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思品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fā)現(xiàn)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思品論文范文第1篇

一、縱向與橫向結合?？v向，就是上級對學生思想品德教育、人才規(guī)格的基本任務和要求。橫向一是樹立身邊榜樣，即“關心集體”、“助人為樂”、“刻苦學習”、“拾金不昧”等學生模范；二是走向社會，請有特殊貢獻的優(yōu)秀青年、退伍軍人、老黨員、老干部向學生進行愛祖國、愛人民、愛家鄉(xiāng)教育。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使學生學有榜樣，從細小的心靈里孕育為祖國繁榮而發(fā)奮進取的良好品質。

二、家庭與學校結合。把兒童培養(yǎng)成祖國的棟梁之才是家長和教師的共同心愿。與家長密切配合可使班主任獲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其做法有三：1.揚長補短。

與家長談話在充分肯定學生成績的基礎上，指出存在的問題，以免傷害學生的自尊心和上進心。2.對品德較差的學生定期與家長聯(lián)系，不斷變換教育方法，做到因人施教。3.學期中間進行學生操行返家，廣泛征求家長意見。這樣家庭與學校密切配合，就能達到共同的教育目的。

三、課內與課外結合。小學的班主任肩負著既教知識又造就人才的雙重任務，因而在完成傳授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基礎上，結合教學內容使學生受到應有的思想教育，也是一條有效途徑。比如通過講《小珊迪》、《年關》等在學生中開展“三對比”，即新舊社會對比、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對比、我與舊中國、資本主義兒童對比，使兒童認識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在課外，設法為學生創(chuàng)造一 個良好的德育環(huán)境，結合兒童的愛好，通過演唱、跳舞等形式歌頌老前輩，歌頌社會主義祖國，歌頌英雄人物，使學生在歡樂中受到教育。

思品論文范文第2篇

思品課的教學不單是讓學生了解“是什么”，明白“為什么”，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怎樣觀點指導行動。

二、布置學生感興趣的課后作業(yè)導行

心理學研究表明：如果一個人對某一活動有濃厚的興趣，那么活動效率就越高，而且不易產生疲勞和負擔過重的感覺。我在探索導行途徑的實踐中，把興趣作為內在“激素”，讓學生在主動、愉快地完成課后作業(yè)中規(guī)范自己的行為，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如教《珍惜時間》一課后，我首先布置同學們把掌握的一些關于珍惜時間的格言或諺語制作成書簽，夾在自己的書本里，或送給同學、朋友，用來鞭策自己，也激勵他人珍惜時間，成為時間的主人。接著又展示自己制好的書簽，并介紹制作方法。同學們看到老師制作的書簽，產生了很大興趣，都想親手做一做。在下一節(jié)思品課中，他們都帶來了自己制作的小巧精致的書簽，或互相交換，或視為珍貴的禮物送給好朋友。這一完成作業(yè)的過程，就是課文內容深化、知識內化的過程，也是受教育的過程。

思品論文范文第3篇

下面就此試談幾點看法與同行商榷。

第一，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具有統(tǒng)一性。

首先，傳授知識的過程和思想品德教育過程共存在于教學過程。教學過程不僅要傳授知識，同時還要形成學生的道德品質和世界觀的基礎，以及促使學生的興趣、情感、意志、性格等的發(fā)展。知識是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思想品德是在認識過程中產生的對客觀事物的態(tài)度和形成的心理個性，兩者是同一事物的兩個側面。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在教學過程中統(tǒng)一，而實現(xiàn)學生身心全面發(fā)展。

其次，傳授知識過程與思想品德教育過程是相互滲透的。思想品德教育過程中要解決學生對客觀事物的態(tài)度問題，而態(tài)度問題的解決離不開學生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學生正是在認識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形成自己的態(tài)度；傳授知識過程中以什么樣的態(tài)度去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這就需要思想品德教育的保證。

傳授知識過程中滲透思想品德教育。任課教師要在傳授知識過程中，按各科自身的教學特點，自覺地、有意識地在課堂教學中滲透思想品德教育。培養(yǎng)學生良好的學習態(tài)度、學習習慣和良好的意志品格，使學生養(yǎng)成文明行為習慣。

思想品德教育過程浸透知識傳授。良好思想品德形成不能離開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

第二，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差異性。

首先，從二者形式而言，傳授知識是依據(jù)知識本身的系統(tǒng)性，結合學生思維發(fā)展程度、接受能力，使學生由淺到深、由簡到繁、由表及里地掌握知識的過程。

以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廣度與深度來判斷智育高低，具有相對穩(wěn)步發(fā)展屬性。

思想品德教育是道德認識、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為互相影響，互相促進，互相轉化的過程。四種基本因素的協(xié)調與平衡的過程意味著反復，思想品德教育過程中的反復是在新的基礎上進行的，思想品德教育具有反復屬性。

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共同存在于同一教學過程，但是，同一教學過程中的兩個不同側面并不是完全同步發(fā)展，往往出現(xiàn)“智高德劣”或“智低德優(yōu)”的現(xiàn)象。

其次，知識內容直接受生產力的制約，思想品德教育內容受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生產關系制約，反映統(tǒng)治階級的立場觀點，因此帶有一定的階級性。

第三，正確認識教育實踐中的一些問題。

在教育實踐中，有人認為“學生的知識學多了，自然明事理”。這種教學態(tài)度強調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的統(tǒng)一性，但是，傳授知識與思想品德教育還存在差異性。知、情、意三種因素可以在傳授知識的過程中實現(xiàn)，道德行為則要求進行行為訓練，一般內容包括：道德動機的激發(fā)，道德行為方式的掌握，道德行為習慣的養(yǎng)成，道德意志的培養(yǎng)?！皩W生的知識學多了，自然明事理”的錯誤認識片面夸大思想品德結構中的道德認識，抹煞了道德為行訓練的作用，教育結果往往出現(xiàn)言行脫節(jié)，道理會講，但實際道德行為沒有。

思品論文范文第4篇

一個人思想品德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連續(xù)的過程，它是在家庭、學校、社會等多方面的影響下形成的。在人的思想品德不具備獨立性特點以前，其接受各方面的影響有明顯的不同：年齡越小，家庭影響作用越大；年齡越大，社會影響作用越大。在整個教育過程中，學校教育應起主導作用，而學校教育影響作用的大小，關鍵在于學校的思想品德教育工作能不能適應不同年齡階段學生的身心特點。只有根據(jù)不同年齡階段學生的特點，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有步驟、有計劃地進行，學校教育的影響才能在學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多方面影響中起主導作用。

因此，應根據(jù)思想品德形成的特點，采取各種有效的方法對學生進行長期而又艱辛的思想品德教育。就初中學生而言，在教育過程中，他們較易于接受正面意見和出自關心的個別交談。不負責任，歪曲事實，甚至懷有惡意的言論，是不會起到好的反饋作用的。有些教師在教育學生時，如學生不聽他的規(guī)勸或未按其意愿行事則視之為叛逆者，覺得朽木不可雕也！于是進行“告狀式”家訪。在家訪中，有些家長是向來嬌慣自己子女的，為了應付，表面上唯唯諾諾，而事后卻聽之任之；有的家長則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孩子慘遭皮肉之苦。前者是學生對老師的教育置若罔聞，后者則是學生覺得天底下再也沒有關心自己的人了，于是“破罐子破摔”。上述這兩種情況都有可能導致學生走上邪道。我們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特點和人格，因此，教師在教育學生時不能把學生看成只是接受說教的容器，把學生當成被管制和壓服的奴隸。在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時，只有在尊重學生人格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交流思想，才能把自己的要求變?yōu)閷W生的自覺行動。

教師在教育過程中要從學生的實際出發(fā)，對每一個學生，每一件事情都要堅持全面了解。要做到理智地、客觀地分析，特別是在學生犯錯誤時更要理智行事，要學會“冷處理”，力防主觀臆測，感情用事，或流于形式走過場，否則就會給以后的教育工作帶來意想不到的難度或麻煩。教育工作本身就是一項極其細致而又復雜的工作，因為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中，人的思想可算是最復雜的事物了。教育工作者的工作之一就是通過教育使學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教育工作具有細微性、復雜性的特點。因此，教師對學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必須是細致的——能夠知情；深入的——能夠入心；有針對性的——能一把鑰匙開一把鎖，而不應該草率行事，急于求成，更不應該魯莽粗暴，意氣用事。在整個思想品德的教育過程中，教師是主導，學生是主體，兩者都應該積極參與。

兩者的積極參與是進行思想品德教育的必備條件。而要保證兩者的積極參與，就要求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堅持師生心理相容的原則，即教師和學生要有共同的目的要求，要有融洽的情感，要能互相理解和信任。要做到這一點，教師應當做好如下工作：

其一，教師既要做學生的良師，又要做學生的益友，建立民主、平等的師生關系；

其二，教師必須利用一切機會深入到學生中去，及時掌握學生的情況，善于體會學生細微變化的心理因素，根據(jù)學生的具體情況進行啟發(fā)教育；

其三，教師要善于根據(jù)學生的不同水平，不同情況，點燃起內心的希望之火，使之總是充滿信心地面對生活；

其四，教師在進行工作時，要有機動性和分寸感，要珍惜并不斷加強已經建立的信任感和情感聯(lián)系。只有正確認識教師與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地位，堅持師生心理相容的原則，才能保證教育工作的正常進行和達到預期目標。

思品論文范文第5篇

市場化進程中經濟倫理的“脫嵌”

從后果是否可預期性這個維度來看，食品安全問題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后果無法預期的，例如轉基因食品，這種技術創(chuàng)新到底是人類的福音還是災難，目前下結論還尚早，因而這種技術所帶來的后果可以說非預期的;另一類屬于后果是可預期的。我國近期所發(fā)生的大量有毒或者指標超標食品安全事件大都屬于后者。與非預期的食品安全事件相比，所謂可預期的食品安全事件，意即作為食品的生產商以及相關的責任單位(如技術鑒定單位、監(jiān)管部門等)能夠預期到這種不安全的食品投放到市場之后的后果，但是仍然利用信息的不對稱，或者是出于利益、政績等因素而放松監(jiān)管，讓問題食品流向市場，最終損害消費者的健康和安全。值得關注的是，表面上看，企業(yè)、商家為了牟取利益，通過使用不合格原料、添加不宜的防腐劑等方式最終讓問題食品流向市場，但是我們知道這和市場上充斥的一般的假冒偽劣產品不同，一般的問題商品往往會造成消費者經濟上的損失，而問題食品除了給消費者帶來經濟損失外，還意味著對消費者健康權利甚至生命權的侵害和剝奪。如果商家以及相關的責任單位能意識到上述后果，并站在潛在受害的消費者角度換位思考的話，在考慮相關的“成本－收益”之外，還應該自覺引入倫理的考慮，即他們應該意識到生產食品的目的不僅僅是一種經濟行為，同時還是一種倫理行為，即作為食品企業(yè)應該提供健康和安全的食品，這是必須遵循的道義行為，也是必須恪守的一種底線倫理，而生產和提供不健康和有毒食品顯然有悖于這種倫理底線。經濟行為中的倫理考量顯然正是經濟倫理學的重要議題，阿瑪?shù)賮?#8226;森曾一般化地提出“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認為這盡管并不能隨意消除社會成就評價中的隨意性缺陷，但是它可以使社會成就的評價更具富倫理性，而且必須使用更廣泛的論點和觀點來判斷什么是對“個人有益的東西?！保?］(P10)市場本身受“看不見的手”的指引，是不講道德的，不會具有倫理偏好的，“帕累托最佳值只能定義經濟學的最佳值，但卻不能定義社會的或倫理學的最佳值”［3］(P35);“資本主義是一種自由和工作的倫理，作為經濟協(xié)調的形式，它自己本身是不能創(chuàng)造和保持這種倫理的，”［3］(P60)但是不講法治和倫理的市場是經不起重復博弈的，也無法建立起可持續(xù)的市場交易秩序。事實上，作為一種可持續(xù)的市場經濟制度，除了具備相應的法治條件，還應該需要相應的倫理基礎。正如美國倫理學家R．T．諾蘭在《倫理學與現(xiàn)實生活》一書中曾指出的:“每一種經濟制度都有自己的道德基礎，或至少有自己的道德含義?！保?］(P324)西方的市場經濟體系盡管并不完美，但是迄今為止仍然是一種高效運轉的制度，并且總體上并沒有失范，這應該歸功于市場經濟背后的倫理基礎和法治條件，甚至有學者認為正是來自希臘的理性精神、希伯萊的宗教情懷以及古羅馬法律文化的注入，才導致西方的市場經濟仍然有序運行。對于市場經濟的運行，倫理相比于法律，是更為基礎性的東西，因為如果只強調法律的外在監(jiān)督，而忽視經濟倫理的內在理念的培育，“這種基于計算的信任和依靠外在監(jiān)督的法律會最終導致了商業(yè)機會主義盛行”［5］(P281)。一種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是諾斯所謂的“意識形態(tài)”，和法律的強制性措施不同，經濟倫理必須是“對相互權利的尊重，是一種內在監(jiān)督，通過它可以形成一種有效的內在約束，以便防止各種損人利己行為的發(fā)生”［5］(P283)。法律的外在約束固然能具有一定的制約性，但“本身不可能創(chuàng)造一個有意義的價值系統(tǒng)，倫理這一外在的價值體系卻可以通過價值內化形成一種內在的約束系統(tǒng)，從而使人們在遵從行為規(guī)范的同時懂得它的價值或意義”［5］(P288－289)。市場經濟的運行需要一定的倫理基礎，也需要眾多利益共同體達成倫理共識。一種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不僅可以帶來經濟意義上的節(jié)約交易成本，而且是市場經濟制度健康運行的基礎性秩序。在論述經濟倫理和資本主義的親和性關系時，韋伯認為，新教倫理的偉大之處，“在于沖破了氏族的紐帶，建立起信仰共同體與一種共同的生活倫理，它優(yōu)越于血緣共同體，甚至很大程度上與家庭相對立”［6］(P266)，按照韋伯的闡釋，正是這種具備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才生成了資本主義，而市場經濟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要素。當然，這不意味著市場經濟僅僅只有新教倫理能充當倫理基礎，而只是說，市場經濟制度離不開經濟倫理的支持，從事實上來看，西方市場經濟制度運行有序的國家，除了宗教倫理的傳統(tǒng)，還有來自無神論基礎上形成的倫理共識。而我國食品安全問題恰恰透露出來我國市場化進程中尚未形成一種適應市場體制的普遍主義經濟倫理，出現(xiàn)了經濟倫理的“脫嵌”現(xiàn)象?！懊撉丁备拍顏碜杂诓ㄌm尼［7］。在波蘭尼看來，市場以及經濟系統(tǒng)都是從社會、文化系統(tǒng)中孕育而來，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高度“嵌入”于社會中的，“(市場)在社會和文化標準中被置入的程度，社會和文化的副條件(價格系統(tǒng)就在這些條件下運行)的規(guī)模，在傳統(tǒng)社會中均高于現(xiàn)代社會。”［3］(P8)隨著資本主義的到來，經濟才從社會中不斷分離出來，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脫嵌”現(xiàn)象，而經濟倫理的缺失顯然是這種“脫嵌”癥狀的表征之一。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其實并不缺乏諸如“誠信經營、童叟無欺”這樣的經濟倫理，但一方面由于我國在歷史傳統(tǒng)上重農抑商，并沒有形成普遍主義的經濟倫理，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倫理長期對應于鄉(xiāng)土中國的熟人社會，在引進市場經濟之后，對于急劇變革的市場轉型和社會流動，傳統(tǒng)熟人社會結構中孕育出來的經濟倫理無法與之匹配，導致舶來的市場經濟缺乏了倫理共識和倫理基礎，轉型以來的食品安全問題正是與此有關。

經濟倫理缺失的微觀視角:從企業(yè)到政府

近期國家質檢總局對食品安全的網(wǎng)上調查結果顯示:在“對當前食品安全形勢的看法”這一題項中選擇“問題太多，令人失望”的達51．36%，在“造成目前食品安全問題的主要原因”這一題項中，選擇“不法食品生產加工企業(yè)和個人利欲熏心”的占29．91%，選擇“對失信企業(yè)和個人的懲罰力度不夠”的占30．22%，選擇“執(zhí)法部門監(jiān)管力度不夠”的則占34．62%。［8］(P10)上述調研數(shù)據(jù)一方面反映出消費者對于當前食品安全的不滿意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消費者認為造成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是企業(yè)和相關的監(jiān)管部門，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追問，為什么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有這么多的企業(yè)供給問題食品?相關的責任部門為什么監(jiān)管乏力?事實上經濟倫理的缺失是一個潛在的重要因素，我們可以從企業(yè)責任倫理以及相關的監(jiān)管部門行政倫理的缺失這兩個視角進一步加以剖析。首先食品企業(yè)缺乏對消費者健康和安全權益尊重的責任倫理。食品安全問題是在中國市場化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發(fā)生的，食品安全問題甚至在有法可依的情形下仍然頻繁發(fā)生，愈益凸顯出經濟轉軌中的倫理緊張。具體而言，經濟倫理并不是抽象的，而且發(fā)生在具體的實踐中，在食品安全的諸多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由于企業(yè)缺少責任倫理，企業(yè)實施機會主義，越過法律底線乃至倫理底線，嚴重損害了消費者權益。企業(yè)如果是通過技術改進等方式來降低成本、追逐利益，這本無可非議，這不僅有利于企業(yè)，也有利于環(huán)境和社會，會帶來雙贏和多贏的局面。問題在于，很多企業(yè)為了在市場中獲得競爭優(yōu)勢，通過損害消費者權益的方式來提高收益。偶發(fā)性的食品安全問題，我們可以訴諸于個別企業(yè)或者商人的個體道德品質問題，普遍性的食品安全問題已折射出我們目前的市場經濟制度出現(xiàn)了經濟倫理的缺失現(xiàn)象，這種缺失首先表征為企業(yè)責任倫理的缺失，正如理查德•狄喬治所注意到的:“自由企業(yè)的惡，隨資本到中國也會發(fā)生”［9］(P1)。其次還表現(xiàn)為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行政倫理的缺失。一般意義上，行政倫理作為行政管理領域中的一種角色倫理，主要是人們關于行政活動對錯的判斷過程以及判斷的理由，涉及行政主體行為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的一種判斷，即領導決策執(zhí)行等行政管理活動的合法性問題。行政倫理和廣義上的經濟倫理是一種交叉關系，政府以及一些執(zhí)法部門在對經濟活動的監(jiān)管時也需要一定的倫理判斷，這不僅涉及到行政倫理，也和經濟倫理相關。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的涌現(xiàn)，除了食品企業(yè)沒有履行相應的倫理責任，政府以及相關職能部門也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三鹿事件中，我們能看到地方政府及相關的職能部門不僅放松了日常的市場監(jiān)管，而且在事發(fā)之后仍然考慮的GDP優(yōu)先原則和地方、部門利益，喪失了公共部門應有的倫理判斷，更沒有履行起相應的職責。應該說，這種行政倫理的缺失有著深刻的背景。在中國市場化推進過程中，政府及監(jiān)管部門受到經濟理性的裹挾，一味追求GDP，在日常管理中放松對食品安全、環(huán)境安全、生態(tài)安全的警惕，不再擔當公眾利益的保護人，而往往成了一些利益集團的庇護者。而按照公共經濟學的解釋，政府部門其實也是“經濟人”，有著自己的利益訴求，只不過在選舉制國家，政府官員為了爭取更多的選票，必須要考慮到公眾利益，所以在日常行動和行政決策中不能違背基本的行政倫理。而在我國當前，我們看到是另一種情形。消費者投訴之后，一些地方政府以及衛(wèi)生部門借口各種理由，如以質監(jiān)部門正在調查加以搪塞、加以推諉，“出了問題之后，這些部門互相扯皮，推卸責任，……一碰到有利益的事情這些部門都要管，一碰到沒有利益的就會把問題踢來踢去?！保?0］正是由于在市場化進程中地方政府以及相關的職能部門一味追求GDP，形成了“逐利化”傾向，同時在這種行為的背后又缺乏一定行政倫理以及經濟倫理的制約，以至于這些部門并沒有結成一道道防護閥，一些相關的法律法規(guī)也難以真正落實。