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寶成教授。1944年11月出生于江蘇邗江。1966年本科畢業(yè)于北京商學院，1981年研究生畢業(yè)于中國人民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曾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教務長、教務長，商業(yè)部教育司司長，國內貿易部教育司司長，國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長、計劃建設司司長，教育部發(fā)展規(guī)劃司司長兼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辦公室主任；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國公共管理碩士專業(yè)學位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市場學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xié)會副會長等，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顧問，系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因其杰出的教學科研成就，紀寶成教授榮獲“國內貿易部部級專家”稱號，以及IET——方正大學校長獎、首屆中國教育管理科學卓越成就獎等多種獎項，并當選為2006年度“中國十大創(chuàng)新英才”。紀寶成教授被韓國高麗大學、釜慶大學、日本創(chuàng)價大學、美國俄克拉荷馬城市大學等國內外20多所大學授予名譽博士、名譽教授稱號或被聘為兼職教授、榮譽教授。

紀寶成教授主編的《市場營銷學教程》于1992年獲得國家教委優(yōu)秀教材二等獎，成為在該領域獲得國家獎的第一本教科書；他領銜合著的《商品流通論》于1995年獲得國內貿易部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他主編的《轉型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秩序研究》于年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一等獎，并在年再度獲得中國經濟學的最高獎——孫冶方經濟學獎。他領銜的“市場營銷專業(yè)系列教材建設”項目，于2005年獲得中國教育界最高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此外，紀寶成教授在《人民日報》、《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等多種報刊雜志200余篇，累計400多萬字。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紀寶成教授長期在教育管理崗位工作，近年來陸續(xù)出版了多部關于中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文集和專著，這些文集和專著是他長期以來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實踐總結和理論探討，是我國高等教育領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美玉。2003年lo月，紀寶成教授的《世紀之交的中國高等教育——規(guī)劃、體制與發(fā)展》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發(fā)行，2004年3月，他的另一本文集《發(fā)展與繁榮人文社會科學》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2006年1月，《中國當代教育家文存——紀寶成卷》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2006年3月，由紀寶成教授主編的《中國大學學科專業(yè)設置研究》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

除了經濟領域與教育管理領域，紀寶成教授還具有很高的國學素養(yǎng)，他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發(fā)表的《重估國學的價值》、《接續(xù)文脈、重振國學》和《關于振興國學的思考》等文章在國內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引發(fā)了人們關于國學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系列爭論和思考。他結合MPA教育工作，發(fā)起并主持編寫了供公共管理碩士(MPA)學員使用的研究型教材——《中國古代治國要論》，受到了MPA學員和專家學者的好評。

紀寶成教授同時還是一個詩人。他從20世紀50年代起就詩作不斷，2002年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詞選《歲月詩痕》，收錄了他自中學以來40多年間所寫的詩詞多首。

這些詩詞既是他崢嶸歲月的記載，又是他豪邁性情的體現(xiàn)。

一、政治家對經濟學家的依賴

今天的經濟學家擁有比前輩們更為廣闊的舞

臺。他們不僅利用著書立說、教書育人等傳統(tǒng)傳播學說的途徑，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們?yōu)樗麄兲峁┑闹v壇。議會、政府機構、咨詢公司都看到經濟學家活躍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國人凱恩斯在其學術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時就開始積極參與政治。作為英國的代表，他參與了戰(zhàn)后多次重要的國際經濟會議。在一定程度上說，是他構建了延存至今的國際經濟組織及體系。盡管凱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學術思想也被后人批得體無完膚，但體現(xiàn)他學術思想的國際經濟組織及體系依然在運作。他的后來人越來越積極地參與政治。在此次東南亞金融危機中，一些國際金融界的風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過參政經歷?？唆敻衤?0歲就成為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的成員；薩克斯擔任了許多國家政府的經濟顧問；斯蒂格里茨剛卸任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又接過了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的重任；費舍爾如今坐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第二把交椅——IMF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格林斯潘掌握著美國經濟的命脈；索羅斯雖然稱不上是完全意義的經濟學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東歐開辦的經濟學府正發(fā)揮著商人不能發(fā)揮的作用。

經濟學家在政治上日益發(fā)揮重要作用的原因不僅是經濟學家逐漸產生的政治取向意識，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臺上的主角——政治家對經濟學家的熱情邀請。

現(xiàn)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決定著政治家們的命運，而對經濟問題的把握，經濟學家肯定優(yōu)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們就樂于讓出一些權力，讓出一些位置給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家來說，或許權力對他們并無太大的誘惑力，真正吸引他們的是獲得政治家的認同，及提供給他們實踐其經濟理論的一次最佳機會。尤其是執(zhí)政政治家的邀請代表著經濟學家的理論被扶為正統(tǒng)。政治家對經濟的重視，對經濟學家的依賴從政府機構設置的變化趨勢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國為例，1946年成立了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直接隸屬于總統(tǒng)，由總統(tǒng)任命，直接受總統(tǒng)領導。其主要職責是：評估、檢查和鑒定政府的經濟計劃的政策，預測未來經濟發(fā)展的趨勢，向總統(tǒng)提出咨詢意見和建議，起草總統(tǒng)向國會提交的年度經濟報告。克林頓1993年當選美國總統(tǒng)后為振興美國經濟又新設立了國家經濟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都是資深的經濟事務專家或學者。與總統(tǒng)經濟顧問委員會相比，國家經濟委員會的地位更高，是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平行的機構。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肆诸D對經濟的重視也是美國經濟持續(xù)增長，在世界經濟中一支獨秀的主要原因。這也幫助克林頓維持了相對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過重重難關。

摘要：觀瞻數(shù)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xiàn)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xiàn)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wèi)，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zhàn)。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shù)卣f，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yè)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xiàn)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

摘要：觀瞻數(shù)百年來經濟學思想史之演進和成長，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在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英國劍橋堪稱現(xiàn)代經濟學的搖籃，馬歇爾完成了從古典的“斯密—李嘉圖—穆勒”模式向現(xiàn)代模式的轉變；“芝加哥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信仰和捍衛(wèi)，為經濟學在當代的發(fā)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關鍵詞：古典體系；新古典經濟學；芝加哥學派

本世紀就要在我們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時刻，人類將從此跨入又一個千年。世紀回眸，千年閱讀和閱讀千年，與其說是對我還不如說是對經濟學的挑戰(zhàn)。80年代初，研修中國古代經濟及經濟思想史的書，我確實知道經濟和經濟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長的歷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經濟學到底有多古老。后來在西方，人們常說經濟是古老的，但經濟學卻是年輕的科學。這顯然是因為他們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師亞里士多德視為經濟學家的緣故。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補充一句希望能夠破題的話：經濟學雖然無法因過去的千年而顯示其輝煌，但卻因其輝煌而渲染著一個千年的結束。

一、古典體系

在19世紀末之前，西歐無疑是近代經濟學成型和迅速成長的搖籃。從英國的配第到法國的魁奈，從斯密到薩伊，從李嘉圖到瓦爾拉，從屠能到西尼爾，從格森到古諾等等。而在1750－1870年這段時期，也就是從重農主義到瓦爾拉的一般均衡理論的產生這段時間，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又成了近代的“經典”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說過，在這一段時期，英國形成了一個所謂的“斯密—李嘉圖—穆勒的古典體系”。當然，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說，屬于這個“古典體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圖、穆勒之外，還應該包括象馬爾薩斯、馬克思等這樣偉大的經濟學家。作為古典的經濟學，后人對于什么是古典經濟學的中心論題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體系這樣的問題在經濟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爭論的。爭論的主要焦點是，如何評價斯密和李嘉圖的經濟學在“古典體系”中的相對地位？李嘉圖的經濟學是否繼承了斯密的“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shù)卣f，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yè)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xiàn)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

一、古典體系

首先，我們必須重視“政治經濟學”一詞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的重要意義。在古典的意義上，“政治經濟學”涵蓋了今天我們稱之為經濟學和經濟政策的全部內容。我所看到的許多文獻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的含義時都提到斯密在《國富論》第4卷的導言中所寫的一段話：“作為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務的科學分支，政治經濟學有兩個明確的目標：首先，它要為人們提供，或者更恰當?shù)卣f，使人們能夠為自己提供豐厚的收入或生活資料；其次，向國家或全體國民提供足以維持公用事業(yè)的財源。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國富民強”。這段話后來也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領袖人物萊昂·羅賓斯（L·Robbins）教授在《過去和現(xiàn)在的政治經濟學》（1976）一書中所倡導的研究傳統(tǒng)的基礎。

那么，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歲完成的5卷本巨著《國富論》中，經濟學論述的問題的確是包羅萬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論證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別是自由貿易學說）經濟理論則在120年后的馬歇爾那里轉換成現(xiàn)代主流經濟學的實質性架構?？墒?，現(xiàn)在幾乎所有的古典經濟學說史家都認為，李嘉圖的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經濟學體系發(fā)生了從概念、范式到重點的變化。例如，有的當代學者認為，斯密學派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在1817年以后的確要由“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來限定了，甚至還有“李嘉圖革命”之說。不過，正如熊彼特的觀點那樣，從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發(fā)展階段來說，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可能的確是從斯密到穆勒體系這條發(fā)展主線的一個小小的彎路。這一點在丹尼斯·奧布萊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經濟學家》和1981年發(fā)表的論文“李嘉圖式的經濟學和李嘉圖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發(fā)揮。在《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古典經濟學”條目下，著名的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M·Blaug）認真地比較了李嘉圖的經濟學體系和斯密體系的區(qū)別。他認為，好在李嘉圖的“彎路”很快就被糾正了，因為在1823年李嘉圖死后的10年內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們”拋棄了。因此，包括布勞格在內的不少人還是認為，古典經濟學的整體體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論述的問題比斯密的《國富論》要少得多。不僅如此，李嘉圖還沒有繼承斯密的關于價值（價格）決定的理論體系，而將注意力轉到了“分配問題”。沒有正確地把生產（價格）和分配問題統(tǒng)一起來的所謂“李嘉圖謬誤”，后來也成為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學的富蘭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圖的生產和分配理論》（1956）中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進行批評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在英國古典經濟學說史上插入了一個所謂的“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的話題。當然，也可以這么說，沒有李嘉圖的這個“彎路”，就沒有后來的馬克思的經濟學。如果我們把“剩余產品”的生產和分配視為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主線的話，那么，正如布勞格所說的那樣，把馬克思列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經濟學家也是恰當?shù)摹?/p>

作為剩余理論的繼承人，馬克思無疑從李嘉圖那里學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馬克思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剩余價值理論”，這是他對李嘉圖式的古典經濟學的超越。為《新包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馬克思”條目的歐內斯特·曼德爾稱，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是他對（古典）經濟學最具革命性的貢獻，他發(fā)現(xiàn)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長期運動規(guī)律毫無疑問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紀沒有第2位作者能象馬克思那樣始終清醒地預見到資本主義怎樣運行、發(fā)展和改變世界。的確，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預言家和社會學家，他的經濟學始終在充實他的社會學框架。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欣賞熊彼特在著名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1942）中對“作為經濟學家的馬克思”所作的這樣的高度評價：“作為經濟學家，馬克思首先是一個博學的人。馬克思作為一個作家，我一直稱他為天才和預言家，而我認為有必要突出上面這一點，這似乎有點奇怪。然而，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預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專門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為他們不是某主面的專家，因而具有獨創(chuàng)性。但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中沒有什么能說明他缺少作為學者的素質，或缺少理論分析技術方面的訓練。他是一位貪婪的讀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遺漏重要文獻。他消化他讀過的所有東西，深入思考每一個事實，懷著熱情爭論不尋常的問題的細節(jié)，他習慣于透視包含整個人類的文明和延續(xù)發(fā)展的歷史。或批評，或反對，或采納，或綜合，他對每一個問題總是要探索透徹。最突出的證明就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這是理論方面的里程碑”。

不過，提起“作為剩余理論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李嘉圖式的經濟學，我們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紀年輕的劍橋大學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貢獻。在劍橋，他是和數(shù)學家兼經濟學家的年輕的拉姆齊（F·Ramsey）和馮·諾伊曼（J·VonNeumann）一樣僅靠3篇論著而成為名聲大噪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天才。特別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僅99頁的小冊子《用商品生產商品》可謂開創(chuàng)了一個把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結合為一體的“古典結構”。這種結構復興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剩余產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們今天干脆把古典經濟學稱為“斯拉法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