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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言犯罪學研究的現(xiàn)實困境，一如?？滤?，當你從重重迷宮走出時所遇到的目光是你永遠不想再見到的。但人類理性就是不斷探問問題所在，因此，全面解讀犯罪事實并尋求對策，可以減少因無知、輕慢而導致的錯誤。

一、對國內犯罪學理論框架與研究狀況的整體評價

目前，國內犯罪學已形成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從整體上說，以犯罪行為產生原因為主導的犯罪研究，以及以犯罪原因為基礎的犯罪預防策略與措施的研究，構成了犯罪學的基本理論框架?！盵1]1995年出版的《犯罪學大辭典》，以5400個條目、22個分類、370萬字數的宏大規(guī)模，權威地反映了這一框架特點。它以“犯罪是什么”為切入點，深入成因分析并合乎邏輯地引出了應付犯罪的策略研究[2]。

（一）這一框架下的犯罪學研究視野開闊，并形成總體結論

首先，國內犯罪學理論普遍重視對當前犯罪數量、種類、危害程度、犯罪人構成特點以及社會轉型期間犯罪演變規(guī)律等做較為系統(tǒng)的分析，由此完成對犯罪趨勢的宏觀預測。其二，注重對犯罪成因的多維立體透視，進而揭示了政治經濟狀況、社區(qū)環(huán)境、文化傳統(tǒng)與犯罪的關聯(lián)；從人的需要或心理生理特性，解釋理性人的犯罪淵藪或犯罪的原始沖動；從自然環(huán)境因素入手再現(xiàn)刺激犯罪發(fā)生的情景與條件。其三，在展開現(xiàn)象、成因與對策主線時，國內犯罪學者普遍認同以下說法：犯罪概念是以刑法學的犯罪概念為基礎，包括其他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違法行為在內的事實現(xiàn)象；犯罪是一種多因素的“綜合病癥”；犯罪原因是一個多質多層次的、綜合的、變化的、彼此互為作用的相關系統(tǒng)，它包含社會、心理、生理、自然環(huán)境及其文化等多種因素[3]。

（二）“以承認犯罪不可避免為邏輯起點”[4]，犯罪學學者證偽制度預防的模式揭示了社會發(fā)展與犯罪共存的客觀真實

首先，人性作為犯罪之源表明犯罪無法根除。因為人性需要在成為社會發(fā)展動力的同時會成為理性人的犯罪之源。由于引發(fā)個人行為的終極動因是趨利避害，經濟學家曾經坦言：“我們并不能從屠夫、釀酒者或面包師的仁慈來祈盼我們的晚餐，而是從他們的自利考慮。我們不要訴諸他們的人道，而訴諸他們對自己的愛，永遠別向他們提到我們的需要，而要向他們提到他們的利益。”[5]由此不難推知，除非是放棄發(fā)展，社會必須確認犯罪不可避免。此外，驅使個人行為的終極原動力是趨樂避苦，即感性人可能無視社會規(guī)范而只是追求滿足刺激、冒險需要或高峰體驗?？梢姺缸镏谏鐣q如痛苦之于生命。難怪犯罪學家告誡人們：“任何刑法典，無論是和緩的還是嚴厲的，都不能改變人的自然的不可征服的傾向性?！盵6]其二，由社會結構緊張和社會沖突直接誘發(fā)犯罪質疑制度本身的合理性。由于“人們被迫要在日益擴大的活動空間和日益強大的客觀強制之間，在自治和分裂之間，在繼續(xù)存在的社會不平等和風險的民主化作用之間做出選擇和決策”[7]，個人越軌與社會變動的關聯(lián)變得極為微妙。目前，國內學者從社會越軌行為中看到了深層問題：比如權力市場化導致政治、經濟、文化資源的圈內轉換[8]；隨著經濟體制轉型，進入類似民營企業(yè)的工人失去了政府幫助而明顯處于弱勢；現(xiàn)階段規(guī)模較大的困難群體存在，嚴重損傷了普遍受益的重要原則；農民負擔加重和干群矛盾突出現(xiàn)象正在引發(fā)新的不穩(wěn)定因素[9]；“機會與風險、成果與代價的分離，社會身份、起點不公正本身對社會秩序造成沖擊與破壞”[10]；等等，都在促使犯罪指數不斷攀升。其三，從新舊價值碰撞和文化沖突，揭示犯罪成因。犯罪學者已經告誡人們，“個性彰揚”和“人是目的”的觀點雖然表達的是進步的道德觀，卻無法阻止個人行為的極端化，它“折射出人們在社會方案上的二難選擇”[11]。加上中國特殊背景下，世人慣于外力約束而缺乏自律，其從禁欲到縱欲的反彈，也在不斷加大機會性、情緒性犯罪的風險系數。

（三）犯罪學背靠社會學的發(fā)展，令其在法學領域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犯罪學者通過數據實證分析，根據自己對社會生活的系統(tǒng)觀察解釋犯罪，他們不必像決策者那樣受政治目標與統(tǒng)籌政策的限制，也不像刑事法學者那樣以尊重規(guī)則為前提。況且，有著社會學血統(tǒng)的犯罪學研究更多是運用實證分析的做法，這更有助于盡可能了解真相?？梢?，犯罪學者群體對行為學、心理學、精神衛(wèi)生學、經濟學、統(tǒng)計學等研究方法的綜合運用，致使該學科擁有極強的學術包容性和鮮活性。正因此，人們涉入犯罪學領域不只是見到直觀生動的社會畫面，清晰了解那種停留于罪刑均衡上的算計至多是一種簡約化的公正，還能深刻理解這樣的說法：“法律的第三維度就是社會學的維度?！盵12]畢竟，了解真相才談得上理性安排。

（四）三段式板塊的固化可能抽空犯罪學的活性因素，令其走向庸俗化

比如，下列問題就值得思考：犯罪學所具有的吸納力何以不能帶來相應的成果產出？我們怎么做才不會迷失在成因與對策的混亂鏈接之中？一般性的理論合圍會不會造成問題與立說的分離，抑制其學術活力？用政策學的頭腦，社會學的眼光，經濟學、生物學、心理學、統(tǒng)計學等眾多學說組合而成的軀體，能否邁出犯罪學的步伐，它的“生命之魂”究竟應是什么？

二、犯罪學理論與刑事政策的極深結緣

（一）基于社會連帶意識，犯罪學學者一般不滿足于客觀解釋犯罪機理

從龍伯羅梭、菲利等創(chuàng)立犯罪人類學、犯罪社會學起，大多數犯罪學家傾向于在事實基礎上提出對策。盡管有關犯罪數據與案例的整理分析已具相當意義，犯罪學家直觀地、零度地描述犯罪和解釋罪因有助于擦亮世人的眼睛，他們展示的犯罪圖景和罪因譜系甚至有助于決策者反思制度狀況，提示社會了解自身的癥結，大部分研究者仍不情愿停留于事實研究。平心而論，研究者在解釋犯罪時始終會籠罩在難以言狀的陰影之中，而只有未來的向度會讓他們看到希望，況且現(xiàn)象與成因似乎永遠編不成思辨的話語，它的白描手法無法透徹表達研究者的道德意識，這或許是犯罪學者更愿充當政策建言角色的緣由之一。

更重要的是，僅僅作為閱讀者而擁有的過大自由度并非好事，學者的偏好、知識背景和政治信仰會導致多元結論乃至話題遷移；研究者的理論自賞以及完全拋棄形式的傾向甚至會導致偏激或者導致研究者之間徹底失去對話的可能。于是他們可能會在責任感驅使下把刑事政策當作自己研究的核心與歸宿。

（二）決策者和司法部門要求揭示真相者提供應對方案

很多情況下，決策者并不在意犯罪學的研究成果，因為它本身更具有信息優(yōu)勢，其對犯罪變化規(guī)律的把握遠比前者更及時或更全面，況且宏觀決策對數據沒有精確要求，為此犯罪學的研究甚至有點“添亂”。犯罪學所以受到政治家的尖銳批評還在于，“他們常指出不容易改變的社會狀況，例如假使貧窮是犯罪的原因之一，則社會將顯得對犯罪束手無策，因為貧窮一直存在于人類的社會之中，再如假使研究發(fā)現(xiàn)，男性比女性更易于犯罪，對于政策決定者而言，這并無任何意義，因為男性無法變成女性，也無法跳過其青少年時期?！盵13]正因此，犯罪研究者通常是將自己假設為決策者和司法部門角色，盡管決策非其所長。

（三）公眾對了解犯罪真相的興趣遠遠不及對遠離侵擾的關注

公眾對犯罪的評價直率而簡單，他們堅持無論什么原因犯罪人都有道義過錯。從另一角度看，社會公眾在大多數情況下屬于犯罪的直接或間接被害人，他們的反應大多屬于處于弱勢地位的個人、群體反應，由于整個制度的優(yōu)化和社會的整體進步非自身能力所左右，在犯罪迫近時，他們會明確支持制度上的強烈反應。盡管犯罪分析不受公眾取向左右，有時它會穿透公眾生活經驗揭示某些社會假象，但研究者通常處于矛盾之中，他們想表明獨立立場又不愿得罪公眾，這常常讓其在解釋犯罪與政策建議的錯層之中兩無著落。比如其所提倡的“社會綜合治理”常常讓后者斥為“畫餅充饑”，其“最好的犯罪對策是促進整個社會的良性發(fā)展”，更被斥為是用中藥替代割盲腸。

三、制約犯罪學進入實證分析的瓶頸問題

犯罪學研究無法違背這樣的學術規(guī)則，“它只能依賴于科學的證據，而這些證據是通過人類生活的系統(tǒng)研究獲得的?！盵14](p210)這意味著兩點：第一，需要較長研究周期產出成果；第二，需要足量、準確的有關犯罪與對策的信息資料。就后者而言，國內犯罪研究趨于形式化不應簡單歸咎為研究群體的麻木和其研究起步的特殊背景。

（一）整體描述當今犯罪現(xiàn)象，取決于公共管理系統(tǒng)的信息開放

近十年來，我國每年由檢察機關公布的職務犯罪立案統(tǒng)計與公安機關公布的立案統(tǒng)計是最主要的犯罪信息系統(tǒng)，其中有關部門公布的犯罪統(tǒng)計中水分在逐年減少。在2000-2001年《中國法律年鑒》有關數據比較中，公安機關在2000年對傷害、搶劫、盜竊、詐騙等案件的立案統(tǒng)計所以較大幅度超過前一年，既與展開“嚴打”有關，也顯示出該部門提高立案統(tǒng)計準確率的成效。只是，目前刑事司法部門籠統(tǒng)公布有關數據，還不足以滿足犯罪研究的系統(tǒng)需要，由于缺乏后者的論證，決策者的視線同樣會被遮掩。

此外，目前學界普遍采納的犯罪數據是二手以上的資料，筆者對2002年《青少年犯罪研究》、《犯罪研究》上發(fā)表的文章做過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載有較為詳實數據的研究成果幾乎都出自各省市政法委或公安部局工作人員之手，這表明政策專家因其信息優(yōu)勢更易于進入實證層面。只是受政策思維影響，信息使用者對資源的利用程度仍然有限，一些經過篩選后的信息分析可能回避提及相對敏感的數據，從而削弱其客觀性；更關鍵的是其他研究者在不清楚原始數據來源和全部信息內容的情況下，不可能對這些數據加以鑒別；有些零碎信息經過多次轉用會起誤導作用。

（二）犯罪統(tǒng)計中的某種人為暗數降低了數據價值

國家每年的犯罪統(tǒng)計只是整體上反映犯罪狀況，“犯罪黑數”的存在是自然現(xiàn)象，“人為的暗數”則不正常了。20世紀90年代后，各地公安機關在加強刑事立案統(tǒng)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而“真實的刑事立案統(tǒng)計并未取得實質性、全局性的理想效果”，原因在于低發(fā)案率與高破案率，同時被納入公安目標管理和社會綜合治理檢查驗收的范圍，并成為縣市黨政領導任期責任考評指標體系[15]。近年來，立案統(tǒng)計數據與社會綜合治理評價指標分離開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立案統(tǒng)計質量，但確認立案數據的準確度還為時尚早。

（三）深入犯罪調查，尚須寬松開放的社會條件

近年來，一些極有價值的調查報告在研究人員與政府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下相繼問世。比如1990年，天津社科院與市政法委、監(jiān)獄局聯(lián)手，建立了該市犯罪調查數據庫；學者郭翔與武漢有關部門合作，歷時11年，完成了“武漢市同齡群青年違法犯罪縱向調查研究報告”；1994年司法部犯罪與改造研究所郭建安等人在匯總“北京2000名居民抽樣調查的資料和北京市中級法院審結的600多份案件的分析”基礎上，初步完成了對犯罪被害人研究的重大課題。但即使如此，研究者研究力度仍受很大的局限：(1)即使是聯(lián)合調查方式，有關部門對犯罪深度調查和結論公布存有顧忌。研究者越想就近觀察越軌行為，潛在阻力就越大；(2)由于隱藏在經濟活動中的犯罪黑數極高，公安機關接手的犯罪案件通常又是其他部門已有初查結論的案件，因此，研究者如何取得與金融、海關、稅收等管理部門的通力合作將是新的課題。而在目前政府監(jiān)管水平不高、行業(yè)自律欠佳的情況下，調查者負責任的研究多少帶有揭短效用，這會招致不小的麻煩；(3)大規(guī)模和長期的跟蹤調查缺乏必要的人力和經費投入。其中“記錄檔案不完整，調查人員變動大，無法保持連續(xù)性，更重要的是沒有充足的調查經費”[16]，都會影響調查質量。這就難怪有人把犯罪學研究的困境歸咎于其“間接應答性”[17](p165)，即犯罪學家只是從國家統(tǒng)計數據中發(fā)現(xiàn)犯罪的嚴重性，才引起對犯罪現(xiàn)象的關注；(4)官方主持的部分調查研究活動可能流于形式。調查研究原本是為決策提供依據，但基于種種原因調查結果可能藏頭掖尾。正如有人批評的那樣：“中國某些政策的失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結為‘調查研究’的失敗，因為體制上的欺詐結構正在銷蝕我們社會的活力，調查研究成了制度性游戲?！盵18]

特別讓人擔憂的是，缺乏信息資源和研究環(huán)境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學風的浮躁。一些討論具體犯罪的文章甚至著述通過零星數據加想象拼合現(xiàn)象和罪因，這種把所有能想到的原因列入罪因體系的做法，給予詢問者的是每每自圓其說的答案，它雖然卸下了研究者的責任卻讓整個犯罪理論滑向現(xiàn)代“占卜術”。

四、泛化罪因研究替代嚴謹論證的傾向值得檢討

（一）試圖周延所有的因果關聯(lián)，似為自縛手足

通常認為，“罪因理論的基本價值體現(xiàn)在犯罪原因與犯罪預防的關系上，兩者關系常常被比喻為病因與治病的關系，病因診斷清楚才可對癥下藥?！比欢屡c愿違，既然犯罪是情感沖動和趨利本能的產物，“當代的犯罪學研究能否有所作為便頗令人懷疑”[19]。的確，想要在犯罪學家精巧而專業(yè)的罪因歸納中實現(xiàn)策略的一一對應，我們只會越來越深地陷入迷宮，因為太多無法周全預計的因素會誘導、刺激及加劇越軌發(fā)生。

幾乎所有學者都曾面臨相同的提問：“什么是導致犯罪最主要的原因？”這著實讓他們?yōu)殡y。首先，當追問支配人們行為的遺傳與社會環(huán)境（因素）哪個作用大一些時，就正如有人問：“在一個家庭中是父親還是母親更重要一些？其實兩者在程度上都不可或缺?！盵20]其次，即使研究者在一個具體犯罪中說明罪因層次，也不會用以支持針對主要原因采取對策的說法，恰恰相反，他們會確認有時情景預防比其他預防措施更有效，這就引出了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完整的罪因體系幫助自己認清所有罪因？就社會學思維看，罪因體系不過是說明工具之一而非分析基礎，罪因理論源自對當下社會復雜關聯(lián)的觀察和分析，因此除傳統(tǒng)研究方式得以承襲外，即便經典性的罪因結論也只是具有參照意義。

（二）抽象表述和周密羅織罪因，致使相當多的研究結論趨于雷同

事實表明，研究者并不都能自如地看待相關與因果的區(qū)別。以未成年人犯罪罪因分析為例，國內有關研究雖相當系統(tǒng)卻罕有力作，許多結論陳舊老套。在歸類整理并抽象出影響犯罪的個人、家庭和社會等三大因素后，研究者將看到的和想到的社會關聯(lián)都歸入了龐大的罪因體系，而后者作為參照物又以犯罪的差異性為適用前提，它讓所有接受這一理論的人都能根據個案對號入座，與其無關原因表述可以不計。其庸俗化傾向導致結論既無大錯也無價值。

社會學家早就告誡人們：“簡單相關并不能證明某兩個變量是以因果關系相聯(lián)結的。有時兩個變量之間即使不存在因果關系，它們也有可能高度相關，雖然這種相關是有效的，但是由此得出的結論卻可能是錯誤的，不以因果聯(lián)系為基礎的相關被認為是虛假相關?！盵14](p39)其實這一結論很容易被經驗印證。比如單親家庭中的未成年人確有犯罪個例，但由此說明父母離異是主因值得質疑，有人就通過大量的抽樣調查否定了這一說法[21]。

（三）通過再現(xiàn)事實分析罪因，能夠說明什么才是對犯罪的合理反應

犯罪分析中，“我們經常遇到類似的邏輯悖論和二難推理的問題”[17](p165)。至少犯罪不可避免的結論與不同層面犯罪預防的設計有相悖之處；而“我們在現(xiàn)實中發(fā)現(xiàn)了一些經驗對應物：立法、司法可能制造犯罪；社會分配制度制造犯罪；文化制造犯罪；個體社會化過程制造犯罪；人際互動制造犯罪；被害管理制造犯罪?！盵22](p100)都說明它們也有相悖之處。然而，這些悖論不僅在特有前提和狀況下的共存十分公允，而且還能提示決策者和公眾正視自己的反應程度，提示他們在建立扼制犯罪機制的同時做好應對新型犯罪沖擊的準備；在利用非制度力量預防犯罪之時顧及非政府組織可能異化?？梢姺缸飳W家對罪因的分析，是把決策者和公眾拉回現(xiàn)實，本意并不是讓后者面對犯罪無從選擇。

（四）復雜的罪因結構，提供給普通人一個深度觀照自己的視角

當人們面對犯罪侵害時，憤怒、恐懼都會影響理性選擇。犯罪學研究則表明犯罪與我們首次想到的可能并不一樣，它穿透經驗，自覺揭示犯罪是怎樣在日常生活基礎上通過人們的互動而被創(chuàng)造出來。正如犯罪學家告知人們的，目前正是“無奸不商”的傳統(tǒng)鄙薄不斷演繹無原則的寬容；“君子愛財”的一概而論抹去“取之有道”的法律差別；不加區(qū)別的有責被害人定論和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以及群體越軌現(xiàn)象卸去制假者和欺詐者的心理重負；加上法律界域模糊，經濟犯罪才變得難以控制。

興許受圣經中“原罪”啟發(fā)，魯迅在《狂人日記》中展開了狂人與所在吃人時代無法割裂的悲劇關聯(lián)，狂人最終發(fā)現(xiàn)真正讓人驚悚的不是“救救孩子”的吶喊，而是“我也吃過人”。日本犯罪學家山根清道也認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讓人感到不傷害他人而能生活的人是沒有的?！币虼?，“犯罪的人、受害的人、企圖逃避罪責的人、漠不關心的人、審判的人和判刑的人，誰都不能不在今天的人生意識中懷有罪責感。”[23]這里，在公眾因自身安全需要詰問犯罪學家立場時，所謂“潛在犯罪人”所點化、喚醒的是公眾的倫理責任。

五、犯罪學理論研究的解縛與學術進步

（一）犯罪學的價值是建立科學解釋犯罪機理

我們通常會對以下故事一笑置之：一個學游泳的人把兩個葫蘆捆在肩膀上時，他的上身浮了上來，他把葫蘆綁在腰上發(fā)現(xiàn)游得更自如，于是他把葫蘆綁在腳上試圖站在水面上，結果沉了下去。但在抽象思維層面這樣的錯誤卻不止一次在重復。罪因分析無疑能幫助人們找到對策，但讓犯罪學替代所有的社會科學解決問題會令其承載過重。這里，從犯罪現(xiàn)象和罪因切入對策討論不同于根據預防需要研究犯罪，后者會讓入迷失在成因與對策的混亂鏈接之中，前者則能保證犯罪學理論既緊密關聯(lián)又相對獨立。

犯罪學無疑可以用事實理性分析犯罪，也可以用工具理性運籌對策，但它的學術個性多半取決于前者。第一，犯罪學家的學術責任和社會良知在于不帶情感的再現(xiàn)真實，說明社會固有的多元性。作為難得的評判者，盡管事事評頭論足有不做實事之嫌，犯罪學家求“是”必先求“實”的立場，以及他們用事實對社會心理指數體系所做的綜合說明，深入到妓女、吸毒者和欺詐者等越軌群體中了解其所想所為，客觀評判決策者因一廂情愿和偏好而自食苦果等等，都能夠幫助決策者檢討對策和調整目標。第二，堅持實證分析的做法是擺脫目前犯罪學研究困境，走出注釋政策的局限，避免學科同化的重要保證。

（二）爭取更為開放的學術空間，盡可能改變面面俱到的研究模式

目前經濟學家對經濟越軌行為的觀察遠比犯罪學研究深刻；社會學家對中國社會階層分析的成果常常被犯罪學所引用；基層公安機關與社區(qū)組織所采取的情景預防來自于經驗；政治學者最早提出了現(xiàn)行國家管理體制下的結構性腐敗。犯罪學理論的困窘由此顯現(xiàn)出來。如果犯罪學在運用眾多理論成果時，不能通過更專業(yè)的研究路數展現(xiàn)個性，理論衰微就是遲早的事情。對此，不少犯罪學者表達他們的擔心：有人就批評言必稱國外的做法是一種“口袋式整合”[22](p101)。的確，研究者用“社會解體論”、“差異結交論”、“文化沖突論”、“亞文化論”、“標簽論”、“漂移論”、“新犯罪生物學理論”等學說提升自己的學術品位時，讓人感到有些英雄氣短。有人認為經驗觀察模式混同于實證分析也有問題，因為“常識性的經驗泛濫會阻止科學研究的進一步深化”[17](p114)?？磥?，我們得深入“問題”層面，用個案調查和數據分析揭示人性本能、人際互動與具體犯罪的真實關聯(lián)，讓犯罪學理論為我所用，而不受歐化語言的牽引，讓觀察更接近真相，而不再重復經驗性錯誤。

也許解縛后的犯罪學仍會因固有低調或揭短做法，繼續(xù)坐在冷板凳上。但它將世間百態(tài)說個通通透透，終于讓社會明白自己的責任，明白為什么所謂“罪己性排泄”能夠冰釋“眾人心里的那份弱如游絲的愧疚與負罪”[24]。況且，它讓公眾變得與決策者一樣聰明，這對社會長久進步來說，遠遠超出了解釋犯罪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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