著文化與文學之間的包容性關系僅僅是文化文本對于文學文本的包容，正是文化文本奠定了文學文本的對應基礎。其次，從文化與文學的分離性關系來看，有人指出:文學主題與文化現(xiàn)象之間具有著某種內在聯(lián)系，盡管在符號表達方面存在著一定差異。1903年飛機在天空中第一次出現(xiàn)，不僅使“飛行在大眾傳媒與生活中都已成為普遍現(xiàn)象”，而且“甚至有人認為現(xiàn)代主義發(fā)軔于1909年”，尤其是未來主義詩風的鼓蕩與飛行緊密相關。飛行的生命活動與吟詩的自由創(chuàng)造之間，通過符號的詩化來彌合了表達差異，飛行家成為中外現(xiàn)代詩人的一種代名。［2］由此可見，文化與文學之間的表達差異，主要表現(xiàn)為符號的差異，而從文化符號向著文學符號的審美轉化速度，在現(xiàn)代社會中已經(jīng)是越來越快。這就意味著文化與文學之間的分離性關系不過是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的符號分離，正是文化文本提供了文學文本的差異前提。

如果主要從文化與文學的包容性來看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關系，也就必須回到文化與文學的概念上去。而一個不容否認的學術現(xiàn)象就是，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其概念的內涵與外延在眾說紛紜之中，難以形成共同認定的學術界定。不過，所有的已經(jīng)出現(xiàn)過的種種界說，似乎都表現(xiàn)出某種一致性的趨向，認為無論是文化，還是文學，都與人的生活密切相關，只不過，文化與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相關，成為人的生活方式的符號化文本;而文學與人的生活方式間接相關，成為人的生活方式的藝術化文本。這樣，人的生活方式也就成為定義文化與文學的概念公約數(shù):文化是與人的生活方式有關的符號體系，而文學則是與人的生活方式有關的語言藝術。由此可見，文學在成為文化的符號化的審美產(chǎn)物的同時，不過是文化的有機構成之一。由此出發(fā)來考察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關系。從“文化研究的起源”來看，“狹義的文化研究”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的英國，而雷蒙•威廉斯則被認為是“奠定了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的第一人。威廉斯正是從基于文化的定義而倡導“文化分析”———“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xiàn)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xiàn)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和價值。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fā)，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顯而易見，威廉斯這一自認為是“文化的‘社會’定義”，盡管從中可以看到社會學傳統(tǒng)的學術影響，但是，這一文化的構成因素實際上已經(jīng)超越了社會學的考察范圍，立足于人的生活方式的整體性來進行文化構成因素的考察，實際上已經(jīng)包括了文化的器物性、制度性、心理性的構成因素———“生產(chǎn)組織、家庭結構、表現(xiàn)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形式”。威廉斯的文化定義，被認為具有著這樣的理論意義:“把論辯的全部基礎從文學—道德的文化定義轉變?yōu)橐环N人類學的文化意義，并把后者界定為一個‘完整的過程’。這一過程中意義和慣例都是社會地建構和歷史地變化的。文學和藝術僅只是一種，盡管受到特殊重視的社會傳播形式”。［3］(2、6、125、126、8)這無疑表明，將文化與文學同人的生活方式緊密地聯(lián)系起來，不僅對于“狹義的文化研究”具有著理論指導的作用，而且對于廣義的文化研究更具有著理論啟示的意義:基于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對于人的生存方式的歷史發(fā)展與人的生產(chǎn)方式的現(xiàn)實發(fā)展，進行從社會學到人類學的多學科考察，通過文化的定義來進行建構文化學的學術嘗試。這首先就需要從大文化觀的轉化開始。

人的生活方式包括人的生存方式與人的生產(chǎn)方式，無論是人的生存方式，還是人的生產(chǎn)方式，都同樣表現(xiàn)出器物、制度、心理這三個層面上的構成需要。一方面，人的生存方式作為維護生命存在的個人活動的總和，生命活動不僅要滿足從器物層面到心理層面的個人需要，而且這樣的個人需要必須得到制度層面的保護，否則，個人也就難以進行正常的生命活動。另一方面，人的生產(chǎn)方式作為延續(xù)生命存在的群體生產(chǎn)的總和，自由創(chuàng)造不僅要滿足從器物層面到心理層面的群體需要，而且這樣的群體需要必須受到制度層面的保障，否則，群體也就難以進行有序的自由創(chuàng)造。從人的需要的文化角度來看，較之個人需要所體現(xiàn)出來的是人的需要的歷史底線，個人需要的簡單也就導致了生命活動的單純，因而對于個人需要的保護往往止于習俗，建構了制度性基礎;而群體需要所展示出來的是人的需要的現(xiàn)實高點，群體需要的多樣也就引發(fā)了自由創(chuàng)造的豐富，因而對群體需要的保障通常訴諸法律，建構了制度性體系。這就意味著有關人的生活方式的文化文本，固然要置根于個人的生命活動以揭示人的生存方式，更是要生成于群體的自由創(chuàng)造以展示人的生產(chǎn)方式。在這樣的前提下，所謂的大文化就可以表述為包括人的生存方式與生產(chǎn)方式在內的人的生活方式，而大文化具有與人的生活相關的器物、制度、心理這三個層面上的構成要素，在社會學傳統(tǒng)中，將這三個層面上的構成要素簡化為經(jīng)濟、政治、意識(狹義上的文化)三要素。這樣，通過從社會學到人類學的多學科與跨學科的學術擴張，在進行大文化觀的轉化的同時，還可以根據(jù)人的生活方式這一概念公約數(shù)，來進行大文學觀的轉化。正如威廉斯所說:“藝術作為一種活動，同生產(chǎn)、貿(mào)易、政治、養(yǎng)家糊口一樣，就在那里存在著。為了充分地研究它們之間的各種關系，我們必須積極地去研究它們，把所有的活動當作人類能力特定的同時代的形式來看待?！保?］(129)這就表明，不僅文化可以包容文學，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具有文本的互文性;而且文化研究也包容了文學研究，文學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一種特殊形式。從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關系來看，無論是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的互文，還是文學研究成為文化研究的特殊形式，在從舊歷史主義向著新歷史主義進行研究范式轉型的“文化詩學”中顯得猶為突出。

如果主要從文化與文學的分離性來看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之關系，也就必須回到文化與文學的文本上去。一個不可忽略的文本事實就是，無論是文化文本，還是文學文本，其文本的意義和價值，即使是在出現(xiàn)符號表達差異的前提下，也往往有可能會呈現(xiàn)出某種程度上的一致性。尤其在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出現(xiàn)意識形態(tài)性對話的時候，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符號差異，也就自然而然地迅速減退，而文本的意義和價值的一致性程度也就隨之提升。從文本的意義與價值來看，不僅人的生存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存，而且人的生產(chǎn)也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產(chǎn)，因而人的生活也就是意識形態(tài)性的生活。于是，在剝離了文化的器物層面與制度層面之后，無論是文化與文學，還是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也就成為狹義上的。狹義上的文化研究以文化心理，尤其是以意識形態(tài)為對象，而狹義上的文學研究則以文學經(jīng)典為研究對象。問題在于，在狹義的文學研究中，文學經(jīng)典主要是以“高雅”文化作為其文本意義和價值的文學取向的，因而也往往與主流意識形態(tài)密切相關，或者說成為對于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歷時性文學表達，因而文學研究也就容易成為關于文學經(jīng)典的傳統(tǒng)性闡釋。這樣的文學研究，也就與文化研究對于意識形態(tài)的現(xiàn)代性闡釋之間形成闡釋的對立。因此，也就有必要解決這一闡釋的對立。這樣，文學研究的傳統(tǒng)范式也就應該進行更新。于是，有人指出“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現(xiàn)實途徑將是“將高雅和大眾文化合二為一”。這就是說，大眾文化是隨著文化生產(chǎn)的興起，通過機器復制與大眾傳播的現(xiàn)代形式而與高雅文化形成意識形態(tài)上并駕齊驅的對峙，因而大眾文化的出現(xiàn)也就標志著意識形態(tài)將突破主流意識形態(tài)禁錮而表現(xiàn)為多元化的發(fā)展。20世紀70年代，成為“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的第一階段。

文學研究突破文學的對象性封閉，將研究對象擴張到其他藝術門類，將文學研究的學術領域從文學與電影之間的理論對話擴大到“藝術史，文學研究本身，音樂研究以及社會科學，史學和社會心理學”，從而促成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理論性對話。因此，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文化理論文本與文學理論文本之間的意識形態(tài)性對話之中，隨著“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更新進入第二階段，文化研究也就成為文學研究的一種特有形式。“八十年代圍繞文化研究所展開的爭論對于文學研究的未來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鑒于七、八十年代的文學大戰(zhàn)為自身贏得了地位，人文學科的學術關注點日益從原則性的理論表述遷移開來，它更加關注在實踐中采納新的范式，跨越種種文學與非文學文本進行文本分析。盡管這一觀點并沒有被普遍接受，然而對于新的范式而言卻是不可或缺的，即文學研究所基于的傳統(tǒng)文本經(jīng)典不再具有無可非議的特權。例如，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在其影響巨大的專著《文學理論導論》(LiteratureTheory:AnIntroduction，1983)中就認為，文本分析應當面對‘整個實驗的領域，而不僅僅是對那些有時貼著相當模糊標簽的文學’。”于是，文化研究開始強調“對體制和意識形態(tài)的分析”。由于“體制分析與意識形態(tài)分析有重疊之處”，“所以對于文化研究而言，采用意識形態(tài)分析是根本性的，它始終尋求對文化作品中的意識形態(tài)程度和影響力加以調查”。［4］最先在英國、美國等英語國家出現(xiàn)的文化研究，其理論影響是最大的，對于中國文學研究來說，當為后殖民主義理論與性別研究理論。不過，正如愛德華•薩義德在1995年發(fā)表的《東方不是東方———瀕于消亡的東方主義時代》一文中所說的那樣:“在人們對《東方主義》的接受過程中，我最感遺憾，并且現(xiàn)在要竭力加以糾正的一點是:表示反對和支持的兩派書評家，都錯誤地、不無夸張地聲稱本書是反西方主義的”，而“我的研究表明，每種文化的發(fā)展和維持都需要另一種不同的，具有競爭性的文化，即‘他我’(alterego)的存在”，“因為現(xiàn)代文化理論的一個重大進步便是人們普遍意識到:文化是混合的、異質的，如我在《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一書中所說，文化，還有文明，都是互相聯(lián)系、互相依存的，因而無法對它們的個性進行單一的或粗線條的描述，今天，人們怎么能奢談‘西方文明’?除非在很大程度上將其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虛構，包括一些價值和思想方面的某種超然的優(yōu)越性”。所以，后殖民主義理論的現(xiàn)實存在，不過表明“一種廣泛地以減輕帝國主義對思想和人類關系束縛的影響的新闡釋和學術事業(yè)已然出現(xiàn)”。［5］

事實上，由于后殖民主義理論與“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關系十分緊密，涉及到文化霸權的政治性質，對于中國的文學研究來說，很難由此而促成具有研究范式更新意義的文化研究。所以，性別研究理論對于文化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的出現(xiàn)，也許將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與“后殖民主義理論大師愛德華•薩義德”同時的“文化人類學大師安•艾勒斯”，可以說為性別研究理論提供了人類學的啟示:“艾勒斯關于社會與性別的代表作是1995年出版的《神圣的歡愛———性、神話及肉體的政治》”，它“揭示了親密關系———兩性及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的向心性，這種親密關系不僅直接影響我們的個人發(fā)展，而且與構成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的社會結構相關聯(lián)。艾勒斯在最基礎的層次上運用了社會—政治分析:社會如何將信仰和法律建立在快樂或痛苦之上，而這一切是如何緊密地與社會建立肉體接觸關系的方式聯(lián)系在一起的?！保?］顯然，就中國文學研究來說，運用“社會—政治分析”這一方法，對于已經(jīng)形成的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傳統(tǒng)來說，應該是輕車熟路，因而也容易被接受。不過，面對從性別政治轉向肉體政治的研究路向，恐怕在一時間是難以突破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約束的，至少，在目前來看，中國學界對于肉體與政治的術語聯(lián)姻，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予以排斥。不過，進行有關人的生活的整體研究的學術浪潮已經(jīng)勢不可當。無論如何，“從文學研究到文化研究”的研究范式的更新，已經(jīng)成為國際性的學術潮流，文化研究與文學研究在理論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對話中，已經(jīng)率先促成了文化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的對話性關系，為文學研究轉向文化研究奠定了必不可少的文本基礎，這一點無疑是令人感到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