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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共安全/危害航空/刑事制裁

內容提要:隨著國際恐怖主義的再次猖獗，懲治恐怖活動的立法也日臻完善?？植阑顒油院娇掌髯鳛槟繕耍a生巨大的危害和影響。為了懲罰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國際社會制定了一系列的公約，各國也在國內刑法中加強對此類恐怖活動懲罰的力度。我國刑法也同樣規(guī)定了大批懲罰危害航空安全犯罪行為的條文，對懲罰此類恐怖活動具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國內刑法學界對我國刑法所規(guī)定的航空器性質的理解，存在較為普遍的誤解，影響了我國刑法的正確適用。

1.導言

自1903年12月美國萊特兄弟發(fā)明第一架飛機之后，飛機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目前，它已成為國際交往中必不可少的便捷交通工具，使各國人民之間的時空距離大大縮短，在國際政治、經濟、文化交往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隨著飛機向大型寬體與高速方向發(fā)展，加之航空運輸國際性強，涉及面廣，逐漸成為恐怖分子侵害的對象。在航空運輸史上，最早危害民用航空的犯罪是1931年2月發(fā)生在秘魯的劫持飛機事件。在此后的上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劫機事件雖時有發(fā)生，但均屬于較為零星的叛逃者所為，且大都發(fā)生在東西歐之間。到上世紀60年代初期，由于美國與古巴之間的關系極度緊張，加勒比海地區(qū)曾出現了一股史無前例并帶有濃重政治色彩的劫機事件。此次浪潮延續(xù)到上世紀70年代中期，長達15年之久，此種狀況令美國朝野震驚，全世界為之瞠目。此后，劫機的范圍逐漸從歐美逐步擴展至全世界，劫機也逐漸成為一種危害國際交往的恐怖主義罪行。特別是本世紀的“911”事件的發(fā)生，更讓公眾和當局認識了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恐怖性和嚴重性。

2.懲治危害國際航空罪國際公約

危害國際航空犯罪，嚴重侵害人身和財產安全，影響航班的經營，損害世界人民對民用航空安全的信任，甚至影響國家之間的正常外交關系，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痛恨，也為有正義感和人道責任的政治集團所不齒。早在上個世紀，嚴厲懲治這種犯罪活動，已成為國際社會之共識。國際社會多次召開會議，商討共同合作懲治與防范危害國際航空的犯罪活動，并簽訂一系列的國際公約。

2.1東京公約

1963年9月14日，由61個國家參加的東京國際航空法會議上簽訂了《關于在航空器內犯罪和其他某些行為的公約》，簡稱東京公約。該公約共7章26條，于1969年12月3日生效。其主要內容是：在航空器上實施任何觸犯刑法之行為的任何人均適用本公約；確認航空器登記國對發(fā)生在航空器上的犯罪行為有優(yōu)先管轄權；機長有權對機上犯罪者采取正當而必要的措施，以保證飛行安全；規(guī)定了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概念；規(guī)定航空器降落國有義務允許旅客與機組人員盡快繼續(xù)其旅程，并將航空器及其所載貨物交還給其合法所有人。

2.2海牙公約

東京公約雖然規(guī)定了非法劫持航空器的概念，但只是援引國際海洋法中關于海難救助的習慣法規(guī)則，重點不是懲治劫機犯罪，也沒有規(guī)定對劫機罪行的特殊懲處規(guī)則。因此，在實際生活中并沒有對危害國際航空的犯罪行為起到遏制作用。相反，1969至1970年，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卻達到歷史上的高潮。最引人注目的是1970年9月6日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游擊隊在1天之內劫持了4架從歐洲飛往紐約的國際航班。單純的劫機犯罪也擴大為在地面直接攻擊民航器和民航設施，炸毀飛機、危害人質以及進行財物和政治敲詐。觸目驚心的恐怖事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嚴重關注，也直接促使77國外交代表于1970年12月1日在海牙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公約》，簡稱海牙公約。該公約于1972年2月24日生效。海牙公約由前言和14條正文組成。其針對的對象主要是劫持航空器的行為。在內容上，明確規(guī)定了劫持航空器罪的構成要件，并宣布此種犯罪為國際罪行，各締約國對劫機者享有普遍的刑事管轄權，實行“或引渡或起訴”的刑事追究原則。

2.3蒙特利爾公約

在危害國際航空的犯罪中，除劫機之外，還有毀壞航空器及航行設備，危害航空器安全的行為。最典型的表現是在航空器上預先安置爆炸物，造成機毀人亡的慘重后果。這種行為在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也發(fā)展到嚴重的程度。例如1970年2月11日，就發(fā)生了瑞士和奧地利兩架客機被炸事件，其中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機在蘇黎世起飛9分鐘后在空中爆炸，機上47名人員全部罹難。國際民航組織在草擬海牙公約時，就準備制定懲治此類犯罪活動的國際公約。考慮到這種犯罪行為與劫機有所不同，便決定再單獨擬定一個相應的公約。國際民航組織法律委員會于1971年9月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市召開了由60個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討論并通過了《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公約》，簡稱蒙特利爾公約。該公約于1973年1月26日生效。

蒙特利爾公約共有正文16條，旨在懲治除劫機之外的其他危害航行安全的犯罪行為。除其所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有所擴大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司法管轄原則有所創(chuàng)新外，其他內容大都和海牙公約相同。因此，有人將東京公約和海牙公約稱為反劫機公約，而將蒙特利爾公約稱為反毀機公約。

2.4《補充1971年9月23日在蒙特利爾簽訂的關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公約的制止在國際民用航空服務的機場上的非法暴力行為的議定書》(以下簡稱“議定書”)

鑒于襲擊國際機場的事件時有發(fā)生，1988年2月9日，國際民航組織在蒙特利爾召開了由8個國家參加的航空法會議，討論并通過了該議定書。議定書是對蒙特利爾公約的補充，重點是懲治襲擊國際機場的非法暴力行為。

3.危害國際航空安全犯罪的行為類型

根據東京公約、海牙公約、蒙特利爾公約及其議定書的規(guī)定，本罪之客觀行為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3.1劫持飛機

根據海牙公約之規(guī)定，劫持飛機是指以暴力、暴力威脅或其他恐嚇方式，非法控制飛行中的航空器的行為。所謂“飛行中”，根據東京公約第1條第3項之規(guī)定，是指“從航空器為起飛而啟動時起，到著陸滑跑完畢時止”的任何期間。后來為了擴大保護范圍，海牙公約和蒙特利爾公約都對“飛行中”的涵義作了擴張的解釋。海牙公約第3條第1款規(guī)定：“航空器從裝載完畢、機艙外部各門均已關閉時起，直至打開任一機艙門以便卸載時為止，均應被認為是在飛行中。航空器強迫降落時，在主管當局接管對該航空器及其所載人員和財產的責任前，應被認為仍在飛行中”。在這期間實施劫機行為，均構成犯罪。這種擴張解釋實乃同劫機犯罪作斗爭所必需。另外，四個公約對“航空器”也作了限制性的規(guī)定，即只是指民用航空器，而不包括供軍事、海關或警察使用的航空器。這一限定，適用于危害國際航空犯罪中所有侵害航空器的場所。

3.2侵害航空器內人員

根據蒙特利爾公約的規(guī)定，對飛行中的航空器內的人實施足以危及該航空器安全的暴力行為，亦構成本罪。

3.3危害使用中的航空器

根據蒙特利爾公約的規(guī)定，這是指毀壞、損壞或在航空器內放置毀壞性物質，而致使該航空器無法飛行或危及其飛行安全的所有行為。所謂“使用中”，是對航空器保護范圍的界定。根據蒙特利爾公約第2條第2項的規(guī)定：“航空器從地面人員或機組人員為某一次飛行而進行航空器飛行前準備時起，到任何降落后24小時止，均被認為在使用中，在任何情況下，使用的期間應包括本條甲款所規(guī)定的航空器在飛機中的整個期間?！奔础笆褂弥小钡姆秶蟠髲V于“飛行中”的外延。

3.4破壞航行設備、擾亂航行秩序

航行設備是指直接服務于航空器飛行的設施。在國際航空法中，航行設備均是指包括機場、無線電服務、氣象服務等在內的幾乎所有的地面服務設施。擾亂航行秩序，原來僅指擾亂通訊工作而言，從目前的形勢看，也不排除擾亂航空港管理工作的行為。

3.5危害國際機場

這是蒙特利爾議定書中新確立的一種犯罪行為。行為人只要在國際機場上實施了足以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暴力行為，即可構成本罪。它主要是針對使用暴力襲擊機場的恐怖活動。

3.6傳遞虛假情報

虛假情報，有可能直接導致飛行危險，或者改變原定航線，或者迫降于非預定地點，對航行安全構成威脅。美國、澳大利亞航空公司都曾遇到過用電話欺詐，謊稱在機場或飛機上放置有炸彈而勒索錢財，迫使飛機緊急降落的事件。

4.我國刑法懲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有關問題

我國簽署了上述四個懲治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公約，并承諾在國內法中予以貫徹。從我國刑法規(guī)定的內容來看，貫徹這些公約的條文包括：放火罪、爆炸罪、破壞交通工具罪、破壞交通設施罪、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飛行安全罪、投放危險物質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等。我國刑法的這些規(guī)定，可以毫無遺漏地懲罰國際公約所規(guī)定的危害航空安全的犯罪行為，將國際公約的規(guī)定進行了全面的國內化。但是，在理解我國國內立法的規(guī)定時，理論界產生了一些爭論，應當予以探討。

如上所述，四個國際公約對“航空器”作了限制性的規(guī)定，即僅僅指民用航空器，而不包括供軍事、海關或警察使用的航空器。那么，國內刑法中危害航空安全犯罪所侵害的對象是否也僅僅限于民用航空器呢？對此，有學者認為，我國刑法中的“航空器”也僅僅限于民用的。[1]這一觀點雖然與國際公約保持了一致，卻誤讀了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混淆了國際刑法與國內刑法的關系。本人認為，我國刑法中的“航空器”并沒有限制，應當包括所有的航空器在內。其理由是：

其一，我國刑法并沒有限定航空器的性質，在理解上不應當人為地進行沒有意義的限制。

其二，解釋我國刑法不能直接套用國際刑法的概念，應當注意國內刑法與國際刑法的區(qū)別。國際公約中將航空器限定為民用的，實屬不得已而為之，是有其自己的背景和苦衷的。因為國際刑法中對犯罪采用的是普遍管轄原則，即任何國家均可以依據國內法對該行為進行追訴，這樣就自然會產生不同國家在主權上的沖突。假如國際公約中將政府、軍事的航空器也包含在內，就會產生爭論，國際公約便很難被通過，況且，這種情況在實踐中也根本不能予以貫徹。例如，劫持政府航空器的，在國際法上往往被認定為是政治犯，而政治犯不引渡是一個國際規(guī)則；如果兩國交戰(zhàn)時，一方人員劫持了對方的航空器而被認定為國際犯罪，其本身就是荒唐的，國家均可以依據普遍管轄對其進行刑事追究更是不可思議的。特別是涉及航空器的犯罪大多與恐怖主義有關，而不同國家對于恐怖主義的理解差距太大，很難達成統(tǒng)一意見，因此，國際社會才將一系列恐怖行為予以特別立法，回避恐怖主義等敏感問題。只有這樣，不同國家才有可能在懲罰危害航空器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這種回避的結果就是在制訂公約時將航空器限定為民用的，對此，各國均能予以接受，國際公約才能順利被通過。因此，國際公約不是不想懲罰危害政府、軍用航空器的行為，而是其本身條件所限而不能。但是，國際公約上的這些障礙，在國內法中一概不存在，在處罰危害政府、軍事航空器時既沒有主權障礙，也沒有引渡的問題，完全可以依照國內法直接予以懲處。

其三，國內刑法與國際刑法接軌，不是照搬國際刑法規(guī)定，而應當予以消化。堅持國內刑法中的“航空器”僅僅限于民用的學者所依據的是國內刑法應當與國際刑法保持一致。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誤解。對于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公約，我國是應當在承諾的范圍內予以貫徹的。但是，貫徹國際公約決不是簡單地照抄國際公約的內容，而是應當根據國內的情況予以消化。在國內立法消化時，只要國際刑法中所規(guī)定的犯罪行為在國內刑法中能夠找到相應的處罰規(guī)范，無論罪名、罪狀是否一致，均屬于貫徹了國際公約。在處罰范圍上，國內刑法規(guī)定必須將國際刑法的規(guī)定內容予以全部規(guī)定，不能有所遺漏。但是，國內刑法所處罰的范圍是能夠比國際刑法更加寬泛的，對于超出國際刑法規(guī)范的部分，完全是一個國家主權內的問題，既不影響國際公約的貫徹，也有效地處罰了相關的犯罪行為。

其四，從其他國家的國內法規(guī)定來看，到目前為止，并沒有哪個國家將國內刑法中的航空器限定為民用的，而是包括所有的航空器在內。

綜上所述，我國刑法中的航空器是不同于國際公約中的航空器的，對于危害政府、軍用航空器的行為，應當直接按照刑法的相關規(guī)定定罪處罰。

【參考文獻】

[1][M]參見馬克昌主編：《刑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69頁；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下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36頁；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3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