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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理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管理二重性/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共性/個性

【正文】

管理二重性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中國特色企業(yè)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只有正確理解和運用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從西方企業(yè)管理中分離出它所蘊含的同社會主義管理具有共同屬性、應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內容；才能真正地處理好批判與繼承、學習與獨創(chuàng)、引進與吸收之間的關系。然而，我國管理學界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存在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成為我們引進先進管理的理論障礙。

在我國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一般把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概括為“一方面具有與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相聯(lián)系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與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相聯(lián)系的社會屬性?！保?］即“任何社會的企業(yè)管理都具有二重屬性：管理的自然屬性和管理的社會屬性。管理二重性分別表現(xiàn)為合理組織生產力（指揮勞動）以及維護和生產關系（監(jiān)督勞動）兩種管理職能?！笓]勞動’……表現(xiàn)了管理的自然屬性。監(jiān)督勞動’……表現(xiàn)了管理的社會屬性?！保?］這種管理理論簡單地把自然屬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屬性，是我們可以向資本主義企業(yè)管理學習和借鑒的部分；把社會屬性等同于資本主義管理的特殊性或階級性，是我們應批判和拋棄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的觀點，離開了馬克思的本意，是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的誤解。它阻礙了我們充分地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yè)管理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尤其是社會屬性中的先進經驗，從而不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yè)管理理論體系。

其實，“管理的自然屬性”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關于管理二重性的論述中并沒有出現(xiàn)過，它只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加進去的。在馬克思看來，管理本質上是對共同勞動的指揮和協(xié)調，是對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還是勞動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馬克思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對管理的二重性是這樣論述的：“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tài)，而不是表現(xiàn)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jiān)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保?］馬克思還指出：不能“把從共同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彼J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質，表現(xiàn)為社會生產力發(fā)展的產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制約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二重性表現(xiàn)為：一方面，它是一般勞動過程本身所必要的條件，是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資本主義攫取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的制約，受資本主義價值增殖過程的性質制約。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職能”同“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的“特殊性質”之間的關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列寧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列寧認為，無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看，還是從企業(yè)的局部來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較大規(guī)模的共同勞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同時，它又是維護生產資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條件，是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現(xiàn)。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yè)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企業(yè)管理與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資本主義企業(yè)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成果，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shù)墓ぷ鳎瑢嵭凶钔晟频暮捅O(jiān)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xiàn)，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保?］

至于指揮勞動和監(jiān)督勞動，馬克思和列寧也有過論述。人所共知，列寧不止一次地論述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監(jiān)督的重要性。在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質量檢驗、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監(jiān)督。這些方面同資本主義管理無疑存在著共性。對于“指揮勞動”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資本指揮勞動”、經理和監(jiān)工“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3］（23.367～369）。而且認為，指揮和監(jiān)督勞動既可以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職能”，也可以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3］（25.433）。由此可見，指揮勞動的職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屬性”，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而“監(jiān)督勞動”即“管理的社會屬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認為，對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應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所謂的“屬性”或叫組織技術屬性更為確切，是解決經營過程中的組織與分工協(xié)作關系，主要是生產力。不同制度下的企業(yè)管理在組織技術屬性方面沒有區(qū)別。與生產力相聯(lián)系的決不限于其自然屬性或其技術方面，合理組織生產力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職能。

第二，管理的社會屬性除了包括有與社會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相聯(lián)系的階級性之外，也包含著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現(xiàn)在：（1）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屬于市場，而且都是市場經濟，以現(xiàn)代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xiàn)代企業(yè)管理理論必然有其共性。（2）企業(yè)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質則是社會性的，其社會性包括兩部分：一是對抗的階級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的利益關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二是反映著人的一般社會性，如社會交往、友誼、自我價值觀、歸屬感等。這正是近年來西方企業(yè)管理的重點，我們應加以借鑒、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僅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認為這才是可以借鑒和吸取的東西，那就會阻礙我們從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吸取有益的東西。

總之，如果我們把企業(yè)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屬性，把生產勞動過程看成是單純的技術過程而忽略其社會性方面。這樣一來，就不僅否認了生產力的組織與調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時否定了生產關系與企業(yè)文化、上層建筑的調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這三個方面，現(xiàn)代西方企業(yè)界都在不斷地進行著重大的調整與改革，甚至從社會主義企業(yè)管理中吸取許多重要經驗而在管理現(xiàn)代化方面走在我們前面。如果我們不能引進現(xiàn)代管理，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我們在徹底拋棄那種認為只有管理的自然屬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觀念的時候，更應該在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去管理的共性?，F(xiàn)在我們管理落后，主要還表現(xiàn)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把握現(xiàn)代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才會在管理技術方面達到先進的水平。

【】

［1］社會大詞典．北京：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覽上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700．

［2］中國企業(yè)管理大百科全書，北京：企業(yè)管理出版社，1990．156．

分形理論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摘要〕法治包含著這樣三層意蘊: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法治意味著民治、自治,法治意味著理性的選擇。法治被信仰取決于法律的普遍社會服從性,取決于參與法律實踐活動要素的完備性和協(xié)調性,取決于普法教育的社會性效果,建立這種信仰是一個漸進式的社會演進過程。

一

法治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它是人際博弈的產物,從西方民主政治發(fā)端之初,現(xiàn)代法治的精神意蘊就開始生長、發(fā)育并漸至生成,一方面是源于西方法治深厚文化底蘊的支持,進而贏得了民眾的認同與接受;另一方面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市場經濟的內在理念與現(xiàn)代法治理念相契合,因而才使法治不僅作為一種政治動作方式,更是作為一種公共選擇的產物而確立為一種穩(wěn)定的社會制度。

以“家—國”為本位的中國古代法律制度作為一種社會制度,亦作為一種政治統(tǒng)治手段,綿延兩千余年,直至1860年,中國社會在外來的現(xiàn)代化浪潮的沖擊下發(fā)生了變化,但仍是表面化的,五四志士的激情宣揚與傳播,西方法治文化才得以登陸。建國后,法治同樣走過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直至由“法制”到“法治”的一字之改,法治之于中國的真正意蘊才開始闡發(fā),作為流行的話語方式,上至官方,下至民間;上至學者闡釋,下至民眾評議,法治已成為轉型中國的理性選擇與制度實踐。

亞里士多德早在幾千年前就對法治作了最為簡潔而精辟的概括:“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它既涵蓋了靜態(tài)的文本的法律和動態(tài)的動作的法律,既對形式正義提出了要求,又捍衛(wèi)了實質正義,是一個“既符合正宗政體之法,維護全體成員利益之法,符合自然法之法,正義之法。”現(xiàn)代法治精神意蘊的闡發(fā)與解讀亦受亞氏思想之影響。

在我們倡導“依法治國”的今天,多少人在談論法治,但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解讀法治,每個人又在不同的法律實踐中不同地體會法治的韻味,依法治國的口號式的呼喊,依法治國的公式似的套用,使“法治”像一張綿密之網,使人呼吸困難,但是“依法治國”的內涵究竟是什么呢?

(一)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F(xiàn)代法治是民主的伴生物,以維權為其意旨,將公民權利載入法律文本,為實現(xiàn)民主自由而存在。西方的悠遠的自然法理念在法治中找到了最好的表達,作為社會契約當事人的民眾將由其權利而形成的權力的制約與監(jiān)督權交予法治,將自身權利的維護與實現(xiàn)寄予法治,因此在法治社會,人人在法律之下,沒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律的至上性源于民意的至上性。

(二)法治意味著民治、自治。民主社會應是公民自主的社會,國家只是作為每個公民人行使權力,因此,民主制下的政府應是有限政府,政府與民眾均在法律之下,權利自由是現(xiàn)代法治的口號,法治應把更多的選擇自己留給民眾,讓民眾自己做主;法治更意味著自治,即法治不應是一種他治狀態(tài)。“法治的意義在于給人們提供有效的指引?！痹诜ㄉ鐣^程中,這種行為規(guī)則的指引會內化為一種行為習慣,因此法治應以人為本。

(三)法治意味著理性的選擇。法治是一個實踐的理想,它部分地以關于人和社會的本質的悲觀主義為前提,因此法治要限權,要追求形式正義,要以犧牲部分價值來實現(xiàn)部分價值,要通過一套完整的不斷調整的制度框架實現(xiàn)法律之完整,這樣法治就是一個不斷選擇的過程,是社會的理性化的產物,而非少數(shù)人的天才設想。

上述三個方面不能也不可能窮盡法治的全部意蘊,但有一點是明確的,即法治不是萬能的,“洋人最終選擇法治的理由,恐怕不在于覺得法治的優(yōu)點勝過人的智慧,而在于覺得法治比人治要可靠,因為,歷史時常說明,人的自覺自律是不恒常的?！彼?對中國而言,在理解法治、倡導法治的同時,亦要對法治的代價有充分的心理準備,不要對法治抱過多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因為“人類的一切制度必是有得有失的,企圖實踐一種無代價的制度,必將付出更大的代價?！边x擇了法治的優(yōu)點同時,也就選擇了法治的弊端

二

作為與民主政治與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現(xiàn)代法治,制度設計者們可以在相對短的時間內建立起法治的硬件設施——完備的法律制度框架體系和配套機構的人員,而其軟件的配套與形成支持系統(tǒng)卻非一日之功,那么,只有硬件與軟件配套相互契合,“才能使具有普遍理性主義的現(xiàn)代法治得以呈現(xiàn)內在自覺,動態(tài)整合的非單一線性的總體性進程?！?/p>

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統(tǒng)治系統(tǒng)由自愿服從和信仰體系構成,而后者具有關鍵作用,只有確立對統(tǒng)治的合法性的信仰,才能使社會成員對現(xiàn)存制度予以認可而得以維系。因此,作為軟件支持系統(tǒng)的法律信仰就成為現(xiàn)代法治建立起無上權威之治的最關鍵因素。

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伯爾曼教授的《法律與宗教》從學理上分析了法律與信仰的“內在的”“深層的”聯(lián)系,尤其那句“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為其最具代表性的論斷。得出這種論斷的原因在于伯爾曼的法律社會學視角,即他把法律看成是“社會中權利與義務的分配結構與程序”,而把宗教這一相關事物看成是“社會關于生活的終極意義和目的直覺認識,以及對此終極意義與目的的獻身?！彼?伯爾曼認為法律可以建立起宗教式的信仰,其原因在于法律與宗教在儀式、權威、普遍性方面具有共性,通過人們對法律活動的參與,可激起如對宗教般信仰并為之獻身的激情,但嚴格說來,這種發(fā)生于價值層面的法律信仰與的相似或等同程度只是抽象的或邏輯意義上的,法律的價值理想不僅是一個哲學的認識層面的追求,更是一個法律實踐過程中的感受與認同,因而,法律信仰蘊含了法治的工具理性與價值追求,法律信仰的培育同時也是法律規(guī)則內化為社會成員的法習慣的過程,也意味著法治的價值理想的實現(xiàn)。

“法律必須被信仰”的理論命題被法學界以至全社會接受并不必然等于法律被信仰了,因為法律信仰并不僅是一種言辭上的表白,而必須是一種全身心的投入,也并非某個或某些個體的心靈活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實踐顯示出的對法律的尊重與倚重,尤其對于轉型中國的法治而言,要使法律信仰真正成為法治實踐的主導性因素,是一個長期的任務。那么,法律如何才能被信仰?

首先,按照亞式的“良法”之治,即欲獲得普遍服從的法律本身應該是制定的良好的,無庸諱言,這是法律得以普遍信仰的重要條件,因為法治社會的根本特征是法律權威的至上性,若非良法,不與人們的政治理想與倫理道德觀念相一致,是不可能獲得人們的普遍服從的,法律權威的至上性也無法樹立。

其次,法律信仰的培育是由法律共同體成員即包括法官、檢察官、學者等推動的法律實踐活動,由于這是一個法治進程中最具激情與活力的主體性因素,系統(tǒng)的法學知識的獲取及法律技術的掌握是這個群體得以為立法提供理論的前提思考和現(xiàn)實的社會關懷,為司法提供價值性引導、為公眾解釋抽象的法律語言,提供一個溝通抽象法律文本世界與現(xiàn)實的人文關懷的渠道,這是形成法律信仰的必要條件。

分形理論論文范文第3篇

1.1化學成分每100g魚腥草可食部分(干品)含蛋白質5.26g，脂肪2.41g，碳水化合物67.5g，鈣7530.9mg，磷43mg，鐵12.6mg，以及維生素A，B，C，E等以及天冬氨酸、谷氨酸等多種氨基酸［2］。

魚腥草鮮草含揮發(fā)油約0.0049%，主要成分為癸酰乙醛、甲基正壬酮、癸醛、月桂醛等［3］；黃酮類成分有槲皮素、槲皮苷、異槲皮苷、蘆丁等［4］；有機酸類成分棕櫚酸、亞油酸、天門冬氨酸、馬兜鈴酸等［5］。其中的魚腥草素（癸酰乙醛）為其主要的活性成分。其特殊氣味與其揮發(fā)油有關［6］。

有研究表明，10月中旬和7月中旬為魚腥草的最佳采收期，同時野生魚腥草揮發(fā)油中的甲基正壬酮含量略高于栽培魚腥草［7］。不同產地對魚腥草中的揮發(fā)油［8］及甲基正任酮［9］的含量也有一定的影響。

1.2分離提取戴偉鋒等［10］據(jù)實驗結果分析得出，魚腥草總黃酮水提法的最佳提取工藝為：加熱溫度90～100℃，以1∶40的固液比，提取3次，提取45min/次。在曾虹燕［11］所選的實驗條件范圍內，當原料粒度40目、萃取壓力20mPa，溫度35℃，CO2流量40kg/h和萃取時間為80min時，魚腥草揮發(fā)油的總萃取率較高(1.76%)，其多數(shù)組分都有較好的萃取效果，可用于工業(yè)化生產。陳根洪等［12］先采用微波預處理，其技術參數(shù)為料水比1∶25、微波小火處理2.0min；然后進行熱水浸提。其技術參數(shù)為溫度70℃、時間2h、次數(shù)2次。在此條件下，魚腥草黃酮和多糖復合提取的得率分別為1.606%和5.274%，總量達到6.880%。

1.3質量控制于健東等［13］率先采用氣相色譜法對魚腥草中甲基正壬酮的含量進行了測定。高靜等［14］則采用填充色譜，程序升溫；FID檢測器，外標標準曲線法的色譜條件，建立了魚腥草揮發(fā)油中有效成分甲基正壬酮分析測定方法。張輝等［15］以2溴3，3二甲基4羥基5，5二羧基羥基品紅酮為Cu2+的顯色劑，分光光度法間接地測定了魚腥草中有效成分之一癸酰乙醛的含量,方法簡單準確快捷。蘇流坤等［16］采用ODS柱，甲醇水(45∶55)，磷酸調節(jié)pH值至2.5作流動相，用外標法測定了魚腥草及其制劑中槲皮苷的含量。鄭一敏等［17］用高效液相色譜法同時測定魚腥草中金絲桃苷與槲皮苷的含量。賴聞玲等［18］采用萃取魚腥草注射液中的揮發(fā)油，用氣相色譜-質譜聯(lián)用(GCMS)的方法鑒定其化學成分。以上均為魚腥草的質量控制提供了依據(jù)。

李曉蒙等［19］采用梯度洗脫法，對魚腥草藥材進行HPLC測定。李秀珍等［20］及陳碩等［21］分別采用氣相色譜法測定魚腥草注射液揮發(fā)性成分。應軍等［22］應用RP-HPLC方法對魚腥草藥材進行了測定。提示了進行魚腥草及其制劑的指紋圖譜研究的方法。吳衛(wèi)等［23］用RAPD對魚腥草進行了標記，可作為構建魚腥草DNA指紋圖譜的有效工具。

2藥理作用

2.1傳統(tǒng)藥理作用魚腥草具有清熱解毒、消癰排膿、利尿通淋的功效。主治肺癰吐膿、痰熱喘咳、熱痢、熱淋、癰腫瘡毒。主要與其抗病原微生物、抗炎、調節(jié)免疫功能等藥理作用相關［6］。

2.1.1抗病原微生物魚腥草具有廣譜抗菌作用。熊大勝等［24］研究證實，魚腥草提取物對多種微生物的繁殖生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枯草桿菌、青霉菌、黑曲霉菌及酵母菌的最低抑菌濃度分別為0.25%，1%，2%，8%，8%，8%且耐高溫短時的熱處理。劉小英等［25］證明魚腥草具有抑制和殺滅幽門螺旋桿菌的作用并推測魚腥草對胃十二指腸潰瘍的治療作用。

2.1.2抗炎李爽等［26］研究表明，合成魚腥草素灌胃給藥對巴豆油致小鼠耳腫脹、角叉菜膠致大鼠足腫脹、醋酸致小鼠腹腔毛細血管通透性增高均有顯著抑制作用。李瑩等［27］研究發(fā)現(xiàn)，復方魚腥草膠囊可顯著拮抗二甲苯所致的小鼠耳腫脹，降低腹膜通透性，抑制肉芽腫增生，其機理可能與復方魚腥草膠囊可拮抗各種致炎因子有關。

2.1.3對免疫功能的影響邵蘭等［28］研究表明，灌胃給予合成魚腥草素60，120mg/kg，能明顯增加環(huán)磷酰胺所致免疫功能低下模型小鼠的脾臟指數(shù)、外周血淋巴細胞ANAE陽性百分率，增強單核巨噬細胞吞噬功能、遲發(fā)型超敏反應強度及ConA誘導的脾臟T淋巴細胞增殖能力，對胸腺指數(shù)則無明顯影響。另有研究表明，魚腥草素提高細胞免疫能力可能是由于它靠疏水吸附作用與免疫細胞結合而發(fā)生作用；魚腥草素同系物在巨噬細胞上吸附后，通過某種途徑對巨噬細胞的酶系發(fā)生激活作用，從而提高了動物的免疫功能。且有實驗表明，延長魚腥草素碳鏈的長度有助于尋找到有高免疫促進作用的新型魚腥草素衍生物［29］。

2.1.4抗過敏研究表明，魚腥草油能明顯拮抗SRS-A對豚鼠離體回腸和肺條的怍用，靜脈注射100mg/kg能拮抗SRS-A增加豚鼠肺溢流作用；并能明顯抑制致敏豚鼠離體回腸的過敏性收縮，及拮抗HA、Ach對豚鼠回腸的收縮，對豚鼠過敏性哮喘具有明顯的保護作用［30］。

2.2新藥理作用研究隨著對魚腥草的研究的深入，魚腥草又有許多新藥理作用被發(fā)現(xiàn)，并被臨床應用。研究表明，魚腥草煎劑灌胃給藥可抑制大鼠肝臟的脂質過氧化代謝，即發(fā)生在不飽和脂肪酸共價鍵上的一系列自由基反應，與體內腫瘤、化學中毒、感染、炎癥反應、自身免疫、衰老、吞噬殺菌等多種生理過程有關［31］。魚腥草注射液能降低造模大鼠24h尿蛋白含量，對CBSA所致腎損傷模型大鼠有減輕其病理損傷的作用［32］。同時，魚腥草對立鏈脲佐茵素誘導的糖尿病模型大鼠的腎臟組織也有明顯的保護作用，其機制可能與其降低腎臟中TGFβl表達，增加HGF的表達有關［33］。魚腥草能提高ALI時機體PaO2、減輕肺水腫、降低平均肺動脈壓，ALI時TNF-n表達增加，魚腥草可降低ALI時TNFn的表達。對急性肺損傷有治療作用，這種作用可能是通過降低ALI時肺組織TNFn表達實現(xiàn)的［34］。魚腥草注射液可以提高小鼠Y迷宮測試的正確次數(shù)，提高腦組織中SOD和NOS的活性，降低腦組織中MDA的含量，對小鼠學習記憶能力具有加強作用［35］。魚腥草中還含有抑制毛發(fā)生長的黃酮類化合物，這些物質可以調控毛發(fā)生長［36］。

3臨床應用

魚腥草以其顯著的藥理作用而被廣泛地應用于臨床。

3.1呼吸系統(tǒng)疾病

3.1.1肺炎李冰昱等［37］報道，對35例老年人肺炎患者采用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基礎上加用魚腥草注射液靜脈滴注治療后總有效率為94.3％，顯著高于對照組僅采用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的83.3％。王霞［38］報道，對156名患兒隨機分組，治療組給予新魚腥草素鈉注射液配伍抗生素治療。對照組采用病毒唑配伍抗生素治療。兩組療效經統(tǒng)計學處理差異有顯著性，治療組療效優(yōu)于對照組。

3.1.2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李朝友［39］報道，將93例上呼吸道感染病例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治療組在其他相同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新魚腥草素鈉注射液，治療組總有效率96％，對照組總有效率87％，治療組療效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李京鶴等［40］報道，對196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例隨機分成治療組和對照組，分別以魚腥草與病毒唑治療，結果治療組療效優(yōu)于對照組。

3.1.3其他胡靜等［41］報道，128例毛細支氣管炎患兒采取在西醫(yī)常規(guī)對癥治療的基礎上，加用新魚腥草素鈉注射液靜脈滴注，效果滿意?？孜ⅲ?2］報道，用中成藥蒲丁合劑口服，聯(lián)合魚腥草注射液霧化吸入治療急性咽炎198例，并與口服抗生素104例作對照，治療組痊愈182例(91.9％)，好轉13例(6.5％)；對照組痊愈4例(3.8%)，好轉82例(78.8％)。兩組治愈率和總有效率比較差異均有非常顯著性意義。裴志強等［43］報道,對60例流行性腮腺炎無合并癥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均給予青霉素、病毒唑靜脈滴注，金黃散外敷，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加用新魚腥草素鈉注射液。治療組顯效23例，有效5例，無效2例，總有效率92.33％，明顯優(yōu)于對照組。

3.2消化系統(tǒng)疾病牛慶婷等［44］報道，對于兒科發(fā)生在秋冬流行的小兒急性腹瀉，口服思密達的同時配合靜脈滴注魚腥草注射液，療效明顯優(yōu)于單純思密達口服治療的對照組。

3.3泌尿系統(tǒng)疾病姜明全等［45］報道，將60位腎盂腎炎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均用左氧氟沙星針0.2g稀釋于5％葡萄糖或0.9％氯化鈉液250ml中，靜脈滴注，2次/d。治療組在此基礎上加用魚腥草注射液，有效地提高了治愈率，減少了疾病的復發(fā)。

3.4婦科張鳳秀等［46］報道，對206例女性不孕癥采用彩色多普勒超聲實時監(jiān)測下用魚腥草注射液行子宮輸卵管通液檢查，發(fā)現(xiàn)超聲能清晰地觀察子宮輸卵管通液程度，使不孕癥的診斷顯示更直觀，且不適癥狀少，其診斷率、確診率明顯提高。

3.5五官科病羅榮幫等［47］報道，對113例(118只眼)單純皰疹性角膜炎患者采用隨機分組方法分為治療組及對照組。治療組57例(60只眼)用魚腥草注射液靜脈滴注、點眼及貝復舒點眼；對照組56例(58只眼)用無環(huán)鳥苷注射液靜脈滴注聯(lián)合局部點眼。治療組痊愈率為86.67％，有效率為93.33％，與對照組痊愈率(51.72％)和有效率(68.97％)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隨訪病例治療組52只眼，復發(fā)2只眼，復發(fā)率為3.85％；對照組30只眼，復發(fā)10只眼，復發(fā)率為33.33％。兩組比較，差異有顯著性(P<0．05)。

3.6腫瘤性疾病趙小青等［48］報道，隨機擇取原發(fā)肺癌Ⅲb以后者48例，分為對照1組、對照2組和觀察組。對照1組予西藥小牛胸腺肽，對照2組予小牛胸腺肽加服十全大補湯。觀察組給予魚腥草注射同時口服十全大補湯加減。對照1組(16例)2年總生存率12％；對照2組(16例)2年總有效率25％；觀察組(16例)2年總有效率37.5％。

3.7其他查麗［49］報道，采用新魚腥草素鈉注射液聯(lián)合參麥注射液治療1例急性病毒性心肌炎并心源性休克患者，收效較佳。于紅芳［50］報道，將患者76例肺性腦病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兩組均予西醫(yī)常規(guī)治療，治療組另予醒腦靜及魚腥草注射液靜脈滴注。結果治療組療效優(yōu)于對照組。

4不良反應

魚腥草毒性很低?！秳e錄》中記載：“多食令人氣喘?！爆F(xiàn)代研究表明，魚腥草煎劑小鼠腹腔注射的LD50為51.04g/kg。合成魚腥草素的毒性較粗制劑大，給小鼠灌胃LD50的是1.6g/kg。靜脈注射低劑量合成魚腥草素75～90g/kg，連續(xù)給藥7d，雖未引起小鼠死亡，但給藥初期，小鼠出現(xiàn)運動失調、痙攣，繼續(xù)給藥癥狀消失。犬每日口服80g/kg或160g/kg，連續(xù)30d，對食欲、血象及肝腎功能均無明顯影響，但是可引起流涎和嘔吐［6］。

但近年來，魚腥草注射液的不良反應卻屢見報道［51～54］，而且反應嚴重，主要表現(xiàn)為：皮膚紅腫、瘙癢、皮疹、惡寒、發(fā)熱、寒顫、胸悶、心悸、呼吸困難、肺水腫、過敏性休克等。發(fā)病急，甚至有死亡病例。有鑒于此，國家食品藥品監(jiān)督管理局于20060531印發(fā)了《關于暫停使用和審批魚腥草注射液等7個注射劑的通知》（國食藥監(jiān)安【2006】217號）。已經停止了對這些藥物的生產和使用。

但是，叫停魚腥草注射液并不等同于封殺魚腥草，注射液和口服制劑是完全不同的代謝途徑，魚腥草的療效并不應受到質疑。魚腥草還是以其廣泛的藥理作用而受到人們的重視。更重要的是，魚腥草注射液所含化學成分復雜，質量控制標準又僅限于某個成分的含量測定，而導致其致敏反應的主要物質可能是那些未定量的某些成分。同時，與其他藥的配伍使用對其致敏反應也有影響［55］。

因此，制定更加完善的質量控制標準，研發(fā)新劑型，探索對魚腥草有效成分或有效部位直接合成的生產工藝，才是魚腥草目前研究的新思路。魚腥草仍然有著較高的開發(fā)價值與廣闊的市場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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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理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分析個人投資金融投資行為理論

1、金融投資行為理論分析

金融投資行為理論悄然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其在博弈論和實驗經濟學被主流經濟學接納之際，對人類個體和群體行為研究的日益重視，促成了傳統(tǒng)的力學研究方式向以生命為中心的非線性復雜范式的轉換，使得我們看到了金融理論與實際的溝壑有了彌合的可能。金融投資行為理論以期望理論、行為組合理論和行為資產定價模型為其理論基礎，并將人類心理與行為納入金融的研究框架，具體體現(xiàn)為以下幾個模型：

首先，BSV模型。BSV模型認為，人們進行投資決策時存在兩種錯誤范式：其1是選擇性偏差，即投資者過分重視近期數(shù)據(jù)的變化模式，而對產生這些數(shù)據(jù)的總體特征重視不夠，這種偏差導致股價對收益變化的反映不足。另1種是保守性偏差，投資者不能及時根據(jù)變化了的情況修正自己的預測模型，導致股價過度反應。

其次，DHS模型。該模型將投資者分為有信息和無信息兩類。無信息的投資者不存在判斷偏差，有信息的投資者存在著過度自信和有偏的自我歸因。過度自信導致投資者夸大自己對股票價值判斷的準確性；有偏的自我歸因則使他們低估關于股票價值的公開信號。隨著公共信息最終戰(zhàn)勝行為偏差，對個人信息的過度反應和對公共信息的反應不足，就會導致股票回報的短期連續(xù)性和長期反轉。

再次，統(tǒng)1理論模型。統(tǒng)1理論模型區(qū)別于BSV和DHS模型之處在于：它把研究重點放在不同作用者的作用機制上，而不是作用者的認知偏差方面。該模型把作用者分為“觀察消息者”和“動量交易者”兩類。觀察消息者根據(jù)獲得的關于未來價值的信息進行預測，其局限是完全不依賴于當前或過去的價格；“動量交易者”則完全依賴于過去的價格變化，其局限是他們的預測必須是過去價格歷史的簡單函數(shù)。

最后，羊群效應模型。該模型認為投資者羊群行為是符合最大效用準則的，是“群體壓力”等情緒下貫徹的非理，有序列型和非序列型兩種模型。在序列型模型中，投資者通過典型的貝葉斯過程從市場噪聲，以及其他個體的決策中依次獲取決策信息，這類決策的最大特征是其決策的序列性。非序列型則論證無論仿效傾向強或弱，都不會得到現(xiàn)代金融理論中關于股票的零點對稱、單1模態(tài)的厚尾特征。

2、對金融投資者的個人行為分析

1.多為投機心理，短期行為嚴重

我國很多證券投資者入市并不是看重上市公司真實的投資價值，而是企圖從中獲取超額回報。絕大多數(shù)的投資者入市的主要原因是為通過股票的買賣價差而獲利，這類人群多是為賺錢買賣差價進行短線操作;只有少數(shù)投資者進入股市是為了獲得公司分紅收益;38%的投資者因有閑置資金而，把股市看成是1個長期投資場所。高比例的企圖賺取短期收益群體的存在是1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博取短線利潤群體的過大是我國證券市場行情波動幅度.驚人的重要原因，這也是造成證券市場不穩(wěn)定的主要原因之1。從投資者入市動機上分析，就已經預示著我國證券市場投資者短期行為比較明顯。

我國個人投資者更多的是短線投資、投機，而沒有把股票作為長期的投資。另1方面，股票價格的劇烈波動誘發(fā)了1部分人的賭博心理，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由于證券投資者容易產生羊群效應，使這種市場短期行為具有很強的蔓延性，從而極大地加重了投資者孤注1擲的心理，1旦認為找到了機會，就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力，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不顧，冒險參與高風險的證券投資活動。在我國證券市場中，我國投資者的短期行為特征表現(xiàn)為比較明顯的冒險心理和投機短期行為。

2.投資承受能力差

調查顯示，我國個人投資者以中等收入的工薪階層為主，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為工資收入，參與證券市場的時間普遍較短，證券投資意識很強，但投資經驗相對缺乏，股市投入占家庭金融資產比例較大，這充分說明我國個人投資者的抗風險能力很弱，投資者對投資股市的“情感依托”強烈。

3.對股票專業(yè)知識了解不足

絕大多數(shù)個人投資者的股票投資知識來自于非正規(guī)教育，主要通過朋好友的介紹、股評專家的講解以及報刊、雜志的文章等獲得;在做投資決策時，投資者大多依據(jù)“股評推薦”、“親友引薦”，以及“小道消息”;在投資決策的方法上，兩成以上的個人投資者決策幾乎不做什么分析，而是憑自己的感覺隨意或盲目地進行投資。投資者進行投資決策時過于看重自己知道的或容易得到的信息，而忽視對其他信息的關注和深度挖掘。大多數(shù)投資者在評價投資失誤時，往往將失誤歸咎于外界因素，如國家政策變化、上市公司造假，以及莊家操縱股價等，而只有少數(shù)個人投資者認為是自己的投資經驗或投資知識不足;大部分投資者對新出現(xiàn)的金融品種如開放式投資基金的認知程度有限。

3、結語

總體來說，我國的股票市場中對于股票價格的影響因素過多，政策因素、大戶操作因素，這說明中國股市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對于市場是有效的基本假設;同時，投資者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點也不符合經典金融理論中，投資者對于風險總是厭惡的基本假定:在收益時，股民表現(xiàn)出對已有收益的貪婪，以及賭博心理，而在被“套牢”時，又寧愿苦苦等待，以待反彈機會.這些特點都說明中國股民的投資心理符合金融投資行為理論的期望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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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理論論文范文第5篇

一、平衡論“虛”“實”問題的提出

在中國行政法學界，盡管同意“現(xiàn)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是平衡論”

這一命題的學者越來越多，但暫時仍持相左意見者也為數(shù)不少。行政法學界關于現(xiàn)代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論分歧主要針對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與現(xiàn)實基礎。平衡論者并不否認平衡論有理想成分，但更不容否認的是作為整體的平衡論無疑是來自現(xiàn)實、服務現(xiàn)實、指導現(xiàn)實的；暫未接納平衡論的學者則認為平衡論避“實”就“虛”，其研究方法不太科學，理論主張也缺失現(xiàn)實基礎，故將其視為“現(xiàn)代行政法的理論基礎”言過其“實”。

評判平衡論的“實”與“虛”，首要的問題是達成評判標準上的大致共識。作為理性思維的產物，任何理論都不可能與實踐一一對應，理論源于現(xiàn)實卻又高于現(xiàn)實，并通過標明現(xiàn)實的完善方向與完善方式而體現(xiàn)其理論指導價值。平衡論亦然。而且，較具體的行政法理論而言，作為理論基礎的平衡論只有更具抽象性才能更好地起宏觀指導作用。因此，行政法理論基礎必然是形而上的，而非形而下的，但絕對不能據(jù)此就認為平衡論就是“虛”的。如果將平衡論的“實”定位為對行政法制現(xiàn)實的消極反應，就正好否定了平衡論的行政法理論基礎地位。因此，評判平衡論的“實”，關鍵在于考察平衡論是否揭示了行政法制的“真際”-隱藏于行政法深層次的“理”或“道”。

由此可見，評判平衡論“虛”“實”的標準主要有三：

第一，平衡論的研究方法是否符合社會科學方法論要求；

第二，平衡論是否成功地揭示了行政法的歷史延續(xù)性；

第三，平衡論是否回應了來自經濟、政治、社會與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現(xiàn)實要求。

與此相對應，關于平衡論的理論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七個方面：

平衡論的研究方法；平衡論的現(xiàn)實針對性；平衡論的經濟維度；平衡論的政治維度；平衡論的人文精神維度；平衡論的實踐性；平衡論的法治意義等。以下分別進行討論。

二、平衡的研究方法：平衡論遠離實證？

質疑觀點：平衡論只是一組純粹應然命題的集合，整個理論體系缺失實然層面；或者，平衡論的構建方法是純粹規(guī)范性的，缺少實證分析。

對照社會科學方法論，一種缺少實證支持的規(guī)范性理論很難經得起實踐考驗，行政法基礎理論的形成也必須遵循社會科學方法論規(guī)則。平衡論是由一組具有內在邏輯性的、相互支持的觀點而構成的理論體系，平衡論者堅持事實與價值二分的哲學思維，這就保證了每一重要理論觀點的形成都既有實證支持（事實），也有規(guī)范分析（價值判斷）。大致說來，平衡論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種：矛盾分析方法、理想類型方法、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方法。

（1）矛盾分析方法。平衡論認為，行政法是一個圍繞行政主體與相對方這一行政法核心矛盾而展開的規(guī)范體系，行政主體與相對方是行政法內部的兩個矛盾主體。平衡論采用了辯證思維，將行政主體與相對方視作對峙互動的矛盾雙方，既正視矛盾雙方的對立性，又顧及矛盾雙方的合作性。

（2）“理想類型”方法。實踐證明，韋伯提出的“理想類型”

研究方法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社會科學方法，它已被國內外行政法學者所廣泛運用。平衡論者提出管理論、控權論與平衡論等三種行政法理論基礎的“理想類型”，以及管理法、控權法與平衡法等三種行政法“理想類型”，與“理想類型”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不謀而合。作為平衡論的對立理論形態(tài)，管理論與控權論也是平衡論首先提出的，這“兩論”本身也是平衡論的基本理論主張。盡管有些學者一方面斷然否定平衡論研究方法的科學性，另一方面卻又在事實上接受了管理法（論）與控權法（論）的理想類型，此即反證了他們實際上是承認平衡論者采用了“理想類型”方法。

（3）規(guī)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平衡論者在型構平衡理論的過程中，既通過探究行政法制實踐，以實證的方法得出一系列理論主張，又并不隱瞞自己的價值判斷，力求以實證分析保證理論的現(xiàn)實性，以規(guī)范分析保證理論的前瞻性。惟此，平衡論旨在揭示行政法背后的“真際”，其理論構建方法符合思維規(guī)律，基本上做到了（從行政法制實踐中抽象出共性的）形式邏輯與（以行政法學理論指導行政法實踐的）辯證邏輯的統(tǒng)一；而且，還強調具體理論觀點與（經濟性實證分析的）數(shù)理邏輯要求相吻合。

三、平衡論的現(xiàn)實針對性：平衡論回避了現(xiàn)實？

質疑觀點：平衡論是一種簡單的“否定之否定”的結論，是一種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的折衷處理，是一種回避現(xiàn)實的中庸作法，缺乏反映中國行政法制現(xiàn)實的針對性。

作為一種在回應時代需求的行政法哲學，平衡論的確是時代的產物。在中國歷史上，在“管理論”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消亡而衰微之后，“控權論”曾一度活躍。然而，在現(xiàn)階段的中國推行“控權論”

并不實際，這不僅歸因于英美控權法是以健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完善的行政程序為主要控權手段，而且還具有權利本位、自由主義、消極政府、企業(yè)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等現(xiàn)實基礎，而這些思想觀念與制度環(huán)境，在90年代初的中國并不具備。此外，發(fā)端于70年代末的世界公共行政改革了也要求各國重塑一個“有活力”的政府，英美傳統(tǒng)的控權模式也因此處于修正之中，以謀求政府與社會的良性互動。由此可見，管理論與控權論在中國都是行不通的，中國行政法學界只能直面現(xiàn)實，構建自己的理論基礎。正是迫于這種理論困境的壓力，平衡論才應運而生?？梢哉f，平衡論的提出標志著中國行政法學界針對中國的實際，選擇了超越管理論與控權論的“第三條道路”。

熟悉平衡理論體系的人是不會提出“平衡論只是對管理論與控權論簡單折衷處理的產物”之質疑的。實際上，管理論與控權論作為兩種極端的理論模式，它們的價值取向、功能定位、動作機制、制度體系等都迥然不同，二者在理論模式上無法進行折衷、整合。平衡論之所以能超脫原有的理論困境，只能歸結為其理論框架的超越性，突破了管理論與控權論思維定勢，憑借全新的辯證思維來考察具有互動內傾的、對立統(tǒng)一的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形成自成一體的關于現(xiàn)代行政法的調整對象、價值目標、功能定位、運作機制、制度創(chuàng)設與變遷等的理論體系。由此可見，平衡論與管理論、控權論，可謂存有天壤之別。

四、平衡論的經濟維度：平衡論是否適合中國國情的市場模式？

質疑觀點：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推行的是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平衡論提倡在行政法內搞平衡，是一種不關心市場經濟的表現(xiàn)，置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于不顧。

毫無疑問，經濟是基礎，行政法必須面對經濟、適應經濟需求；

因此，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與經濟體制，就會有什么樣的行政理論基礎與行政法律制度體系。眾所周知，平衡論一直關注市場經濟，并依據(jù)經濟規(guī)律構建其理論模型。平衡論的經濟維度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

順應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呼應“對策均衡論”的博弈主張。

（1）順應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

平衡論順應市場經濟的內在邏輯，主要表現(xiàn)為制約與激勵機制的構建。市場經濟是一種以理性開發(fā)能力為基礎的信息經濟。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們之所以愿意去努力發(fā)現(xiàn)信息、利用信息，可歸結為信息的回報性，此即市場背后的激勵。錢穎一教授認為，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區(qū)別不僅僅在于是否用價格實現(xiàn)資源配置，更本質的是激勵與約束機制的不同；簡單來說，市場經濟通過制度安排來給經濟主體提供強有力的激勵；同時它又對每一個經濟決策者產生約束，使得他要對自己的經濟決策后果負責，因此，現(xiàn)代市場經濟是一種法治經濟。法治的作用在于既約束政府又約束經濟人。據(jù)此，平衡論認為，現(xiàn)行行政法應該有助于政府與市場的“雙驅動”，現(xiàn)代行政法機制應由制約機制與激勵機制整合而成，以適應市場經濟之激勵與約束的制度化要求。由此可見，平衡法的制約與激勵機制，主要是對市場經濟的制約性與激勵性的積極回應，平衡法的既制約雙方、又激勵雙方的制度體系，有助于形成一個有活力、有效率、有秩序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鑒于此，質疑平衡論不關心市場經濟毫無根據(jù)。

（2）呼應“對策均衡論”的博弈主張。主張博弈的“對策均衡論”，以當今主流經濟學的姿態(tài)主導和預示著未來經濟學的發(fā)展和實踐。平衡論分享了“對策均衡論”的博弈主張，二者具有相容的內在機制。這既包括方法論上的共通性，也包括利益動機、行為環(huán)境、主體、行為等各種理論前提上的異曲同工：

第一，方法論。對策均衡論與平衡論都旨在通過對內在的經濟規(guī)律的認識，促成經濟主體行為更趨于理性。平衡論與對策均衡論所主張的博弈觀，其意義不僅在于通過博弈主體的討價還價以公平地分配利益，更在于通過雙方的真誠合作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利益。

第二，利益動機。主體行為直接取決于利益驅動。公益與私益的統(tǒng)一性是對策均衡論與平衡論的共同理論基石：利益對立性表現(xiàn)為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競爭性與斗爭性；利益統(tǒng)一性表現(xiàn)為雙方合作有利于利益增值。理性博弈既有助于節(jié)約因過度競爭導致的資源浪費，又有利于實現(xiàn)公、私益的“雙贏”。

第三，環(huán)境。任何主體都是一定環(huán)境之中的主體，主體的思維模式與行為模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環(huán)境的影響。因此，平衡論謀求行政權與相對方權利的結構性平衡，就必然要如同對策均衡論一樣關注環(huán)境與主體行為之間的函數(shù)關系。二者都持有一種與現(xiàn)實背景相對應的、涵義常新的、動態(tài)的均衡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